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无图修正版） -- 山川悠远
家园 【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无图修正版） （备注，原来贴过，但由于图床空间问题和修订问题，停止了更新，这是一个最新的版本，将图片去除，重新贴过）
前言
接触民宗问题开始于2016年初，那时新闻的热点话题是中东乱象以及欧洲难民危机，随之而来问题是欧洲伊斯兰化问题。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将欧洲和中国进行对比的想法。当然那时还是想展示中华文明是如何成功同化伊斯兰文明的，从而最终得出中华文明较西方文明先进的结论。
然而当我回望中国时候，却惊诧异常地发现中国的伊斯兰化问题竟是如此严重，以宁夏为首的西北各省的伊斯兰化进程，某种程度上已经远远超越了欧洲，不仅到处充斥着阿拉伯的异国情调，而且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穆斯林专用设施已经蔓延到全国的各个角落，清真航线更是开启了世俗国家遵循伊斯兰国家航食标准的先河。更有甚者，弱版的沙利亚亵渎法不仅早已进入中国的刑事法律体系，而且最近还通过“人民调解制度”进入了民法。至2016年清真立法，更是彻底撕下了伪装，要求明确伊斯兰沙里亚法（教法）在刑法中的地位。沙利亚法在一众回族学者、回族官员、回族企业家、回族民主党派党员，更重要的是回族共产党员的簇拥下，直接赤膊上阵入侵世俗法律和社会，试图将中华文明伊斯兰化，这种震惊令我正式开始关注中国的民宗问题。
经过两年的沉淀，我决定开始写这个系列文章，主要目的是回顾并总结一下这两年来的心得，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员，学识有限，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写专业论文式的文章肯定是奢望，涵盖方方面面的详细讨论肯定也做不到，同时行文应该还带有严重的网文色彩，我主要想简单阐述一下自己的一些思考和一些心得，作为抛砖引玉的一种手段。倘若能够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也就算完满了。
中国的民宗问题，正象“民宗”两个字的顺序一样，“民族为本，宗教为表”，执政党民族理论的错误，加以他们对伊斯兰认识的不足，导致了中国宗教问题激化，具体表现为伊斯兰泛滥，其后果必将最终危害国家安全，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回族穆斯林”这个团体。
所以本篇，我将以回族作为研究重点，对回族依照先“宗教”后“民族”这两个相互依附的主线进行论述，追根溯源，进行讨论。同时因为宏观民族问题十分复杂，我将其放在这个系列的第二部《虚幻飘渺的中华民族》（暂名）中再进行深入探讨。在第一部中，我将重点探讨中共回族理论和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对广义的马列民族理论和政策只进行粗略的讨论，暂不进行广泛深入地探讨。
最后要想说明一下，本文的题目来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先生的《回回民族问题》，起《新回回民族问题》的名字是希望在他民族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为发展中国的民族宗教理论做些有益的探索。
2018年9月18日
第一章 伊斯兰中国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探讨“伊斯兰中国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话题之前，首先要介绍一下古兰经的封闭问题。明白了古兰经的封闭性，就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说伊斯兰中国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伊斯兰是一个被其“先知”穆罕穆德完全封闭的宗教，何为“完全封闭”？就是说由于古兰经记录的是上帝的语言，所谓“天启”古兰经永远无法更改，后世也永远无法产生权威的解经著作。这意味着如基督教一样的世俗化宗教改革将面临重重障碍。这也是伊斯兰作为宗教至今仍然呈现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成功对古兰经作出过修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穆罕穆德自己，他曾修改了朝拜的方向，最开始时穆斯林是向耶路撒冷朝拜的，由于穆罕穆德自己的政权没有控制耶路撒冷，所以最后改为了麦加。第二个就是皇权，穆罕穆德的继承人哈里发奥斯曼，命人汇总当时所有存世的古兰经，将他们编纂定制成为一个钦定版本，然后一把火烧了其他所有版本的古兰经。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伊斯兰中占有绝对权威地位的人才有能力修改古兰经。
那么伊斯兰走到近代，世俗教徒是否能够引领伊斯兰的宗教改革？答案依然是不能，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回儒，这个中国官方时时刻刻宣传的所谓成功案例，可其实它是个彻底失败的例子。几个儒生哪里来的权威去改革宗教，他们的所谓的二元忠诚论——“忠主忠君”，目的不过是异想天开地想糊弄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支持伊斯兰罢了。而与其同期的苏四十三阿訇造反就是给了这些回儒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也为他们的回儒事业画上了一个句号。更何况他们也根本没有碰及本土化的核心——重构宗教，实际上他们也不敢触及。回儒问题我会在随后的文章单独探讨，这里也就不做过多论述。
第二个例子是土耳其，一战以后以土耳其为首的部分中东国家进行的伊斯兰世俗化运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个运动的目的是限制宗教发展，用科学民主的理念，以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逐渐替代古兰经中陈旧过时的思想。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阿拉伯之春终结了大部分世俗派的统治，最终结果依然是走回到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老路上去了。2016年土耳其失败的军事政变，正式宣布了这个运动整体的死亡。硕果仅存的叙利亚也沦为屠戮战场，倒向政教合一的政权伊朗，回归宗教看来也不可避免了。即使什叶派现在看似比逊尼派世俗一点，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大家不要忘记伊朗可是老牌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也是最早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之一。可见所谓世俗化运动是根本不会得到伊斯兰宗教界支持的，一旦有机会，必然是反扑，再反扑，直到恢复宗教的神权统治地位。土耳其近80年的世俗化，抵不住埃尔多安上台后十几年来，以大修建清真寺为先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化，最终归为彻底失败。
替换土耳其前外长Tevfik Rüştü
猪肉是一种好食物，最好的食物之一，宗教禁止它，但我想随着老一代的故去，这个观念也将消失。
——土耳其前外长Tevfik Rüştü,1927年
其实不说土耳其，只看看中国穆斯林回归阿拉伯伊斯兰的速度，自改革开放伊始不过才40余年，他们已经退回到要穿阿拉伯服饰，说阿拉伯文，以精神阿拉伯人或精神波斯人自居的状态中去了。
同时古兰经把阿拉伯语定位为书写和解释古兰经的最权威语言，其实也就暗示阿拉伯人是最高等的人种。虽然古兰经宣称人人平等，但阿拉伯人高人一等却是深深嵌入伊斯兰教徒的血脉当中。远的不说，长着中国人面孔的中国穆斯林始终自慰般地称颂自己的阿拉伯血统，西北各地经校开设阿拉伯语课程，穿戴阿拉伯服饰，即是例证。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东南亚，伊朗（波斯），土耳其等世界上所有的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马瓦里（非阿拉伯人穆斯林）以自身的所谓阿拉伯血统为荣，实际上都是变相承认阿拉伯人在伊斯兰体系中拥有与生俱来的至高无上权力。
替换阿拉伯人逐渐完成伊斯兰教化的进程，从而构成穆斯林社会的主体，民族差异与宗教对立的界限日趋吻合，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的合而为一成为哈里发国家统治制度的首要原则。因此，阿拉伯人往往将伊斯兰教看作是只属于自己的信仰，或者将自己看作是高于其他穆斯林的优秀民族，歧视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
倭马亚时代，阿拉伯人依然保留着血缘组织的外壳形式，血缘关系的残存明显助长着阿拉伯人排斥异族穆斯林的社会倾向；凡处于阿拉伯氏族部落组织之外的穆斯林，皆被视作麦瓦利（马瓦里）。阿拉伯氏族部落成员与麦瓦利虽然同为穆斯林，但是两者之间的社会地位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异族穆斯林，尤其是被征服地区皈依伊斯兰教的土著居民，往往被阿拉伯部落拒之门外，不能被阿拉伯部落吸收为新的成员，无法成为哈里发国家的全权公民，而仍被视作阿拉伯统治者的臣民。麦瓦利的广泛存在，不仅根源于种族的差异，而且体现了阿拉伯部落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麦瓦利与阿拉伯部落民虽均为穆斯林，其社会地位却不相同。在许多场合，麦瓦利不得与阿拉伯部落民并肩站立和并列行走，不得在人群中位居阿拉伯部落民的前面。阿拉伯人通常使用姓氏相互尊称，如阿布·某某或伊本·某某，称呼麦瓦利时却往往只提其名。麦瓦利如果应邀赴宴，往往不能与阿拉伯部落民同席就座，只能站立进餐，或者被安排在侧房就座。阿拉伯男子如果欲娶麦瓦利中的女子，只需向后者的阿拉伯血统保护人求婚。至于麦瓦利中的男子娶阿拉伯女子为妻，则被视作有严重缺陷的婚姻 ...... 麦地那的纳菲·祖拜尔·穆提姆在参加穆斯林的葬礼时，每每询问死者的身份。如果死者是古莱西人，他便向死者的亲属表示沉痛的悼念；如果死者是普通的阿拉伯人，他也向死者的亲属表示悲哀的心情；如果死者是麦瓦利，他便说：“他是安拉之物，安拉取走所欲取走的，留下所欲留下的。” 有些阿拉伯人甚至将驴、狗、麦瓦利三者相提并论，等同视之。
麦瓦利则常常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冠以主人的尊号，或者冠以所属部落的名称，表示相应的隶属关系和保护关系。由于阿拉伯人身世高贵，库尔德人、柏柏尔人和黑人皈依伊斯兰教后，大都希望自己的祖先具有阿拉伯血统。波斯人成为穆斯林后，多采用阿拉伯人的名字，甚至虚构与阿拉伯人的亲缘关系，以求提高自身的地位。
——《哈里发国家史》
由此可见，如果要改革伊斯兰，打破它的封闭性，只有二条道路可选，直接修改古兰经经文，例如说发现了一个更古老的权威版本，二是出版一本权威的解经著作。其他所谓潜移默化、零敲碎打式的方式，在认主唯一的封闭体系下根本不堪一击。可是实现这两条途径中的任意一条，在现阶段都必须拥有一个前提条件：改革者在伊斯兰中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也就是说，他必须是阿拉伯人，同时还必须是阿拉伯人支持的宗教权威，其中最有可能的候选人就是阿拉伯皇室。而纵观这些条件，可以看出中国穆斯林根本不具有改革伊斯兰的资格，因此中国穆斯林主导所谓伊斯兰世俗化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所谓共产无神论者主导中国化伊斯兰又如何呢？如果没有三武灭佛式的暴力强迫，所谓宗教世俗化也完全是痴人说梦。当然有些人说现在必须要用所谓三武灭佛式的暴力手段来世俗化或者驱逐伊斯兰，也是试图搞乱国家的胡言乱语，一是不具备那个历史条件，二是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为敌对方所利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能够主导伊斯兰宗教改革的最佳候选人应该是中东的皇室，例如沙特，中国对此无论承认与否，这都是事实。例如沙特皇室解禁妇女开车，完全是左右开弓打沙特教士的脸，那些教士以前为了阻止妇女开车没少大放厥词，而现在沙特教士喊什么了？什么都没有，这就是阿拉伯皇权的威力。
另外中国的穆斯林自身也早就对所谓中国化的荒谬性，表达的十分清楚。如兰州大学穆斯林教授丁士仁就明确表示拒绝本土化：
替换伊斯兰文化虽然绚丽多彩、千姿百态，但贯穿于其中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是统一的、一致的，那就是伊斯兰的教法教义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文化的内核，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教的表象。作为统一的原则与核心，伊斯兰教是不能本土化或地方化的，否则伊斯兰就不成其为伊斯兰了。
——兰州大学丁士仁教授
所以所谓伊斯兰的中国化完全是个伪命题，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古兰经世俗化必须将穆罕穆德还原为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依附在安拉身上的先知，这样才能将他的话和行为加上历史语境，才能取消古兰经的封闭性。可是试问当今中国谁能担当得起这个重任？即使政府真正推动了所谓伊斯兰改革，逼迫中国穆斯林承认穆罕穆德为历史人物，那么这个所谓中共自己的伊斯兰显然就不再是阿拉伯伊斯兰了，或者说就不是世界上公认的伊斯兰了，那么这种所谓伊斯兰宗教改革在现今的全球环境中，成功率有多少？显然政府中有些人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当然不是说世俗化、儒化伊斯兰的工作不能做，而是说那个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中国政府应该对自己预期的目标是否现实有个清醒的认识，在这个议题上花力气和时间要有度，而且必须意识到在讨价还价过程当中，伊斯兰必然借机要求扩张。因此中国政府现阶段唯一可行的策略，只能是对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采取压制措施，遏制其扩张，将教徒从伊斯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而对宗教本身也无什么更好的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拖待变，期待中东的宗教改革早日到来。
第一章 附录一 伊朗同样是神权国家
伊朗有着灿烂的古文明，同时近几年它也一直占据在对抗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最前沿，尤其伊朗也是中俄美欧大国博弈的一个重要棋子，所以国内的舆论报道总是对伊朗偏爱有加，似乎什叶派伊朗是一个世俗伊斯兰的典型代表。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呢？伊朗真的是伊斯兰世俗的代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伊朗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在针对卡费乐平民的恐怖主义问题上，什叶派圣战者的支持态度和逊尼派圣战者没什么区别，要说区别只是程度和敌人不同而已。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和沙特在遵循沙利亚教法的态度上没有分别。
Atefah Sahaaleh出生于伊朗，4岁的时候母亲去世，而她父亲则是一个瘾君子，根本无力抚养她，所以她和她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可是他们关系相处的并不融洽，这导致Atefah经常在街上闲逛。
在教法森严的伊朗，Atefah这样一位到处闲逛的单身少女被当地宗教警察（专门执行教法的警察）盯上是迟早的事情。13岁那年，她第一次因为沙利亚法中的贞洁罪被捕，当时她正和一个男孩单独坐在车里。这个事件最终的后果是，她被判处100下鞭刑。其后她也多次因为所谓这个或者那个贞洁问题被捕。
不过在她第一次被释放后不久，她被一个51岁的已婚男人的强暴了，并且在随后的3年里，这个男人反复多次强奸了她。2004年16岁Atefah第四次被捕，这次她和那个老男人的关系被曝光。伊朗宗教警察并没有采信她被虐待和被强奸的辩解，按照伊斯兰的传统，男人的话语更有权威性，所以那个51岁男人的说法被法院采信，完全是Atefah主动的，是Atefah穿着暴露故意勾引男人。而且女孩9岁是伊斯兰沙利亚法认可的结婚年龄，所以她的未成年问题在伊朗也不是一个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道德败坏女孩，伊朗宗教警察和法院也早就想整治一下她了。他们编造了一个当地居民的请愿书，要求严惩这个坏女人，也没有给她请律师。在审判过程中，Atefah在意识到自己要被再次判处违反沙利亚贞洁罪的时候，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她扯下了头巾，并把鞋扔向了法官（扔鞋在伊斯兰中是对对方极大的侮辱）。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法官，他很快下达了死刑判决书，并且为了不引发争议，法官把她的年龄改为了22岁，最后亲自送往最高法院。2004年8月15日，Atefah Sahaaleh被公开处死在一个公共广场上，为了增加她的痛苦，用的是吊车，一点一点把她吊上去。
Atefah的死在国际上引发了重大反响，导致伊朗政府最终承诺不会再处决未成年人，但沙利亚贞洁罪依然是神圣的。
第一章 附录二 土耳其的重新伊斯兰原教旨化
土耳其是世俗伊斯兰国家的典型代表，但其自从凯末尔建国起就和双泛问题（泛伊斯兰和泛突厥）纠缠在一起。泛突厥是民族问题，也是土耳其支持的一项长期国策，这个暂且放到一边。本篇重点谈谈土耳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崛起的问题。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放松对原教旨主义的束缚，世俗伊斯兰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面前是如何的不堪一击。而埃尔多安重启原教旨主义化土耳其的手段，建清真寺和伊斯兰化教育系统，对中国则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
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及他的组织与穆斯林兄弟会传承关系十分紧密。穆斯林兄弟会诞生于1928年的埃及，属于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运动。 其口号为：“安拉是我们的目的，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古兰经》是我们的法典，吉哈德是我们的战斗，为目的而牺牲是我们的理想” 。穆斯林兄弟会的原教旨主义只是相对当年的伊斯兰世俗化运动，与现在的原教旨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它认可西方的科学，只不过他们认为社会必须是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的。如果我们将凯末尔当作世俗伊斯兰的代表，沙特代表极端保守伊斯兰，那么穆兄会的位置大约排在距离沙特四分之一远的位置。
替换埃尔多安：温和穆斯林是丑陋和冒犯的词语。因为没有温和伊斯兰这种说法，伊斯兰就是伊斯兰。
但是无论怎样，在世俗伊斯兰看来，穆兄会和沙特瓦哈比都属于一丘之貉，都应该被严厉打击。1946年土耳其党禁解除，伊斯兰成为各个党团进行群众动员的工具，穆兄会的党团蜂拥而起。而在此以后的岁月里，土耳其军方始终扮演着遏制伊斯兰发展的角色。1960年、1971年、1980年的纯军事政变和1998年的软军事政变都是具体表现，其中后三次带有显著的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
1996年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繁荣党上台, 随即在军方软政变的逼宫下下台，1998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繁荣党。繁荣党随即改名贤德党，2001年该党再次被取缔后发生分裂，其中支持所谓相对“温和”观点的群体，后来发展成为了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
2001年土耳其爆发经济危机，为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创造了条件。由于世俗政府对埃尔多安的打压，他在2003年才得以出任总理，正式开始了他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旅。
埃尔多安以伊斯兰为根基，大力扭转土耳其开国总统凯末尔制定的世俗政策，回归伊斯兰教义。在此过程中，他主要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建清真寺；二、建宗教学校。
土耳其在2003年至2013年间，修建了17000座新清真寺，总数达到了9万座，约850人每座（土耳其人口7900万），考虑到土耳其有7.5万座清真寺属于历史遗留，埃尔多安建造清真寺的速度是惊人的。而且土耳其清真寺的数量，远远超过伊朗和埃及。伊朗的清真寺数目为4.8万座（伊朗人口8000万），埃及为6.7万（埃及人口9600万）。不过即使如此，与中国相比，土耳其依然有差距，中国2014年拥有清真寺39135座，如果按照中国现在穆斯林总人口2300万计算，大约600人/座。
替换 埃尔多安批准修建的土耳其最大清真寺Çamlıca Republic Mosque
其次，埃尔多安改革了土耳其的世俗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宗教中学，软硬兼施（进宗教学校，不要考试，而且给补助），诱导青年学生进入宗教学校学习，宗教中学的数目从2002年的450座，增加至2015年的1961座，人数从2002年的6.5万人暴涨至今天的约130万人。将宗教教育推广至未成年学生。反观中国，在教育上，中国的伊斯兰自然遵循同样的策略，加紧渗透青少年教育体系，打着各种阿拉伯语学校旗号的经校遍地，清真寺假期读经班基本已经在各个清真寺普及。当然如果能进入国家的中专学校系统，那么念古兰经是中国政府给钱的。
经过几年对民众的伊斯兰强化教育，2010年埃尔多安废弃了世俗大学里禁止穆斯林妇女带头巾的禁令。2013年废弃了公务员禁止佩戴头巾禁令，但司法部门、军队和警察除外。2016年之后，司法部门、军队和警察的禁令也都相继被取消。更为嚣张的是土耳其政府反复试探童婚问题，试图依据古兰经将9岁定为法定结婚年龄。
替换上图为凯末尔参观学校，下图为埃尔多安参观学校
埃尔多安伊斯兰化的举措，不仅增加了信众，更重要的是极大增加了他自己政党的实力。2016年7月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试图推翻埃尔多安，结果导致大批群众上街抗议，即为硕果之一。而凯末尔建立的世俗的捍卫者——土耳其军队，在厌倦反复政变推翻伊斯兰政权后，试图在民主政体下与伊斯兰和解共存的希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被彻底的瓦解，政变不过是垂死之前的挣扎而已。
替换政变当夜凌晨在大街上抗争的埃尔多安支持者，在百忙之中依然按照教义做早礼拜
伊斯兰主义者以半世俗的面目出现，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最终的目标是将国家转变为彻彻底底的伊斯兰国家，让《古兰经》与圣训成为家庭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短短10余年埃尔多安就重新伊斯兰原教旨化了土耳其，完全击垮了世俗的保卫者军队。
世俗的土耳其重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本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第一章 附录三 穆斯林内部的歧视问题
虽然古兰经教育穆斯林要人人平等，但在阿拉伯人眼中的穆斯林并不完全平等，就更不要说异教徒了。纯种的阿拉伯人自然是最高贵的，因为穆罕穆德是阿拉伯人，古兰经是阿拉伯文书写的，阿拉伯人视古兰经为他们的文化遗产，也自然产生轻视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心态。那么从这个角度看，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去指导阿拉伯人去修改伊斯兰教义，无异于痴人说梦。
沙特有很多黑色皮肤的所谓阿拉伯人，大多是过去阿拉伯人贩奴时留下的黑人奴隶后代，或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的混血后代，当然还有少部分是后来的黑人移民。他们在沙特的社会地位远比纯种阿拉伯人地位低得多。
对外来说，西方的穆斯林无论黑白地位最高，中国日本等国其次，南亚的最低。非洲的黑人穆斯林也比较低，由于阿拉伯人贩卖黑人奴隶历史悠久，所以阿拉伯语奴隶一词，用作俚语时就是黑鬼的意思，和美国的那个N-word是一个意思。
亚洲穆斯林的排名主要与肤色有关，当然所在国的经济地位也有影响。在沙特，地位最低的是来自印尼，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的穆斯林。最后这三个国家穆斯林的排名主要还是靠肤色，孟加拉的穆斯林地位最低，因为他们的肤色最黑。
替换一名沙特人在鞭打他的南亚仆人，因为这个仆人和他的老婆讲话了
通宝推：氵氵,empire2007,PCB,瓷航惊涛,阴霾信仰,东海后学,踢细胞,jhjdylj,黄序,等明天,大眼,家园 【原创】后记（全文完， 附全本图文版PDF网盘地址） http://superninja256.ys16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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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动笔，这个系列几经停顿和修改到今天算是完成了，总共约20万字。总体而言，这是一篇总结历史和记述我自己思考过程的文章。
众所周知，讨论民族宗教的文章，如果脱离的政治正确，不说出版，连当成网络读物免费赠阅也很困难做到，知乎、天涯等著名大型的社交网站，我这个系列审查根本通不过。微博算是留给政治不那么正确读物的仅有的一块试验田。当然微博之所以能允许我的文章存在，并不是因为微博多特殊，而是因为微博的特点，三天后，当新的热点出现，你的文章就会很快被人遗忘了。
所以当有人问我，既然知道没多少人读，你为什么写这么多文字？我说，作为一名非专业的业余爱好者，只要能有一丝的可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也就算功德圆满了。当然对我自己而言，就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国家民族情怀吧！只是从时间和付出看，代价不小。
实际上想想也确实这样，对我自己而言，支持我写作的动力就是简单的国家民族情怀，是我坚信，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国家民族情怀，从点点滴滴，凝聚成洪流的时候，我想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崛起的时刻。
通宝推：白玉老虎,审度,金台夕照,愚弟,风雪,liuhaoasd0701,氵氵,zen,踢细胞,红山,唐家山,朴石,诸葛小花,瓷航惊涛,大眼,花棍舞,家园 我在西北某省不能用网盘可否发下邮箱 [email protected]。我所在的省所有网盘都屏蔽不能用，麻烦楼主发下邮箱吧，通宝已献上，万分感谢
家园 这个系列免费赠阅，欢迎大家广泛传播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简单的国家情怀，希望能引发更多人思考，不图名，不图利，所以欢迎大家广泛传播。
家园 【原创】第二十二章 终章 第二十二章 终章
《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写到这里就算暂时告一段落了，我的下一个研究议题将跳开回族这一单一民族，进入宏观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讨论。作为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我想在这里对这个系列做一个小结，并试图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以供大家参考。
“一个无神论的中国马列政党为什么热衷推广伊斯兰教？” ，是这个系列的起点。这一罕见的现象显然与中共的民族和宗教这两套理论脱离不了干系。而最深层次的问题应该还是出在中共的民族理论上。可是中共民族理论这个议题相当庞大，牵扯马克思原始教义，列宁斯大林发展的苏俄民族理论，中共自己的民族理论，西方的民族理论，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互相依存而又充满矛盾的体系。所以为了便于探讨，我将中共针对回族以及伊斯兰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单独剥离出来，独立成章，一是不至于因为议题太广而失去焦点，其次针对回族这个典型人造宗教民族的微观研究，可以作为我第二个宏观议题“中国民族问题”的切入点，为读者思考中国广义民族理论问题提供一些具体的实例和更多的直观感受。
对中国伊斯兰问题和回族民族理论的讨论，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部分的议题是“为什么伊斯兰中国化是不可行的？”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为什么中国的伊斯兰化如此如火如荼？”最后一部分是探究“为什么中共会成为中国伊斯兰化的推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伊斯兰的中国化不可行？"，这部分主要介绍了伊斯兰教义中的问题。其封闭性导致伊斯兰的封建糟粕和外来的阿拉伯文明在没有外力暴力推动的情况下，期待它自我进行宗教改革，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其攻击性，使它又成为国家安全最不稳定的一环。进而我得出一个结论：伊斯兰在中国是一个必须被压制的宗教（请注意不是被消灭的宗教）。
作为世界级的宗教，古兰经的神圣性、不可更改性、组织严密性、封闭性、进攻性和不妥协性，使得有进行宗教改革愿望的伊斯兰内部力量面临绝望的境地，在没有阿拉伯各个皇室的帮助下，毫无成功的希望，但显然阿拉伯的各个皇室为了维护王权，并没有意愿进行大刀阔斧的宗教改革。而中国的伊斯兰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多个门宦）有中国特色，但就其宗教内核而言，依然和阿拉伯伊斯兰是统一的。所以指望中国穆斯林自愿自发出现改革，无异于是痴人说梦。那么在中国，强大的政府政府是否可以作为外力推动中国穆斯林进行本土化世俗化改革呢？答案同样是痴人说梦。伊斯兰出自阿拉伯，穆罕穆德是阿拉伯人，古兰经由阿拉伯文书写，这一切决定中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远较阿拉伯人的低端地位（非阿拉伯穆斯林有个专用名词“马瓦里”），虽然顶着一张典型汉族人脸的中国穆斯林始终强调他们的阿拉伯血统，但他们也根本任何能力和权力对阿拉伯伊斯兰指手画脚。
而我们最近经常耳闻目染的“回儒”概念，这个中国伊斯兰学者或者研究伊斯兰的学者经常提到的概念，其目的无非是说中国的伊斯兰已经中国化了。可惜“回儒”的概念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失败了。在阿訇们领导的宗教暴乱中，几个穆斯林儒生所做的努力注定是苍白无力的，而最终归于失败是注定的命运。当然我并不否定回儒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进步，也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但说这个整体被中国穆斯林抛弃的理论是伊斯兰已经中国化的标志，显然是凭空臆断。回儒把中国伊斯兰本土化的进程推进到了第二步，用本土哲学解经。可是它不仅始终没有进入第三步，用本土哲学解构重塑伊斯兰完成本土化，而且始终没有完成第二步。近年来，由于中国穆斯林阿拉伯化，甚至开始退出本土化第一步——“外来教徒异当地风俗，异当地语言”，开始全面去汉化，进行阿拉伯化。这样一个走到今天彻底失败的概念，作为伊斯兰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的佐证，显然是有问题。
那么回儒作为中国伊斯兰甚至世界伊斯兰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否可行。如2018年10月20日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许嘉璐就喊出了以回儒思想为根基，中国伊斯兰教也可以承担起引领伊斯兰世界的作用！（许嘉璐给第四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的贺信，其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原主席，民主党派热衷参与伊斯兰宗教问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前进的方向，不说回儒已经失败，不说阿拉伯人同意不同意，只说执政党打算怎么对待汉族的儒学，倘若执政党自己都没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儒学体系，你如何让别人学习！况且面对执政党对汉民族乃至汉文明汉传统的打压，汉族的儒能剩下多少汉族自己都不知道，那么失去儒学根基的回儒能走多远呢？我看这些所谓专家在嚷嚷“回儒”的时候大约都没想过吧，或者根本就是别有用心想罢了！一个失败的概念被当作成功的案例被反复提及拔高，真是为了伊斯兰中国化？我看未必，大约就是瞒天过海，保持伊斯兰纯洁性的障眼法吧。
第四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2018年10月20日-21日）
重视伊斯兰教研究是怀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福祉，所不能不发出的呼吁。今天的世界不应是一个大国与文明之间彼此制裁、彼此冷战、彼此孤立的世界，而是迫切需要在更深层次上相互开放，相互合作。霸权主义曾经给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造成过深重的灾难，今天，全世界应该携起手来，一致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丛林法则式的零和思维。中国与伊斯兰文明、阿拉伯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提供了榜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两大文明相互交融，开创、造就了一个有别于国外伊斯兰教的、独特的传统——中国伊斯兰传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限于“儒释道”，还应包括以“回”为标志的中国伊斯兰教传统，进而开创我国宗教以“儒释道回耶”五教同光、五教共辉为特点的新时代宗教格局与宗教关系。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变迁，时至今日，是否可以大胆地说：中国伊斯兰教也可以承担起引领伊斯兰世界的作用！通过倡导中庸中和中道，反对极端暴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独特贡献。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任重道远、意义重大，伊斯兰教研究应在其中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中国学者主导的伊斯兰教研究应具备大格局、大气象，应成为一门“大学问”、“大研究”，应努力突破学科划分的局限，形成“一门多学”的开放格局即一种研究、多门学科，由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伊斯兰教研究，秉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学术理念，逐渐形成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特有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乃至中国学派。——许嘉璐
针对这次会议的两个主办单位：世界宗教研究所和陕西师范大学，我还要多说几句，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是卓新平，我们前面提到过，研究基督教出身，第一个正式提出教徒可以入党观点的学部委员。另外一个主办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在大学中可能排名并不靠前，但在回族研究中的著名人物杨怀中就是此学校的毕业生。作为主编，他的那本著名的挂着世俗学术研究旗号，实为伊斯兰宣教杂志《回族研究》必将名垂史册。西安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李健彪，积极参与出版给白彦虎歌功颂德的小说《东望长安》，热衷宣传所谓回族文化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这个学校的教授如韩敏（汉族），马强，王超等都是研究回族历史或创造回族历史的一把好手，当然最有名的是王国杰（汉族），这个在回族学者中分外扎眼的汉族教授，他最大的功绩就是充当了为杀人魔王白彦虎翻案的急先锋。这两个主办方一个基督教一个伊斯兰，两个外来的一神教碰到一起歌颂回儒，还要引领世界伊斯兰，着实让人有种光怪陆离的感觉。不过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李林在他的旧文“教法随国——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视野”中早就在回儒研究中对伊斯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政主教从，以教辅政。“以教辅政” ，我看索要政治权力，才是两个一神教团结起来的真正的目的。这些人为何如此重视一个失败的概念，无他，为伊斯兰和基督教在中国争取发展空间和时间而已。
“为什么说伊斯兰的中国化不可行？” 部分的第三个议题，我重点探讨了伊斯兰的进攻性和不妥性是伊斯兰吉哈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沙利亚统一世界的宗教诉求是每一个穆斯林无法抗拒的野望，在严厉的环境中，伊斯兰必然暴乱。但过于宽松的环境下，其扩张性也必然与当地文明文化产生冲突。与伊斯兰达成和平的途径，只有以强大的压力敦促其进入古兰经中的停战状态，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在世俗国家，伊斯兰必须被压制。当然在当今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即使不考虑伊斯兰确实具有宗教的特性，仅仅考虑是否能够以国家暴力机构消灭伊斯兰这个问题，也知道这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也就是说在中国对待中国伊斯兰既不能太宽松，也不能太严厉至消灭，这种平衡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伊斯兰长期处于一种与卡费勒停战的状态之中，当然这种危险的平衡需要中共具有极大的智慧和高超的政治手段才能够完成。
第二个大部分我研究了“为什么中国的伊斯兰化如此如火如荼？”这部分实际上并不涉及太多理论，只是在观察中国的伊斯兰化进程，并与西方国家的伊斯兰化进程进行比较。我们很轻易地就会发现中国存在两种伊斯兰化，一种是穆斯林自己自下而上进行的伊斯兰化，还有一个是中国政府主导的由上而下的伊斯兰化，而这种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是中国伊斯兰化进程快速蔓延的重要原因。这是在世界上任何世俗国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现象。一般统计口径说中国有穆斯林2500万（约为总人口2%），但因为不包括汉族等民族的穆斯林，也可能因为政治原因，有数据修改，一般估计为3000-4000万。按照上限4000万算，穆斯林占中国总人口的约3%。即使这样，如果对照外国学者的穆斯林在寄居国拓展的路线图，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穆斯林现在实际在做穆斯林人口达到5-20%之间才会发生的事情。这显然与执政党的功劳分不开。
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的伊斯兰扩张路线图
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体制内伊斯兰化的推手主要是回族精英，甚至包括中共党内的高级回族干部。他们对伊斯兰认识有两个基本点：“族教绑定” ，和“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注定他们根本不可能是存粹的无神论共产党员。沙甸“伊斯兰真主党”叛乱，有组织，有旗帜，有纲领（沙利亚法），却在他们的误导下莫名其妙的平反，变成了梁山好汉式的官逼民反，并坐实了“族教绑定”和“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其后在伊斯兰学者的帮助下最终形成金科玉律，就是一个典型示例。
最后的议题，我讨论了“为什么中共会成为中国伊斯兰化的推手？”实际上所谓的中共与伊斯兰的两次结盟并不是相同的事件，第一次发生在30年代末到1957年，但这次同盟关系自1957年起就开始开始土崩瓦解，至1975年强力镇压沙甸叛乱实际上宣布这种结盟已经彻底沦为了你死我活的势不两立。我们现在见到的结盟是文革后中共与伊斯兰的第二次结盟。由于第二次结盟完整照搬了第一次结盟初期的所有政策，所以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中共一贯与伊斯兰结盟的错觉。
文革中的事实证明，中共第一次与所谓回族的民族主义结盟，其实也就是与伊斯兰结盟，不过是为了实现全民共产族的权宜之计而已。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共早期的民族宗教理论是粗糙不堪的，甚至跟斯大林关于民族的论述都不符合，属于强行将教团定义为民族，原因不过是为了对付共同敌人而进行的统战。中共早期的所谓回族研究的丰碑——“回回民族问题”，无论从研究人员的背景上看还是最后的论点上看，都是不合格的，尤其是论点充满了经不起推敲的主观臆断，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传达统战命令更为合适。“回回民族问题” 这套理论是特殊时期为斗争发明的理论，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不会有什么后患，因为宗教和民族最终都是要消失的。文革中，中共对伊斯兰的打压，对回族的去伊斯兰改造(拆毁清真寺，鼓励回民吃猪肉，鼓励回民养猪等) 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也牵扯出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乱象应该完全由老一辈革命家来承担主要责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30年代到文革结束，这个期的理论可能是一套不切实际的理论，但是是完整的，中国最后要融合为一个民族：共产族，一个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老一代领导人的理论失败了，但他们的将中国整个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想法和现在的所谓多元完全是南辕北辙。但遗憾的是文革后的中共却放弃这个目标，放弃了思考，放弃了变革，采取了捡到什么就用什么的随便心态，把延安时代的民宗理论搬出来照抄才造成了今天的后果，后来人才应该是主要责任的承担人。
文革后，面对中共整体理论实践的失败，变革理论成为必然，经济理论变更了。但在民族领域，变革没有发生，而只是使用了中共自己民族理论的阉割版。这个延安斗争年代本着统战为目的的理论，热衷对汉民族和汉文明的进行打压，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宗教泛滥则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其中尤以回族为最，导致伊斯兰打着民族的旗号趁虚而入，毫无阻挡在中华大地上开疆裂土。这套前期的理论存在巨大的理论漏洞。一是以教立族，将汉族伊斯兰教团定义为民族，其次由于教团教徒实为汉族，回族只能以伊斯兰为民族属性。三、放任教徒入党，又放弃对回族党员思想的改造，使他们成为一个前脸马列主义，后脸伊斯兰的矛盾结合体。四、确立中共和伊斯兰的同盟军关系，五、组建伊斯兰自治政府和半伊斯兰化的军队。从现在的情况看，除了最后一条“组建伊斯兰自治政府和半伊斯兰化的军队”还在进行中，其他各条都被无条件继承并发扬广大，尤其是放任回族党员的宗教情怀，令今天的泛伊斯兰化纠正起来十分棘手。其实如果细究，文革后中共与伊斯兰的结盟还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统战思想在作祟。
清真寺送穆斯林青年踊跃参军
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毫无原则的统战，二是中共的思想体系更新出现了问题，虽然叫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是问题主导型思维，面对所有小问题不作为，不摔个大跟头不动作。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教训，不是每个跟头运气都那么好运气，不会伤筋动骨，甚至粉身碎骨的。
至此我这个系列算是结束了，我们探讨了回族以及中国伊斯兰在中国的乱象，也探讨了引发乱象的原因。显然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积累问题，开出一个详细的药方并不容易，但谈谈我们努力的方向，我想还是可以做到的。
一、首先必须压制伊斯兰，使其处于停战的和平状态，而主动采取自我约束的措施，但同时不要忘记消灭伊斯兰也不现实；这是一种精细的平衡。这种压制必须从伊斯兰扩张的四个重要手段“清真食品”、“经堂教育”，“清真寺”和“封闭社区”开始。尤其是清真寺，它是伊斯组织化的重要节点，必须严厉限制其活动。
二、回族的民族属性必须淡化，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所谓民族属性，它有的就是伊斯兰，不能让中国的伊斯兰教团打着民族的旗号发展宗教。必须明确回族的汉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对回族党员进行整风，教徒党员必须退党，可喜的是这点政府已经开始有所动作。同时回族党员应该禁止在回族墓地实施土葬，禁止党员死后去见真主的事件发生，党员必须火化应该成为一个条例。
四、对研究伊斯兰的学术机构和智库进行整顿，伊斯兰教徒学者必须清除出宗教研究的学术队伍。对伊斯兰没有批判精神的研究人员，根本不配去做伊斯兰宗教研究。
五、废除少数民族特权，将封建血统贵族论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六、民宗委并入民政部。从利益相关角度，由回族主导的民宗委作为独立机构，与地方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根本就是利益相关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说动用公共财政盖清真寺，搞少数民族嵌入式小区（其实就是回族小区），只说两个简单的事情，一个是封建制度下按照血统考学考公务员的加分规定就是不能修改，一个航空公司强制非教徒吃宗教食品也同样得不到修正，本来两纸公文就能解决大部问题，就是拖着不处理，难道说民宗委存在的意义只是为某些团体挣利益，要特权吗？那还不如撤销好了。
五、精简统战部，统战部是战争时期的机构，它的存在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关系紧密，和平时期的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沦为为了统战而统战的机构，除了团结，团结，再团结，统战部根本不会有其他事情可做。同时团结的对象越多，被团结对象开出的价码越高，统战部自身的价值才越大，久而久之为其他政治团体在党内代言，成为其他团体在体制内的代言者，成为谋取牟利的工具成为必然。
六、限制宗教人士，特别是伊斯兰教人士，进入政协。想想都知道，除了发展宗教他们能提交什么议案呢？其中由于伊斯兰和生活绑定，与其他宗教相比，穆斯林政协委员的提案对世俗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回望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
以上是我对如何解决现在回族问题泛伊斯兰问题的一些肤浅认识，当然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是一个纷繁复杂，且需要大量时间的细致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时不我待，随着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宗教势力的扩张，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了。
《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全文完
通宝推：唐家山,kekepei,qq97,朴石,瓷航惊涛,大眼,花棍舞,家园 处理伊斯兰的乱像应加一条 对伊斯兰文化和教义应进行解读和批判，把其丑恶的本质不断揭示出来，不断宣传，不断批判，同时加大对回族自治区法律人文的普及教育。伊斯兰教教义因其局限性和封闭性，与时代落后、与国家利益严重背离，要用人文精神对其落后的宗教文化进行打击，要用科学不断揭露其生活风俗的荒缪，再用法律强力制裁其神棍行径，对传教用法律进行限制，传教士必须经政府统一考核认可方可进行传教，后期不断改进和限制，不断强调回族区也是华夏的一部分，其他民族的风俗也得尊重和维护，对干扰其他民族的生活习惯严惩，同时加大回族区养殖生猪事业，对伊斯兰文化的不合理用立法进行控制和纠正。
家园 需要出个董仲舒、慧能 不对于伊斯兰本身有足够了解，进行改造扬弃，直接硬来对着干，是有隐患的。
某些神棍是要使用现代世俗标准去文革一番的。宗教不能变成一个和世俗隔绝的小圈子
家园 执政党的根本需求未变，只能微调 绿营不可靠，八旗不可用，虽暂时不用护驾，外缘/外援/外怨/外患，多多益善，抱团取暖。
另一方面也说明，百姓是真明白，是真强大。时机未到而已。损失巨大，交给历史，现实和未来吧，总要继续发展，苦惯了。
家园 好文章， 直面问题，真犀利，理论剖析，实际考察都有了。
回教现状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家园 【原创】第二十一章 文革结束以后民族工作的核心、基本点和 第二十一章 文革结束以后民族工作的核心、基本点和成效观察
旧有民族理论第一阶段，是以统战为核心，以民族异化、民族自决为笼络手段，团结少数民族民族主义份子，建国前的目的是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蒋介石集团以期夺取政权，而在夺取政权之后旧有民族理论进入了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一样依然是以统战为核心，以民族异化、民族自决为笼络手段，团结少数民族民族主义份子，但共同面对的敌人变了，建国后的目标是联合起来反对汉民族和汉文明，只有消灭了汉族这个新民族共产族最大的敌人，才能为全民共同成为共产族做好准备。而第三阶段则，则是以全民共产族为核心，以摧毁全部民族主义和各种宗教为最终目的，采用暴风骤雨的暴力手段，推动全民走向共产主义，反应在现实中，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请注意不是无产阶级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用全新文化/文明取代旧有文化/文明的革命。
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1950年7月21日)
文革结束以后，面对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失败。中共将自己的民族宗教理论腰斩，抛弃了第三阶段，消灭全部民族全民走进共产族的理论，后退至旧有民族理论的第二阶段：以统战为核心，以民族异化、民族自决为笼络手段，团结少数民族民族主义份子，联合起来反对以共产族最大的对手——汉民族和汉文明，为实现全民共产族做准备。然而问题出现了，丢失了将全民融合成共产族的第三阶段的民族理论已经根本不是原来的理论，也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就此文革后中共新的民族理论开始正式形成，新旧两种理论虽然同源，但发展进程和方向显然是不同的，新理论中，共产族和少数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大汉民族主义”成为了主线，大汉民族主义不被消灭，统一战线就不会终结。这个理论虽然缓解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尖锐矛盾，但这种与中国海纳百川式的融合发展模式完全背道而驰的逻辑，终将会给中国带来了更大危机。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必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反省“大汉族主义”。对这一点，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强调过多次。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一切事务以汉族为中心。所以要制止重建汉族国家运动。
——杨培德(贵州苗学会会长)，2013年11月12日，环球网
民族理论问题的产生原因，首先牵扯整个马列理论，这是一个太过宏大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人能力，所以对此我将不做讨论。其次牵扯到马列民族理论的漏洞，这个作为我下一个“民族”系列的重点，暂且放在一边，只做简要论述，不做重点讨论。这里我重点关注一下文革后民族领域施政的特点是什么？以及文革后的统一战线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文革中统战失去了作用，国家民委被撤销，而文革后统战地位在民族领域的地位却急剧上升，其实质是为失败的马列民族理论打补丁。统一战线的基石依然是马列阶级斗争理论在民族领域的基本逻辑：大民族是压迫民族，小民族是被压迫民族。传统文化中提倡地向大民族融合的理论被废止，同时另外一个融合方向共产族也消失了，至此大家彻底平等了。然而在我看来，这个看似各个民族绝对平等的美好理论，由于失去向心力必然引领国家走向一盘散沙，中华民族则完全成为一个虚无飘渺的人造概念，前景显然不是那么美好。
失去了理想和情怀的统一战线，为了团结沦为了彻底的实用主义，你支持我，我就给你让权和让利，而这两点最终成为了现有民族统战理论的施政方针的二个基本点。让权主要目的是为了实践和维护苏俄特有的民族国家体制。中国的体制虽然与苏俄的体制略有区别，但维护民族自决的初衷是一样的。所以才会出现在一个国家中地域带有民族属性的奇葩设计（此国家体制为苏联发明的），才会出现所谓“汉族人口占多数，某某民族为主体民族”的荒诞说法。这种明显带有陷阱的设置之所以没有引起中共的重视，依然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中共看来，共产意识形态远远高于民族意识，地方政府中的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一定能够遏制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至于为什么？只能归于乌托邦式的自信。当然期待少数民族党员能够丢弃自身的民族主义，从苏联、南斯拉夫乃至中国的经验看，都是自欺欺人。这个自信在今天依然存在，在我看来不过因为积重难返，投鼠忌器，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期待金钱会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厢情愿罢了！
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只要少数民族口头表示拥护超越所有民族的共产族，那么政府就可以放权给你，就可以让利给你，当然权力的让渡和利益的输送，不会来自共产族的核心利益，一定是来自中国的压迫民族汉族，即使是汉族党员也必须背上这个原罪。这种明显带有逆向种族歧视色彩的行为，中共的说法是汉族必须偿还历史旧账。
让权和让利这两个基本点，在文革后的施政过程中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以让权为主让利为辅，这种政策导致的西北西南的剧烈动荡，令中共自2010年起，将重点转变为让利为主，让权为辅。
第一阶段中胡耀邦是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观察他对“让权”理论的推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观察那个时期的理论发展以及最终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会给我们很多启示。在继续讨论之前，有两点题外话必须首先说明，我们不应该把统战和民族方面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个人，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胡是1982年才担任总书记的，而中共文革后的统一战线政策早在1979年就基本成型了，胡耀邦只不过是这个理论的忠实执行者者而已，只不过可能太忠实了而已。还有一点就是“汉族还债说”的文字很多来自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至今仍然被各种文章引用，但是文革后的“汉族还债说”是周总理的理论的吗？正如我们前面说得，不是，现有的民族理论和老理论根本不是一个理论，那周总理的话作为他支持现有理论的逻辑，明显是断章取义，别有用心。下面让我们回归正题。
1980年2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了他的所谓在民族自治地方拨乱反正的工作。1980年3月，胡耀邦主持的西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并下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 “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1980年5月胡耀邦率领中央调查团进藏，立刻将对新政策执行不力的中共西藏区委第一书记任荣解职，调任在西藏曾经工作过21年，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的阴法唐担任西藏区委第一书记。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主次西藏干部大会，强调排除文革对西藏的影响，重点发展经济，增大援助，大力支持藏族本民族文化，任用藏族干部，将所谓闲置汉族干部撤出西藏。
二十九年以来，我们的藏族成长了，培养了，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很能干的藏族干部，一大批能干的、同群众有联系的，一大批吧，几千几万吧！这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最大胜利之一啊。同志们!我们汉族同志要为他们——藏族干部的成长表示高兴啊，这是我们的很大成绩之一啊!经过这么多年，他们已经成长了。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 他比我还更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至于科技人员，这些问题，只要藏族欢迎，有多少占多少都可以，我没有意见。)军队干部不在内，咱们讲清楚呵！军队干部，兵也好，干部也好，要以汉族干部为主，汉族同志为主。地方干部，我的意思，两年，最多三年，脱产干部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是二八开。
——胡耀邦，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讲话，1980年5月29日
二十九年来，培养和成长了一大批优秀的、能干的、能联系群众的藏族干部。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最大胜利之一，也是汉族干部对藏族的帮助和贡献之一。汉族干部要为他们的成长表示高兴。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不断地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新情况，就是大批藏族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了；新问题，就是让他们多挑担子。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 初，毛主席、周总理就说，在西藏，藏族干部要占百分之六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四十。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最好两三 年内使国家脱产干部中的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医生、教师、科研人员不受此限制，越多越好。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 部完成了历史任务，走是光荣的。共产党员要执行命令，回去时，组织上要绝对负责安排。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为西藏 建设事业出了力，有些同志没有家，组织上不能不管。走的同志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要有计划地回内地安排工作。这样做 三方面都满意：党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和人民满意。
——胡耀邦，建设西藏要做的六件大事 ，1980年5月29日
1980年8月6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所谓藏人治藏的序幕被正式拉开。从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内调汉族45,114人，连同家属子女约八万人。1986年又内调汉族干部工人约17,000人。虽然对总人口（包括有西藏户籍和没有西藏户籍的汉族人口）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但官方是有户籍人口统计的。汉族户籍人口从1980年的12余万人（6.6%总人口）锐减至1985年的7万人（3.6%），而且87-89年的暴乱也没有阻止汉族人口的跌势，直到1993年汉族人口才真正触底，此时汉族人口约为6万5千人（2.8%总人口）。大批藏族干部成为各级政府的第一把手的同时，一个个当年逃往印度的流亡活佛被迎接回西藏，大批达赖时期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佛协等。而大批汉人茫然地离开这片他们奋斗了大半生的土地。
大批进藏干部内调之后，西藏干部领导层的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已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治区级干部中占72%，在地级干部中占68.1%，在县级干部中占61.2%，全区各地、市、县级行政主要领导人都由藏族干部担任，7个地、市党委中的6个由藏族任书记，75个县（含县级办事处、区、市、口岸）党委书记中有63个由藏族干部担任，体现了以藏族干部为主的西藏干部队伍结构特点。
——当代中国的西藏
1984年2月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阴法唐由于犯了所谓 “左倾”错误，“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受到了批评。隔年被调离西藏。伍精华（彝族）担任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伍精华穿藏袍，在西藏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和西藏民族精英关系密切，从而受到一些党内人士的指责。伍精华则自我辩解道：
“关于统战工作，中央和耀邦同志指示要抓好。统一战线工作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西藏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尤为重要。比如说如何正确对待十世班禅、阿沛等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进藏时，班禅和阿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还兼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当时，中央派班禅副委员长到西藏视察，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由我主持请班禅、阿沛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班禅在大会上讲到，‘我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也永远是，愿意用我的鲜血和生命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企图分裂西藏的行为作斗争’。作为班禅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能讲出这样的话，实属可贵。”“我耐心地对一些领导干部讲，‘西藏是个特殊的地区，班禅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起着特殊的作用，不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更不要再以和班禅对立为荣’。我们应该发挥像阿沛和班禅等在藏族人民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的作用，齐心协力把西藏建设好，维护祖国的统一事业。”
“难道这些都是‘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难道在西藏这么特殊的地区统战工作就不重要？难道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是正确的？”
——原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伍精华
1987年7月起，统战民族绥靖政策开始显现恶果，西藏开始爆发抗议和示威，伍精华也在1988年12月离开西藏，而他的离职已经无法阻止一场暴风雨的来临，1989年3月的大规模骚乱爆发。
虽然其后中共对其西藏策略进行了修正，汉族人口得到了显著的回升，至2010年，西藏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约为25万人左右（8.2%总人口），但显然在国家和民族认识不统一的前提下，用什么爱中华民族，什么多元一体将各方政治势力团结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的称谓吗？多元一体的一体如何体现？显然真正维系大家团结在一起只不过是国家暴力机器而已。心怀异志的势力只不过是蛰伏起来，矛盾必将长期存在，等待再次爆发的机会，2008年西藏爆发的骚乱就是有一个证明。
西藏的例子在全国范围内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这种“让权”式的绥靖政策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八十年代初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立刻引发了新疆和内蒙的强烈反应和混乱，尤其是新疆，虽然最后由于防苏的需要，新疆没有实施所谓汉族人回迁的政策，但是其他措施，如所谓重用民族干部，提高民族干部比例，广泛重修寺庙等政策都得到了贯彻，文革后期全疆清真寺约 2930 座，1985 年伊教宗教场所已达 1.55 万处，2015年清真寺则暴增至24532座，为今后的乱象留下了伏笔。
当新疆西藏大规模出现问题之后，中共将重点从让权转为让利，认为只要少数民族都过上了好日子，充分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识到只有在中共领导下，才能真正不受大汉主义的威胁过上真正的好日子的时候，再考虑慢慢让权不迟！
所以在随后的日子里，中共有意加大了让利力度。从转移支付上很容易看出，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重点扶持。
2018年各省自治区转移支付排名
然而经济上的让利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共对少数民族的让利是全方位的。从入学考试到招工，再到招收公务员，从经商，贷款到税收，再到扶持少民行业垄断，无所不包。2018年贵州高考成绩排名，让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加分的巨大威力，前100名考生，仅有15名汉族考生。
2018年贵州高考成绩，少数民族考生以民族加分助力全面压倒汉族考生
而宁夏政府则更进一步，规定回族考生的加分要比其他少数民族的加分还要高一个档次（备注：现已改为所有少数民族加同样的分，当然汉族还是不加分）。宁夏公务员招聘加分的直接后果是录取回族公务员的比例远远大于其当地人口比例的35%，而达到了45%-50%的水平。每年如此招聘的后果，就是少数民族党员最终将控制整个地区。
根据各地清真食品管理条例，清真企业可以按照民族/宗教进行员工招聘，根据民族/宗教定岗这种全球公认的歧视，在中国以“民族团结”的名义被大开绿灯。北京规定清真企业至少10%（生产单位）或25%（经销单位）的雇员必须来自所谓穆斯林族。宁夏则含蓄地提到穆斯林族的比例不低于本地穆斯林族的人口比例，也就是说穆斯林员工要大于35%。看看宁夏公务员招聘，所谓穆斯林企业招聘汉族人的比例能有多大呢？！
少数民族在法律面前的两少一宽更是公开宣传 ，毫无避讳。直接导致“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直接倒退回封建时代。学术上少数民族学者借助民族问题大捞科研基金的事情就更是数不胜数。其中以回族学者最为突出，研究伊斯兰教法，研究马列主义和伊斯兰的和谐统一，研究如何传播伊斯兰，研究如何规范宗教生活，为神学做贡献，为政教合一做贡献，还有钱赚，这种好事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世俗国家历史上大约都从来没发生过。
中国少数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
而国家民委2009年推出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更是开创了只要顶着民族头衔强化自己的民族属性和民族意识，就可以直接拿钱的先例。
世俗多年的华北回族村寨在民委推动下重新回归伊斯兰
这种让利的背后却是被当作压迫阶级的汉族人作为社会贱民的无奈。2016年贫困县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汉族妇女杨改兰，家庭赤贫，却因为家里仅有的3头牛被政府取消了低保，愤而毒死自己的4个孩子，自己也服毒自尽。而这一年投资2.87亿元的临夏民族大剧院竣工，同年临夏州财政收入 31.6亿元，财政支出218.7亿。就是这样一个贫困县，至2011年共有清真寺3588座，约300穆斯林/每座清真寺。杨改兰的行为固然不可取，但这种以民族为界限的 “厚爱”与“薄凉”，怎能让汉族能够平心静气，甚至还要继续默默付出呢？
临夏沿途风光掠影
上图为汉族妇女杨改兰的家，下图为投资2.87亿的临夏民族大剧院
纵观文革后的民族政策，国家民委政策无论是“让权”还是“让利”，无论重点放在哪里，都没有解决凝聚力的问题，所谓统战理论根本无法解决以实现共产族为目标的马列民族理论中存在的原生漏洞，多元和一体的矛盾，分裂和融合的矛盾，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这些漏洞的继续存在寻找存在下去的理由，而“养寇自重“则肯定会成为维护现有统战理论最得力工具。可是按照苏式理论“让权“自治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可以想见国家民委只能调整“让权”的快慢，而无解决矛盾的能力。实际上这种困境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似乎已经不存在的民族矛盾，却忽然之间剧烈喷发，而且他们面对的最强大对手，恰恰是想想中应该已经进化成共产族，本来应该安心呆在社会底层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和塞尔维亚族的强烈反抗，这是1991/1992年的事情。
在中国，民族统战理论将所有矛盾都归为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又秉承了马列理论中对本土大民族深深的敌意，在少数民族宜宽不宜严的指导方针下，试图团结所有政治势力，导致民委根本无法挑选和甄别统战对象，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团结，团结的手段就是让权和让利，又由于其本身不是实体部门，只能向其他部门索要特权索要利益，以便换取所谓的团结，又进一步导致了为了维护部门利益，故意放纵统战对象。虽然其正面意义是它遏制极左势力过于左倾，另一方面，它却要尽力维护那些没有与中共彻底撕破脸的分裂势力的利益，支持他们，壮大他们，当他们在体制内的代言人，直到这些势力能挑战中共的权威时候，再放弃他们。可是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当国家暴力机关，如军队警察国安等部门被人家渗透干净以后，国家暴击机器对待这些分裂势力力不从心，再也无法约束的时候，国家解体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通宝推：大眼,jhjdylj,陈王奋起,诸葛小花,家园 【整理】第二十一章 附录一 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 第二十一章 附录一 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80年3月，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并将纪要发给全党。5月29日，胡在西藏召开4500多人参加的 “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 ，提出要解决六件大事：
一、西藏要有自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
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征购，免摊牌；
三、改变计划经济，发展多种的经济，开展贸易；
四、大幅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支持；
五、在西藏要突出藏文化，汉族人要勇于学习藏族文化，融合进藏族文化，进藏的汉族人要树立一生为藏族人服务的信念。
六、汉族人要撤出西藏，把西藏的政治权力还给藏人。撤出的汉族人会在内地给安排工作。进藏的汉族人15%留下即可。
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胡耀邦 （1980年5月29日）
同志们﹕
在我讲话之前，我首先代表我们的党中央、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各位副主席和我们中央书记处的全体同志们，向保卫和建设西藏的全体人民，向党和国家的藏族、汉族全体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向英勇捍卫西藏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光荣的驻藏部队全体指战员、公安干警，向同我们密切团结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表示亲切的慰问﹗
这一次，我和万里同志，还有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也是西藏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阿沛同志，还有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的主任杨静仁同志，还有党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赵振清同志，大概有几十位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来西藏考察。你们知道，党中央在四月份，经过多次的讨论，制订了一个加强西藏工作的文件，即三十一号文件。你们看过了吧。那末，我们来还是什么目的呢﹖我们是考察一下究竟三十一号文件符不符合西藏的实际﹖有没有不完满，甚至还有不妥当的地方，还需要补充，还需妥修改。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我们是二十二号到的。杨静仁同志比我们早来了八天。万里同志的身体很好，阿沛同志的身体也很好。我这个人考试不及格，第二天，就发了高烧，烧到三十八度九。会不会呜乎哀哉﹖我想没有这可能。这一点我还比较沉着。感谢大夫同志的帮助，精心地料理，烧就下去了。现在身体有点四肢无力，所以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万里同志、阿沛同志、杨静仁同志他们出了很大的力量。我今天的讲话肯定有许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要求同志们一条，允许我经过再补充修改，过几天以后我再整理一个稿子，印发给你们。
我今天讲点什么东西呢﹖
西藏已成祖国不可分割部分
我想首先讲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西藏的解放，西藏同全国完全统一起来已经二十九个年头了。二十九年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应该统一一下思想。我们几位同志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我。万里同志、阿沛同志、静仁同志，还有区党委的同志。总的来说，我们的西藏是已经成为我们的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了。总的来说，二十九年来，我们的西藏的成绩是主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他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九年，叫和平解放的阶段。西藏名副其实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而，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加强了藏汉之间的民族团结。这一段，西藏是比较安定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这一段每一个步骤都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下处理的。第二段是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这一段主要的工作是搞民主改革，也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导的。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面，发展了生产，相当大地提高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有很大的提高，西藏的翻身农奴衷心地拥护党和人民政府，成绩是很大的。当然，我们有一点缺点。平叛是需要的，正确的。我们在平叛中间有些地方有点扩大化。伤了一些好人，现在还留下一些后遗症。第三段，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现在来看，文化大革命做得对不对﹖我们有些同志到现在还有胡涂思想，还叫文化大革命有伟大成绩。中央都写了决定嘛﹗四中全会都写了决定嘛﹗五中全会都写了决定嘛﹗叶帅的报告都讲了嘛﹗中央全会通过的嘛﹗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一场浩劫嘛﹗当然啦，是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我们党的错误，我们广大干部没责任，你们没责任。在西藏的广大干部是努力的，是辛辛苦苦努了力的。可是，同志们，我们全国受了很大的损失。你们西藏也受了损失。这个历史是铁面无情的。同志们﹗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要实事求是，是就是，非就非，不能含含糊糊。我再三说明，西藏的干部是努了力的，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生产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当然可能也有个别地方比较好，增了产，比如说你们的阿里就比较好﹗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全国多数地方受了破坏，受了损失，还有我们的民族团结受了破坏，第四段，粉碎「四人帮」三年半以来，我们全党都是努力的，你们也是努了力的。你们藏族的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努了力的，成绩也是主要的。但是，我们某些地方，某些同志。对党中央的指示、决定理解得不及时，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认识得不及时，跟得稍微慢了一点。我上面不是讲了吗，工作是努力的嘛﹗勤勤恳恳的嘛﹗成绩是主要的嘛﹗但是有这么一个缺点，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央的文件理解得不够深刻，跟得不及时，我是讲全国某些地方，至于你们有没有这个缺点，请你们想一想。我重复一遍，总的来讲，二十九年来，西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是好同志，这一点我们要充分肯定。我们对二十九年的看法，我建议就到此为止﹗不要再算细账﹗细账算不清楚。中央同志经常讲，历史旧账宜粗不宜细。我们的事情多得很﹗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我再重复地向你们建议，我首先从区党委建议起，历史账不要算细账，算细账同中央的方针不符合，宜粗不宜细，要同心同德向前看，同心同德，面向未来。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我希望同志们把我们这建议，讨论清楚。如果说你们加我们一顶帽子，说胡耀邦、万里是和稀泥的，开水泥厂的﹙听说你们这里只有两个水泥厂﹚，说胡耀邦、万里来了又开了第三个水泥厂，我们承认。我们还是高标号的，五百号的水泥。你们有些同志，你们的区党委的负责同志都是从小当红军嘛。谁没有个错话嘛，讲个错话嘛﹗有个缺点嘛﹗但是全面来看，总是办了好事嘛﹗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同志们讨论清楚。
30年西藏生活没有多大提高
但是我要说﹕我们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我是把两个问题分开的，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现状。现状我们九天考察的结果，访问的结果，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大提高，部分地方有些提高，但有些地方还下降了。许多地方人们怀念互助组时期。这个我们要不客气地提出来﹗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大提高，有些地方甚至有点下降，中央的同志，华主席，几位副主席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难受的，感觉到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同志们﹗我们也很难受哪。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唯一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幸福，办好事。我们办了三十年，难道我们不要好好想想吗﹖我再三讲了，我们中央同志的心情很难受。华主席同我谈过这个问题，邓副主席同我谈过这个问题。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要不要负责任﹖首先我们负责任，首先我们中央负责任。百分之八十的责任我们来负，中央来负。但是我们有些同志是否也有点责任﹖这一条如果我们含含糊糊讲，那人民不答应。全党不答应。如果我们这些来西藏考察的人，讲假话，我们对党就没负起责任。所以我们这次来，唯一的目的，是同同志们，首先是同区党委的同志们商量，也同今天到会四千多位同志商量，我们能不能够同心同德，使西藏人民在物质上、文化上，比较快地提高起来，或者是说，当前，我们总的奋斗目标，是为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努力奋斗﹗我们汉族干部、藏族干部、各族人民还有什么别的目标呢﹖我看不能再有脱离全局的、个人的、小单位的奋斗目标了。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总的目标，人人都不能违背这个口号﹗首先是我们的共产党员。谁违背这个口号，就不够格﹗共产党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办好事的嘛﹗党的生活十二条，一共一万五千字，记不住，可记六个字就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办好事，这就叫合格的共产党员。
为了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我们几个人商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解决六件大事。
六件大事行使自治权为首
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西藏是个自治区，而且是个相当特殊的大自治区。西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八分之一。没有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自治就是自主权﹕没有自治就没有因地制宜。不是我们现在提倡生产队有自主权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主权，个人的积极性。你们藏族同志喜欢吃酥油糌粑，我这个南方人吃饭喜欢吃大米，你取消他吃糌粑的自主权，你取消我吃大米的自主权，我们就团结不了嘛﹗不晓得我们有些同志就那么主观主义，总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取消人家的自主权。所以统一集中同自主权是密切结合的，这是辩证法。没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请你们考虑这么个道理。所谓一刀切，一个样，我看那是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不符合客观规律。毛主席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敌。我们怎么能搞主观主义呢﹖为什么不尊重这个条件，来统一领导呢﹖不能够推翻统一领导，把自主权放在第一位。要在统一领导下面充分行使自主权。三十一号文件上说了的﹕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发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情况的，你们不要执行。中央定了这一条，凡是不利于西藏民族团结的，不利于发展西藏生产的，你们变通办理，你们可以向中央提意见，你们可以不执行。这一条你们自治区有权根据中央的统一政策制订你们自己的规定。这一条我主张你们从理论上、从思想上考虑清楚，这一条考虑不清楚，西藏没有特点。我们几个人跑到这里一看，除了那个布达拉宫有特点以外，别的没多少特点，连跑到区党委吃饭都没有特点，还是那个馒头啊，稀饭啊，照顾不了民族特点，都是内地的民族特点。我的意见，这条必须讨论清楚，不讨论清楚，西藏的工作不可能有大的进展，汉族有汉族名字，藏族有藏族的名字，阿沛同志这个名字就很好么，我反复地强调，第一条要在中央的统一顿导下面，充分行使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利，这是六条里面的第一条。我今天没有讲得很仔细，因为万里同志召开了许多座谈会，他讲得很好。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啦﹗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这是第一条。
休养生息减轻群众负担
第二条，从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出发，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当前西藏最大的事实，就是群众生活水平还相当贫困，这个同志们了解得比我们多。我们的意见是，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我们可以相当做主的。我们回去当然要向中央报告。我们确定在几年之内。多少年之内还没有定下来，或者两年，或者三年。或者甚至五年，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就是免去派购免去分配任务。还要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今天你去修个路去，发给你半斤粮食，无偿或半无偿劳动，要废除一切无偿的额外的摊派任务。有的同志提，有些牧区没有粮食怎么办呢﹖可以实行自由议购嘛，你愿意卖就卖嘛，他不愿意卖就不卖嘛，我相信有多余粮食的，他肯定要卖，自由议购。他自由议购，他换购，他互相调剂。要废除那个分配任务。那么，没粮食怎么办呢﹖没有粮食你们库里还有粮食，我们查了，这是一个办法，挖库存。第二呢﹖我们从内地调进粮食来，第三呢﹖我们已经确定了方针，我们从尼泊尔、印度搞点对外贸易，从尼泊尔，印度进口粮食比内地调粮食便宜得多。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减点人，我这个下面还要说。议购、换购、集市贸易、等价交换，农牧民完全接受得了嘛﹗同志们，你们不要担心嘛﹗我们有些同志做粮食工作的做了几十年，不要担心。我们最近两年全国粮食大增产，前年、去年我们一共增产八百亿斤。去年安徽走后门卖粮食都卖不出去，没有仓库。你们每年辛辛苦苦千方百计搞半年，七、八个月，辛辛苦苦搞了多少粮食呢﹖去年搞了一亿四，算个啥啊﹗得罪那么多的老百姓。老百姓拼命地说，叫做四百斤以上的先征，他说我没有，我只有三百九十八斤，少两斤你不要征购我的。你何必搞那么紧张干什么呢﹖下个决心，至少两年，免除征购任务。同志们，这点我们说了是算话的。要坚决实行这个办法﹗要坚决实行这个政策﹗不是你们先实行的，好几个省市实行了的，内蒙实行了，陕北实行了，甘肃现在也实行了，你们是第四、五位。几千万块钱怕什么呢﹖我们负责，犯了错误中央处分我﹙万里插话﹕绝不推，我们决不推﹚，我们决不上推下卸，好汉做事好汉当。任荣同志告诉我，只要采取这个办法，两年就可以翻身，两年就可以大大好转。﹙万里插话﹕打点折扣就是三年。﹚是啊﹗三年嘛，三年要大大好转嘛﹗改变那个贫困面貌嘛。﹙万里插话﹕至少是不少人不要饭了吧。﹚至少是没有要饭的嘛。这是第二大措施。
实行特殊灵活政策
第三个大政策，要在所有的经济政策方面，西藏要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灵活政策加上个特殊，所有政策，包括工业、农业、财贸、外贸、牧业、手工业、交通，在所有的经济问题上面实行特殊的、适合于西藏的灵活的政策。你们不要忘记我那个「特殊」，适合西藏情况的呵﹗我们要向中央报告，目的是为了较快地促进西藏的生产的发展。同志们，刚才我不是讲了嘛，你们西藏占全国领土八分之一，你们平均每个人有多少土地呢﹖平均啊，我是连雪山也算进去了。有点夸大啊，我们内地每个人只有两亩，你们二千二百五十亩，当然了，有些地方是不毛之地，缺氧啊，石头啊，物资是丰富的，自然条件基本上好的，可得好好地搞啊。我说你们这个地方啊，在我看起来，没有什么纯农业区，一个是农牧区，一个是林牧区，一个是纯牧区，主要三种区，单单地搞农业是没有出路的。譬如说江苏有个典型的县，叫常熟县，它是农业三分之一、手工业三分之一、副业三分之一。单单靠粮食要富裕，一千年都翻不了身。要搞多种经营，要搞农业同牧业结合，要搞同副业结合，要搞手工业，要把政策放宽，不要一想到粮食就是小麦、青稞么。我三十五年以前到过你们藏族区，是四川的藏族区，这个藏族区，除了青稞麦以外，还有蚕豆、豌豆、荞麦、土豆，一颗大萝卜二十多斤，番瓜也特别甜，还有什么元根等等。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个麦子呢﹖藏族种的辣子那么长，﹙万里插话﹕他们说一亩地的辣子可以收回千把块钱。﹚大蒜、葱，听说还有苹果也是很好的，我没吃过你们的苹果。那个粮食有几十种，生产队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你们干涉他干什么嘛，东方不亮西方亮，政策要放宽。这方面，万里同志和县委书记谈得很多，他说要搞责任制，生产队要划小﹙万里﹕个别的队可以包产到户﹚，有那么个村子只有一两家，我看也不叫包产到户，他干多少就干多少。有同志怕「资本主义」，他靠劳动怎么叫资本主义呢﹖资本主义是剥削人家才叫资本主义，自己劳动有什么剥削价值。他干多少就给他多少，我是讲单家独户，我不是讲所有的地方，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万里﹕不要误会了，提倡包产到户那不行啊﹗﹚你误会我就糟了，说胡耀邦五月二十九号在西藏提倡包产到户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万里﹕提倡按实际情况办事，提倡实事求是，提倡多劳多得。﹚对﹗多劳多得嘛，你们把它放开嘛，把手脚放开嘛，﹙万里﹕就是让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他那个房前屋后，让他种番瓜嘛，我们的国家拿出一点钱来帮助他种草嘛，种树嘛，﹙万里﹕发展家庭畜牧业。﹚把草籽给你，把树籽给你，你五年八年以后有了收入，你再还我种籽钱，行不行﹖你们要想出一点办法，我提倡你们七十三个县，每个县委一定要自己种一块草坪，种几亩，种几百棵树，你们做示范。自留畜、自留地多发一点，一个家庭有一头到两头奶牛，有那么几十只羊，你还有什么?牛、黄牛，还有什么兔子，还有什么蜜蜂。农民富了，我们国家才能富，你怕人家富干什么啊，我的意思放宽，放宽，再放宽。﹙鼓掌﹚犯了资本主义，不要你们检讨，我们检讨。这一条你们想清楚没有﹖我刚才讲包括副业、包括手工业，有困难时，国家帮一些，贷点款，不要利息，五年、七年再还，你们的财政局、计委要定出计画来。﹙万里﹕对手工业、集体办的工业，适合民族特点的，有原料的，办起来不要搞大的，大家伙不行，不适合你那个地方，上去下不来……﹚下面我还要讲这个，万里同志提议，还要和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发展地方贸易，这个我们去办，去交涉。但是你们要采取积极态度，不要老是枪对枪，你来我就揍你，搞缓和呗，这个政策我另外再讲。这是我讲的第三条。
国家拨款要用到农牧业
第四条，要把国家支持你们的大量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上面来，这是一大政策。同志们，我报告你们一个数目字，二十九年来，国家给了你们多少钱哪﹖不算国家直接投资的，不算军费，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三千多万块钱，你们记住这个数字，四十五亿三千多万。你们自己收入工商业税、农业税一共多少钱呢﹖二十九年来，你们只收了五千七百三十八万。你看嘛，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你们自己向老百姓要的只有五千七百万，我何必要那个五千七百多万呢﹖﹗
中央最近还有进一步的决定，今年给你们四亿九千六百万，从明年开始，每年递增百分之十，递增到一九八四年，就是八个亿。全国二十九个省，没有哪一个省像对你们这样优待。给你们的优待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因为你们这里重要嘛，地方大嘛，你们同六个国家接壤嘛，因为你们这个地方是高寒区嘛。国家支持你们的，比最多的省多一倍半，所以，这一条我觉得你们要公开宣传，中央对西藏人民是很关怀的，是很照顾的。但是同时要指出来，多少年以来，钱用的是不得当的，浪费很大，把钱丢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话要讲回来，我们不去追究责任，不要算老帐了，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经验，但是要总结经验。从今年开始，今年四亿九千六百万，明年就是五亿五千万，你们怎么用﹖我发愁你们怎么用，假设你们谁不负责任，有那个闭着眼睛一开，今天拿一个五千万，明天拿一个四千五百万，那还行啊﹗我的意见，你们区党委要认真讨论，﹙万里﹕钱来之不易，要计算计算喽。﹚这个四亿九千万是全国人民的血汗，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啊，所以要认真讨论，不许一个人做主，要负责任，要精打细算，要用得恰当﹙万里﹕要用在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上﹚，简单地说，就是一年要真正办好几件好事，现在我们有些事情，阿沛同志告诉我的，万里同志告诉我的，那个藏族同志连木头碗也没有，酥油桶也没有，连毛纺厂氆氇呢都没有嘛，都是搞那个大和洋，人民适合的、需要的，脑子里没有想，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怎么行呢﹖阴法唐同志，你现在是第一书记啊，阿沛同志，我也同你说啊，如果西藏用钱不当，我们就找你们啊，这个不客气啊，朋友是朋友，原则是原则啊，大家做证啊，要真正为人民每年办点好事，有几亿嘛。一九八四年有八个亿嘛，用到发展农牧业生产，用到人民日常生活迫切需要的东西上面来，这个你们要开动脑筋，你们将来要向中央写出报告来，四亿九千多万你们要统一地使用。你们不要听上级有些部门那一套，叫作打醋的打醋，打油的打油，我统筹兼顾，不能这里撤点胡椒面，那里撒点胡椒面。因为中央三十一号文件规定了嘛，你们具体统一安排嘛，这个问题我讲不清楚，万里同志讲得很多了，所以我就简略地说一下就行了。就是每年一定要办几件好事。﹙万里﹕我补充一点，将来中央在长远计画当中，再给你们安排两大项，一项水电，一项交通。﹚那就是中央另外给钱的，比如说修大飞机场啊，修大公路啊，修大水电站啊，中央另外给饯，我说的是给你们地方的，你们自己开支的，这是第四个大事情。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藏族科学文化教育
第五件大事情，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这里有个前提，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汉族有些同志，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是藏族落后，我不赞成，这是错误的。藏族的文化是十分丰富、历史悠久的，布达拉宫三百多年，大昭寺一千三百多年。西藏有悠久的历史，有很高的、世界上闻名的藏族古文化，有很好的佛教经学，西藏有很优美的音乐舞蹈，有雕塑，有绘画，有建筑，有藏医。我觉得西藏的音乐舞蹈，比我们汉族高明得多。当然喽，我们也有好的喽，一棍子打死也不对喽，不要妄自菲薄。一个藏族，一个蒙族，一个维吾尔族，一个朝鲜族，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舞蹈，总的来讲，我觉得比我们汉族高明。我们的汉族吃了一个大亏，吃了孔夫子的亏，「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的听都不要听，非礼不能动，这是孔夫子的两句名言。轻视西藏的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不好。我昨天同洛桑慈诚、多吉才旦、彭哲扎西同志谈，我向他们建议要好好办一所西藏的综合大学，历史、语文、神学或者经学、艺术、法律、雕塑，人不一定很多，有一两千人就够了。考试，谁有资格就进来，谁没有这个资格，你暂时不要来。藏族为主，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汉族学生到哪里去呢﹖到内地去，要下决心为藏族人民服务一辈子的才来，否则你跑到这里来当桥梁，过渡啊，这个不行，这个没有什么客气的，今年办不成明年办。国家包起来，包也包不了几个钱，一百万就行了么，四百元钱一个人，三千人，三四一百二十万。办点中学，办所大学。考试不合格的，学习不好的就退学，择优录取，真刀真枪。那么汉族学生到哪里去呢，我们也不要一脚把他踢开，一脚踢开，你们也得骂我们。我们送回到内地去安排么，还是上大学么。我们保证么，各得其所，公公道道么。因为西藏大学要培养西藏的人么。中学，城市里的小学，经学，听说现在庙里面的文书图籍都搞坏了，我们这几年没有什么多少好听的音乐，过去有好几首歌，叫什么「逛新城」，还有什么献上哈达、青稞酒什么呀，还有那个北京的金山上，有多好啊。为什么广播电台现在不放啊。我觉得很好的，我现在年纪大了，也唱不出来，那个舞蹈也搞不出来。我觉得西藏的舞蹈好。我觉得汉族干部在西藏工作的必须学藏文，藏语藏文，搞它一二十年，同我差不多，只晓得一个什么吉祥如意，「扎西得来」。你不要学我这个落后分子。为什么不学﹖我觉得汉族干部在西藏工作必须学藏语藏话，作为一种必修课，否则的话就要脱离群众。所以要热爱少数民族不是讲空话，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历史，尊重他们的文化，没有这个就叫空口说白话。这个话很尖锐，你们听了不要见怪了。我反复地说，任何汉族干部，任何忽视和削弱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都是对加强民族团结不利的。这是我讲的第五个问题。
撤出绝大多数汉族干部
最后一个问题，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极大加强藏汉干部的亲密团结。我重复说一遍，我们进藏的汉族干部，对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贡献的，是艰苦奋斗的。所有进藏的广大干部对西藏的解放是艰苦奋斗的、是勤勤恳恳工作的、是有贡献的，这要充分肯定。但是，是不是也有某些同志，某些人或者极少数人，有一点点不正之风呢﹖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了我一个不正之风的几个表现的材料，我本来不想念，因为共产党员不能讲客气，必须要念一念。这不正之风的主要几个表现是﹕第一条，违反民族政策，损害民族团结﹔第二条，利用职权安插私人﹔第三条，闹派性，搞小圈子﹔第四条，不负责任，浪费国家和集体财产﹔第五条，作威作福，打骂群众﹔第六条，搞特殊化，到处请客送礼。个别人或者是极少数人，有没有这个不正之风，我觉得应该讲。共产党员嘛，是就是，非就非，那么，至于是藏族有些同志，个别同志也讲了一点错话，作了一点错事。我觉得主要不能怪他们，主要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老师嘛，我们是老大哥嘛。二十九年以来，我们的藏族成长了，培养了，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很能干的藏族干部，一大批能干的、同群众有联系的，这个台上包括很多﹕你比如说阿沛同志这个人是有功的，几十年以前就是有功的。还有热地巴桑同志啦，好多县委书记啦，还有杨东生同志啦，还有多吉才旦同志啦，还有彭哲扎西，还有帕巴拉向志，还有洛桑慈诚同志，一大批吧，几千几万吧﹗这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最大胜利之一啊。同志们﹗我们汉族同志要为他们──藏族干部的成长表示高兴啊﹗这是我们的很大成绩之一啊﹗我们要建立这么一种思想﹕经过这么多年，他们已经成长了。中央不是号召我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嘛，新情况呢，就是他们成长起来了，那么解决新问题呢，就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所以，我们决定这么一条，听说有些同志不通，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这也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的教导，藏族干部先占百分之六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四十，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讲的。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更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至于科技人员，这些问题，只要藏族欢迎，有多少占多少都可以，我没有意见。﹚军队干部不在内，咱们讲清楚呵﹗军队干部，兵也好，干部也好，要汉族干部为主，汉族同志为主。地方干部，我的意思，两年，最多三年，脱产干部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是二八开。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我们身体又不适合，工人、服务人员，为什么要汉族来干﹖我还告诉你们一个材料，毛主席在四二年为什么提倡要大生产呢﹖陕甘宁边区二百二十万人口，养了五万多人，就是百分之二多一点。那个时候供应紧张得很。鸡也买不到，肉也买不到，那个票子一天一天地涨。老百姓有意见，毛主席当时是非常实事求是，后来一调查，公粮重了，征购了二十六万担。毛主席下个决心，减少十万担。搞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西藏怎么样啊﹖西藏人口共有一百八十三万，但连部队有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我们回去以后第一条就汇报这个问题。我在小会上讲了一下，万里同志也讲了一下，有同志不赞成，说这么一下子百分之百的汉族同志要回去怎么办哪﹖我说也好办。百分之百报名，然后组织下命令留下百分之十五不许走，共产党员听命令嘛﹗当然也要说清楚，回去的时候，我们负责安排，绝对负责安排。你们在西藏作了贡献，你们努了力。我们不会把你们一脚踢开的﹗那我们就叫没良心了。我们现在把组织部副部长留下来，专门办这个事。但是，话也要讲回来，你们的要求也不要太高了，也不要使我们太为难了。如果实在安排不合理的，你们写信，写给中央组织部，写给中央书记处也可以。我们这些人是看群众来信的。但是，我不是反复地说嘛，你们要提得合理。比如说，有一条我就不赞成，你们有人要一个立方米的木材，把什么家具都要用汽车搬回去，搬回去要两千块钱的运费，家具值一千块钱，这个还行啊﹖﹗我们给你们一点钱，你们到内地去买行不行呢﹖这个慢慢地商量嘛，这些事情好商量嘛﹗都要搞得合情合理嘛，对不对啊﹖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几万个汉族工作人员干部的动乱﹖我们都要走啊，看你们怎么办﹖我们总有一些好共产党员、好样的，我相信这一条。所以传出去不要怕，郭锡兰同志最怕啦，阴法唐同志也有点担心，巴桑同志担心不担心我就不清楚啦，也担心哪，你怕什么呢﹖我就不担心。你闹翻个天哪﹗我相信大多数是好同志，能站好最后一班岗。我相信你们好同志是会占绝对多数。这个方针我们是把它定下来了的。要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内地去妥善安排工作。目的呢，你们没有算这个账，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账﹖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呀﹗这么一来，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那么将来你们年纪大了，你们回来走走亲戚，来找找阿沛同志。来找找帕巴拉同志、洛桑慈诚同志、巴桑同志，他们不请你们吃点好东西啊。这一条是坚定不移的，你们把它讨论清楚，不要刮什么风。刮妖风我们也不怕。只要我们是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为人民办好事，我们就不怕。
五到六年扭转贫困局面
我要讲的六条，就讲到这里为止。我还想讲几句结束的话，所有的六条，目的是为什么东西呢﹖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希望两年到三年，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转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较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每个共产党员，不为这个目标奋斗，我的意见叫不合格﹗就是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私利，我们唯一的目的，唯一的宗旨，就是为西藏人民，为全国的人民，为全世界的人民谋福利，办好事﹗
最后，我祝贺我们的藏族人民同我们的汉族人民和解放军，亲如骨肉，情同手足，永不分离﹗我祝贺我们藏族同志，在两三年、在三五年，在八十年代，同心同德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为西藏人民大翻身努力奋斗﹗
家园 祸国殃民
家园 【原创】第十九、二十章 [/B]第十九章 统战理论对回族民族理论的影响[/B]
为什么统战部及其直属部门民宗委里面充斥大量伊斯兰教徒和半教徒？为什么一个无神论政党要鼓励自己的党员从事宗教活动？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民宗委甚至成为了伊斯兰教的代言人，积极推广宗教？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是民族理论的缺陷导致的。中共的回族民族理论，是个无任何科学精神的唯心主义理论。而中共舍弃当年同时期那么多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融合理论而不用，却单单采用这种起自中国的穆斯林教徒的唯心主义理论，究其根本原因是统战理论对民族理论的骑劫，以及对一切民族和宗教在共产主义实现后终将烟消云散之乌托邦理论的满满自信。
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第一条就是统一战线
统战被誉为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可见其重要性。统战也确实在国共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的统战工作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可以视作中共的第一次统战实践。以后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工作重点，统战工作有着不同的名称，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文革后的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石是团结起来对抗大家共同的强大敌人。中共进行的统战，从建党开始一直到文革开始前，从各个时期统战的名称，就可以反映出中共和被统战对象的共同敌人是谁。统战除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敌人是北洋政府之外，后来的统战，蒋介石集团作为大家共同敌人这一原则是一直没变的。那么显然衡量是否是被统战对象的标准，必然是对蒋介石集团的态度如何。即使与中共的另外一个敌人日本人不共戴天，但一旦投入蒋介石的怀抱，那么他就失去了统战价值。中共秘密全歼了东北抗联出身的抗日将领赵侗的率领的几百名东北学生兵，连女兵都不放过，俘虏全部用刺刀捅死，就是一个例证（备注：赵侗部队被埋伏，乃至被消灭，有时代背景，国民党暗中鼓动毫无政治概念一心抗日的赵彤往火坑里跳，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只能说赵侗的死是国家民族的悲剧，只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在中华大地上再发生）。所以反蒋介石集团是中共自诞生起至文革前，统战的最重要前提。随着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1948年9月统战部正式成立的，标志着中共的所谓统战理论正独登上历史舞台。解放后统战部召集一众更专业的学者发明了一整套所谓统战理论，而统战理论里面就包含民族和宗教统战。而广为人知的民宗委就是统战部的直属单位。可见统战理论是民族和宗教理论的根基。
其实统战不是什么新发明的理论，也谈不上包含如何深奥的道理，古而有之。通俗点讲就是“特殊时期同床异梦的弱小群体，为生存和发展下去而团结在一起，目的是集中力量打倒大家共同的强大敌人”。简而言之就是让自己的朋友多多的，而对手的朋友少少的。即使发展出一套纷繁复杂的所谓统战理论，绕来绕去，本质上也跳不过去这句话，但如何决定谁是共同的敌人，这不是统战理论应该关心的事情，换句话说，统战跟马列阶级敌人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统战不过是自古以来权谋之术的一种形式而已，对中共而言，统战的目的只是为中共最后的胜利保驾护航，仅此而已。
如果谈到统战实例，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合纵连横”算一个典型的例子。为对抗秦国，苏秦游说六国合力抗秦，最后顺利达成统一战线，苏秦身兼六国国相，使得“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心怀鬼胎龌龊不断，加上秦国张仪以“连横”策略捣乱，导致“合纵”瓦解，而最终被逐个击破。近代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苏联为了在远东拖住日本，强力军援国民政府抗日。然而在面对德国这个更具威胁的对手的时候，苏联出卖中国利益，以承认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方的和平和对外蒙古独立地位的支持，1941年4月与日本达成了有效期5年的《苏日中立条约》。随着德国纳粹的覆灭，苏联撕毁《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进入中国东北直接攻击日本关东军。虽然苏联和日本是国与国的关系，但多少也反应出统战的特质。
声明
与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的精神一致，为确保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郑重声明：
苏联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莫斯科，1941年4月13日
苏联政府代表 V. 莫洛托夫
日本政府代表 松冈洋右 建川美次
实际上只要看看历史，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就会很轻易注意到，虽然过程有千差万别，但有一个时间线是永远存在的：先联合而后瓦解。第一个阶段，为了应付来自最强大敌人的威胁，为了生存，在中短期内，各方求同存异紧密团结起来。第二阶段，统一战线在那个共同敌人逐渐失势、攻守易位的过程中，渐渐自己也走向瓦解。原因很简单，共同战线的一方，除非内部融合为一体，否则同床异梦的各方之间，矛盾必然爆发，最终形成敌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可见统战是随着情况变化，敌人变化，战略目标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统战是为实施者的总体战略目标服务的，而把战略目标直接定义为统战，很容易演化为，为了团结而团结，为了统战而统战，有要把所有政治势力都纳为统战对象的冲动，显然到了这一步，就是本末倒置的一种认识。
那么针对中共对伊斯兰的统战，他们的统战与被统战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延安时代开始到1958年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止。此阶段中共与伊斯兰教团合作的基础就是所谓反抗共同的敌人——蒋介石集团。蒋介石集团由于不承认回族，不承认“回民”的称呼，只承认“信回教的汉族人”的说法，而受到伊斯兰教团的猛烈抨击。中共为了与伊斯兰教徒们达成统一战线反蒋，直接抛出回回民族理论，明确承认以教立族原则，使得回族成为一个新民族，但对所谓回族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真教团假民族的事实却视而不见，并且积极扶持伊斯兰教，同时帮助他们组织自治政府和伊斯兰武装。当然中共组织的伊斯兰自治政府和伊斯兰军队顶多算半伊斯兰化的机构和军队，但至少它们确确实实在中共的体制内存在过，并且一直被现在的回族精英视作伊斯兰内嵌于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榜样，甚至试图今天在各地重建。只要百度一下，现在有多少热情讴歌延安时代中共对伊斯兰政策的文章和论文，就明白了，很清晰的逻辑。
而当民国这个强敌被击破，国共攻守易位之后，同盟军的内部纷争就随之而来，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即着手削弱内部穆斯林军队的宗教属性，直至将宗教军队最终解散。而伊斯兰自治政府的神权性质则给与彻底的压制，虽然解放伊始中共依旧任用了一些宗教人士担任地方领导。1957年开始反右和对回族党员进行整风，宣示了党正式开始和穆斯林开始分道扬镳。
1958年至文革结束为第二个阶段，伊斯兰与中共同盟军的关系，在全民共产族的纲领指导下走到了尽头，伊斯兰被彻底抛弃，虽然伊斯兰反应强烈，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毫无用处。沙甸叛乱就是中国穆斯林的一种最极端表达，而沙甸平叛则是中共与伊斯兰势不两立的一种宣示。19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被撤消。1975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被撤销。而统战部从1966年就开始处于瘫痪状态，这种瘫痪贯穿了整个文革，也就意味着在中共看来统战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被团结的民主党派也好，少数民族也好，宗教也好，都必须退出历史舞台，给共产主义让路，从而彻底完成了一个典型而完整的斗争状态下的两阶段统战过程——先联合和瓦解。
文革后，1976年统战部开始恢复工作，乌兰夫出任统战部部长。这标志着统战理论又重新走到了前台，成为中共统战进程进入第三阶段的一个标志。在这个阶段中，面对共产理论实践的失败，虽然中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伊斯兰的落后性和危险性，知道族教绑定和让教徒入党的荒谬性，为了安抚伊斯兰，能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环境，依然重新扛起了与伊斯兰结盟的大旗，并积极推动错误的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继续默认族教绑定，继续默认党员信教，积极推动伊斯兰在文化、教育，经济和法律等方面扩张，当然有进就有退，汉族和其他非穆斯林民族的利益、世俗的价值观，就这样为了讨宗教欢心而被牺牲掉了。
那么文革后的统一战线和文革前的是一回事情吗？显然不是。
文革后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实和中共以前的统战，体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虽然中共自己自称是拨乱反正，只是回到了建国初的概念。但是显然统战的基石“共同敌人”变化了，文革后的敌人第一次从实实在的政治团体——蒋介石集团，变为了一个模糊而抽象的概念：“贫穷”和“落后”，同样“打倒蒋介石集团夺取政权”这个有明确考量标准的目标，也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之类的模糊之语。
在社会主一些模糊抽象的 概念“贫穷”和“落后”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邓小平，理论务虚会，1979年3月
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 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 ，1979年6月15日
新时期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盟。 从国内关系说，现在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过去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就不存在了。社会主义的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所有这些 人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愿望。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发展和巩固了。同时，新时期的统一战线还包括广 大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只要赞成统一祖国，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 也要团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能团结极为广泛的阶级、阶层和人们。只要台湾当局同意换上五 星红旗，连蒋经国这些人也可以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我们国家就会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广泛团结一切爱 国力量，为了有利于争取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遵照中央的指示，现阶段统一战线应称为革命的爱国的统 一战线，它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切爱国者的广泛联盟。这里所说的爱国者，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 统一的爱国者。这样，就可以把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不是一般名称的变动，而是反映了国内阶级状况和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中央指出：现在 最大的统一战线，是台湾归回祖国、统一祖国的问题。统一战线的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我们应当认真学 习和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使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发展和扩大。我们不能只看到过去所 熟悉的原有的工作对象，还要放宽视野，着眼于台湾归回祖国，着眼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邓小平，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 （1979年9月）
文革以后如何迅速团结社会各方显然是中共优先要考虑的问题。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摆脱贫穷来作为粘结剂，建成统一战线，迅速回归正常的发展之路必然成为首选。为了维系统一战线，让已经“上过一次当”的统战对象放弃顾虑，统战概念中的“共同敌人”被虚化了、抽象化了，这种抽象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将第一阶段的同盟期无限延长，固化解放初期形成的统一战线形式，让统一战线内的被团结对象放心，向他们保证不会再发生文革那样翻脸不认人的情况。这实际上已经不是战乱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统战，而是和平时期的政治联盟。但不可否认这个策略在短时间对拨乱反正，凝聚人心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这个态度的战略目标必须明确，这么做只是为了短期内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稳定人心，以便进行现代化建设，其本质上是为了稳定政局而进行的同盟。可显然从长远角度上看，在一个国家内，没有标准，将一堆同床异梦、对国家民族都没有一个统一认识的人攒在一起，掩耳盗铃般地忽略统战第二阶段“决裂”，以唯心主义的态度对待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期待能够长期组成某种程度上的联合政府。可是这种明显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模式能走多远，肯定是存在疑问的。
如上面所述，现阶段的统战概念已经脱离了战争时代你死我活斗争的合纵策略，而进入了和平时期的执政政治同盟阶段，应当说由于时代背景、战略目标完全起了变化，文革后的所谓统一战线和解放前的统一战线在理论上已经根本不是一回事情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新时期的政治联盟要求摆脱僵化的阶级斗争理论，把消灭阶级敌人为目标而进行统战，变为只对国家民族有着共同认识，共同价值观的群体进行统战，显然政治联盟要求比统战更严格。
然而不幸的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指导下，文革后的统战理论并没有升级，而只是将时钟调回到了1957年。忽略时代背景的变化，依然刻板地沿用解放前的统战理论，没有更严格的统战标准，反而实施了更为宽松的统战标准，为后面的很多问题带来了认识混乱。
统战在国共内战阶段之所以重要，一是中共可以借机把反蒋势力纠结在一起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二是可以得到很多情报。解放前民族和宗教只是中间的一小部分，民族和宗教真正摆上台面是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自治区划分。至1958年反地方民族主义之前，统战部的重心由于全国取得胜利，开始向“理藩院“方向转移，而最重要的两条任务则渐渐淡出历史舞台。文革后，总目标的变化，则意味着统战理论的根基发生了变化，不说国际，单说国内，民主党派经过文革整肃已经不足为虑，只有民族宗教领域，统战工作还大有可为。只是统战需要统战部的专家们找一个新的基石，于是他们祭起了文革前理论中的”反对大汉主义“，虽然统战部的专家们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是以汉民族主义为敌成为中共和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结盟的基础有目共睹。可是中共对这个决定将要带来的后果，显然没有任何考量。
如果说清朝的理藩院只是接洽藩属的普通机构，那么新中国的统战部权力则要大得多，如果打一个或许不那么恰当的比喻，统战部的要求是理藩院尚书直接入主军机处，进入国家决策的最核心领域。建国初期，李维汉强烈要求各级政府建立统战机构，并赋予统战部门实权的要求，基本上就这种思路的反应。当然他的这种要求建立类似“二中央”的企图，是在文革以后才开始被逐渐得势起来的。
在反对大汉主义的大旗下，统战部门打着少数民族要“高看一等，厚爱一层”的旗号，选择的同盟军的标准极端宽泛，只要不是汉族，只要不是汉族的宗教，都是统战对象。这里就有伊斯兰这个对中华文明不认可，热衷当阿拉伯伊斯兰代治者的外来文明。在新时期统战原则的指导下，中共不仅不对伊斯兰进行改造和监管，而且继续奉行延安时代的政策，支持伊斯兰，默认族教绑定，给与教团特权和资源。对待回族党员，默认他们可以继续从事宗教活动，默认他们横跨在有神论宗教和无神论马列中间。其实原因说得再天花乱坠，目的也只有一个，牺牲汉族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只是为了讨好教团以换取支持而已。这就是为了统战而统战带来的最大弊病。而伊斯兰这个传统上自带政治属性的宗教怎么能抵御得住用执政党给的资源，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治实力和野心呢？！没有解决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认识，一厢情愿以为富裕生活能解决一切，认为摸着石头能够过河，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同盟军体系必须靠国家暴力机关维持。随着被团结对象要求的逐渐增多，中华文明被侵蚀，维持稳定的成本必然也逐渐飙升。同时伊斯兰这个阿拉伯的外来文明正是借助中共给与他们的机会，渗透中共体制，将民宗委和统战部和平演变为推行伊斯兰的大本营，扩大势力，其路线图必然是谋划自治，实施教法，成立地方武装，这种统战最终会给整个国家民族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文革后统战理论的前提是每个同盟军都要听党的话，无私为社会主义或者说为党做贡献，而最终所有国民将整合成一个国族——社会主义族。首先这就依然是典型的革命浪漫主义，文革建设共产族的低端版本，可是明显低估了民族宗教的顽固性，56个民族，56个民族文化，要听谁的？向谁融合？这都解决不了，谈什么形成一个社会主义族。尤其是伊斯兰是族教绑定的封闭群体？怎么融合它？要所有非穆斯林中国人都研习伊斯兰吗？其实想想，为什么现在反泛伊斯兰反泛清真的呼声如此之高，不正是政府大力推动所有国民遵循伊斯兰教规造成的吗？其次这些被团结对象如果真的做到融合这一点，他们还会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吗？他们还有要求特权的基础吗？所以就算没有异志也要表现出同床异梦的态度，必然是各个同盟军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当然那种真正同床异梦的就更别不用说了。可见文革后，不加变革的照搬革命时期的理论政策，显然思考不足。统战策略作为战争年代的一个特殊权谋策略，作为单独部门，到了和平年代已经渐渐失去其作用，执政联盟与所谓战乱时期的统战概念差别是巨大的，所以统战最好的去处是应该要渐渐离开政治舞台。秦灭六国之后，是否要成立个部门专门研究如何给六国贵族和六国平民特殊政策？要尊重他们的文字，尊重他们度量衡，抨击统一度量衡，就是大秦民族主义，倘若秦始皇这么做，估计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这个逻辑简单得一望便知。
那么当国家统一之后，和平时期的所谓对内对外统战到底应该是怎样一种情况呢？首先对外的统战，应该是外交部下的统战策略，对内的统战，也就是对民族的统战对宗教的统战，应当是民政部下的统战。可是统战部的成立，让这个部门变成了万金油，哪里都能插得上一手，统战部下的外交，统战部下的民政民族政策，统战部下的教育政策，显然这种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部门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求，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机构与其他部门职能重叠，为了维护部门利益和生存，必然大力在其他部门内嵌自己的势力，要求在其他部门职责范围内分给自己一杯羹。而它如果要想分得一杯羹，则必须突出被统战对象的诉求，久而久之，统战部必然沦为被统战对象在体制内的代言人，成为被统战对象的一份子，这就是为了统战而统战造成的必然后果，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必然结果。而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能见到的某些为伊斯兰开疆辟土的地方级民宗委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典型例子。对台对港统战工作的失败则是另外两个更生动的例子。
因此和平时期，统战部门如果不是以融合为战略目标，以宣扬中华文明（汉文明）为战略目标，尤其连最基本的公民平等的概念也抛弃了，非要在国家内部整出几个统战对象，搞特殊对待，贵族化他们，明显这样的部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二十章 文革后少数民族统战理论简论
以抗战时期中共对回族的统战为起点，至今中共对回族的民族统战理论经历了支持，毁灭，再支持的过程。而在最后一个阶段，由于创建共产族的失败，对民族统战一下失去了主要战略目标，从而彻底放弃融合的构想，专注反对“大汉主义”，以汉和非汉作为统战的衡量标准，实际上已经沦为为了统战而统战。
自此，前一阶段苏式马列民族理论中的巨大漏洞，一下显示出了惊人的破坏力，维护伊斯兰，扩张伊斯兰占据了对回统战的主导地位。教徒或者半教徒被持续引进党内，阿拉伯/波斯侨民的概念被疯狂灌输给党员和群众，发展至今持这种侨民观念的中高级官员也不在少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打上了伊斯兰的烙印，造成伊斯兰与马列无神论政党联合执政的既成事实。随着半教徒或教徒在体制内人数的增长，政治地位愈加巩固，政治实力也与日俱增，至今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现有的封闭区域，而是开始打起了绿色中华的主意。可见文革后的对回统战理论已经彻底走上了歧路。将实现目标的辅助手段“团结”替代目标“共产族”成为新的战略目标，客观上形成了一套以维护伊斯兰、推广伊斯兰的统战政策和制度。2000年以后，在大中小学校各级机关强推清真食堂，推广宗教清真食品，推广清真航线，推广清真专用设施，封闭社区，驱逐猪肉等等，本质就是强迫全民实践伊斯兰的宗教活动，这是伊斯兰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达到的高度。
于是这里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回族是以教立族，所以伊斯兰主义者才能打着民族的旗号扩展宗教，也正是因为如此，所谓泛伊斯兰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民族问题，那么回族统战理论是少数民族问题中的特列吗？显然，回族不是特例。
统战部的统战对象包含很多，不仅仅只包括民族问题。但是不可否认，自解放以后，民族统战逐渐成为统战部门的最主要工作重点。实际上在“某个宗教是某个民族属性”原则的指导下，宗教统战实际上也演化成了民族统战，即我前面说过的“民族为本，宗教为表”。
民族统战的部门就是统战部下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委）。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1949年成立，简称中央民委，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1966年开始统战部开始陷入瘫痪，1970年统战部下属机构民委被认为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撤消。1978年整个统战部包括民委被重建，直到今天。
文革结束前的统战在共产族的大帽子下，虽然其基本理论和政策在李维汉的策划下已经基本定型，但其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辅助手段的定位是明确的。文革结束以后，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无限期延长，虚化后，统战的“团结”、“分权”、“让利”、“民族自治”和“构建推广少民民族文化”等等，这些本来为实现全民共产族之共产主义而发明出来糊弄人的理论一下从配角变成了主角。那么从1978年重建到今天，民委在民族领域的成绩如何呢？
所谓汉族虽然每每占据宣传画的中间位置，但是就形象而言，建国以来就从没有过民族特点
文革以后被认为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而予以撤销的国家民委，被重新恢复。虽然失去了共产族的目标，但是团结各个少数民族，打击压迫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压制以汉文明为核心的华夷之辨，这个为创建新民族“共产族”服务的手段却保留了下来。其内容主要包含：全方位打压汉族的民族意识，全方位扶持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少数民族中高考加分；分封少数民族民族区域；在少数民族地区重点招录少数民族干部；给予少民经济特权政治特权；支持所谓少民民族文化，民族文字，以及扶持宗教文化等等，在各个方面按照汉族和非汉族血统区别对待，给与少数民族特权。
与扶持所谓少数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汉民族的儒家思想则给与了无情的打击。儒家思想虽然中共自称有所继承，但其敌视态度是有目共睹的。敬天法祖是儒家最重要的教义之一，祭拜祖先的风俗是汉族人最典型的民族文化代表，现在已经基本消失殆尽，保留下来的，也多打着移风易俗的旗号给与破坏，比较典型的就是消灭汉族人的祠堂。对所谓汉族人的民间信仰，也是严防死守，如强制拆扒土地庙的行为等等。
宗祠被以移风易俗的名义，勒令修改为文化礼堂
江苏高邮以破除封建迷信的名义，26天捣毁了辖区近6000座土地庙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少数民族的所谓民族风俗习惯却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以至于没有风俗习惯要创造风俗习惯，已经汉化的要倒退回去，如早已汉化又被异化出去的壮族，不但找拾到自己所谓丢失多年的信仰，还将自己的血统规划为了泰国的泰族人，即所谓壮泰同源。至于宗教就更不必说。少民的宗教是瑰丽的民族文化遗产，要给与保护，要予以发扬，与汉民族民间信仰的窘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敢壮山在2002年成为壮族布洛陀信仰圣山之前，这个小庙里供奉的是不是布洛陀而是玉帝
姑且我们不去讨论现代科学精神与封建迷信的关系，仅仅观察这种以简单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区别对待，就很明显不符合现代理念上的公平公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举动对中国是以汉族为基础的汉文明国家这一事实发起了严重挑战。汉文明海纳百川的融合进程被生生逆转。压制汉族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却强化少数的民族意识，客观也形成了对汉族的全面民族歧视。中共自己的政治口号“（对少民）高看一等，厚爱一层”，为汉族在中国所处的贱民地位作了一个最佳注脚。可是当汉族连所谓1/56分之一的民族权益都享受不到的时候，某些自以为高于所有民族的汉族共产族，却称感受不到这种歧视和蔑视。“我们都炎黄子孙”、“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成了破坏民族团结的话语，那么当统战部跟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大谈所谓共同的汉民族民族利益的时候，大谈“我们都炎黄子孙”的时候，他们自己难道没感觉到脸红吗？他们难道认为香港人台湾人海外侨胞都是聋子瞎子，看不到汉人在大陆的尴尬境遇吗？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所谓自我感觉没有了民族属性的汉族共产族在少数民族眼里丢失了民族属性了吗？显然没有，他们依然是汉族人。而且在少民看来这些高高在上的共产族也成为汉族欺压少民的又一个铁证。
” “我们都炎黄子孙 ”的说法破坏民族团结
壮族是由汉化的土著和汉族边疆移民构成的一个群体，在70年代初外国学者就认为这个团体因为汉化严重，已经不用再作为单独民族进行研究。但壮族不仅重新立族，而且现在正大张旗鼓地推行建国以后发明出来的所谓拉丁化的壮语，而这种标准壮语的发音只是公认的14种壮语方言里面的一种。
广西政府机构全部加配所谓拉丁壮文，其读音与汉语明显渊源极深
同时壮族学者不顾壮族早已汉化的信仰，重新发掘所谓壮族宗教，即所谓布洛陀文化（布洛陀即僮（壮）族化的盘古），2002年将壮族供奉玉帝，观音，关公的敢壮山考证为布洛陀圣山，将汉式神仙全部请了出去。为了更加突出自己的民族特点，壮族学的专家们更下了一个连泰国人都瞠目结舌的结论，僮（壮）族人和泰国人同源。而壮族专家的这个结论却惹恼了傣族人，因为如果壮泰同源如果成立，旧有的泰族的迁移历史就要重写，傣族人这个真正的泰族大约就只能当壮族的小弟了。不过这种不满并不妨碍傣族人打出自己所谓的民族旗帜三色明月旗，这个三色明月旗是有明确政治含义的，就是所有中泰缅的所有泰族人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国家（据说已经整改）。
2016年泰历新年德宏地方政府组织的欢庆活动，群众大规模打出所谓民族旗——三色明月旗
原伊斯兰协会会长陈广元一边喊着爱国爱教，却在面对“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发生战争时，你支持谁？”的问题时，大言不惭地说他要支持正义的一方。清真食品管理条例，清真认证标准，以及前一段时间某些人鼓噪清真食品法和宗教法，无不显示伊斯兰锋芒毕露的野心。伊斯兰这样明显心怀异志，以鸠占鹊巢为最终目的的统战对象，在现实中得到了政府的全方位支持，不能不说是十分荒诞的事情。四川凉山的彝族（云南彝族与凉山彝族实际上不是一个民族）本起源自印度的土著达罗毗荼人，却考证出来自己在中国有万年的历史。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本是记录现代社会中的一段丑陋历史，结果现在变成了凉山彝族的朝圣之地。与袭击歼灭红军游击队有莫大联系的小叶丹，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而2019年发生的的彝族某县要恢复奴隶制下的法律制度“德古”更是给民族宗教领域乱象填上了浓重一笔。
彝族要恢复奴隶制下的法律制度
文革后，在各个少数民族都在强化自己的民族意识，强化自己的民族文化，争取更大政治权力的时候，国家民委这个政府中负责少数民族工作的部门，在体制内做得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立法，为民族自决，民族自治保驾护航，以换取少数民族对统战部的支持。如1979年版刑法对宗教信仰和所谓的少数民族习惯做出了如下规定：
第一百四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又如198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少数民族实现民族自决，成立苏联式的弱化版加盟共和国留下了很多伏笔。最近一段时间要求深化民族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区域更大权力的声音甚是喧嚣，而在各个大学研究机构，大批所谓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著作密集发表，都是国家民委打算细化民族法律，固化少数民族既得利益，固化特殊地位，固化民族地盘的代表。
被统战少数民族，肆无忌惮的追求自己的利益，强调民族差异，文化差异，毫无顾忌地与我们传统的汉文明国家概念背道而驰。而国家民委则成为被统战对象们在体制内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国家民委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代表中共利益处理少数民族事宜的机构，它本应该是中华文明（汉文明）的代言人，它本应该促进融合，推广中华文明（汉文明），从而最终构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才是它的明确职责。可是它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呢？恐怕什么都没有，即使最基本的概念，中华民族如果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至今大家也依然是糊涂着。
当然站在博弈论的角度上说，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上说，国家民委成为少民的代言人是必然的结果。这个部门的生存依赖团结对象的存在，依赖于团结对象的诸多诉求。这注定它有与团结对象主动绑定的冲动，也注定它根本没愿望改变现状，也根本不希望少数民族融进汉文明。文革中，当所谓全民共产族实现，没有了民族之后，它被裁撤的命运，一定令它记忆犹新。说白一点，山头越多，山头的实力越强，民宗委获得利益也就越大。它不仅代表各个同盟军与政府谈判，还作为党的代表和政府的代表与少民代表谈判，它即是裁判员又是参赛双方的运动员，当然对它而言利益最大化是必然选择。这种体制上的漏洞直接催生了今天的乱象。又由于统战部是正部级单位，可以使得他有机会推动自己的代理人进入其他任何部门，更进一步导致情况恶化，比如教育部民族司就是统战部民宗委在教育部内的代理人。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文革后的统战理论目的与解放初期不同，解放后中共不过想组建一个过渡性的执政联盟，社会主义改造和共产主义实现后，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可是共产主义成为水中花镜中月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执政联盟被恢复了，但出现了一个和解放前不同的大前提，解放前由于需要团结起来抵御共同的实体敌人，所以大家对未来国家民族的认识是否统一并不太在意。而和平时期执政联盟的前提，则需要这个联盟内的所有政治势力必须拥有统一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而恰恰这点上，出了问题。一个已经失败的共产族概念依然放在主神位上，但实际上它已经没有丝毫凝聚作用。同盟成员对国家民族概念的认同与国家的基石汉族的认识并不一样，正是因为如此，中共统战推动的同盟已经变成了用功利二字维持的一个表面繁荣的松散邦联。而对于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有关人员放弃思考，抱着已经破产的共产乌托邦民族理论当门面，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求被团结方表示一下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意思意思，就算拿到了被团结的入场卷，然而对于少数民族借机发展自己的政治空间，利益空间，则睁一眼闭一眼，可以说统战部门的理论家们完全处于一种怠政状态中。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个所谓的多元一体理论，这么多年了，“一体”是什么？凝聚力是什么？始终就没谈清楚，可见这个理论无外乎为这种怠政状态打掩护罢了。不过这里我就不过多扩展，因为这是下一个系列“民族问题研究”的主要议题。
自然各种势力也不会放弃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比如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区，哪怕聚居人口20%都不到，就成了少数民族的专属地盘，可中国的任何角落不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土地吗？少数民族在考学考公务员中的特权来自民族和来自血统，这是一个法制国家应有的状态吗？伊斯兰教义中国权是属于安拉的，中国伊斯兰批判这个经文了吗？倘若没有，为什么让它成为同盟军，培养它，壮大它。难道是为了让它夺权？
「今日国权是谁的？」「是独一至尊的真主的。」古兰经 40: 16
统一战线中同盟各方中的一些势力对整个国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态度，明显与大家默认的国家民族该概念不同。而统战部却为了这些心怀远大抱负的政治势力的生存和发展费劲心力，显然已经背离了创建这个部门时候的初衷。成为了依附于这些团结对象身上生存的部门，成为团结对象在政府中代言人，为团结对象争取特权、争取利益，维护对主体民族的逆向歧视的机制。这种短视的策略对社会带来的损害是巨大的，80年代的动乱，2000年以后边陲的暴乱和暴恐无一不是这个策略的后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个人认为统战部这个战争时代留下的遗迹，在法制社会中，应该逐渐淡出政府部门系统，将其职能分散给其他实体部门。例如民族宗教事务就应该归属到民政部下面去，是民政部门指导民族统战，而不是民族统战指导民政。而民族工作的宗旨一定是促进民族融合，促进中华文明（汉文明），而不是培育对付汉族的少数民族统一战线。
通宝推：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