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五） -- 孤星

5. 三反运动

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此前，高岗于1951年8月31日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就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早在东北解放之前，由于解放区局势相对稳定，哈尔滨等城市条件较好，再加上机关、部队经商的很多，贪污腐化现象就时有发生。为此，东北局在1946年8月专门发布了《关于反贪污腐化浪费指示》。

当然，高岗讲话强调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不代表自己身上没这些问题。高岗私生活混乱是出了名的，吃点好的用点好的不在话下。1951年5月下旬，莫文骅到沈阳担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天下午，他去找高岗报到。高岗下楼后，冷漠得看了他一眼，握了下手，然后开始吃樱桃，吃够了才简单跟他说了几句，搞得他很不舒服。那会樱桃算稀罕水果吧？

时任东北局常委、秘书长、纪委副主任的张明远（后来被打成五虎上将之一）回忆，“三反”期间主持对东北局高干生活开支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由于没有严格的标准和制度，存在不少浪费现象，个别高干身边工作人员借首长之名乱领东西。张本人不抽不喝，但一个警卫员每月打着他的旗号领取烟酒。

时任公安军政治部副主任的李逸民回忆，公安军党委自我认定的铺张浪费问题包括，每周六固定组织舞会，有时周三也组织，每次都招待烟、茶、水果，舞会结束有人还要吃夜宵（这些现在还叫事？）。几个领导还分别做了一套料子便服、一双德国皮子做的皮鞋（主要是跳舞用），买了一只猎枪，小灶也超标。后来群众揭发出来的男女关系问题也不少。

西藏交通不便，部队条件艰苦，但同样存在浪费现象。最早进藏的部队是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1团1连135人组成的先遣队。1950年8月到了阿里，之后由于大雪封山与后方隔绝240天，粮食药品都吃完了，与后续部队回合时牺牲了55人。

时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的余秋里回忆，1952年9月下旬到11月上旬（此时“三反”已结束），他按照贺龙要求，进藏调研部队供应问题。康藏公路筑路部队修了3年路，无法种菜养猪，很少吃到新鲜猪肉和蔬菜。靠牦牛运输，供给不及时，常常几天吃不到油盐，有时粮食供不上，就抓地老鼠吃。154师警卫连入藏2年多时间，人均体重减了15斤。

余秋里沿途检查驻藏部队仓库，发现物资浪费严重。在康定，发现变质粮食150万斤。在觉雍，发现内地运来的1000驮茶叶，由于保管不善，有的被群众拿走，有的变质。在甘孜等地，由于战士不愿吃，12万斤酥油放了很长时间也没处理。

国内开展“三反”，远在朝鲜的志愿军也得按照统一部署来。韩先楚、解方回忆，1952年元旦，彭总在志愿军领导机关干部大会上谈到“三反”时说，他与警卫员讨论后，决定戒烟，这样一个月可以省12万元（新币12元）。

“三反”运动，如历次群众运动一样，都免不了出现偏差、扩大化。多吃多占可能相对普遍，但哪有那么多老虎（贪污1万元以上是大老虎）可打？当时打出来的很多老虎，很快被甄别平反。由于打不出老虎，时任空军四航校政委的刘懋功专门到北京找刘亚楼、吴法宪汇报，并当着二人的面，与空军负责“三反”运动的干部部部长吵起来。后者质问他，中央文件说了，运动不深入的，不是领导右倾，就是自己不干净，你属于哪一种？

志愿军十五军在上甘岭一战成名。秦基伟回忆，部队入朝后，由于战事紧张，账目不清，制度不严，在某些单位造成浪费现象。“三反”运动后期集中批判官僚主义，他在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费了很大劲，才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却引火烧身。有的说他官僚主义，有的说他多吃多占（抽烟、在国内偶尔带人下馆子），有的说他爱跳舞。他有件缴获的美军皮夹克，文工团员希望他贡献出来演戏用，他没接茬，群众反复提意见，说他态度不好。

6. 三年困难时期

天灾加上人祸，导致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小时候经常听家里老人讲“吃草那年”的事，妈妈现在偶尔还提起当年饿肚子的经历。吃不饱是普遍现象，老百姓吃不饱，领导干部也不例外。

张爱萍之子张胜回忆，张爱萍有次神情凝重地说：“昨天在总理那里研究工作，搞得很晚，总理说，弄点吃的吧，端上来每人一碗清汤面。总理说，现在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与毛主席吃过饭的人不少。耿飚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到半年后回国参加八大。一天早上，被叫到中南海游泳池边，与毛主席吃早餐，一碗面条，一碟青辣椒，一碟别的小菜，边吃边谈。没过几天，耿飚、黄镇、王幼平等十几个大使被集体召见，还是边吃边谈，面条，辣椒，多了一盘腊肉片。

困难时期，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到国务院开会，经常同周总理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有一次，周总理在家里同李先念、陈国栋等讨论粮食问题，午饭也是四菜一汤，而且盘子还不大。

朱德在中南海带头种菜。1960年3月，康克清随朱德回四川仪陇老家。朱德坚持不搞特殊，在食堂吃饭。食堂那天只有稀饭，临时加了点大头菜。

元帅们连猪肉也吃不上了，时任总参机关党委第二副书记的李逸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从公安纵队弄来2头猪，给元帅们每人分了10斤，聂帅火了，坚决不要，最后直接送给他的炊事员做了。总参的机关农场和各部、局也养了一些猪，养到160斤，结果最后没吃上，按李富春要求上交出口给苏联还债了。

张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都按定量，而且多是糙米和杂粮，张爱萍有细粮配给，每餐饭给他专门蒸一小碗白米饭，但都被他分给四个孩子吃了。有一天，杨小二过去玩，把唯一一碗白米饭吃了。后来张胜去杨家，杨尚昆带他中南海食堂吃，邓小平对他说：“你还不放开肚皮吃！”

张爱萍有次托人从西北带回一小桶黄羊油，里边布满了绿茸茸的霉点，处理干净之后帮助他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一大碗被剔除的长满了绿霉的油渍，居然被炊事员捡了回去，接着炼。张胜描述的很形象：“锅里满是爬满了绿茸茸长毛的油块，他专致地轻轻地撇去它们，露出锅底一层薄薄的油，晶莹透亮。他的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围在锅边，像他一样的专注。老黄有些尴尬地朝我一笑。”

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回忆，辽宁省1960 年粮食产量仅为360 万吨，比1958 年的700 万吨减少340 万吨，比1949年的405 万吨还少45 万吨。全省人均猪肉消费量，算上特供在内，只有3.8斤，黑龙江省更少，人均只有2.8斤。东北全区1957 年农村人均口粮留量为514 斤，1960年减到232 斤，减少了55%。

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回忆，1960年开始的大庆石油会战，在生活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粮。1960年9、10月份，全国粮食供应紧张，黑龙江粮食储备也过了危险线。职工的粮食定量降低，副食明显减少，肉类几乎没有，职工体质明显下降，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一度有4600多名职工浮肿。后来，黑龙江每月多给油田7.5万公斤粮，随后又每人每月补助3斤黄豆。沈阳军区支援了10万斤黄豆，每个浮肿病人分半茶缸，其他人分的更少。夏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供给最困难。5月底，黑龙江粮食库存只够吃1个月。油田职工开始挖野菜，几万人下地（1961年油田职工5万多人，家属2万人），挖了20万斤。

挖石油的吃不饱，搞科研的、造原子弹的也是一样。受高岗牵连被打成“五虎上将”之一的张明远，1960年半年年开始担任中科院劳动生产办主任。他回忆，到了1960年冬或1961年春，因营养不良，科学院的职工有90%得了水肿病，特别是高级科研人员患病率很高。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221厂）最后一任厂长王菁珩回忆，他1960年冬到基地工作时，每人每月定量减少10斤至24斤，吃的是青稞面、谷子面，每月2钱油，副食仅有一点咸菜、白菜汤，90%的职工得了浮肿病。有人回忆，彭恒武的脚肿了，鞋子穿不下，拿在手里走路。

没有饭吃怎么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除了请求上级调粮和四处化缘、买吃的，自力更生很重要。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耿飚回忆，当时不少单位自办农场，还有的到东北和内蒙古打黄羊。在他推动下，外交部采取了三个办法，包括到北大荒种黄豆，到渤海打鱼、建鱼池养鱼，到大兴安岭打黄羊。关系很重要。他找王震，农垦部拨了400亩地，借了25吨黄豆，部分作为种子，部分运回北京磨豆浆。他找李聚奎（总后部长）、罗瑞卿（总长）、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借到了吉普车、皮衣鞋帽、轻机枪和步枪及子弹，沈阳军区还给了几个探照灯。十多个人在东北和内蒙古交界地区打猎三个月，打了数千只黄羊（这种打法，多少黄羊也得灭绝！）。他找吕正操，铁道部安排了两节车皮，把黄羊统统运回北京。羊皮做皮夹克，每个病号家里送半只，其余一部分分给工作人员，大部分放在食堂改善生活。外交部把某部队在天津附近停办的几个大盐场买过来，准备改造成鱼池，结果用抽水机抽海水时，管子很粗，把海里的鱼也抽进来了，一网可拉数千斤甚至万把斤。这海里有多少鱼？

张明远回忆，中科院曾组织科研人员研究如何培养小球藻，如何利用玉米核、玉米皮做饼干，用大豆做人造肉等代食品。他曾带队到天津、河北、黑龙江等地联系建农场、采购粮食和副食品，但种水稻、养鱼都没搞起来。1962年春节前，他带队去黑龙江，省里不同意他们办农场，但卖了一些大马哈鱼、鱼子酱、狍子肉，运回来每人分一斤。他们从其他地方弄到的鱼、蜂蜜，都优先分配给高级科研人员，少量给司局级以上干部。最困难的1961年，几乎每次分配副食品，名单都要张劲夫亲自审定。有次分完蜂蜜之后，生产办的同志想分喝涮桶水，为了避嫌，张明远只能要求他们忍痛倒掉。

肖劲光回忆，海军党委当时向部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部队开展农副业生产，组建农场、增加打渔船，部分缓解了部队生活困难。

陈锡联回忆，1960年9月初，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沈阳军区将增产节约、抗灾备荒作为中心任务之一，提出“肉菜两自给，粮油两补助”的任务要求。养猪是我军优良传统。1960年，沈阳军区存栏猪达到11万多头，比上年增长14%，年底还支援地方4500多头。1961年，猪更多了，因为管理不善还饿死不少。牛羊家禽也喂了不少。3年间，军区部队每人每年自给肉食6公斤左右，补助食油0.6-1.5公斤。在黑龙江省委支持下，军区1961年在北大荒创办农场102个，播种48万亩，收获粮食2500多万公斤。到1962年，军区共种地56万多亩，产粮3000多万公斤，上交国家和总部1000多万公斤，支援兄弟军区100多万公斤。3年间，军区共产粮上亿公斤，自给大部分肉食蔬菜，并支援地方335万公斤。

时任军事学院副院长的张震回忆，军事学院在南京有两个农场，共百余亩。还有养猪场、养鸡场、养兔场。张震管得很细，什么时候打农药、猪生病了怎么办，都要过问。后来，学院又到江苏开荒1000亩，到洪泽湖捕鱼，到内蒙古打黄羊（又是打黄羊！）。为了照顾一线人员，学院专门安排营以上教员轮流休息、补充营养，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不能去。

余秋里回忆，1961年年初，石油部党组提出，要大力发展农副生产。大庆油田守着黑土地，还怕没粮吃？1960年，大庆油田产粮20.6万斤、蔬菜131万斤。1961年，大庆油田产粮食304万斤、蔬菜1316万斤、肉10几万斤，还抓了24万斤鱼（全国石油厂矿产粮1000万斤、蔬菜1亿斤，平均每个职工有粮45斤、菜500斤）。到1962年初，大庆油田的浮肿病得到有效控制。1962年6月，周总理到大庆视察，油田请他吃自产的高粱米饭、猪肉、蔬菜、豆腐，喝自酿白酒，周总理很高兴。1963年，大庆油田累计开荒17万多亩，当年产粮2700万斤，职工平均补助自产粮160斤。

1962年初，石油部在北京开会，参会的不少局厂领导都得了浮肿。后来就调了一些食品，天天有鱼有肉有豆腐，开了30多天会，粮食多吃了1.4万斤，得浮肿的都好了。

搞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没法种地，也无地可种，只能靠各方支援。周恩来、聂荣臻亲自出马，从地方和各大军区要了一些粮食和副食品给他们，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地也积极支援，最终帮他们度过了难关。

美国又对华为上手段了。任何时候，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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