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存点资料：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秘书工作部门的历史演变 -- 老老狐狸
家园 存点资料：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秘书工作部门的历史演变 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秘书工作部门的历史演变（上）——《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8月号 作者 王建英
一、中共中央秘书和秘书工作部门的早期设立
党的一大至二大期间，由于当时全党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只有五六个，只选出由三至五人组成的执委会，并未设立秘书职务。中央书记（二大后称委员长）陈独秀自己写文章、写通信、写通知，同共产国际、其他委员、地方组织、其他党派联络。其他委员按分工协助陈独秀，均是自己动手写文章、通知，起草决议，作记录等。
（一）最早设立的中共中央秘书。
1923年6月，全国党员发展到420人，有五个区委一个地执委，数十个特支、支部。中央领导工作日益繁忙，主要领导人急需减少事务性工作，以便集中精力加强政治和组织领导。为此，党的三大制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其中规定“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如下：……秘书负责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1]
从此，中共中央机关设立了常设的、固定的中央经常领导机关——中央局。但仅是领导人职务分工，并未设立工作部门。党的三大选举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秘书毛泽东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第二把手，是仅次于陈独秀的党中央领导人。
（二）最早设立的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工作部门。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后，中央秘书与会计不再是中央局委员，也不是中央执行委员。当时由尹宽担任中央局秘书，负责事务技术性文书工作。5月由任作民继任中央局秘书兼会计。随着全党队伍的发展扩大，地方区执委、地执委等增多，特别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即将进行，党中央领导工作更加繁重，中央机关各部门逐渐健全，工作人员增多，仅仅由秘书兼会计任作民一个人已难以承担繁重的事务工作。据1926年2月4日王若飞在《给（袁）庆云、（刘）伯坚、（王）人达诸同志信》内称，中央决定“增设秘书部，调我任秘书部主任”。[2]当时王若飞正在河南，中央秘书部并未立即成立。王若飞于“3月下旬到上海就任”。[3]1926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央“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4]中央正式成立中央秘书处，应是7月。从此中共中央机关才有了固定的常设的秘书工作部门，负责中央各种技术性事务工作。
（三）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设立。
1927年四五月间召开了党的五大。5月中旬左右，中央常委会决定王若飞继续担任中央秘书厅主任，即党的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央常委会决定将中央秘书处改为中央秘书厅，负责人称主任。不久王若飞被派赴上海，5月29日中央常委会决定任作民暂代他的职务。此前5月25日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常委李维汉担任中央秘书长（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但李当时正在湖南，一直没到职。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瞿秋白增补为中央常委，并决定中央秘书长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乔年暂时代理。6月中旬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常委蔡和森兼任中央秘书长。
这是中共中央最早正式决定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之下设立中央秘书长。事实上蔡和森是第一任中央秘书长。6月20日中央决定“中央常委会议由常委三人、秘书长一人组成；政治局委员有时间即可到会”。6月24日蔡和森因病请假，中央常委决定他休假，决定由常委张国焘兼任中央秘书长。6月30日，中央常委会又决定由中央委员邓中夏担任中央秘书长。
（四）中共中央秘书长与中央秘书处秘书长的区别。
从上述王若飞任中央秘书厅主任而蔡和森任中央秘书长同时并存的事实上，明显可以区别两者职权的不同，中央秘书厅（后称中央秘书处）主任（处长），其职责主要是“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并不参与中央领导决策；而“中央秘书长”则是中央常委会成员，由中央常委兼任，参与中央领导决策，是中央总书记的主要助手，协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性、组织性重要问题；而非日常事务性技术性工作。
二、白区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发展变化
（一）转入地下斗争的中央机关秘书工作部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1927年八七会议决定：“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常委李维汉兼任中央秘书长，并兼管中央秘书厅工作，并没有设立主任的职务。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分批秘密迁回上海。11月9日至10日的“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改组中央机关，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撤销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中央农委。在中央组织局下设立文书科。中央常委之下另设有职工运动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和秘书处。中央组织局秘书是邓希贤（邓小平）。“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央秘书处”，“年底（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5]
（二）党的六大及其后中央秘书长及中央秘书处的设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7月20日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职工、农民、妇女运动三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局，组织、宣传、军事三部和秘书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秘书处为常务委员会之秘书处。中央秘书处工作由中央秘书长兼管，下辖“文书、会计、交通、调查”。当时，中央秘书处已属中央部委一级部门，未查见有处长职务的规定或当时的称谓，而是由中央秘书长兼管。
（三）中央秘书处的组织逐渐发展稳定。
1928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成员和大会部分工作人员先后回国到上海，充实加强了中央机关。此后在中央秘书长周恩来主持下，中央秘书处机构逐步发展健全。1928年12月至1929初李维汉曾短期代理过中央秘书长。
1929年至1930年的中央秘书处是坚持白区地下斗争较为稳定的阶段。主要情况有：
一是中共中央秘书处职权的变化。据《邓小平年谱》称，邓小平1928年“11月13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建议决定改中央秘书长为中央事务秘书长”。“11月14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事务秘书长，领导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6]1929年10月《中共中央秘书处过去的缺点和最近的工作计划》指出：中央秘书处“是中央工作尤其是常委工作的执行机关”。193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组织及其工作报告大纲》指出中央秘书处“是党内机要工作的总汇”。[7]即处于地下秘密斗争，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机关各部门驻地分散，需要高度保密，采取个人单线联系的状况下，中央秘书处的职权由“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扩大为中央常委日常工作的执行机关；成为党中央机关各部门秘密、机要工作的集中联络点，中央领导人与中央各部门、党中央同各地方党部联系的枢纽；同各省委秘书处建立密切的业务指导关系，包括“经济的送达，关系的建立，文件的分配，议程的提出等”。为加强对全党秘密工作的指导，1929年中央秘书处编辑出版了《秘书处通信》，作为秘书工作指导性刊物。
二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组织逐渐健全。据1930年6月8日《中共中央秘书处科长联席会议记录》记载，出席会议者为“晓、建、菊、方、威”。[8]“晓”为晓野、即余泽鸿，为中央秘书处负责人；“建”即顾建业，时任内交科科长；“菊”为王菊人，即熊瑾玎，时任会计科科长；“方”为方英，时任外交科科长；“威”即张唯一，时任文书科科长。另有翻译科，科长刘少文。无线电台负责人李强、张沈川，后陈寿昌。秘书处的各科、室均分散隐蔽居住于上海法租界各处。各科内又设有由二三人组成小单位，如文书科下有收发处、药水密写处、缮写油印处、文件阅览处、文件保管处等，均有专人负责。油印处由李宇超负责，文件保管由陈为人负责。
三是中共中央秘书长与中央事务秘书长似同时并存。据《邓小平年谱》称，邓小平1929年“8月27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记录……决定余泽鸿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9]但据《任弼时年谱》称：1929年，“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及候补常委联席会议，向忠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李立三到会指导”。另据《李立三传》称“1929年秋李立三兼任秘书长”。[10]李立三时任中央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应是继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0年9月他因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于六届三中全会被撤职。经查，此后未见再由中央常委兼任中央秘书长。据黄文容称，1930年9月“我负责秘书处工作”。另据柯庆施1940年12月1日亲笔写的《自传》称“一九三一年夏，中央决定我代替王（黄）文容（后被捕自首）做秘书长。一直到1932年初”。1944年7月29日中央组织部等单位“学习分委会”文件称“柯庆施同志一九二二年入党，在党内曾任省委书记、中央秘书长、前委书记……”这是延安整风审查干部历史的结论文字，称柯庆施任过中央秘书长，应是可信的；但准确讲他是继黄文容任中央事务秘书长，（或称秘书处秘书长）而非“中共中央秘书长”。
三、苏区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组织变化
（一）驻中央苏区瑞金的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
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张闻天、秦邦宪、陈云及刘少奇、杨尚昆等先后迁入中央苏区。原中央秘书处几经敌人破坏，组织缩编，人员减少，部分干部已先后转移至苏区。余下工作人员由秘书处负责人（习惯称秘书长）黄文容（黄玠然）带领，仍留驻上海原地，改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
在苏区，党组织虽并未公开，但不再需要秘密斗争的工作方式，已经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别设有秘书处，因此，中共中央局秘书处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改组后的中央秘书处，只设有文书科、会计科、交通科、机要科、管理科等。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的先后是严重（张志诚）、邓湘君。文书科科长刘自兴，机要科科长陈一新，交通科科长陈彭年。1934年1月后，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仍是邓湘君。《红色中华》第161期报道：1934年3月2日“中央局秘书长邓湘君”因经济账目不清被撤职。此后由刘少文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机要秘书，并管理中央文件资料、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在党中央负总责的秦邦宪（博古）身边工作。邓小平“1934年12月15日……黎平会议后……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11]另据查，1934年春王首道调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直至10月。[12]中央秘书处工作是由王首道主管。从1933年1月以后，党中央并未再设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任的“中央秘书长”职务。
（二）长征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变化。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党中央机关大力精简，中央组织局撤销，中央秘书处等各部门干部分配到各军团与军委纵队。如中央局秘书长王首道担任中革军委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记录者是刘少文。1935年5月长征过彝族区时王首道被派去做地方工作。据萧向荣自传称“1935年7月，我调到党中央秘书处任秘书处长，至10月”。同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对外公开用西北中央局”称谓。欧阳钦“11月任西北中央局秘书长”。[13]吴溉之1936年春调任西北中央局秘书长。以上史料证明，欧阳钦、吴溉之先后担任的西北中央局秘书长，即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但实际是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并非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任的“中央秘书长”。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21-122.
[2][7][8]中共秘书工作简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20.68-69.86.186.217.192.197.
[3]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25.[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34.
[5][6][9][11]邓小平年谱[M].37.43.49.115.
[10]李立三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94.
[1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998.
[13]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93.294.欧阳钦1941年9月30日亲笔写“杨清自传”，杨清即欧阳钦。
通宝推：起于青萍之末,阴霾信仰,东海后学,审度,枪膛草原,普鲁托,ziyun2015,真历啊,落木千山,桥上,方平,mezhan,家园 整栋楼远远望去，估计有些人要把迷思带进天国了 对于邓，周的态度不表，只说主席来说，认为可用则用，意识到不可用则不用，但不用不代表要击杀——除非侵犯了法律死罪，否则放眼之下，从陈独秀、张国焘到刘少奇、林彪……谁的死因不是属于自己的偶然？那么到了邓这里为啥就要臆想为没有击杀或者囚禁就是留待日后重用呢？
还在想着华政委抓捕自己妻侄是主席自己的安排吗？
还想着华政委5年被羞辱经历是主席的后手吗？
这种迷思是要把主席当傻子想象吗？
人的性格、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反映，邓的上台，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结果，是国际共运走向低潮的表现。
主席不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主席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主席更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叛徒。
通宝推：hattie,gschen,empire2007,阳春白雪,审度,hattie,红尘无极,红军迷,ziyun2015,寒冷未必在冬天,四方城,侧翼,老老狐狸,真历啊,家园 想起了庐山会议林的说法，你就是想当大英雄，不用想了，只有 毛才是，只有毛才能当，你太坏了。
在批斗周时，邓说周，你是不是大家说的，想当第一呀？
至于拜见康，当然是啦，一个是康老当时确实有点迷糊（有点退缩了），一个是康老是组宣小组长啊，邓要上是要康老点头的。再有，毕竟当年还是共同战斗的，还有点香火情，拜见未尝不可呀！
为什么要求邓不要翻案呢，凭啥要求邓不能翻案？他有权力、机会翻案乎？
邓的当红就一定是必然因为毛的提拔么？
未必就必然是吧。
如上。
家园 73年邓批周的原话是：主席的位置，别人都是可望不可即，只 有你是可望又可及，你自己好好注意警惕这点。
周被这莫须有的一顿怼，精神估计都委顿好多
家园 这邓和毛有一点一致？嘿嘿。 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开始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教领域，整顿逐渐触及一系列本质问题，已经有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
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这两个“文革干将”在生活作风和违反党纪等方面的问题。这两次上书，都是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毛远新也向毛泽东汇报：“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谈出以上意见。“四人”抓住此点，迅速向邓小平发难，指责全面整顿的各方面政策。邓小平不得不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力争。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对此，邓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引用《桃花源记》的古文，是7天前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引用的。实际上，邓小平是用毛泽东的话婉拒了毛泽东。
对邓小平的批评，迅速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2月2日，邓小平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4月7日，中央做出《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提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是否意识到政治风险。邓小平经历多年的革命风雨，他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精确的分析判断，果断的行事风格。而当时在要求做决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多次点名批评邓小平，“四人”也抓住一切时机对其进行攻击，从清华大学开始的大辩论，矛头也是指向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
毛泽东首先定下了基本肯定“文革”的基调，然后提议由邓小平主持做这个决议。而邓小平在面对“四人帮”的攻击时，保持坚定的强硬立场，最后婉拒了毛泽东的提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或许这也在毛泽东意料之中。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
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上气氛十分激烈，“四人”批判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
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仍由邓小平自己主持。
邓蓉回忆，父亲后来形容这些会议时说：“我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
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在政治局会上作“检讨”，他正式的文字稿子都没有写，可见对于这次“检讨”的态度。
邓小平这次的“检讨”，只留下了一个会议记录。
在“检讨”的开场白中，他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接着他说：“先谈谈我的思想状态。”他说，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邓小平在这次“检讨”中，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谈到，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他说，“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12月8日，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了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及王海容、唐闻生等看望了周恩来。
周恩来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
周恩来身在病中，这是他能为邓小平所做的事情。
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说：“那我就放心了！”
第一个指示中汪东兴说：
“陶铸、陆定一的问题中央讨论了，也定了。彭真、杨尚昆、薄一波闹翻案，不理他们。目前专案组要好好学习一下，总结一下专案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中央75年发的23、24、25、26号文件。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的人站出来工作，错误还是有的。不能一说从宽处理，什么问题都没有。过去审查他们，那是党中央决定的。你们怕什么？你们不要怕打击报复。在中央领导下怕什么？有些人闹翻案，不是反你们专案组，而是翻党的九大、十大的案，反九大、十大的路线。你们一办对翻案风是顶住了，顶住了当然是中央指示的。对案子该肯定的就肯定。处理从宽，但写结论不能含糊，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们要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能搞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老同志受冲击有好处，很有必要。但冲宽了些。从冲击的角度来看，70%是有成绩的，30%不那么准确。”
在第二个指示中汪东兴说：
“现在要集中力量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敌人不能宽大。陆定一现在放不放，还要看看时候。现在有的案子要重新考虑，搞造谣的要追查。邓小平为什么搞翻案？因为他儿子在北大跳楼自杀，他能不仇恨？有的受审查的人员老婆死了，像薄一波这些人能不仇恨？”
他频繁地笔写书信。
在信中，他屡次提到：“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毛说：
邓小平在抗日与解放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贡献，对党也十分忠诚。不如保留他的党籍，哪怕让他负责一些简单的整理材料的工作，那也是很好的。
在1969年10月22日，他接到了一条指令。
为了平稳与苏联边境尖锐的武装冲突，海陆空三军已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根据备战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疏散出北京。邓小平的名字位列其中。
“小平同志，接下来你要到江西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这是中央下达的指令，不日会有人安排你在江西的住行。”
“我能在离京前，再见主席一面么？”
“你可以给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他会将你的信件转交给主席。”
在临行前，他给毛泽东写下：
“我保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整顿行装，携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登上了赶赴机场的漆黑轿车。
随着苍灰色的机翼冲向垂铅苍穹。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三人入住了江西新建县。
“林彪夫妻，和他们的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飞机在中途坠毁在内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
当晚，邓小平夫妇接到命令，前往修造厂食堂，听取中央重要文件通知。
“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这件事发生得非常突然，我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进行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在陈毅去世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积极地同北京联络。
他为家人们的请求，得到了明确的回应。
在这一年的四五月份，他的儿子邓质、女儿邓榕，被准许进入学校读书。而他和妻子卓琳的工资，也恢复到了原有水平。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中央音讯全无。
在结尾，他强调道：“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我只想为人民再做一点事情。”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挥别了修造厂朝夕相处三载的工友们，与家人踏上了返京的列车。
毛曾经找邓小平谈了两次话，邓小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谈话不欢而散。
从此，他越来越相信毛远新的汇报和判断，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
邓小平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来了，复辟了。”“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旗号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对毛远新说：你的描述，中央是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毛泽东还让毛远新开会，嘱咐此事“不可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毛希望邓小平“有个转弯”，按照他的“三七开”的基调，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邓小平拒绝了。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对此有过一段记述：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的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
。。。。。。
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
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认定邓小平的问题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且决定让毛远新主持召开“四人会议”（即有毛远新、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参加的会议），批邓小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与受毛泽东之命负责召集会议的毛远新顶了起来。邓小平不屈服于毛远新给他施加的压力，不承认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的话使毛远新无话可说。他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不接受批评。
11月3日，毛泽东决定再召开八人会议（即有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参加的会议），批评邓小平。毛泽东在会前说了带有指导性的话，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尽管会前有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但邓小平不说“文化大革命”正确，不承认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之后，让毛远新转告邓小平，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邓小平回答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起草这个文件不适宜。
这使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他决定，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前，要开一个“打招呼会”，向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干部“打招呼”。开“打招呼会”，也要邓小平主持。这次邓小平没有推辞。但邓小平主持开的“打招呼会”，也并没有使参加会议的人想通，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效果。
家园 就此事看邓小平不是凡人 （1975年）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对此，邓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能正面顶住毛主席的压力，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此事可看出邓小平不是凡人。
遇事有主见，能坚持立场，保持刚度和韧性，这是当家人的素质，估计也是毛主席看重邓的地方。
家园 老邓说这话就是进一步讨要正主的地位 当总理还是官小了，镇不住场子，主持做什么决议都没有用，回头主席您老人家一走，正主随时开个会否了这个决议，我只能干瞪眼不是。主席心想，这个怂货，我走了谁敢否这个决议啊，啥啥都都在你手里，可见你有二心。不是对我有二心，是对文革有二心，所以啊，“永不翻案”靠不住。江湖一点：主席说你主持做这个决议，就是唯一的顾命大臣。老邓说干脆给个正主名分吧，这个决议我就来主持做。主席一看，卧槽，还是为了当官呐，门都没有。
家园 还有一种可能 看主席身体不好了，精力也不够了，臆断主席不会再有大动作了，只能容忍他。
家园 如果纪登奎说法是靠谱的，他没帮着写总结 开会时拿不出来这个东西，那他在会上应当怎么说呢？
很好奇。
家园 对啊，所以这事绝对是邓做主 他控制的节奏，同时，75年整顿，和文革对着干是明显的了。
什么清君侧一系列谣言飞起。有些佬干是真有此意。
从这点来说，确实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家园 不是一齐的，各自分明。 毛主席从来不以势压人。
家园 邓进入政治部，之后转129确实比较突然，但是似乎也有轨迹 罗荣桓进入115，邓进入129，这也许是一个交换。
确实是拔高了，和淮海战役书记一职很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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