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关于中医的庸医现象 -- 燕人

鲁迅先生回忆父亲生病，家里典当治疗。痛恨庸医。

当年学伦理课的时候，举例说过这件事。

为什么蛐蛐要找原配的，等等？

老师直言：医生是认为鲁迅父亲已经不可能治好了，但又不能说实话，所以故意刁难，劝退。

但是这是医德问题，比医疗水平差更可恶。

当年没有统一但空洞的医学生誓言的时候，国内洋派的，背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需要说明的是，一般用简化修改后的庄重版，不是底下骚气十足的全文版）：

仰赖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波斯及天地诺神为证，鄙人敬谨直誓，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兄弟，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与吾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亟之。

１９８０年代是全民向学的年代。新华书店里突然间出现许多各种学科的专业书籍和跨行业的综合学科书籍。我印象较深的是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 ，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其实老三论的书籍在文革前就被翻译介绍。华罗庚老先生在普及推广系统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在系统论特别是控制论影响下，有人提出中医的黑箱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把人体看作一个“黑箱”，箱子内部结构无从了解。从业者只需考虑外界对黑箱的输入，和黑箱对外界的输出。通过对输入输出的观察和控制，中医实现治病的目的。

首先我要说把人体视作黑箱并非中医传统。传统中医对于人体生理的认识极为有限，但是并非不想了解，只是不能够了解。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限制，第一人体视为私事不可亵渎。第二因循守旧。我记得清朝有位名医王清任偷偷摸摸找无主的死刑犯的尸体，欲求解剖了解。他有一著名论断：

但是受社会总体限制，他也未能真正全面了解人体生理。

在中医对人体生理结构不能够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中医虚构了人体的器官，即所谓“五脏六腑”，并为这些器官定义了功能。因为不是建立在实际基础上，这些功能难免有牵强之处。前述王清任即通过解剖发现，“灵机记性在心不在脑”。

实际上中医没有继续人体解剖也为中医保留了体面。因为解剖结果只能与中医传统的脏相理论产生矛盾。只举一例。中医经典《素问》据说是战国时期作品。其中有一句话：肺主皮毛。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人体解剖得到的结论。

所以我认为从控制论概念上产生的黑箱理论是中医理论发展的方向。中医不需要试图去打开黑箱，而是通过大数据方式总结传统经验和病例，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

看来这次新冠疫情的救治就体现了中医这个思路。

应该重视起来。一个可能的办法，是每个病人每次看病，都做详细记录，从各种检测指标到病人自己的满意度。这类数据由医保管理。可以对医生、医院进行长期评价。随着自然语言理解的进步，这些病历的阅读评价将会技术上变得很容易。滥竽充数的也很容易被发现。为了防止私心，应该数据由医保控制管理，算法由第三方（如医学、计算机相关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提供。最初一二年没什么用，积累十来年就是很宝贵的资料。

这样不仅对医生，医院给予评价，解决职称和医术的不符情况。同时对于疾病不同治疗方案，从药物，术式到康复手段的各种取舍也是宝贵财富。

下文来自于我亲伯父的回忆。

伯父是一个教师，没资格写回忆录，几年前和我父亲老兄弟俩打电话,谈起童年少年琐事，心潮澎湃，写了一篇文章给我爸，我爸转发给我了。

这个老中医是我爷爷辈的人物，应该是1910/20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他的子孙也是我邻居，比较熟悉。

有几个具体的人名地名我隐去了。

54年发大水后，我们搬到XX坊XX号居住，自那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迁移过。关于XX坊XX号有许多事情值得回忆，但是我首先要叙述的是三位先生，我们分别喊他们是范伯伯、陈伯伯和杨伯伯。

。。。

在三位伯伯中，我接触最多的是陈伯伯。陈伯伯身材高大魁梧，平时不爱多讲话，性子随和。原是江苏苏北人，出身于中医世家。

有一次他闲聊过去的婚嫁事情，对我说，他父母替他订了一门亲事，他不放心跑了十几里，偷偷地去看他父母为他寻觅的未婚妻。我估计他是不满意那门亲事，才只身一人来到芜湖行医的。他在芜湖娶了亲，陈妈妈为人也很好，她在菜场工作，在食品匮乏的年代，她还尽力照顾邻居。

他在芜湖正式挂牌行医。不巧，他第一个病人是一位重病号。他一夜没有睡，反反复复地想他开的医方。除了检查医方的药味和份量以外，还想如果患者病情好转，下一剂怎样开，如果患者病情恶化，下一剂又怎样开。倘若患者不治身亡，而患者家属责怪自己用药失误，自己又怎样应对。他焦虑不安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大清早，患者家属敲门。他心里唐突，紧张地开了门。谁知患者家属是来报告好消息的，说病人已有好转，想请他继续诊治下药。这位患者是经过芜湖许多名医都没有治好的病人，不料在他的手上治好了。于是他就有了一点小名气。

随后几年内，他都是这样处理他的医疗案例。他对我说，正因为这样他才养成了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习惯。说完他又补充道：“现在好了，一遇到重病号，我就叫他去看西医，其实重病号也不来光顾中医，来看中医的都是一些慢性病人，所以我没有负担。”

大概是没有负担的缘故，他经常星期天到乡下去钓鱼，我还陪过他几次。大约是55年夏天，他天天4点许去赭山跟一位姓张的拳师学太极拳。正值是暑假，当时我初级师范毕业，准备上中级师范。我就天天陪他去赭山，自己也学拳。现在想起来，可能姓张的拳师也收我的学费，是陈伯伯代缴了。我们沿着翠文中学围墙从赭山的背面上山，到中山纪念堂学拳。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那位拳师还是一位跛子。在那里学拳的还有一位一中高中学生，因肺结核休学在家。说起来也令人难以置信，那位学生后来是我的同事XXX。

在去赭山的路上，陈伯伯高兴时，还唱上几句京剧。他喉咙高亢，韵味十足。有时又感伤地说些往事，前面的事情大都是那时他和我闲聊时吐露的。他还说，解放初期要取缔中医，他被迫去学西医，是从打针学起。没有等到他学完课程，上边又突然决定，保存中医这个国粹。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事情引起他的感慨，他对我说：“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糊涂更难’。”文革后期，进驻他医院的军宣队找他谈话，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摆老专家架子，让年青人喊你‘陈老’。”陈伯伯苦笑说：“我现在巴不得人们都喊我‘小陈’。”我不知这时的陈伯伯是否已经学会了糊涂？

联想到安师大外语系一位女教授（当时教授很少，不像现在一角钱可以买到十一个教授，一文不值），文革后期，将近60岁，但是每天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军宣队员教训她说：“你知道不知道‘丑’字怎么写？”女教授说：“我知道”。说着就在纸上写了个繁体‘醜’字，但是那位军宣队员认不识，只好无奈地装腔作势地摇了摇头。这位在外国蹲了大半辈子的女教授莫非也学会了糊涂？

文革期间，整天的舆论是：“知识分子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并且说今后县镇和公社地区里的学校要交给贫下中农们管理。

当时我想我也要学点实际本领，否则真的成了“五谷不分，四肢不勤”无用之人。我当时犹豫是否学一门手艺比如理发之类或是学习中医，陈伯伯劝我学中医，我就自学起中医来。我看了许多书，也背了许多单方。我看到中医书上，李时珍说脉象有三十多种，我有点不相信，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他，但他笑而不答。现在我倾向于钱学森的说法，中医是中国人医疗经验的总结，它不属于科学理论。

70年代，陈伯伯患上胃癌，由西医开刀治疗。

最后他的病症恶化，临终前他说：“我现在才醒悟，我这个病属于寒症，用中医是可以治好的。”75年，他带着对中医的坚定信仰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