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东德趣事 -- 真历啊

谢侯之：亲历柏林墙倒塌那一幕

20 多年前，我到德国时，柏林墙还没倒。

在德国遇到的人，学校的社会的，上层的下层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连退休居家的老头老太都算上，人人都跟我骂柏林墙。后来发现西边骂，东边也骂。真不招人待见。我那时长见识，感叹世上的物或事，竟可以闹到这样人人唾骂的程度，本事。真了不起。我那时又见识到，世上的物或事，无关人人痛骂痛恨，可以跟这堵墙似的，不睬千夫所指，楞戳在那儿，就是不倒。更是真了不起。

那会儿过关去看东柏林，觉得挺破挺穷的。许多建筑物上还留着二战破败的残迹。晚上到处黑灯瞎火。因为是从西柏林过来，觉着东柏林商店里就没东西。电器店里就卖个收音机，大黑铁匣子，方头方脑，见棱见角，二战苏军电台似的。其实东欧集团中，东德是经济最富的。而东柏林是他们的窗口，刻意着修饰，还是给外人这种感觉，没法。

我感觉中国那时的变化已经比他们快太多。我们已经在流行卡式录音机，四个大喇叭音响，放录像什么的。他们这些都没见过。那时的北京小年青，带了贴着商标的蛤蟆镜，托举着大音响，满世界奏的迪士高，正在招摇过市。

关口都是东德的。西德不承认这里是边境，拒绝设关。大厅里一个个检查窗口，坐着东德兵。都扳了脸，不通融。过关很费时，关口里外涌着人潮。过年过圣诞的时候，更是洪流滚滚，得排长长的队。

东德规定，每个西边进来的人，强制掏 25 西马克，按 1:1 比价换成东马克。而那时行市上，1 个西马克能兑 6 个东马克。我们从中国来，按的规矩却是：社会主义亲兄弟，不用 1:1换这 25 马克，享受优待。虽然我们跟苏联跟东德都已经闹翻了，早不亲兄弟了。但没人改这“亲兄弟”规矩。东德兵就直了脖子直了脸，照章执行。这事儿挺有意思：计划体制下的政策。

（真某说：这是造谣了，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很不错，因为昂纳克和戈尔巴乔夫夫不对付）

按照东德的规定，东德的男女，过了 65 岁退休年龄的，且在西柏林确实有亲戚的，可以提申请办手续，经批准通过关口到西柏林来。于是东德的老头老太们当起了搬运工。他们提大包提小包，把东边买不到的东西，从巧克力糖、奶酪、火腿、香肠，到糊墙用的好壁纸，吃力地往回搬。

那人流是蚂蚁搬家。关口许多楼梯台阶，没自动步梯。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可怜都一把的年纪，可真不容易。东柏林这边的关口大厅里，看见聚了大群年轻人。都是些儿女侄孙辈，翘首焦急着掐时算点儿，那会儿都没手机，等爷爷奶奶，等东西。

西柏林包围在东德里面，成了孤岛。出西柏林去西德有两条路，一条去汉堡，一条去汉诺威。都要穿过东德。出关时，汽车排大长队等检查，然后上了东德境内的高速路。这时看到东德人的车从各支路开进来，和西德人的车汇合在路上。

西德人的车，除西德自己的奔驰宝马奥迪大众欧宝保时捷，加上法国瑞典日本意大利的车，五颜六色。东德人的车，清一水儿灰突突的特拉班特牌国产车。小轮子小灯，二冲程四座儿，驾驶舱比个大饭桌大了点儿。

我就搞不懂，德国人高大，怎么能给塞在那里面？还得挤四个。那车壳是纸做的，得过东德大奖，说是给劳动人民节省了钢材。我在一辆破车上掰下过一块纸壳子，一面儿刷的灰漆，挺光亮，有点儿像我们早年凭票大衣柜背板的纸板。开这车得小心，不能跟人撞。一撞没法不吃亏。高速路上，东德车都躲边儿上，看西德车人高马大，风驰电掣从身旁飞过。

离西德边境还很远，就开始出现大牌，之后，隔若干公里就竖个牌。上面大字警告：东德公民注意，前面临近西德。把车开下高速路。如继续前行，后果自负云云。我想，这路上的这些对比未免太强烈了点儿。光这条高速路，就得把人的观念都给搞砸了。那些观念玻璃似的，本来就容易碎。

到了 1989 年8 月。匈牙利首先，擅自开了边界，随便人们出入。东德急了，叫它关，它不关。匈牙利社会主义亲兄弟，东德没法立规矩，禁止人去匈牙利。大批东德人开着特拉班特小车，拥向奥匈边界。把车往那儿一扔，取道奥地利去西德。特拉班特给扔了一边境，没人拣。现在那车可时髦了。现代派们都想去搞一辆，开了街上出风头。网上看见卖到一千欧了。

还有人到布拉格到华沙，翻西德使馆的栅栏墙。涌进去的人太多，房子里住不下，就在使馆花园露宿，点得到处篝火。西德东德紧着谈判，商量西德得给多少钱，商量怎么个了结法。最后 9月 22 日，西德外长根舍在布拉格使馆阳台上宣布，已经谈好了，所有闯进使馆的人，由东德用专车拉到西德去。下面轰得一下翻了天，欢声雷动。

东德弄了专车来，拉这些人去西德。亲历者后来讲，专车进入东德境内时，车厢里寂无声响。人的脸色煞白。生怕人家食言，车门被打开，人给拉下车关到东德。一直到专车进了西德境，人们脸上才有 了血色。

那时候乱套。短短两个月，跑掉了上万东德人。东德原来那个头儿，昂纳克。本来一德国人，却哪儿闹的小男人的那么股子劲儿，来不来右手握拳宣誓奋斗，特使命特崇高。梗的脖子，特假，不由得会让人琢磨他心里真怎么想，不招人喜欢。记者会上人家怀疑柏林墙怕长不了。他努着个小嘴儿（他嘴小，而且喜欢努），把脸硬了，庄严着说：柏林墙至少还要挺立一百年。这话牛，而且不看时候，把西边儿震得。各大报都拿这话做了标题。没一个月，昂纳克自己倒挺立不住了，被他们党中央的克伦茨（Krenz）一伙人给收拾了，下台。

瓦格纳，我大学的熟人。那两天什么也干不下去。天天往街上跑， 请人吃饭。他对过来的东德人说：你一定从来没吃过中国饭吧？你想象不出它有多好吃。今天我来请你！西柏林到处的中餐馆。而东柏林只有两家，是为官员开的。东德的老百姓，一般都从没吃过中国饭。一个星期下来，老瓦把他的工资傻乎乎地花个精光。

28年的柏林墙。开枪打死了近 200 个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打伤的更多。墙倒了之后，找不到下令开枪的主儿了。谁都说不是他下的令。

昂纳克人恶，一直就相信开枪镇压，说是这能管事儿。因此惹了下令开枪的嫌疑，给弄到监狱里去呆了些日子。

当初智利大乱，阿连德左派们被皮诺切特追杀得没个地方逃。昂纳克跑出来做好事。把人接到东德，好吃好喝。后来昂纳克狱里得个绝症，德国政府想找个地儿放他走，正不知往哪儿送。智利人跑出来，说我们要他。把人接到智利，也好吃好喝。

1993年我在德国看电视专题，播的智利人给昂纳克过生日。想到老头儿当年无心，不想却留得这么条后路。叹智利人最终得了报的机会。

10.2009 Berlin

李英：让人民选择--柏林墙倒塌目击记（十）一位中国女教师的自述

2007-08-27

我来自北京大学，50年代曾经教过北大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班里有几个东德学生。我们虽是师生，年龄却相仿，成了好朋友。几十年过去了，这几个东德学生回国后都担任了重要工作，而我饱经人世沧桑也已年近花甲。80年代末，我突然收到一纸邀请函，早年我教过的一位东德学生，现在已是东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邀请我以客座教授的身分，去洪堡大学任教两年。于是，1988年的秋天，我搭乘飞机飞往东柏林。

仅仅几天的接触，我已经感觉出东德的知识分子，时时表露出一种矛盾心态。他们都是二战后由政府出钱接受高等教育的，之所以能被选送读大学或出国深造，首先是他们出身工农家庭，与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一致。二战结束后，原有的专家教授因曾给希特勒纳粹党的政权服务过，绝大部分被驱逐或被判刑，以至知识阶层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现象。东德政府连忙大批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穆女士等人就是这新一代的第一批。目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在普通老百姓之上，对此他们怀有感激之心，认同这块被分割出来的土地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但他们又明明知道，原来同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联邦德国，现在经济是那么繁荣，技术是那么先进，老百姓又有那么多的自由。他们有许多亲友被分隔在高墙的那边，但是要想到西边看看，难于上青天！

我想起前几年在北大教过几名西德学生，一个女生告诉我，她五岁的时候，父母暗地商量要举家西逃。这事不知怎么被她七岁的哥哥听见了，在街上和孩子们玩时就领头玩逃跑游戏。邻居得知此事，马上报告给警方，把她父母带去审问。幸好这是小孩们的游戏，审不出什么结果，但也使她家的出逃计划推迟了许久才敢行动。"我们越过边界之后，我父母哭了。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带我们逃跑？母亲说，为了自由。那时候我还根本不懂什么叫自由呢。我们家是1961年春天跑出来的，没过几个月，柏林墙就修起来了。"另一位西德同学更加感慨地说："我父母那时不怕死，把我们带到西德。就为这一件事，我也得一百次感谢上帝！"

从我寓所的阳台眺望，树叶已变为红、黄、绿相杂的颜色。附近有一处别墅区，据说这是东柏林市政府划分给市民经管的，每家有一个小院子和一两间小木屋。院里有主人精心培育的果木花草。我最喜欢傍晚去那儿散散步，欣赏篱栅内的繁花与硕果。平时屋主人并不在这里居住，到了周末或假期才携家带小来别墅休息。

如果说人的欲望仅仅为满足温饱而已，那么，东德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充裕的。他们的食品商店里，虽然蔬菜品类不多，长年只供应土豆、洋葱、圆白菜和胡萝卜四大样，但还不缺肉肠、鱼类、禽蛋和乳制品，而且多年来从未涨过价。

　　在这个国家，政府号召妇女多生孩子，每生一个小孩，就能从政府领到一笔补助金。孩子进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是免费的，中午在学校包一顿饭食，每月象征性地缴20马克就够了。他们的住房大都是公家分配的公寓，一套三房一厅的单元住宅，每月房租不超过200马克，是普通教师工资的十分之一而已。

他们不满意的事情有许许多多。每天晚上，西柏林电视台播出的节目都会在东柏林的电视屏幕上显现。东德政府无法制止电波的流通，也无法控制人们的思维动向。西德广告节目中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可望而不可即。人们开始逐一比较：我们虽然有便宜的住房和食品，可是我们没有便宜的彩色电视，没有先进的汽车，没有音质良好的录音机……我们的工业技术真正是几十年一贯制，没有一点改进。我们的马克不是自由外汇，任何外国新技术产品我们都买不着，甚至连香蕉和菠萝也吃不上！人家有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可以到任何国家去读书。我们除了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之外，哪儿都不让去！想上大学也不许自由报考。生活不困难又怎么样？我们不愿意当动物园里的野兽，吃饱喝足被关在笼子里过日子。

创立于1809年的柏林洪堡大学，是由当时的两位贵族兄弟--语言学家卡尔·威廉·洪堡和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捐出了他们豪华的宫殿式宅邸兴办起来的。一百多年来，这所大学培育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可是现在，我想复印几页讲义，却找不到一台复印机，更不要说电脑和其它先进设备了。学生入学，首先得经过多方筛选（主要是政治审查），由原来的高中推荐，才能参加入学考试。这些幸运儿一方面庆幸自己能进入最高学府，另一方面却又十分遗憾学不到最新的科学技术。苦闷时就去听摇滚，随着那声嘶力竭的狂热歌声，年轻人拍手跺脚，呼啸唏嘘，借此抒发心中的愤懑。要不就去迪斯科舞厅，跳他个大汗淋漓。年长些的喜欢坐酒吧，高踞在圆凳上，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德国啤酒灌出了数目可观的便便大腹。政府当局对老百姓的吃喝玩乐不多过问，私生活方面更是各随尊便，只要你不公开反对政府，不叛国投敌，你干什么都不多干涉。这就是以高福利政策来堵住人们的嘴，肠胃尽可以塞满，头脑不必多灵。

我以为像我这样一个无党无派，被请来教书的女教师，不会引人注意吧。但接连几件意想不到的事引起了我的警觉。一天课后，我不想马上乘车回家，信步从菩提树下大街向亚历山大广场走去。突然，我看见脚下有一个文件纸夹，就俯身捡起交给前方不远的一名警察。那警察迅速翻看了几页，立即问我这是从哪儿得到的，又索要我的身份证和工作证。他把我的证件号码记下以后，马上拿起报话筒，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内容。这时另一名女警察也过来了，又反复检查了我的证件。然后两名警察一句话也没说，带上那个文件夹，跨上摩托车飞驰而去。我当时颇为恼火，心想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后来我又觉得有点可笑，一个年长的中国女教师和几张掉在地上的字纸，竟使得警察们那么紧张，至于吗？

又有一次，我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稍稍休息一会儿，无意中抬头，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妇女正举着像机对我摄影，连拍两张之后转身就走。这绝不是摄影爱好者的行为举动，肯定又是那些业余便衣警察对我这外国人的活动做记录。中国大陆曾流行过全民皆兵，东德则真可谓全民皆警。又如我与西德朋友的往来信件，要耽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这当然是在检查机构被存档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东德人表面平静的生活不过是一种假象。

有一次应一位汉学家邀请，去他家喝咖啡，闲聊天。这位先生在科学院工作，没什么机会用汉语和人交谈。他是在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认识我的，可巧我们的住所相隔不远，闲时就互相拜访一下。他希望借此多练练口语，我也更喜欢这非官方的接触。喝罢咖啡，我忽然想起应该给系主任穆女士打个电话，约定与她商谈教学事务的时间。得到主人允许后，我开始拨号。正在这时他的太太和小孩回家来了，他连忙用手势制止女人和孩子，不让出声。看他那紧张严肃的样子，我有点不好意思，赶快把话说完，放下听筒。

他们全家都长舒了一口气，对我解释道："我们不敢让大学方面知道您在我们家打电话。因为我不是党员，不派给我和外国人交往的任务。"

"但是我们有来往，他们能不知道吗？"我有点担心。

"他们没看见就算了，要是看见了，我就说是您找我帮忙做点事。他们没权力禁止您的行动。"

我听后笑道："好，那我每次都想个理由，比如说，我求您太太教我做蛋糕什么的……"太太听了他的翻译之后，虽然陪着笑脸，却是眼泪汪汪的。

本文作者说明：东德有个流行很广而又臭名远扬的名词：“Stasi”，这是“秘密警察”的缩写。“Stasi”有极为宠大的人员队伍，并逐年膨胀：1959年13000人，1973年53000人，1989年85000人，并且还有109000至20万的签约情报员，此外，一二百万非固定情报员也为其服务。“Stasi”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内进行特务活动，80年代，它对1600万东德人中的600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任何人，只要被怀疑搞了反对活动，就会对他进行暗中监视。”而什么是“反对活动”？企图出逃、与宗教有联系、或者在选举中不投票等等都算在内。东德老百姓把“Stasi”讥讽为“偷听窥侍社”，这个机构的人数比当年的盖世太保还多一倍多，而它监控的人口却不到希特勒时期德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东德人认为，如果有三四个人聚在一起谈话，其中很可能有一个就是情报员。

“Stasi”在军队和边防部队各级指挥部和所有的联络参谋机构，在各个部委，在各大工商业公司，在各党派，大学和中小学校，教会，剧团和文化组织以及规模很小的和平、环保和人权小组中都安插了特务，他们不仅收集情报，还搞分裂破坏、分化瓦解活动。在许多城市的邮政系统，每天都要将来往邮件的五至四分之一秘密拆开检查，尤其对与国外的来往信件进行特别监控。

1988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东柏林的圣诞节市场上搭起了彩棚，为孩子们设置的电动游戏机、童话人物塑像、木偶演出台以及传统小吃，招徕着过往的游客。住宅区各家的窗口，装饰了闪烁的小花灯、桥形烛台、多层转动塔等等。金碧辉煌的国家歌剧院和大音乐厅每晚都上演优秀的古典剧目。人们想利用节假日的机会舒畅一下，国家也要趁此多赚一些自由外汇。按东德政府的规定，西德人可以随便到东德来探亲访友。但是，入关时必须以一比一的兑换率强行兑换一定数量的东德马克。西德人不甘心受此盘剥，因为在西德银行，一个西马克可以兑换七个东马克呢。可是你如果身上带着东马克过关，一旦查出，就全部没收，还会招惹许多麻烦。西德人为了看望自己的亲属，不得不忍痛掏腰包。换到手的东德马克，还得花在东德地界内，唯一值得一去的场所，就是那高水平的歌舞剧院和大音乐厅了。

　　这个节日我是在西柏林和西德南方的巴伐利亚州度过的，那里有我近年教过的学生和一些汉学界的朋友，她们写来了邀请信。我从西德驻东柏林的办事处领到了入境签证，可是在洪堡大学举行的圣诞联欢会上，我的同事们得知此事，颇有不满之色。其中一位告诉我，要去联邦德国，应该先到公安局登记，否则回来的时候可能不让再入境。既然这样，我就照章办事吧。跑了好几趟之后，得到的最后回答却是"不必办什么手续"。这种类似开玩笑的事，说穿了并不稀奇，只不过是大学和公安局对我的行动都备了案，但也都不负责而已。

　　从东柏林排队等候过关卡的人们，几乎都是年过60的老人。他们在瑟瑟寒风中，一步一蹭地往关口挪动。这总算是东德政府开恩，最近宣布允许已退休的老人，每星期可以去西柏林一天看望直系亲属。青壮年和小孩就别妄想了。我提着旅行包，准备过关后乘坐开往慕尼黑的火车。排到检查口时，离开车钟点还差半小时，没想到检查人员竟把我提包里的衣服一件件抖开，仔细查看商标牌号。我不知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还要检查多长时间。好不容易其中一名检查员说了声"不是我们民德产品。"这才中止了盘查。后来我了解到，这是他们生怕在此地工作挣东马克的外国人，把东德产品带出去卖了赚外汇的缘故。

　　我进入月台时，还差五分钟就该开车了，站台上的人寥寥无几，我赶紧拿出车票匆匆登车。守门的列车员一把拦住我，让我退回站台。我很奇怪，车次号码和时间都没错，为什么不让上车？突然，我看见走来了一队边防军，有的手里还牵着军犬。站台上的人们连忙让路，原来搭乘这趟车的旅客都还没上去呢。一声号令，带军犬的士兵忙把狗往车厢底下轰，军犬匍匐着从车厢的这头拱下去，再从那头拱出来。而另一些士兵则分头登上各节车厢，打开所有的照明设备，撬开活动板壁，用大型手电筒里外照射。谁都明白，他们这是搜查躲在列车的什么角落企图偷越国境的人。不过，今天晚上他们什么也没查出来，于是拉上狗，排好队，皮靴踏得喀喀响，昂首阔步地回去交差了。火车因此推迟了半小时才开。

　　这趟车是从东德开往西德的国际列车，车上没多少旅客，座位还空着一大半。火车开行不到十分钟，就是西柏林的火车总站，这里才有大批等待乘车的西德人。从东柏林至西柏林，这段路程有一大半是沿着无人区开行的。1961年修建柏林墙时，东德把这块本来十分繁华的市中心地带炸为平地，拦上了双道高墙。万一有人越墙逃跑，绝不可能一脚跳到西柏林的土地上。要想穿过无人区，再翻过第二道墙，那可真得玩命了。

我认识的一位东德朋友偷偷告诉我，他的儿子7年前居然跑过去了，身上中了十几枪，可是没死。这简直是奇迹！原来这个年轻人早已探听明白，无人区的子弹都是自动发射的。你如果能避开巡逻兵和探照灯的光柱，翻过第一道墙，千万别撒腿猛跑。应该等第一批子弹扫射过之后再迈步。"我儿子每走一步之前，先扔一块石头，等石头触发的自动枪响完了，赶紧往前迈一步，然后再一次次扔着石头往前走。就这样还中了十几枪呢，不过都没有至命。"朋友边说边摇头，"我太太一想起这个孩子就流泪，7年没见了，走的时候他才17岁。现在他在那边有工作，他是托人到东边来告诉我们这些事的。"

　　从西柏林看柏林墙，与东边大不相同，墙身上几乎找不到一点空白，全画满了五颜六色的漫画。有一处并排挂了许多十字架，那是为纪念因投奔自由而丧命的东德人的。墙边立着一座高台，西德人可以随便登上高台向墙的东边张望。我跟西德朋友开玩笑说，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望乡台”。

据说这是东德首脑昂纳克邀请全国青年代表来柏林，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举行的大联欢。虽然此时离10月7日东德的国庆日还有好几个月，但他们迫不及待地提前活动起来了。

柏林的所有剧院全部免费开放，市中心广场上搭起了高大的演出台。入夜，人们聚集在这里，与共和国的政府要人一起欣赏千人乐团的演奏。广场两边各竖了一个大型电视屏幕，实况播出台上的演出和台下的观众场面。每当昂纳克的形象在屏幕上出现的时候，人群中就响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欢呼声。昂纳克也就笑容可掬地点点头，颇有洋洋自得之色。演出结束后，又放起大型焰火，五彩缤纷的火花映照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这究竟是真的与民同乐呢，还是为了粉饰太平？

我所教的学生中，有几位外交部的年轻翻译，中文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按说他们都很谨慎，不会对政府的事务妄加批评的。但这次他们忍不住了，摇着头对我说："花这么多钱搞联欢，能有多少效果？除了柏林之外，我们国家别的城市都很穷，房子破破烂烂，政府总说没钱修理。食品也没有首都这么多。"

另一个插话说："去年圣诞节，柏林有一些进口的桔子卖，我买了几个送给我的祖母，她住在乡下，多少年都没吃过桔子了。"

还有一个更气愤，对大家说："你们知道吗？他们把我们捐给穷困国家的款项，用来举办这次的联欢了。以后工会再跟我要捐款，我一个芬尼也不给了！"

不久，一则新闻震惊了东德政府：匈牙利拆除了和奥地利相邻的边界铁丝网，两个国家互不设防了。由于东欧各共产党国家不需签证就可互相往来，于是东德的老百姓，首先是年轻人，纷纷借道匈牙利，穿过奥地利，进入西德。西德方面对东德人采取来者不拒的欢迎态度，搞得东德政府叫苦不迭。这些天整个东德都沸腾起来，人们一旦找到了安全出口，就不再惧怕高压手段。许多城市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抨击当局，要求改革。剧院变成演讲厅，每晚进行激烈的辩论。

人们最痛恨的是秘密警察和国家安全部，有许多人想冲进去捣毁这个机构。东德的军队和警察都严阵以待，准备武力镇压。

有一位极特殊的人物，我每星期为他一人单独授课两次，连假期也不中断，他是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高级翻译艾先生。他不但精通汉语，俄语也十分专长。每当昂纳克或东德政府要人出访北京或莫斯科时，一定有他随同。艾先生40多岁，精明能干，可能由于童年家境贫寒，身躯显得瘦弱些，但他工作和学习的劲头却非常充足。就在他们国家这样动荡不安时，他仍是请我继续给他上课。为了不耽误工作，经我同意，把平时上课的时间改为清早6点，上课地点改在我的寓所客厅，下课后他再赶着去上班。我给他授课不用固定的教材，由他提出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诸如同义词辨析、成语典故的出处、口语与书面语的异同、甚至方言土语的特点等等。解答完所有问题之后，我们就进行各样话题的交谈。

　　虽然我和他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我并不因此隐瞒自己的观点，只是不多触及敏感问题，避免争执辩论罢了。他笃诚相信共产主义，身体力行，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从他身上的确看不到高级官员的腐化昏庸现象。现在艾先生面对自己所属的民德统一社会党即将崩溃的局面，感慨万分，他担心一旦民德不复存在，希特勒时期残留的纳粹分子又会复活。他还担心以后给老人、儿童的福利将要减少，这些人生活会遇到困难。他承认以往采用的高福利政策，不能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他也承认自己党内确实有不少特权阶层，有腐败现象，人们对此非常痛恨，许多部门正在罢免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不许他们再担任领导职务，以至党员们纷纷提出退党。对他本人今后作何打算我不便多问，但我看得出，他不愿像许多人那样，几个月前还和当政者唱一个调子，在目前局势下又突然提出退党，包括我们的系主任穆女士在内。

　　"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目前的群众运动呢？"艾先生以询问的口气问我。

　　我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魏征劝谏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看后沉吟片刻，收起笔记，向我告辞。

10月7日是民德国庆日，大街小巷的阳台、窗口仍按往年一样挂出了民德国旗，但整个气氛却显得冷冷清清。商店因节日都关门停业，可是苏联占领军营地附近有一家食品店还开门。这是专门为苏联驻军开设的，一般德国人都不去那里买什么。刚好有几位朋友今天要来看我，我就到这儿来买点东西。没想到商店门口竟排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提了大旅行袋，迅速抢抓货品，什么都要。买得最多的是肉类、食油、大米、白糖，甚至把一瓶瓶的汽水打开倒入大塑料罐里提走。这些人都能和苏联售货员说俄语，原来他们都是波兰人，从这里贩运了物资回国去卖。波兰语和俄语同属斯拉夫语系，在这儿买东西不但讲话方便，而且不必看东德售货员的脸色。苏联售货员不怕货源不足，反正东西都是德国的，要多少你们都得给运来，不卖白不卖。

　　轮到我选购时，我想买一块牛肉。售货员递给我一大块，足有四公斤。我要不了这么多，请他给换块小一点的。那售货员睁大了眼睛看着我，用生硬的德语问我：　"klein？klein？（小的？小的？）"他很奇怪，为什么我这个外国人不抢购商品。

　　下午，我和朋友们来到亚历山大广场。这里虽然响着震耳的舞曲和歌声，也设有几处游乐场和演出台，但人们似乎无心玩乐，三三两两地在广场上散步或低声谈话。而夹在人群中的警察们，个个警惕百倍，都是三人一组，背靠背，朝三个不同方向巡视。至于还有多少混在群众里的便衣警察，那除了公安局或安全部就没人清楚了。

艾先生有几天没来上课，我从东德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他又陪同昂纳克去莫斯科了。等他再来，一见面我就觉得他似乎很疲乏，尽管他仍是西装笔挺，打着漂亮的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但我发现他几次摘下眼镜揉揉眼眶，显然是被过多的工作累的。他抱歉地对我说，这些天连一句汉语也没讲过，舌头都不灵了。还告诉我，这次去苏联，比哪一次都紧张，因为全靠他一个人给两国首脑来回做翻译，因为苏联方面没有派翻译。

我心中明白，这准是一次关键性的密谈。果然，没过多久，昂纳克下台，换上了指定的接班人克伦茨。同时我也听说，昂纳克已经签署了武力镇压示威群众的命令，但是克伦茨没有遵命执行。这究竟是真是假，还有待证实。不过苏联这次没插手，却是东德人避免了流血牺牲的关键之一。

10月一过，东德局势就像这个季节秋风扫落叶的景象一般，急转直下。每天晚上，沿居民区的街道散步，就会见到有人往垃圾箱丢弃大量的旧物，甚至连电冰箱、电视机等也搬出来扔了。公寓楼外停放的汽车里，大包小袋塞得满满的，然后一家人挤坐进去，飞速开走了。这些出走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开车经捷克、匈牙利，到奥地利后又转去西德的。他们不惜倾家荡产，长途绕道。反正先要去的捷、匈两国以前都可以随便来往，现在东德也不能收回成命。至于从这两国转往哪里，只要那两国不卡人，东德政府就无权过问。警察眼看着车子开走，人去楼空，却无法阻挡。东德这时如果统计人口数目，恐怕会一天一个大变化。出逃者进入西德边界，公开在电视屏幕上亮相，欢呼雀跃，连小学生都在话筒前数落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缩写）的不是。终于，这个维持了整整40年的政府发出公告，宣布解散原部长会议，执政的民德统一社会党也将另行改选中央委员会。

　　到11月10日那天，柏林市的居民潮水般往弗里得里希大街奔去，关卡门外排起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长龙。人们已得到信息，11日零点开始，东德人可以凭身份证过关前往西柏林了。（谁说的呢？）

这时的勃兰登堡门，又是另一番景象。一排排东德士兵站在门前铁栅内，背对柏林墙。防止东边的人群冲进广场。远远望去，那道隔离墙上骑坐了许多西柏林的市民。他们高声呐喊，呼叫东边的人们。隐约中可以听到砰砰的凿墙声。广场铁栅外，围满了外国各电视台的摄像记者。他们穿上臃肿的御寒服，把菩提树下大街为行人安放的座椅也搬过来了，守住一个摄像角度，连连抢拍难得的镜头。

这两天是周末，就在开放关口的第一天，通过专为外国人设置的进出口，搭乘市区火车，来到西柏林的市中心。以往这一带虽然相当热闹，但还不算拥挤，今天情况可大不相同了。妇女们站在百货商店的橱窗外，目光艳羡，久久不愿离去。指定为东德居民每人发放100西德马克的银行门口，排起了一条长龙。领到钱的人，拉着老婆抱起孩子，急匆匆奔入向往已久的各家商店。

　　归程的火车上座无虚席，人们不论相识与否，都愿兴致勃勃地互相展示各人的新购物品。年轻妇女们买的大都是化妆品，口红、香水、眼影小刷之类，再就是一些式样别致的假首饰。年纪大些的太太则提着大包装的洗衣粉，或是一些瑞士巧克力、丹麦乳酪、香蕉、桔子等。这些都是曾在电视广告节目中见过的好东西。小伙子们几乎人手一罐可口可乐，一边谈笑，一边潇洒地将饮料罐掀开，仰脖喝几口，再继续高谈阔论彼此的见闻。只有极个别的几家，不参与这临时的快乐聚会。这几个家庭，神情庄重地坐在位子上，全家共同关注放在旁边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或一台双声道双卡录音机。

虽然东德关卡对过境者的盘查比以前稍有缓解，但护照仍必须交给他们检验真伪，盖章后摄像留底。悬挂在高处不同角度的录像机，也同时把过往者一一摄下。除此之外，每人所带的钱包还必须给他们看看，证实没携带东马克进出，才正式放行。既然两个德国的政权还没有被新形式取代，东德这边绝不会自动放弃行使主权的职能。

那位和儿子一别7年的教授，坐在我旁边，小声告诉我，他儿子已经回来过了。我向他道喜，问他儿子的情况怎么样？他摇摇头说："当个普通工人罢了。他都快25岁了，还没上过大学。刚到那边的时候，他要养伤，要吃饭，连高中都没毕业，除了做工他能干什么？我和我太太都很遗憾。如果他那时候不偷跑，说不定在这边还能有念书的机会。"

说到两个德国的统一，他也一反常态，发起愁来了。这位先生中文水平很高，他比穆女士等人年轻，不是党员，也没去北京大学进修过。但凭着他的业务专长，在系里仍能站得稳，有时还大胆说几句别人不敢妄加评论的话。今天该是他高兴的时刻，愁什么呢？细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怕统一以后，东柏林的洪堡大学也要和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合并。

他说："如果真合并，学校肯定会裁人。西德有的是汉语人才，他们当然保留自己的，把我们解雇掉。"

我安慰他说："前几年我教过的西德学生虽然学得不错，但他们到底还年轻，而且大部分在商界和政府部门工作，学术界当教授的并不多。你们是高级汉语人才，会受重视的。"

他叹口气说："但愿如此！"

更多的人除了担心失业之外，还怕币制统一时，他们手中的东马克会变得一钱不值。有人打算尽快把存款变成实物，开始抢购洗衣机、吸尘器、家具等等。一位教师说他邻居有个老太太，手中积攒了三万多存款，怕统一以后钱都作废，一下子买了六台本国出的彩色电视。六千马克一台呢！她把这六台电视存在地下室里，准备以后慢慢卖掉换回西马克。我听了直替那老太太叫苦，这种东德出的质量极差的彩电，以后谁还肯买？西德有的是名牌电视，花几百西马克就能买一台。地下室的六台电视机，肯定都得砸在老太太手里。

一个政治集团的兴衰，牵涉到千家万户，悲与喜，愁与乐都各有比例，关键是哪头占的比例数大。我参加的这个联而不欢的聚会，反映了少数原属优越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对广大群众来说，还不足为凭。这个维持了40年的国家，目前情况好像把所有的东德人置于一个大离心机内，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原来搅和在一起的分子，都重新改换了位置，浮沉聚散，各凭各的专长与本事。大学生纷纷转系，选择新学科，掌握新技术。一些人开始经商，创办新企业。我教的那个外交人员班，他们知道统一以后肯定用不着东德外交部的原班人马了，趁年轻赶快改行。有人去学英语，有人去找售货员的工作，甚至有人去当出租汽车司机。而高级翻译艾先生，则不肯动摇自己的信念，拒绝西德方面的聘请，情愿以在野党成员的身分，领取低于原来的工资，继续为他的政党服务。至于系主任穆女士和她早年的同学们，大都准备以年长体衰为理由申请退休。因为退休总比失业名义上好听些，而且退休金也比失业救济金更有保障。

11点整，伯恩斯坦登台，掌声过后全场屏息静气。从那细巧的指挥棒引出第一个音符起，大厅内外的所有听众都仿佛跟着乐曲渐渐飞升，一直进入那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神圣天堂。聚集在厅外广场上的人们，有的注视着屏幕上的场面倾听，有的仰望苍穹冥想，几对相恋的情人依偎着，共同欣赏这辉煌的乐章。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围绕着广场中心诗人兼剧作家席勒的雕像嬉戏游玩，恰似一群可爱的小天使。当合唱队的洪亮歌声唱出这位诗人所写的欢乐颂词时，群情激动，许多人跟着唱起来。贝多芬于1824年在维也纳曾亲自指挥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他双耳失聪，仅凭心灵指挥乐队。16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贝多芬上天有灵，定会为他的祖国重新聚合而再次欢乐。(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