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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新冠疫情下的世界体系划分 -- 范进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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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出自先秦《荡》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皇帝骄纵又放荡(荡荡:放荡不守法制的样子),他是下民的君王(辟bì:君王)。皇帝贪心又暴虐(疾威:暴虐),政令邪僻太反常。上天生养众百姓(烝:众),政令无信尽撒谎(谌chén:诚信)。万事开头讲得好,很少能有好收场(鲜xiǎn:少;克:能)。】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

        【文王开口叹声长(咨:感叹声),叹你殷商末代王(女rǔ:汝)!多少凶暴强横贼(曾是:怎么这样;彊御:强横凶暴),敲骨吸髓又贪赃(掊póu克:聚敛搜括),窃据高位享厚禄,有权有势太猖狂(服:任)。天降这些不法臣(滔:通“慆”,放纵不法),助长国王逞强梁(兴:助长;力:努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彊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你任善良以职位(而:尔,你;秉:任用;义类:善类),凶暴奸臣心怏怏(怼duì:怨恨)。面进谗言来诽谤,强横窃据朝廷上(寇攘:像盗寇一样掠取;式内:在朝廷内)。诅咒贤臣害忠良(侯:于是;作、祝:诅咒),没完没了造祸殃(届:尽;究:穷)。】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跋扈天下太狂妄(炰烋páo xiào:同“咆哮”),却把恶人当忠良。知人之明你没有,不知叛臣结朋党(无背无侧:不知有人背叛、反侧)。知人之明你没有,不知公卿谁能当(陪:指辅佐之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上天未让你酗酒(湎miǎn:沉迷)。也未让你用匪帮(从:听从;式:任用)。礼节举止全不顾(愆qiān:过错;止:容止),没日没夜灌黄汤。狂呼乱叫不像样(式:语助词),日夜颠倒政事荒。】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百姓悲叹如蝉鸣(蜩tiáo:蝉;螗:又叫蝘,一种蝉),恰如落进沸水汤。大小事儿都不济(丧:败亡),你却还是老模样(由行:学老样)。全国人民怒气生(奰bì:愤怒),怒火蔓延到远方(覃:延及;鬼方:指远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不是皇帝心不好(时:善),是你不守旧规章(典刑:同“典型”,指旧的典章法规)。虽然身边没老臣,还有成法可依傍。这样不听人劝告,命将转移国将亡。】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古人有话不可忘:“大树拔倒根出土(颠沛:跌仆,此指树木倒下;揭:举,此指树根翻出),枝叶虽然暂不伤,树根已坏难久长(本:根;拨:败)”。殷商镜子并不远,应知夏桀啥下场(后:君主)。】

        附注:上帝 -> 皇帝 (联想“川皇”),比如:“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 - 与其说川皇不善,不如说他没规矩。

        通宝推:纳米小洞儿,桥上,
      • 家园 借个地方,留下点爪子

        写在前面的话

        疫情期间,去年和楼主等讨论汇总的资料遗失曾经甚为可惜。文字去年曾经三易其稿,内容是秦汉时代终结和希罗时代的结束。题目太大,且当时看起来全球化体系并不随着中美贸易战而衰落并呈现越过美国体制向大陆岛纵深挺进的格局变化。所以写到初稿,觉得写一篇可能一辈子只有小圈子会关心的文字有点多余。但是,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击败流行病和所谓历史已经不可逆的想当然有多可笑。但是,那时候找不到曾经的记录与积累感到惋惜。直到三天前,复原部分系统资源中找回来大部分记录,想以此纪念这个时刻。就像西西河里一个网友和我说的那样,他说不要再说见证历史了,我们自己就是历史本身。

        这是个难以驾驭的话题几易其稿后发现,任何宏大叙述我们熟悉的所有历史经验的终结,如果不是这次疫情都会被各色专家打脸。如果不是新冠击溃我们曾经的自以为是,这篇文字也许余生都不会公开。有不少人说,现在堪比萧条,也许有点类似。但是大萧条也没有今天这样全球范围中断人员的流动。甚至,当欧洲开始出现全面退回中世纪组织状态的时候,美国公开的分裂不可避免影响我们这个与世界利益格局紧密关系的国家内部再分配的过程中。各主要国家的彼此闭关锁国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什么事后诸葛亮。无论在描述什么时代的终结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各主要国家开始逆全球化组织返祖。那是中世纪的行业自治,是士绅社会的皇权不下乡,是西部世界的持枪行商甚至是重新发放劫掠许可的重归海盗开拓时代。这些哪怕会横行一时甚至我们的余生,但是终究会他们昙花一现的历史中转瞬一世。这篇文字不过是,是在阐述我这样坚定的东西来源为何。也因为叙述的内容过于宏大,难免错漏百出,所以仅为个人在时间中留下的爪子,勿怪

        一,

        有人曾经这样划分人类的时代,蛮荒与神话时代,哲学时代与现代。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这个被人调侃为伪装成国家的文明。我是唯一保留从蛮荒到现代完整痕迹的国家。而秦汉的体制创设,经历两千人年农耕时代的精耕细作,我们创设了精致到无以复加的文明体系。以至于我们在近现代所谓百年国耻中,走向全面西化的同时。本土文明在每个历史转折点都呈现周期性的全面反扑。秦汉时代的结束,一开始试图从财税与对应的政治体系的角度阐述现代信息社会基于郡县制的政治与财税安排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中国自身的实际需求。这种需求在支付宝里,在团购中,在无时无刻的被低头族支配的电子消费里。也不可避免体现在,虚拟网络在实体社会的融合。那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作为历史一部分默契。

        希腊罗马话题源于去年和西西河一个大V的讨论,因为没获得他的许可这里匿名。这里引用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外古今国家兴衰维系在财政。而罗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体制。他接着说,罗马--七丘之城(他本人很厌恶过于修饰的语言,因此转述本身我添加了个人风格),由于地形本身并不适宜早期人类社会聚居。因此聚集在此成为群落的社会,从一开始就依赖分账的同盟体系。他原话就是,一群山贼怎么坐下来讨论出去抢。这是古代地中海社会甚至整个古代世界中唯一一个不依赖血缘维系国家存续,并能持续扩张的文明体系与霸权帝国。所谓希罗体系,就是希腊理论与罗马实践下的当代世界体系。

        哲学时代的中国,在秦汉郡县制构建了从华夷之别的集体认同到内圣外王世界观下的大一统格局。法家提出了法势术之别,辩证统一到确立汉族大致疆域的汉唐之风重外王,穷尽国力的边际,用人不拘泥君子小人,故汉独以强亡,唐在临终前一样拖死周边回鹘与吐蕃两大全盛帝国。这挣的是一口气。而孔孟之争,其下兼并百家中内圣外王割裂下对应外王的内圣的孟轲。成就了,天人感应对绝对君权的抑制,乃至两宋的文物鼎盛,明清的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同选择。其利,在巩固基本维系以大一统,其弊在秦汉之后直到满清重新以王霸道对外开拓疆域对内完成二次胡服骑射。今天中国得以在几乎所有陆地疆域控制地理制高点,清承明制有所开拓,尽管有近现代百年国耻。终究是在两宋与明构建的过于精致的农耕体系开打了一条缝。这条缝隙最终,在百年救亡图存运动中,以历史与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为结果缔造了有别与秦汉了以来的那个中国,进入现代。

        而罗马,其体系强在构建一套能让体系内充分服从利益安排的同盟机制。这套机制与其说希腊理论罗马实践,不如说希腊开创与罗马务实中幸存者汲取经验与教训最终缔结的对外扩张同盟。其稳定基于法学构建中的几乎恒定的阶层利益分配。纵观当今自诩新罗马的美帝,其社会各群体实际可以与构建罗马体制的部落联盟大会对应。当帝国全面扩张,快速复制同盟机制是希罗体制的绝对优势。但是当帝国扩张到极致,当卡里古拉给予罗马全境公民权后。类似今天的美国,帝国对内失去了自我识别的集体身份忙,对外丧失持续扩张的内在动力后。财政随着各种经济规律,在锁死的再分配中枯竭。财政枯竭后,联盟一旦解体就不可重建。兴于同盟,而亡于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的当下。

        故本文初衷,是在于今天中国打破内圣外王自负中努力学习西方经验如何汲取希罗同盟结构的优点进而结合中国自身稳定结构的经验打破今天在历史终结中故步自封的西方文明束缚。在新技术平台尝试构建满足发展与稳定的平衡。为自己也为世界的未来做一点小小尝试。

        二,

        待续

        通宝推:再出发,舞动人生,默默,假设,领班军机,醉寺,chuchong,梓童,陈王奋起,桥上,朴石,SkyWalkerJ,范进中举,唐家山,脑袋,青颍路,本嘉明,花差花差农民,旧时月色,心有戚戚,
        • 家园 【补充】《卢比孔河》中有一段描述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世纪里

          的困扰和纠结。罗马经常被社会变革的要求所困扰

          替换罗马人不因新奇本身而接受新奇之事,只是在披上神的愿望或古老传统的外衣后,他们才得到罗马人的赞同。这就是罗马的实用主义,保守性与灵活性并存。保留那些已经证明有效的制度;修正那些失败的:即使是显得多余的地方,罗马人也会郑重其事的保存着------或许以后有用。

          共和国既是一个新建的工地,也在后院收藏着大量过时的“破烂”。他的明天就建造在混乱的过去中。

          “历史转折”个这个说着看着都好似流云,其中的凶险怕是只有圣人和傻子才能安然处之。

          书中说“罗马的明天建造在混乱的过去”,新时代模糊与未知

          的救命稻草或许就在 我们自己后院“收藏的那些,郑重其事保存的那些”破烂” 中。

        • 家园 不白读。

          写在前面的话

          疫情期间,去年和楼主等网友讨论汇总的资料遗失,甚为可惜。其中文字去年三易其稿,内容是秦汉时代终结和希罗时代的结束。

          题目太大,且当时看起来全球化体系并不随着中美贸易战而衰落,并呈现越过美国体制向大陆岛纵深挺进的格局变化。所以写到初稿,觉得写一篇可能一辈子只有小圈子会关心的文字有点多余。

          但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知道,人类击败流行病和所谓历史已经不可逆的想当然有多可笑。

          我一直为找不到曾经的记录与积累感到惋惜。直到三天前,复原部分系统资源,找回来大部分记录,以此纪念这个时刻。

          就像西西河里一个网友和我说的那样,他说不要再说见证历史了,我们自己就是历史本身。

          这是个难以驾驭的话题。几易其稿后发现,任何宏大叙述我们熟悉的所有历史经验的终结,如果不是这次疫情,都会被各色专家打脸。

          如果不是新冠击溃我们曾经的自以为是,这篇文字也许余生都不会公开。

          不少人说,现在堪比萧条,也许有点类似。但是大萧条也没有今天这样全球范围中断人员的流动。甚至,当欧洲开始出现全面退回中世纪组织状态的时候,美国公开的分裂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这个与世界利益格局紧密关系的国家——内部再分配的进程。

          各主要国家的彼此闭关锁国已经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什么事后诸葛亮。

          无论在描述什么时代的终结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各主要国家开始逆全球化组织返祖。那是中世纪的行业自治,是士绅社会的皇权不下乡,是西部世界的持枪行商,甚至是重新发放劫掠许可的重归海盗开拓时代。

          这些事件哪怕会横行一时,甚至波及我们的余生,但是终究会在他们昙花一现的历史中转瞬而逝。

          这篇文字不过是在阐述:我这样坚定的东西来源为何。也因为叙述的内容过于宏大,难免错漏百出,所以仅为个人在时间长河中留下的爪痕,勿怪。

          有人曾经这样划分人类的时代:蛮荒与神话时代、哲学时代与现代。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这个被人调侃为“伪装成国家的文明”,是唯一保留从蛮荒到现代完整痕迹的国家。

          秦汉的体制创设,经历两千人年农耕时代的精耕细作,我们创造和设计了精致到无以复加的文明体系。以至于我们在近现代所谓百年国耻中,走向全面西化的同时,本土文明在每个历史转折点,都呈现周期性的全面反扑。

          秦汉时代的结束,一开始试图从财税与对应的政治体系的角度,阐述现代信息社会基于郡县制的政治与财税安排,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中国自身的实际需求。

          这种需求在支付宝里,在团购中,在无时无刻的被低头族支配的电子消费里。也不可避免体现在虚拟网络在实体社会的融合。那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作为历史一部分的默契。

          希腊罗马话题源于去年和西西河一位大V的讨论,因为没获得他的许可,这里匿名。

          这里引用他的观点:中外古今国家兴衰维系在财政。而罗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体制。

          他接着说,罗马——七丘之城(他本人很厌恶过于修饰的语言,因此转述本身我添加了个人风格),由于地形本身并不适宜早期人类社会聚居,因此聚集在此成为群落的社会,从一开始就依赖分账的同盟体系。

          他原话就是:一群山贼怎么坐下来讨论出去抢。这是古代地中海社会,甚至整个古代世界中,唯一一个不依赖血缘维系国家存续,并能持续扩张的文明体系与霸权帝国。

          所谓希罗体系,就是希腊理论与罗马实践下的当代世界体系。

          哲学时代的中国,以秦汉郡县制构建了从华夷之别的集体认同,到内圣外王世界观下的大一统格局。法家提出了法势术之别,辩证统一到确立汉族大致疆域的汉唐之风重外王,穷尽国力的边际。用人不拘泥君子小人,故汉独以强亡。唐在临终前,一样拖死周边回鹘与吐蕃两大全盛帝国。这争的是一口气。

          而孔孟之争,其下兼并百家中内圣外王割裂之下,对应外王的内圣的孟轲,成就了“天人感应”对“绝对君权”的抑制,乃至两宋的文物鼎盛,以及明清的皇权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不同选择。

          其利,在巩固基本,维系以大一统。

          其弊,在秦汉之后,直到满清重新以王霸道对外开拓疆域,对内完成二次胡服骑射。

          今天中国得以在几乎所有陆地疆域,控制地理制高点。

          清承明制有所开拓,尽管有近现代百年国耻,终究在宋明构建的过于精致的农耕体系内,开打了一条缝。这条缝隙最终在百年救亡图存运动中,以历史与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为结果,缔造了有别与秦汉以来的那个中国,进入现代。

          而罗马,其体系强在:构建一套能让体系内充分服从利益安排的同盟机制。这套机制与其说是希腊理论罗马实践,不如说希腊开创与罗马务实中,幸存者汲取经验与教训最终缔结的对外扩张同盟。其稳定基于法学构建中,几乎恒定的阶层利益分配。

          纵观当今自诩新罗马的美帝,其社会各群体,实际可以与构建罗马体制的部落联盟大会对应。

          当帝国全面扩张,快速复制同盟机制是希罗体制的绝对优势。但是当帝国扩张到极致,当卡里古拉给予罗马全境公民权后,类似今天的美国,帝国对内失去了自我识别的集体身份,对外丧失持续扩张的内在动力后,财政随着各种经济规律,在锁死的再分配中枯竭。

          财政枯竭后,联盟一旦解体就不可重建。

          兴于同盟,而亡于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的当下。

          故本文初衷,在于今天中国打破内圣外王的自负中,努力学习西方经验。如何汲取希罗同盟结构的优点,进而结合中国自身稳定结构的经验,以打破今天在历史终结中,故步自封的西方文明束缚。通过新技术平台,尝试构建满足发展与稳定的平衡。

          为自己,也为世界的未来做一点小小尝试。

        • 家园 二,

          二,

          写在前面的话

          这篇是整理有关初稿加上在本周末和朋友临时碰头后的讨论内容。从初稿我试图从写出历史比较中对比的平衡感,但是中国历代财税我资料积累多,取材也因为新冠带来的时代拐点有了更多感触。因此能写的地方可大可小,可宏观可细。但是到罗马财政这块,不要说挂一漏万,就是能与我能选择的材料与打磨的心得比较中国部分,对抗比较中的平衡基本无从谈起。希望以后的琢磨中能填补这个遗憾。

          还是引用一个已经吵翻了朋友的观点来开篇,他的观点是观念史观决定观念,观念决定史观而史观决定你对材料的取舍。因此,任何一部历史书,都是价值观取舍的产物,不存在主观上的中立。

          说到经济,实际是一个近现代观念。而在今天通行的古代史观中,近现代的经济范畴中的核心比如成本利润及其相关并不存在古代世界大多数时间。但是,从顾准的希腊罗马史观影响下的中国学人观点,我们说的古希腊罗马尤其是本段落提及的经济范畴下的罗马商品经济范畴,请关注本系列的河友从从到尾都不要忽视,我无论说秦汉或者希罗都是从秦汉现代性与希罗现代性的角度出发来阐述这样的观点。新技术时代下,尤其是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中体现旺盛生命力的当前时代,秦汉时代构建的郡县制与希腊罗马体系延伸出的现代条约国家体系为什么必然终结。

          秦汉的现代性,恰好因为一个朋友从事秦汉竹简整理过程中的阐述不久后。福山的新书,也直接导出这个观点。接下来的叙述中,从现代经济观点去构架一部中国秦汉以来财政史梗概个中错漏还请谅解。

          承接第一篇的哲学时代视角,中国文明的早熟在我眼里基于维持大一统的郡县机制。从郡县机制延伸出的围绕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财税变迁。这里先要补充的部分是,承接商鞅变法以降确立的耕战国家治理核心理念。到中国古代扩张第一波扩张周期结束前,所谓财政变迁,无不围绕足兵足食展开。看到这里还请在后面的文字中不断比照前面观念部分中秦汉的现代性与古代史观非现代经济特种的部分来切入。我这里作为财政史观切分的两个拐点,简述如下。中晚唐时期的杨炎两税制与千年之后的雍正财税改革。(梗概写与正文,细节叙述在篇后,因为涉及内容极多,写在正文容易跑题)从大结构叙事中稍微在秦汉之前的财税内容可以延伸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围绕贵族与王族共治前提当下的军事分封等级制度。既,封建采邑制度中经济利益与军事动员能力的挂钩。秦汉的郡县制,终结的是秦朝之前的贵族分封制度下,围绕封建皇权集中的不只是军事动员的能力还有相关支撑军事动员下的财税再分配能力。其实到杨炎两税制改革之前,无论军政财税怎么调整机制,基本围绕着全国户籍制度体现的生产能力来完成再分配。大白话就是,按照人头与挂钩人头的土地产出安排赋税兵役与徭役。而导致裴炎的两税制改革,这里简述为安史之乱后全国人口迁徙下,捆绑户籍的府兵制彻底瓦解。由于大量逃籍人口的存在,两税制改革开始在此后千年走向根据预估郡县安排下的各行政单位配置财税再分配。这里插一个话题并在后面附篇部分将要从细节展开的部分。有明一代,从朱元璋开国到朱棣调整,延续元代开始的对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打压。尽管在朱瞻基时代,基于缓和帝国内部矛盾的需要把江南各省税收从帝国税收总比例的40%降到25%。即使如此受益于工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扩张时期,宣德时代十年间每年财税能保持10%的递增速度,不要说在中国财政历史罕见在古代世界财政历史上也不多见。要知道伊丽莎白时代之后,英国财政百年间增速也不过维持在1%与2之间。这里举明朝的例子,就是在说裴炎两税制的特点。到清代中期,基于此前历史积累的财税经历代博弈早已问题重重。加上,到雍正朝当时围绕中国国防动员的需求雍正改革的核心之一摊丁入亩官绅一体交纳税负就是在两税制基础上加征人头税。这个机制,延续至今直到本届政府重启两税制再分配安排。对应,是信息时代下人口迁徙中原有基于固定户籍的财税安排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当下又恰逢新冠冲击下加速了世界再分配格局的进程。围绕财税核心的再分配改革, 正在当下。

          本篇说的罗马是指在三次布匿战争中胜出后的罗马一直到五贤帝时代的终结这段罗马全盛时代。话说,在三次布匿战争期间对那之后的罗马,开了两个先河,一个设置西西里行省开创了新治理模式。另一个,是打破罗马传统在三次马其顿战争后兼并马其顿把马其顿确立为后面罗马通行的行省治理模式的滥觞。两件事看起来是一件事,建立行省制度。但是两件事微妙区别在于,前者还是罗马此前古老共和国体制的衍生与个,而后者是打破传统习俗开了制度创新的先河。在《罗马帝国主义》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在最初的马其顿征服战争前,由于当时的罗马并没有立法约定以小自耕农为主要兵源的罗马共和国在自身安全需要之外为他国打仗。但是因为历史积累中罗马有同盟受到威胁的战争义务。因此,此前罗马在基于自身安全外作战,只有对应盟友的威胁是合法的开战理由。而为了对马其顿开战,大西庇阿巧妙利用当时罗马词汇中盟友和朋友的模糊边界。在马其顿展开罗马第一次非基于自身与同盟安全需要的征服战争。

          话说,大西庇阿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和围绕财政话题的罗马有何关联。这关联,恰恰是决定性的甚至对我们今天的世界同样有着借鉴意义。之前提过,罗马第一个创设行省制度的是西西里,随后在征服迦太基的战争中西班牙和其他部分地区陆续建设为行省。由于行省境内多数居民并不自动享有罗马公民权,而作为行省最高负责人的总督可以在自行享有治安与作战等动员权力中拥有对战利品的支配权。这种权力往往使得罗马行省总督成为一夜暴富的捷径。比如债台高筑的凯撒,就通过在高卢总督的统治期间在战争中获得巨额财富并掌握了忠诚于自己的军团最终走向权力巅峰的。好闲话少说,回到行省对罗马财政的影响。以西西里行省建立后为例,西西里行省在罗马总督支配之下后,骤然间罗马充斥的大量廉价(劫掠所得)谷物,这些廉价的谷物随着罗马的不断对外征服,最终导致罗马本地自耕农种植谷物无利可图。加上,海外征服的不断扩张,曾经以自耕农为核心兵源的罗马军制,在士兵海外长期作战中无法回家务农以及回家务农中因无利可图陷入债务恶心循环最终走向破产。而长期服役中产生的职业士兵与军官团,以及不断扩大的破产自耕农群体最终导致了马略改革的诞生。对应马略改革的滥觞,就起自大西庇阿为什么要开启新的对外战争的理由:巨大的战争红利。这些红利有多大,我现在手头的资料可做佐证的就有在奥古斯都时期铸币资料其中金币铸造数量是银币的一倍还多。如果没有可观的战利品做补充,我是不会相信罗马的金矿可以扩张到银矿数量倍数的地步的。

          从狭义的角度看罗马财政,就是说罗马的税收。这部分,无论是共和国时期还是罗马走向帝制的全盛时期。罗马公民承担的税务负担的确很少。共和国早期,罗马共和国公民税收一般除了基于土地的财产税外,就是对到特定年龄不婚男女(包括寡妇)征税,税务负担都是财产5%。此外,罗马公民要承担的税务义务就是俗称血税的兵役,还有类似我们徭役的各种服务公共设施的劳作。到罗马的海外扩张期,随着海外领地的增加以及罗马化在地中海各征服地区的推行。设置道路关卡征收税收就是一种通行的做法。同样,在输入罗马的重要口岸对输入商品征收关税以补贴罗马财政所用。而说到财政的大头,结合上一章节,到罗马帝国时期的全盛时代,罗马财政来源分别来自,罗马全境(包含亚平宁半岛罗马及其盟友领土),公共行省与归属皇帝的直属(征服)行省。行省扩张对全盛时期罗马重要,仅仅以凯撒时期为例,凯撒时期的平均国家岁入是尼禄时代覆灭后在战乱中重建罗马的弗拉维王朝平均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其中,在奥古斯都时期吞并的埃及及其东地中海行省功不可没。而埃及在之后一度供应了整个帝国80%的商品粮供应。对地中海各行省盘剥在罗马全盛时代财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到这里回到本篇正题也就是去年动写文字的初衷,从历代财政看国家文明兴衰。回到罗马的兴衰,我理解大致围绕财政有这样的脉络。在马略改革后,军队向职业化迈进。这种职业化在今天就是从募兵制改为佣兵制,这种制度对罗马后来的历史最大的改变就是军团士兵与军官的忠诚从对共和国转向发军饷的军团指挥官。那么在直到奥古斯都开启的帝制时代,靠军队拥戴登上权力巅峰的罗马皇帝们靠什么维持军阀不作乱。靠的是给予罗马士兵的优惠奖励。从土地到直接奖励金钱。(前三头同盟成立起因就是,罗马元老院多次拒绝给庞培的士兵优惠补偿方案有关法案的通过)前面提及皇帝的直属行省,其所得很大一部分就用于补偿老兵。这个策略直到五贤帝时代结束这个结束,后面会单独说。从马略苏拉滥觞,到前三头拥兵自重入主罗马政治中枢,最后以奥古斯都凭借武力开启罗马帝制时代。直到五贤帝时代的罗马全盛期,但凡有作为的罗马皇帝首先他是一个军头然后才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领袖。这样的格局,直到罗马帝国的覆灭都没有改变。

          最后写古罗马财政的破产,有人举卡拉卡拉给予罗马全境公民权例大意是当罗马全境获得公民权,那么愿意为获得罗马公民权而当兵的人骤然减少。进而导致蛮族当兵镇守边疆为惯例。一旦,罗马中央财政不足以支撑老兵的预期,从禁卫军频繁更换皇帝到边疆重将入主罗马。最终,罗马帝国的分裂在于在罗马全境能支付给老兵足够退役补偿或者能筹集支付这笔开支同时能贿买全罗马其他将军们的城市唯有罗马和君士坦丁。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在戴克里先遏制物价改革失败后,一度罗马的物价因为货币贬值上涨了1.5万倍。至此,罗马走向分裂已经无可挽回。而从五贤帝时期到罗马分裂中间的拐点,我能补充的是安东尼瘟疫对罗马盛世的直接打击。“安东尼瘟疫”是指在公元2世纪中期(公元164—180年),一起袭击了安东尼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伤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等多种瘟疫事件。传染病夺走了两位罗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维鲁斯(Lucius Verus),于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是他的继承人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做帝王做到180年,也因被传染难逃厄运。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四分之一。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罗马兵力。从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乃至发达国家的冲击看。安东尼瘟疫事件,不仅在于其蔓延至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各繁荣地区最终遍及罗马腹地。更在于,可以预见范围仅罗马境内因骤然间的人流物流的减少带来的经济损失。这里能插一句话的就是,最近有友人开始研究汉末大瘟疫方向的课题。因此,我们在前几年有关讨论中涉及这样一个话题:既丝绸之路因为安东尼大问题与汉末大瘟疫几乎同时重创东西方互为贸易终端的两个大帝国。其影响,引申出财政问题背后的下一个问题---政治资源再分配中的历史周期史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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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家园 二,附录部分 2)

            2) 中国历史插话

            这篇内容是意外之得,上午自己的讨论群里因为一个新闻讨论起中国古代的封闭性质。新闻内容是航班停运期间,荷兰学生开帆船回家的事情。在讨论中我插入了这样的观点。

            中国五千年历史,夏已经不可考。汤武革命时代,殷商到盘庚九迁本身带着后世满清的半游牧半农耕性质的政权。盘庚的孙子辈是帝辛,盘庚中兴后帝辛时代捂得鼎盛。不过,倾尽全国兵力攻打东夷国也就是今天山东东部地区被周武王偷袭成功被灭了国,这帝辛就成了商纣王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得国之后周边形势并不好,于是分封了大批姬姓诸侯国不仅设置燕邢等四国防备北方游牧。同时,东部是鲁国与齐国配套针对东夷。西部以秦国守卫诸戎,秦国和周之间有姬姓各国监视。针对南方的大国楚国也有姬姓各国做防御圈的缓冲。而吴国,在今天的江浙地区就是周的飞地。今天常州淹城一代考古发现,到春秋早期淹城还以商朝遗民自居。在南京博物院曾经看到春秋早期吴国周边诸侯形势图,基本当时江苏境内都是吴国的敌国。

            到秦汉一统早期,还有在今天温州,台州,丽水一带还有东欧国割据称臣而与同为割据势力的闽越国相互攻伐。南越国赵佗之后甚至一度称帝,汉初不得不设长沙国来监视南越国。南越,东瓯和闽越在汉武帝之后归于华夏。而汉朝时候的夜郎国,直到明中晚期的改土归流才真正纳入中央直辖范围。

            这里说一段插话,以隋唐为例,今天贵州这个地方曾经几易其手。这里的得失,曾经决定了几大帝国的命运。这里夹叙夹议。先说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从今天看他动用而了国家GDP7%水平的战争动员能力,结果仗打赢了国家崩溃了。无独有偶,即使到现代美国在越战期间国家动员资源触及GDP7%的水平一样引起国内极大反弹。所以,这国家战争能力不能轻易越过国家GDP水平的7%这个历史经验教训中的总结到今天还不过时。也因此,到唐太宗时期即使全取突厥也不敢轻易得罪新崛起的吐蕃为什么。这里就要延伸到第二部分财政篇的核心,国家财政能力与国家动员能力的关系。到唐初计丁800多万户至开元年间全盛时期为2000多万户。中国古代自秦汉一统以来有计人丁不计算人口的习惯没有我们现代意义的人口统计。大致封建2000年间,所谓五口甚至接近十口抽一丁,而灾年与战乱中的极端情况,我记忆中花木兰的北朝时期三口抽一丁所以也就难为了花木兰。农耕文明时代因为生产力的关系,大体五十丁养一兵。早在汉武帝时期,养一马开支相当于二十个步兵的花销这还是平时。根据汉代记载,战争前三个月就要用谷物和草料夹杂一起投喂到战前一个月全以谷物为饲料积蓄马力而这战前准备开支又为平时序养战马开支的十倍,即使如此,战马也只够一月奔袭作战所需。汉武帝时代就是这样耗尽全国之力最后武帝本人只能亲下罪己诏以平内患的。

            那么,唐朝唐太宗的战略选择就明确了,北方与西域为主用兵主要方向后无力同时对新兴的吐蕃用兵。到武则天时期,武则天一味贿买的蒙召借唐朝中央的名义挟天子以平六召逐渐做大。这时候已经开始在于唐朝处于争霸状态的吐蕃私下与蒙召结盟,蒙召于是骤然反叛唐朝中央攻取今天贵州的播州地区进而威胁成都平原。一时间吐蕃势力达到全盛,此时吐蕃势力人口达到八百万之众。而因为其奴隶制政权与半游牧政权的特质,举国以十人抽一兵一时称雄无二。加上那之后的数十年间尤其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军制依托的府兵制及其人口制度基础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如果不是吐蕃在全盛时期的赤松赞普治下同时出现了宗教危机背景下的继承人问题。当时已经全线压制唐朝的吐蕃帝国,南北分立。当时控制吐蕃实权与兵权的六大论,各自为战。尽管泾原兵变之后,吐蕃北路一度攻占河西走廊全境并威胁拢右觊觎关中。但是,此时吐蕃南路因为蒙召不堪吐蕃盘剥与当时在四川的节度使韦皋密谋叛吐蕃而归唐。韦皋借修建乐山大佛的名义,在靠近吐蕃蒙召同盟的前线今天乐山地区大量蓄积人马粮草。最后,胁迫蒙召叛离吐蕃。在今天西昌地区决战中吐蕃内部矛盾总爆发。前面提及全取河西走廊地区的吐蕃大论马重英与论结赞,后者是吐蕃宰相是赤松赞普用来平衡同为大论的王后一族蔡邦氏。而蔡邦氏王后的儿子是赤松赞普小儿子,后面不用说马重英和论结赞是支持非蔡邦氏所出的长子。这次吐蕃南路决战,不仅作为南部总指挥的蔡邦氏丧失三分之二兵力,而且战时还背弃死守吐蕃要隘的论结赞长子乞藏遮遮最终导致论结赞唯一继承人战死。是役之后,无法平衡内部矛盾的赤松赞普突然暴毙,随后吐蕃进入长期内乱。而这时候唐朝重新获得播州控制权用以压制统一六召的蒙召以播州为跳板威胁成都平原。

            这里长篇大论无非是在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到明清随着我们经济中心不断南移到江南乃至湖广地区。甚至在明中期平定杨应龙之乱后,成都地区骤然从边疆前沿变成内陆的稳定发展地区。成都的稳定对后面满清向西用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说那么多本质就是,即使对外孱弱如两宋我们也没有停止对外开拓的步伐。向北不行就向南。在南下过程中,一度遭遇李常杰反扑到南宁柳州一代,但是中国南部边疆一路两宋时期基本确立了中央在两广与海南的直辖权限。对越南的边界基本就此稳定。而随着,满清入关利用火器优势更是在南部边疆控制了所有至高点遗泽至今。而满清崛起之时讲究通过联姻科尔沁蒙古控制北方游牧最丰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举稳定了长期威胁中原王朝的北方游牧和东北半游牧地区。到康熙完成内部调整后,于签署尼布楚条约第二年就举全国之力用兵准格尔。初步平顶准格尔之后,利用达赖五世出奔控制了在西藏的战略支撑点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西藏全境的有效控制。即使康熙末年有传尔丹大败,雍正九年有傅尔丹同样的全军覆没。但是对比唐宋时期,中国人口从唐全盛时期的8000万扩张到清朝中期接近4亿。加之,康雍乾时期调整对内的财税政策。依托不断发展的生产技术提升中的国力。尽管遭受几次在汉唐时期足以动摇国家稳定基础的惨败。但是那时候,吐蕃西域乃至蒙古人口因为地理问题依旧还是唐宋时期的人口上限。这样依托经济实力,最终活生生把中国陆地周边的强敌基本活生生消耗殆尽。以乾隆时期大小金川之战来说,用时近20年耗银过2000万,中间杀了两个王爷和一个大将军稳定军心。不管多少次失误,通过整体战略与国力对耗的战略终究获得全功。

            总结借用讨论中朋友的一句话来结束,封建时代的中国,最终没有走向海洋就是对付边疆已经耗尽中原王朝的兵力和财政,再出海,力有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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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似是而非

              总结借用讨论中朋友的一句话来结束,封建时代的中国,最终没有走向海洋就是对付边疆已经耗尽中原王朝的兵力和财政,再出海,力有不逮。

              这总结更像是一个拖延症给自己找的理由,作用就是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儿。

              “走向海洋”明显不是指郑和下西洋,而是哥伦布、麦哲伦。我们反过来假想,如果封建时代的中原王朝在陆地边疆祥和一片,睦邻友好,那么,中原王朝为什么要走向海洋?进一步即使走向海洋了,此种状况下,走向海洋除了封建时代的彊域扩大,凭什么相信能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

              欧洲人从萄萄牙、西班牙开启海洋之路恰恰是因为东线面临着伊斯兰文明日甚一日的挤压。十字军东征在十一世纪末开始,如果这代表着基督教文明正式确立了文明冲突的观念。那么,除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次东征,跨越黑死病、文艺复兴,一直到十六世纪,基督教文明在这场冲突中都是处于下风的位置。真正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是文艺复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西班牙的海洋之路最多成为基督教文明的逃窜之路。而文艺复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基督教文明在冲突中的下风弱势位置,穷则思变,顺风顺水哪有动力做出深刻的改变,黑死病的意义则是极大地强化了做出改变的动力,减小了改变的内部阻力。

              欧美想把从文艺复兴到今天全球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成果根植在希腊、希伯伦传统中。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问题,有根未必有果,没有合适的土壤种子不会发芽成长,而这个土壤就是穷则思变。换一个历史场景,如果中国处于类似基督教的弱势位置,中国的传统中有没有能结出现代文明的根?假设性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的观点是:有。新儒家百年来就想论证中国的传统中有没有根的问题,却忽略了土壤的问题。回到历史的现实之中,中国从秦汉到明清,朝代可以更替,外族可以入主,但是中原王朝从来没有面临过文化危机,一直到李鸿章说出“三千年未有之变”。从这个层面说,中国的农业文明在同一个维度内没有对手,就决定了跨维度的文艺复兴注定不会在中国发生。其他的解释都是先有果,再找根。

              通宝推:舞动人生,
            • 家园 满清皇帝基本都能熟练地讲蒙语,也熟悉蒙古部落各种传统

              这种文化上天然的亲和力汉族皇帝根本没法学。

              再加上明末林丹汗的自爆把黄金家族一锅端了,这礼包送的。。。

              对于边疆的控制,还得补充一下清末放宽限制以后出现的汉人垦荒潮。闯关东很有名。去内蒙的汉人也很多,就算是一直被人诟病的民国,也在短短几十年里面将内蒙地区的汉人数量从20世纪初的100余万增长到了1949年的515万。

              满清前期对于中国边疆的控制有可取之处,不过一以贯之的防汉政策在晚清时候面对西方入侵时候真是千疮百孔。。。

              • 家园 说点插话

                到满清那时蒙古政策有远中近三策,近的是科尔沁蒙古就是今天内蒙一带世代联姻就不说了,中的是喀尔喀蒙古就是今天外蒙一带。我们常说的明修长城清修庙说的就是这一部分为主。这部分,除了时代联姻外。1688年,葛尔丹叛乱,札纳巴札尔率众内附清廷,得到康熙皇帝的极度尊重。那之后清廷在外蒙策略是转世灵通选在喀尔喀蒙古之外,就此长达两百年时间外蒙诸王虽然屡有异动但是政教不能合一下始终不能有效脱离满清中央控制。直到清帝逊位,随即喀尔喀蒙古诸王策动政教合一本土化外蒙就此脱离中国控制。但是随后的事情,始作俑者估计也是始料不及的。至于远的就是准格尔蒙古康雍乾三代之争了,这里既然历史给了结果也不必多说了。

                • 家园 对比一下,清代的确是最高明的

                  汉代,纯粹靠武力,后期扶植南匈奴。

                  金代,武力,减丁,扶植代理人,与汉代差不多。

                  唐代,武力为主,羁縻为辅。

                  契丹,驻军。契丹统治大概是最牢固的,不过契丹人本身就在游牧。别人没法学这招。

            • 家园 开拓海外不是应该赚钱的嘛

              为什么会因为财力不支止步海岸线呢?

              • 家园 商路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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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的覆灭可视作一次“贸易全球化”的倒退。由于北元与帖木儿帝国的存在,曾经昌盛的东西方“陆上丝绸之路”在明初基本断绝。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因恰逢奥斯曼土耳其崛起引发亚欧动荡以及后来的垄断商路,原先长期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波斯及阿拉伯商团大幅萎缩,贸易路线也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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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郑和下西洋”其实可视为再次凿通东西方商路的中国版“地理大发现”努力之旅,可惜由于地理与技术的局限,并没有实现找到直通西方市场的捷径,反而由于靡费巨资却几无所得而背负了“劳民伤财”的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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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明中后期西方同样为打通与中国的商路,在“地理大发现”成功之后大规模占领殖民地恢复中西贸易通道才告一段落。

                然而此时由于西方已经占据商路主动权,中国则由于东西方供求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以及行为惯性由“坐、行商并立”完全变为了“坐商”,除了少量海盗。

                通宝推:桥上,
                • 家园 赞一下图做的好,但是知识陈旧了

                  首先你这个图做的太好,还是动图真不错。

                  但是奥斯曼阻断中西贸易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陈旧的说法。原有的大陆间贸易一直存在。一直有起伏变量。

                  大航海之后 欧洲人建立大三角贸易进入东亚地区,带来火器革命引发整个东亚地区的热战状态,《火枪与账簿》你可以看看。

                  随后到18世纪,积累了3个世纪的欧洲人的财富和贸易路线以及他们选择的技术路线(海上贸易)替代了传统的 地中海贸易和中东转口。

                  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立国之本是伊斯坦布尔的交易中心地位,他们怎么会干掐断贸易的傻事?意大利人-热那亚、威尼斯一直在伊斯坦布尔有自己的殖民地,现在是伊斯坦布尔最繁华最洋气的区域,加拉太塔后面那块地方。他们在土耳其享有相当大自主权。奥斯曼宫廷里面充斥着欧洲人。

                  18世纪后尤其是19世纪,英法为主的殖民帝国确立了海上贸易格局,彻底替代传统的亚欧大陆贸易路线。

                  ------------------------

                  中国近代史可以比较的是,铁路线建立带来兴盛的新城市中心,替代了原来的繁盛的运河贸易。比如石家庄原来就是十户人家的村子。比如郑州崛起替代了开封。都是一样事情,不是原来的地方的人作死,是新技术路线带来贸易路线调整。

                  • 家园 审题有些不明呐 -- 有补充

                    上面表述的商路断绝是指元朝的覆灭后由于北元与帖木儿帝国的存在,曾经昌盛的东西方“陆上丝绸之路”在明初基本断绝。而“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断则与元末明初垄断中西海上贸易,以蒲氏家族为首的西域海商被严厉镇压不无关系。

                    所以“郑和下西洋”是出于恢复旧商路开辟元代以来既有政府财源的目的,但未成功的背景是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崛起过程中引发亚欧动荡影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稳定。

                    奥斯曼帝国垄断商路是在后来大幅扩张占据几乎所有中西旧贸易通道,时间点则在1453年占据君士坦丁堡,甚至是1499年奥斯曼帝国在纳瓦里诺海战中击败威尼斯海军巩固在地中海的霸权之后。那时郑和早已过世多年,而欧洲国家开辟新商路的努力也正方兴未艾。

                    而奥斯曼帝国垄断东西方贸易的方式主要不是由本国人经营,而是控制外国商团的贸易行为,其中主要还是欧洲商人。英国历史学者杰森•古德温在《奥斯曼帝国闲史》中就写到:“奥斯曼人自己其实并不怎么做生意,不过他们收生意人的税,进出口都不例外,而且愿意给任何允诺稳定供货的国家提供优惠。首个受这种待遇的国家是1534年的法国,它被允许享受优惠税率,可以买走有限的一些奥斯曼货物,再进口它选择的任何东西。”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
                    家园 发生在1357年至1366年间 -- 补充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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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在中国繁盛上百年的泉州蒲氏家族覆灭的穆斯林“亦思巴奚兵乱”起因,或就不无可能与之前已席卷欧洲、西亚夺走当地1/3以上人口的“黑死病”导致“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口市场极度萎缩,以致蒲氏家族为首的泉州番商无法完成盛行于元代的“包税”定额或额外摊派负担而兴乱有关,当然主因还是元末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削弱。若确有其事,或也可给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一些借鉴。

                    以上相关时间线是否存在因果联系只是个人的一种猜测。究竟如何,还须有兴趣的专业历史工作者进行考证。

                  • 见前补充 451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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