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邓时代的自杀率以及深层原因 -- 钛坪樽逾

自杀率，是个沉重的话题。写这个帖子，是因为：

陈王奋起挥黄钺:稻公执政每天有800多人自杀，黑锅谁来背？

还有：陈王奋起挥黄钺:同样的逻辑怎么可以把傅雷自杀归于文革呢？

一方面我惊于“每天有800多人自杀”这个说法，另一方面，我也想探究一下这里面的“深层原因”。与傅雷无关，也不谈文革。

可惜我在网上能找到的相关的原创报道和研究很少，研究对象的范围覆盖邓时代的更少。如果谁有权威的数据，或者更多其他人的研究，不管结论如何，请不吝分享。

如果把邓时代定义为从1978到1996的28年，这个时期中国大陆人口总数按年平均可以估计为12亿，或者13亿亦可。

新中国统计自杀人数，一种说法始于1979年，中国青年报，2013年9月13日，02版：全国每年25万人自杀？错了！：

以85年的峰值计，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可以认同“每天800多人自杀”这个说法。其后数年，因为自杀率“维持历史高位”，姑且也认为每天自杀人数接近800人吧。

按照第二种说法，最早的统计始于1987年，当年总体自杀率是17.65。1991年达到峰值，为18.51。之后开始下降，直到2008年降至6.60。用这组数据，按照12亿人口计算，1991年峰值时，每天自杀人数为608人。如果按照13亿人口计算，当年每天自杀人数为659人。无论以哪个人口总数计，每天自杀人数都明显少于“800”。

张杰、景军等：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

我找到的第三个是个演讲幻灯片，费立鹏：中国青少年的自杀现状。

其中第六张幻灯片里，给出下面这些数据：“1995-1996年”，因自杀的“全人口死亡率（1/100000）”是“23.23”。这个数，比前两组高，但是没有提供出处。

注：上面中青报那篇报道还引用了费立鹏的这个研究。另外，这个费立鹏据说是Michael Phillips的中文名，他的这个幻灯片应该是基于其2002年发表于《柳叶刀》的一篇论文。

以上张、费两项研究表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农村女性自杀率又高于农村男性。其中，张文又将2000年后自杀率显著下降归因于农村妇女自杀大幅减少：

而背后的原因，张文归功于经济发展：

第四个研究是景军、张杰等人的另一篇论文。景军 等：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其中，该文作者质疑了上面费文中1995-1999年期间自杀率为23.23这一数据，认为过高。但同时也认为该费文“在促成社会重视自杀预防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篇论文的原版（？）可以在这里付费阅读。

这篇论文同样没有提供早于1987年的数据，但是更加详细地分析了农村妇女自杀的原因，进一步肯定“农村女性的大规模迁移规避了三种既往的自杀风险，即农村女性既往的从属地位、既往的家庭纠纷、既往的自杀工具。所以，农村女性的迁移是分析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关键之一。”

最后这个研究以更接近当前的数据表明中国自杀率在持续下降。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9年09期：2006—2016年中国自杀死亡及自残/自杀病例流行特征分析：

注意，这里面出现了“自杀标化死亡率”和“自杀死亡率”，2016年这两个数并不相同，该文似乎没有解释原因。

下面说说我的看法。再次说明，我能找到的原创报道和研究很少，社会学研究更不是我的专业，如果得出了偏颇或者错误的观点，请不吝赐教。

因为1979年以前没有统计，至少没有公开的数据，我们无法得知那个时代的有多少人自杀。如果一定要和后来的邓时代作比较，因为人口总数增长，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社会保障缺失等原因，推测邓时代每天自杀人数“比以前多”，未尝不可。但是要说“多得多”，就必须看数据了。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自杀率居高不下的“深层原因”，是不是可以说“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未深化、不到位，尚未惠及农村妇女”？

我们知道，经济体制改革八十年代初开始于农村。和城市一样，当时农村也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其中妇女尤甚。因为可耕地总面积饱和，粮食生产人均效率的提升只会加剧这种隐性失业。当时的各种农村副业，又完全不足以解决这些失业人口的出路。

要等到解决了所有制、市场和价格等问题后，工业和服务业规模增大，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同时城市规模扩大，才能够接收大量的农村迁移人口。农村妇女随着这个大潮进入城市务工，幸运地规避了曾经围绕她们的各种“自杀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