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甲午祭：决胜岂止在战场 -- 卢比扬卡

19世纪末，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英俄百年大博弈，而从全局看，中日甲午战争只是从属于英俄百年大博弈的一次区域性局部战争。

早在甲午战争前10年，为了制衡俄罗斯力量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为了把俄罗斯这条苍龙牢牢束缚在欧亚大陆上、使其不得下海兴风作浪，英国一把下注到朝鲜南端的巨文岛，试图将巨文岛建设成其远东太平洋海军基地，对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基地海参崴港实行贴身紧逼。但是由于巨文岛地处东北亚地区的心脏地带，从巨文岛出发，英国海军的力量可以迅速投送到周边各国，不但俄罗斯的海参崴暴露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射程之内，日本、中国和朝鲜的国家安全都将受到重大威胁，也就招致东北亚各国的一致反对。这场巨文岛危机，也以英国人主动降旗撤军而告终。

但英国人被迫从巨文岛撤军，可绝不代表着英国人就此放弃了在远东太平洋地区遏制俄国扩张的战略意图。英国人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也就是扶持代理人来代替他遏制俄国。

要在东亚地区寻找反俄代理人，只有清朝和日本两个区域大国中去做选择，那么在日清两国中，英国选择了日本。日本足够大，大到足以牵制俄国乃至清朝力量在本地区的扩张；日本又足够小，小到难以脱离英国人为他划定的轨道。日本人想要出轨，英国人也有把握将其打回原点，正如半个世纪后太平洋战争所显示的那样。事实上直到今天，日本还是被牢牢把控在英美海权的轨道上，须臾挣脱不得。

在1885年巨文岛事件后，英国人要让日本尽快强大起来，尽快承担抗衡俄国的重任，就要首先把日本喂饱喂足。为此，英国可以废除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跟日本签署通商航海条约，可以为日本的明治维新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英国人是绝对不会把自己身上的肉丢给日本吃的；英国人只是斜眼看了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那个东亚大国一眼，日本人立刻心领神会，耐心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旦他觉得时机成熟，就立刻扑上去狠狠咬了清朝一口。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中日甲午战争。

后人往往把清朝战败的原因归结于清朝官府的腐败，或者洋务运动的改革不如人家明治维新彻底云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要说政治腐败，这天底下有不腐败的政治吗？所谓西方法制国家，将腐败合法化、制度化为政治献金和院外游说集团，本质上还是用利益交换公权力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取私利，这样换个马甲就不叫腐败了吗？说清朝腐败，那么日本就不腐败了吗？山县有朋是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之一，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曾出任日本首相，他在日本政界的外号叫做“爱钱的山县有朋”，由此可见日本政治腐败之一斑；日本财阀与政客之间，各种富有有东方特色的权钱交易也是源远流长，跟隔壁的清朝比起来那是不遑多让，直到1936年日本二二六兵变期间，政变昭和军人的口号之一还是扫除政治腐败。

那么清朝战败是因为洋务运动的改革不如明治维新彻底吗？客观去看，洋务运动还是取得不小成效的，比较1840年的中国社会与1890年的中国社会，铁路，工厂，报纸，新式学校和军队，甚至是市民社会本身，近代化的因素不断涌现、积累，并处在质变的前夜；中国军队在1876年左宗棠收复西域和1885年中法战争中接连获胜，用近代化的军事组织训练和军事装备、近代化的战术战法击败了西域的阿古柏叛军和法国军队，显示出洋务运动某种程度上的成效。但清朝还是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了。

日本的崛起，在战略大环境上，自然是因应英俄百年大博弈的天下大势中，英国需要在远东扶持起一个强大盟国制衡俄国的战略大棋局；但更重要的，还是日本自己的维新变法。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内因起到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这是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那么日本人究竟做对了什么？中国老话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金句王拿破仑说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谁拥有最后一枚金币；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要办成一件事儿，说到底最关键的还是要钱。考察古今中外的历史，举凡国家兴衰、王朝更迭，一个共通的现象都是财政崩溃。对日本来说，不管是维新变法，殖产兴业，还是整顿军备，建设新式陆海军，甚至发动战争，都需要钱，钱，更多的钱。

由此，回到日本人究竟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上，要害其实就在于搞清楚日本人发动甲午战争的钱到底从哪来。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预算的总体军费开支是2.5亿日元，而战前日本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只靠财政拨款，日本要不吃不喝攒上三年家当才够打这场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英国人看准机会，在这时提出要为日本提供2亿日元年息4%的战争贷款。要知道，在伦敦金融城的国债市场上，借债的行价是年利5%，英国人提议给与日本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替日本人融资打这场战争，英国人扶持日本、鲸吞中国、制衡俄国的战略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了；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可以用这笔巨额贷款所形成的债务枷锁来约束日本，正可谓是一箭双雕。

但日本政府在仔细庙算过自己的财政动员能力之后，出于避免陷入债务陷阱的考虑，拒绝了英国人的好意。当然后来日本还是没能躲过债务陷阱，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一共从英美融资超过10亿日元，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认为，它靠自己也能为战争融到足够的资金，具体而言，是五个渠道：

第一，是正常国家预算中的准备金及财政结余，也就是国家财政拨款；

第二，是国民捐款，

第三，是所谓占领地及杂项收入，

第四，是发行国债，

第五，是所谓特别资金。

其中，国家从财政上直接拨款是2344万日元，占战争总支出的10.4%;

传说中举国战争狂热的日本国民捐款是多少呢？一共是295万日元，只占战费支出的1.3%;一亿日本人在传说中举国一致的军国主义狂潮下，一共只捐了295万日元，折合清朝库平银不到200万两。

所谓占领地及杂项收入308万日元，其实也是战场上抢来的钱，占到战费总支出的1.4%。

前三条融资渠道合计为日本的战争支出贡献了13%。

而在后两条融资渠道中，发行国债收入了1亿1千7百万日元，占到甲午战争军费总开支的52%;所谓特别资金转入款达到7896万日元，占35%，两项合计87%。

问题是这个所谓特别资金，实际上是来自战后清朝的赔款，而这一收入是在日本结束在中国大陆作战后一段时间才实际入账的。

因此，实际上，在战争期间，日本军费的主要来源，还是依靠发行国债。可是问题又来了，在整个对华作战期间，日本政府实际只发行了两次总额8000万日元的战争公债，第一次为1894年8月，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二个月发行了3000万日元，第二次为1894年11月发行了5000万日元，那么怎么又说日本战争国债收入了1.17亿呢？

况且，即便是这8000万日元战争公债，也不是售出后立即拨付使用的，当时日本还是国小力弱，发了如此巨额的国债，势必要对日本的资本市场带来猛烈冲击，于是日本大藏省规定，要用分期付款的形式来出售公债，结果就是，军事公债虽在战争期间发行，但要等1895年6月出售国债所得资金才能全部到账，而那时对华作战已经结束两个月了。实际上，日本自发动战争至议和的9个月内，几乎每月军费支出都在1000万日元以上，但在战争最高潮的1849年8月至12月五个月间，每月实际军费收入分别只有17.5万日元、284.7万日元、92万日元、603.6万日元及759万日元。

剥丝抽茧到这一步，日本打赢甲午战争的那个最重要的原因就要呼之欲出了，弄清楚实际军费收入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差额到底由何而来，就弄清楚了日本战胜的底牌究竟是什么。

这个底牌就是日本中央银行。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的金融业是高度市场化的，基本上，几个商人攒巴攒巴就能攒一银行出来，而且是个民间资本银行，只要政府认可，都能发行纸币。而作为明治维新中的核心改革措施之一，在日本财相松方正义主导下，比照英格兰银行，于1882年10月10日成立了日本银行，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根据1882年颁布的《日本银行条例》及1884年颁布的《兑换银行券条例》，日本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并有权管理国库。由此日本银行成为日本资本市场的参谋本部，日本银行发行的纸币，在日本国内具有极高的信用。

于是，在甲午战争军费无力由财政支出负担，以及发行战争公债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转而通过向日本银行短期借贷来填补军费收支的差额，说白了，就是政府在央行挂账，央行直接印钞支持政府财政，其实质，等于在公开的国债市场之外，政府向央行单独发售了一笔无形的国债，央行以这笔无形战争国债为抵押发行货币，向着甲午战争这个项目，定向注入流动性。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这笔定向增发的货币，单月最高纪录为1300余万日元，较少月份也超过300万日元。到战争结束的1895年4月，日本央行为甲午战争这个政府重点工程融资超过4100万日元。

以上还只是央行定向宽松直接为战争提供的融资，除此之外，日本央行对于战争国债的顺利发售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争爆发之初，日本社会对于能否战胜中国是颇为疑虑的，毕竟历史上日本从未战胜过中国，中国这些年洋务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北洋水师数次造访日本，船坚炮利的威慑下，日本人畏之如虎。

为了消除民间银行在认购战争公债方面的顾虑，日本银行方面在1894年9月11日做出承诺，允许民间金融机构以认购的战争公债为抵押，从日本银行贷款，每100日元公债可贷款95日元，用刚性兑付来保证公债的信用和流动性。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日本各界开始大量认购战争公债，在日本第一次发行战争公债时，政府核准的发行额为3000万日元，年息5%，实际应募总额达7700万日元；日本第二次发行战争公债，原定金额为5000万日元，年息同为5%，最终应募总额达到9030万日元。

日本发行战争国债大获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正来自于日本央行承诺刚性兑付政府发行的国债，这样战争国债的信用和流动性就都获得了保障。后来曾任日本财政大臣的高桥是清当时任日本银行支店长，高桥是清对此回忆认为，“积极购买战争公债的各地国民，并非是接受了为国家效力的教育，只不过是从银行借钱来购买国债”。

不管是央行直接定向发钞为战争事业注资，还是通过刚性兑付来刺激国债市场，归根到底，都是利用债务杠杆来信用扩张。

而这种信用扩张，除了成功为战争融资之外，另一重要功能是向其国内经济同时注入巨额资金，刺激经济繁荣。这是因为，日本军费支出的大部分都以军饷、军事物资采购款的形式回流到日本国内。这笔巨额资金的注入，令日本国内的资本市场规模扩大，资本总额迅速提高。

最后，在战争胜利结束后，根据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2.3亿两白银，约合3.5亿日元，以英镑支付。其中的1.8亿两白银，也就是3000万英镑，被日本央行用来做金本位改革的准备金，日元发行改为直接以英镑为抵押，由于英镑实行金本位，所以日元发行也就间接与黄金相挂钩了，日本从东亚传统上的货币发行银本位进入到西方主导的货币发行金本位，日本经济加入英镑区，与英国主导的生产分工和交换体系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

在建立起金本位，加入西方俱乐部之后，在1897年，日本在伦敦金融城以年息4%的价格发行4300万英镑战争公债大获成功，这标志着日本的经济实力和战争能力获得了国际资本市场的认可。

那么，清朝又是如何为战争来融资的呢？日本人主要用发行战争国债来融资，但清朝那时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资本市场，我国最早的证券交易市场是1891年由上海外商经纪人组织的“上海股份公所”和“上海众业公所”，在这两个交易所买卖的主要是外国企业股票、公司债券，清政府的金币公债以及外国在华机构发行的债券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要等到1918年和1920年了，一个时代已经飞逝而去。

日本人解决战争融资问题的核心机制是中央银行，但清朝只有户部，没有央行；在一群封建贵族统治下，国库等于私库；由于没有证券市场，也玩不了发行战争国债来融资这套资本炼金术。

清朝为甲午战争融资的办法，还是只能在财政手段上辗转腾挪，原则上讲，就是想办法增加税收，同时削减政府开支，勒紧裤腰带筹措军饷。

战争爆发后，大清户部提出的筹饷紧急措施,无外乎停止工程；核扣官吏俸禄；增加并提前缴纳盐税、糖税和茶叶税；呼吁各行各业捐款，甚至强行摊派以及卖官鬻爵。这些落后的财政措施，根本无法应付近代战争惊人的财政消耗，结果是，在大战即将爆发之际,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以作战费,但清政府能拿得出来的只有白银18万两。

是的，当日本人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秘密，用战争公债制度大踏步迈向富国强兵的道路，迅速崛起为世界列强时，清朝还在运行着老迈的封建财政制度。甲午战争中，日本对清朝的胜利，实在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资本市场对户部的胜利，中央银行制度对封建官僚体制的胜利。这就是我们那支龙旗飘飘的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战败的原因，这就是日本取得甲午战争胜利，踩着清朝的脊梁跃入世界列强之林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