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到底是什么？---纪念毛主席诞辰128周年 -- 海中山

我也贴一段吧，实际上这首歌造成影响非常大，其中还牵涉到苏联电台国际影响，连作者自己都知道严重性；歌词本身按作者自己的说法说是被刻意改动过的，附带的歌词其实并不是广泛流传造成巨大影响的版本。有空我再问问家里长辈对这首歌的看法。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762

文章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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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之歌》的流传与冤案始末

－－作者：任毅口述 张丹翔整理

有人说，这首歌，就是知青当中的《国际歌》。凭这首歌，你到处都可以找到吃的，找到睡的，找到自己亲爱的朋友……

莫斯科广播电台播中国的《知青之歌》

1969年7月，江苏江浦发大水，滁河泛滥，大水一直淹到京浦铁路上面。知青任毅去抗洪防险，将近七天的时间都没有回知青屋。抢险回来后，隔壁邻居给了他一封信。任毅一看信，蒙了。

信是任毅的同学郑剑峰写来的。由于身体残疾，郑剑峰没有下乡到农村。他的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任毅下农村的时候，因为两人感情很好，郑剑峰也给任毅装了一个。在那个年代，半导体收音机是一个家庭的“大件”，对于年轻人，更是如同宝贝。郑剑峰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有短波，可以收听到“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而那时候，这些台被叫作“敌台”，是禁止收听的。尤其是苏联，四个多月前的1969年3月，中苏之间爆发了珍宝岛战斗，双方的关系从意识形态的斗争转入军事对抗。

郑剑峰偶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歌，他颇感意外。在这个微妙的时候，苏联播放中国知青的歌曲，其意义就非比寻常了。于是，在信里，他提醒任毅，你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播你的《知青之歌》了，频率是多少，时间是多少，你留心听一下子，“估计要出事了”。

任毅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偷偷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下午4点多钟，莫斯科广播电台响起了熟悉的音乐，那就是任毅自己写的《知青之歌》，苏联人把它改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任毅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听完的，只记得当时脑袋像炸了一样，因为紧张，整件上衣都湿了。

自己写的歌出现在敌台里，这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意味着出一身汗，而且意味着你的生命已经被审判了。为什么？那时候，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既然拥护了这首歌曲，那我们就要反对，任毅意识到，自己小命难保了。

我们知识青年为什么不会有自己的一首歌

任毅是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标准的“老三届”，按他自己的说法，“还是学了一点东西的，是那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最大受益者。我们知识功底比较扎实，就差高考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山下乡“一片红”的话，按照任毅的志愿，要么上复旦大学新闻系，要么就上北京大学考古系。

任毅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艺术教育。上小学时，曾经参加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加入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专攻二胡和吉他。当他1968年12月和南京五中下乡知青一起插队落户到江苏省江浦县时，他也带着自己心爱的吉他。这一年，任毅已经快二十岁了，在知青中属于大年龄、成熟的。

大学没有读成，先去“修地球”了。下农村以后，严峻的现实与知青们的满腔热情的反差刺激着他。艰苦的劳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空虚。

任毅回忆说：“农民并不欢迎我们，所谓的贫下中农根本不欢迎我们，说我们是上面硬性分配下来的，不收不行。一个生产队，几十亩乃至几百亩的宝田，几百口人，大家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就指望这么多东西。忽然来了四个知青，四个知青四个姓，算四户，你要分他的东西，吃他的粮食。农民生活已经是紧巴巴的了，我们再这么做，他从心里面高兴吗？并不高兴。我们接受贫下中农什么教育呢？他教育不了我们。而且我就相信毛主席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教育农民，而不是农民教育我们。’

“有三个初一的小孩，在学校里面我们都认识，很活泼、很可爱的一些小男孩。我去看了以后很心寒。下乡的三个小男孩，蜷缩在一条已经黑得发亮的被子里面，三个人睡一条被子。锅里面剩下一些锅巴、一些山芋，再没有其他任何吃的。吃的菜，是一碗我们南京人说的大萝卜响，就是把萝卜晒干了以后，用重盐撒在上面腌着，在黑暗里那个盐会闪闪发光。他们就吃那个东西，当时对我们触动很大。”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知青们挤在任毅的小屋里，将会唱的歌轮番唱了一遍，依旧感觉不能排遣心中的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同学冒了一句话：“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我们知识青年为什么不会有自己的一首歌呢？任毅啊，你写一下吧！”那时候工人的歌，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农民的歌就是《社员都是向阳花》。

任毅说，写这首歌，心里面也没多考虑，听了同学的话，晚上回去就写。“实际上那是情感的表露，是多年来无数的量变发展到一定时候的一个质变，一个寄托你这种变化的载体。就是说我们的醒悟，往往是一瞬间的。”

1964年，南京五中一个叫高世隆的同学，插队新疆丰收农场第三分场，带回来一首歌《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四小节的歌词，四小节的曲谱，很简单。任毅就是在这个曲谱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加工，创作了《知青之歌》。那天晚上，他在煤油灯底下写，几乎没怎么考虑，很快就写好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对家乡的怀念，对未来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是知青下乡生活的真实写照。

任毅的吉他弹得很好。第二天，他就把这首歌弹给同屋的知青听。

当时，歌曲名是《我的家乡》，还有一个副题“南京知识青年之歌”。后来，大家都叫它《知青之歌》了。

你是知青，怎么不会唱这首歌

祖国各地、大江南北的知青都会唱《知青之歌》，应该是一个奇迹。怎么传的？大家口口相传。

一个黑龙江知青说：我们是1970年4月下乡到黑龙江爱辉县的，当时已经知道这首歌了。在生产队里就广泛地在唱这首歌。那边有一个会吹口琴的知青，吹得特别好，吹着吹着会掉泪。

一个贵州知青说：火车上有人也这样唱，我们跟他们一起唱，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唱。这首歌的歌词有不同的版本。我们觉得，歌词写的跟我们的处境一模一样。

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就是知青当中的《国际歌》。凭这首歌，你到处都可以找到吃的，找到睡的，找到自己亲爱的朋友。麦收的季节，麦子堆满了麦场，夜晚，在皎洁的月光下，高高的麦堆旁，弹起吉他，一曲唱完，所有的知青都哭了……

自从《知青之歌》开始流传，任毅就隐约发现，别人唱的和自己写的不太一样。

从南京回江浦的船上，任毅听到几个知青在唱这首歌。他感觉到有一点不对，就问他们，你们在唱什么歌?“我们在唱《知青之歌》啊！”他们反问任毅道：“你是不是知青啊?”“我是知青啊。”“你是知青啊？你都快变成老二了。”工人是老大哥，农民是老二哥，言下之意是，你真变成农民了？你是知青，怎么不会唱这首歌啊？这一反问把任毅问住了。他继续听下去，唱到最后，唱的是“生活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任毅想，这事严重了。

原歌词写的是－－“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深浅”和“深陷”有什么区别？

填词的时候，任毅想，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我们革命的脚步不会那么踏实的。顺利时，我们的脚步走得比较坚实；挫折时，我们就不会那么坚实了。所以，我们的脚步始终是一深一浅。于是他用了“深浅”这个词。

但如果唱成“深陷”，是整个人陷进去了，那你不是真的反动了吗?这完全跟任毅的创作意思不同了。

就在那条回江浦的船上，任毅已经迫不及待、不顾一切地要去解释了。他赶快上去跟他们讲，他是五中的学生，他认识任毅，任毅创作的歌词好像不是‘深陷’，是‘深浅’。那两个知青说：“‘深浅’哪有‘深陷’好啊？‘深陷’好。”

后来，当任毅因这首歌被抓受审的时候，桌子上摊了一桌子的《知青之歌》歌词，油印的、铅印的、手抄的，什么样的都有。审讯的人问任毅：“哪一张是你的？”任毅说：“哪一张都不是我的。”

去“娃娃桥”自首

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之后，任毅意识到闯大祸了。他背了一个黄色的军用包，装了几件日常用品就回了南京。他没有回家，而是到了位于娃娃桥的南京市看守所，那里是看守重刑犯的，进去以后生死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有人说“到了南京娃娃桥，小命就难逃”。

任毅去自首了。当时负责接待他的是一个老公安。老公安问他为什么来投案自首，他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主动交代也许会好一些，就把自己的情况讲给老公安听。

老公安详细听完他讲的事情以后，沉默了半天，然后对任毅讲，你回去吧，没有事的。你写了首歌，怕什么，没事的。

老公安把任毅送出门，一直送到车站，还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任毅上车了还看见他在招手。老公安的这些举动，让任毅感到不解。

回去以后，生产队里也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社书记说：“任毅，你指挥唱一首《知青之歌》。”任毅照样指挥唱《知青之歌》。

《知青之歌》继续在唱，但是，任毅的同学却都为他担心了。插队内蒙古的同学甚至劝他到内蒙古大草原躲一阵子。可是任毅想，能往哪儿躲呢？该出事终归要出事，躲是躲不掉的。

但任毅开始自己做准备。他把所写的有关东西全部毁掉了，包括同学的来信。他在书包里面摆一些日常用品，毛巾、牙膏、牙刷，始终挂在床边的蚊帐挂钩上。

令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南京知青的案件，竟然是从上海普陀区引爆的。

1970年春节前夕，大批返乡的知青回上海探亲，普陀区的知青就在里弄唱起《知青之歌》。很快，这首歌传到了普陀区及其他区的一些中学。

普陀区政治嗅觉比较敏感的人，就把这个事反映到普陀区革委会和上海市革委会，说回来的知青都在唱这首歌，好像“阶级动向不正常”。

上海市革委会很快行动，把这件事情反映到了北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有三个头面人物对这首歌做了批示。

江青的批示是：要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

张春桥的批示是：要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抓这件事的专案小组。

姚文元的批示是：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

这件事情就这样给定性了。1970年2月12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专案组到南京，跟南京当时的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了联系。专案组连过春节的心思都没了。

第二天，专案组就到了任毅的母校。《知青之歌》的歌词当时署名是“南京市第五中学集体词曲”。这是当时文艺创作的惯例，不突出个人。任毅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署名，但是，学校对这首歌的来龙去脉毕竟了解一些。顺藤摸瓜，专案组到了任毅下乡的江浦。

专案组下去一调查，农民都以为任毅要上调，好事来了。而且，因为任毅在农村表现实在太好，没有农民说他不好的。专案组一看，公开逮捕是不行的。

2月19日，专案组在元宵节前夜逮捕了任毅。三个解放军、七八个民兵，荷枪实弹，包围了任毅的房子。强烈的手电筒光束，把房子照得通亮。进来以后，几个军人手插在口袋里，显然是拿着手枪，铐子在口袋里嘎啦嘎啦响。

那天夜里，很奇怪，狗也不叫，农民也都不敢开门，都是从门缝里偷偷地看。任毅就这样被带走了。

为一首歌判处死刑，怎么能说杀就杀

当天夜里，任毅第二次来到了南京娃娃桥。逮捕证上签的日期是1970年2月19日。

第二天，任毅被押到南京五中进行批判。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也展开对这首歌的口诛笔伐，它已被定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知青之歌》是一首反动黑歌，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的挑衅，也是阶级敌人利用文艺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和毒害青少年的一种反革命手段……”这首反动黑歌，描写南京的美丽，热爱家乡，是煽动知识青年不上山下乡，叫他们留恋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十七年的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鸣冤叫屈”。“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命运”，“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是多么伟大的革命壮举，你却哀叹我的命运”。“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说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百多个字的歌词，被一个字一个字地分析，向政治上牵强附会。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任毅被判刑关押的这段日子里，不是没有人敢唱这首歌，恰恰相反，《知青之歌》传播得更广了，几乎传遍了全国所有有知青的地方。

1970年5月24日，任毅被当时的江苏省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死刑报告报请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1970年6月6日签下了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年，任毅二十二岁。

要执行死刑，还差最后一道程序－－报江苏省军事委员会批准。这个死刑报告一直到7月31日才批下来，一共是二十五个人。当时的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许世友把二十四个人都打了钩，唯独把任毅画了个圈放在旁边。任毅回忆这些的时候说：“ 许世友将军为什么要给我画个圈，这永远是个谜。我跟他非亲非故，而且那被枪毙的二十四个人当中也有知青，也大部分是反革命，我也犯了同样的罪，而且我的罪是‘四人帮’钦点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死里逃生。”

在《晚年许世友》一书中，许世友将军的秘书李文卿上将披露：许世友在“文革”当中，有时候充当白脸，有时候充当红脸，红脸也罢，白脸也罢，在关键的时候他还能把握住。李文卿以任毅的案件为例，说南京有个知识青年因为写了一支歌，而遭到“四人帮”的迫害被判处死刑。许世友看了这个案子后说，该学生个人历史清白，又没有前科，为一首歌判处死刑，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任毅说，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捡了一条命回来。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年，他还不乏幽默地打比方，那个时代，这个量刑，“就像现在坐出租车一样，一个起步价，最轻最轻的”。

在审判任毅的过程中，甚至有音乐专家的参与和评定。

在审讯任毅的最后一场，来了三个教授级的人物，他们想从音乐的角度上来分析这首歌。专家的分析结果是，这首歌属于阴暗的、下流的、黄色的城市小调，似乎还带点靡靡之音。

然而，这个教授趁看守的解放军战士出去之际，突然站起来，把眼镜朝鼻尖上一压，看着他悄声地说：“小家伙，你怎么想起来干这事？这年头我们躲都躲不了，你还出这个纰漏，好自为之吧！”

任毅是为我们而坐牢的，我们来写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 高考恢复，知青返城的门路也多了起来，这给了尚在狱中的任毅一个信号，出头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1978年1月，任毅决定上诉。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监狱里的指导员。指导员的想法却不一样，他对任毅说，自己从事监狱管教工作二十二年，没有看过一个犯人翻案出去的。他还向任毅透露，坐够了九年，监狱方面就放他回去。

任毅谢绝了指导员的好意，他决心已下。在他看来，因为表现好，坐完九年牢，提前一年释放，虽然判决书上写得很好，由于表现良好，提前一年释放回家。但这样出去，依然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人不人鬼不鬼，还得夹着尾巴做人。

到1978年年初，任毅已经服刑将近八年。对他来说，上诉不是为了服刑时间的长短，而是为了获得一个公正的审判。他要努力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指导员说，你如果要这么做，后果自己负责。你要翻案，我给你几天假期，你不要出工，就写翻案书。

几天中，任毅写了七八份翻案书，每份翻案书有十几页，分别给多个机构，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音乐家协会、作家协会……他认为，既然歌曲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这牵涉到作家协会，牵涉到音乐家协会。

任毅把这些信交给指导员，请他帮忙寄出去。然而，指导员并没有寄。

任毅继续写他的申诉信，这些后来写的信最终都被投递出去或带出监狱，是通过他所谓的“地下渠道”带出去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任毅获得了比较宽松的服刑环境。他表现不错，又有文化知识，还经常辅导管教干部的子女，教他们语文和数学。因为有些劳动需要出监房，管教干部也放心他出去，他时常早出晚归，和周围的老百姓也混得很熟。信也就通过老百姓，或者他辅导的管教干部子女寄了出去。

母亲也收到了任毅寄来的信。母亲是教师，被下放在江苏省泗洪县。时间长了，当地的知青都知道了她是任毅的母亲，知青们胆子大、很放肆，早晨出工就在任毅母亲的房子周围唱《知青之歌》。这么公开地唱，吓得这位母亲不敢开门。

冬去春来，眼看任毅上诉有望，母亲把这件事也写了出来。

知青们知道了任毅的母亲写申诉材料的事，跑来说，东西太多，你又上了年纪，根本写不过来。我们来帮你写，任毅是为我们而坐牢的，我们来写。一下子来了十几个知青，帮着任毅的母亲写申述材料。

1978年1月，任毅写了上诉书。5月，全国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6月就来人对他进行外调了。首先是在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了解了事情后，旋即下了批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平反释放。

任毅的案件，被作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典型案例。一个青年学生，仅仅是写了一首《知青之歌》，就遭到“四人帮”那么残酷的迫害。

1979年1月4日，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宣布任毅“无罪释放”。至此，任毅服刑还差四十五天就满九年了。

任毅平反以后，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他，安排他到总务处工作。

对于自己的婚姻，任毅说是“天降奇缘”－－五中的老同学上门提亲，提亲者是女孩的哥哥。女孩出身于工人家庭，对任毅印象很好。哥哥也是知青，因此这门亲事是亲上加亲。

如今年过六旬的任毅，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心境平和，思路清晰，言语中透着斯文。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正如他所说，他这样的老三届，是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最大受益者。他的才华就像他写的歌那样，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