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谈谈欧盟 -- qdst2008

======这一篇被资乎删了,很正常========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这次中央全会推选我担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现在全会已经作出决定，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

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小平同志几次讲话都表示了对新的中央领导的殷切期望。我深深感到，要把今后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首先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依靠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同时，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健在，一般日常的工作，我们绝不打扰他们，但遇到很重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向小平同志请教，听取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治党治国治军的丰富经验，形成的崇高威望，是党的宝贵财富，对我们新的领导集体的工作仍然十分重要。

这次全会开得很成功，不仅正确处理了赵紫阳同志的问题，而且初步总结了教训，讨论和研究了不少重要问题。最近，小平同志的几次重要讲话，以及其他几位老同志的讲话，对于今后党的各项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李鹏（2）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交四中全会的报告的第三部分，对于当前的工作已经作了初步的部署，我完全同意。在他们讲话的启发下，讲一些想法，作为我在全会的发言。我初到中央，了解情况不多，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当前第一位政治任务。回想起这场反革命暴乱，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决断，如果没有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的献身，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切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决不可半途而废。对于策划、组织、指挥动乱和暴乱的阴谋分子，参与暴乱的反革命暴徒，务必依法惩处，坚决打击，决不能心慈手软。对于不同程度卷入动乱和暴乱的人，要多做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工作。对于不明真相而有过某些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和群众，要帮助他们总结教训，提高认识。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尽快着手制定一系列具体政策。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妥善处理。总之，要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

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要深入思考两个问题：这场动乱和暴乱发生、蔓延的主要教训在哪里；怎样彻底消除动乱产生的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和发展。

按照中央和小平同志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积极稳步地发展国民经济，始终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发展经济中，要十分重视发挥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我们才能有力量抵御任何自然的和社会的风浪，顶住任何外来的威胁和压力，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经济工作的迫切任务，是遵循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继续抓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国务院已经制定和将要制定的各项措施，各级党委都要坚决支持和保证贯彻执行。全党同志都要为挽回动乱和暴乱造成的损失，贡献全部力量。

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同时，我们要千方百计搞好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骨干和基础。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离开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一切都无从谈起。

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面貌，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要继续更有效地进行改革开放，把这项工作搞得更快更好。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指导者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却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赵紫阳同志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从反面惊醒了我们。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

在抓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决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

几年来，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切向钱看”，追求高消费，追求眼前实惠而放弃远大理想，计较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民族整体利益，鄙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崇洋媚外等思想倾向滋长了，甚至腐化堕落的不良风气发生了，建国初期就早已绝迹的种种丑恶现象再度出现了。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3）的问题，并从中引出深刻的教训。

加强教育，我想特别提出国情教育的问题。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的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教育，等等。广大青年拥护改革开放，但他们中不少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也就不可能了解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幻想在一夜之间把西方的物质文明搬到中国土地上，比较容易接受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他们生长在祖国土地上，理应在这块土地扎下深根，理应从我们的工人、农民、战士的身上汲取精神营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宣传思想工作在批评“两个凡是”（4）、促进思想解放方面，在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后来几年中，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纷至沓来，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赵紫阳同志打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同志，保护、信任、提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由来已久，一些舆论阵地已经不在党和人民手里。有关部门一定要采取坚决措施进行整顿。

我们有一支很好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活跃在生产、国防、科研、教育、卫生、宣传、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真正是民族的精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极少数以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出名的所谓“精英”。他们己经自己撕去“爱国”、“民主”的外衣。几年来，他们被捧得很高，不仅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而且形成了一种哗言惑众的很坏的学风。他们不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民主法制建设要抓紧进行。许多群众和青年学生希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他们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工作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保证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但是，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决不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那套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全部中国近代史证明了它们在中国的破产。这次动乱也充分说明，想那样做，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

这次学潮的事实还表明，一些青年学生和群众对民主缺乏正确认识，法制观念相当淡薄。有的人所要的“民主”，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状态，同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是对民主的反动和破坏。他们所主张的极端民主化，即使在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是行不通的。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活动方式、工作方法也要相应改变，但党的性质不能变，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能变。

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素质。要结合建设、改革的实际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状况，在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进行党纲党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

这次动乱中所以有那么多人被阴谋分子煽动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严重腐败现象。全国各族人民的眼睛盯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必须在近期办几件使党心民心为之振奋的事情。再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制定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使党风有根本好转，恢复和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同志们，我们是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这次中央全会的。这次全会，将以党的胜利载入史册。但是，必须看到，要挽回赵紫阳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解决赵紫阳同志留给我们的重重难题，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保证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民族独立不致丧失，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完满实现，任重而道远。我们决心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排除任何干扰，克服一切困难，以百倍的努力进行工作。

注释

（1）赵紫阳（一九一九——二○○五），河南滑县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

（2）李鹏，一九二八年生，四川成都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总理。

（3）参见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06页）。

（4）见本卷《理论工作要面向实际》注（2）。

新中国四十年历史的基本结论

*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回顾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如果不进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不可能把黑暗的中国变成光明的中国。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不可能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总之，正如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改革开放纳入党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崭新局面。十年的巨大成绩证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国革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历史证明，坚定捍卫中华民族尊严、期望中国繁荣昌盛的爱国者，大都会成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可靠朋友。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精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在打破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和挑衅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决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决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我们一贯欢迎和争取各国人民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加重视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坚持对外开放，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国家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作出的正确选择。党是在战胜困难、克服失误、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四十年来的成就，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取得的。错误和挫折的发生，问题也往往主要出在党内。党的状况如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严肃地毫不留情地剖析和坚决纠正工作中的失误，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科学地历史地总结经验，客观地全面地认识现实。只要坚持这样做，我们党一定能够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实现新的历史任务中写下灿烂的篇章。

立足于以上基本结论，我们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十年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正确认识工会的作用(64页)

=======这一篇资乎没删,很意外=========

*这是江泽民同志同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座谈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是几十年来艰苦奋斗的历程决定的。我国宪法的总纲对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都写得清清楚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中，对党的领导作用和我国近代史作了一个扼要的叙述，写得很精练，写得很好。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所取得的国家政权，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条，我们决不可动摇。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与发挥工会的作用是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把工会办好，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工会应该在各级党组织统一领导下活动。强调工会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活动，决不意味着把工会变成党委的一个部门，等同于党委宣传部、组织部一样的机构。工会应该是党领导下相对独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这两个方面都要正确掌握，不可出现偏离。

工会应组织工人群众参政议政。中国只能搞一个工会，不能搞两个工会。工会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决不允许出现脱离党的领导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什么组织。假如出现这种情况，工会就要挺身而出进行斗争。一方面，工会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工会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要真正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依法维护工人群众的合法权益。如果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工人群众还要工会干什么！有时候工人群众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看法不同，出现一些具体矛盾，这并不都是坏事。遇到这种情况，工会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充分反映工人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努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通过民主的方式、协商的方式来处理。如果工会根本不考虑工人群众的利益，就站不住脚，就失去了自身的作用。同时，还要强调工会对工人群众的教育职能。列宁说，工会是一所共产主义学校（）。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在现阶段，要给大家讲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讲清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必要性。总之，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充分反映工人群众的利益。

工会要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渠道。这一条很重要。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若干矛盾，或者产生若干问题。从自然科学的原理看，这些矛盾和问题积聚起来，往往会形成一定的能量。如果这种能量积聚越来越大，不能及时化解，最后一下子释放出来，就可能起破坏作用。这就需要有民主的渠道来反映这种矛盾和问题，来宣泄这种能量。作为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工会最了解工人，应该成为充分反映工人群众意见和要求的重要渠道。

概括起来说，关于工会的作用，我认为主要有四个重点：第一，工会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第二，工会要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等同于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第三，工会要是一所提高全体职工群众思想觉悟的大学校；第四，工会要成为工人群众参政议政的一个很好的渠道，成为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渠道。

注释

（1）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这一篇被资乎删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这次中央全会推选我担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现在全会已经作出决定，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

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小平同志几次讲话都表示了对新的中央领导的殷切期望。我深深感到，要把今后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首先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依靠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同时，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健在，一般日常的工作，我们绝不打扰他们，但遇到很重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向小平同志请教，听取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治党治国治军的丰富经验，形成的崇高威望，是党的宝贵财富，对我们新的领导集体的工作仍然十分重要。

这次全会开得很成功，不仅正确处理了赵紫阳同志的问题，而且初步总结了教训，讨论和研究了不少重要问题。最近，小平同志的几次重要讲话，以及其他几位老同志的讲话，对于今后党的各项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李鹏（2）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交四中全会的报告的第三部分，对于当前的工作已经作了初步的部署，我完全同意。在他们讲话的启发下，讲一些想法，作为我在全会的发言。我初到中央，了解情况不多，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当前第一位政治任务。回想起这场反革命暴乱，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决断，如果没有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的献身，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切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决不可半途而废。对于策划、组织、指挥动乱和暴乱的阴谋分子，参与暴乱的反革命暴徒，务必依法惩处，坚决打击，决不能心慈手软。对于不同程度卷入动乱和暴乱的人，要多做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工作。对于不明真相而有过某些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和群众，要帮助他们总结教训，提高认识。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尽快着手制定一系列具体政策。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妥善处理。总之，要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

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要深入思考两个问题：这场动乱和暴乱发生、蔓延的主要教训在哪里；怎样彻底消除动乱产生的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和发展。

按照中央和小平同志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积极稳步地发展国民经济，始终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发展经济中，要十分重视发挥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我们才能有力量抵御任何自然的和社会的风浪，顶住任何外来的威胁和压力，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经济工作的迫切任务，是遵循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继续抓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国务院已经制定和将要制定的各项措施，各级党委都要坚决支持和保证贯彻执行。全党同志都要为挽回动乱和暴乱造成的损失，贡献全部力量。

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同时，我们要千方百计搞好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骨干和基础。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离开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一切都无从谈起。

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面貌，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要继续更有效地进行改革开放，把这项工作搞得更快更好。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指导者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却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赵紫阳同志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从反面惊醒了我们。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

在抓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决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

几年来，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切向钱看”，追求高消费，追求眼前实惠而放弃远大理想，计较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民族整体利益，鄙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崇洋媚外等思想倾向滋长了，甚至腐化堕落的不良风气发生了，建国初期就早已绝迹的种种丑恶现象再度出现了。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3）的问题，并从中引出深刻的教训。

加强教育，我想特别提出国情教育的问题。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的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教育，等等。广大青年拥护改革开放，但他们中不少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也就不可能了解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幻想在一夜之间把西方的物质文明搬到中国土地上，比较容易接受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他们生长在祖国土地上，理应在这块土地扎下深根，理应从我们的工人、农民、战士的身上汲取精神营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宣传思想工作在批评“两个凡是”（4）、促进思想解放方面，在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后来几年中，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纷至沓来，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赵紫阳同志打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同志，保护、信任、提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由来已久，一些舆论阵地已经不在党和人民手里。有关部门一定要采取坚决措施进行整顿。

我们有一支很好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活跃在生产、国防、科研、教育、卫生、宣传、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真正是民族的精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极少数以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出名的所谓“精英”。他们己经自己撕去“爱国”、“民主”的外衣。几年来，他们被捧得很高，不仅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而且形成了一种哗言惑众的很坏的学风。他们不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民主法制建设要抓紧进行。许多群众和青年学生希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他们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工作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保证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但是，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决不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那套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全部中国近代史证明了它们在中国的破产。这次动乱也充分说明，想那样做，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

这次学潮的事实还表明，一些青年学生和群众对民主缺乏正确认识，法制观念相当淡薄。有的人所要的“民主”，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状态，同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是对民主的反动和破坏。他们所主张的极端民主化，即使在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是行不通的。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活动方式、工作方法也要相应改变，但党的性质不能变，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能变。

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素质。要结合建设、改革的实际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状况，在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进行党纲党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

这次动乱中所以有那么多人被阴谋分子煽动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严重腐败现象。全国各族人民的眼睛盯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必须在近期办几件使党心民心为之振奋的事情。再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制定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使党风有根本好转，恢复和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同志们，我们是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这次中央全会的。这次全会，将以党的胜利载入史册。但是，必须看到，要挽回赵紫阳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解决赵紫阳同志留给我们的重重难题，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保证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民族独立不致丧失，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完满实现，任重而道远。我们决心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排除任何干扰，克服一切困难，以百倍的努力进行工作。

注释

（1）赵紫阳（一九一九——二○○五），河南滑县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

（2）李鹏，一九二八年生，四川成都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总理。

（3）参见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06页）。

（4）见本卷《理论工作要面向实际》注（2）。

认真消除社会分配不公现象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

======党内对先富者是怎么富起来的是有清醒认识的=======

*这是江泽民同志在《求是》杂志一九八九年第十二期上发表的文章的主要部分。

正确认识当前分配不公的两种表现什么是分配中的公平？

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难点。从理论上讲，以平等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公平要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在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公平的内涵也会不同。衡量社会公平的标准必须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里，广大群众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分配的主要原则是按劳分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行了一项政策，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行这一政策，能力和贡献不同的人的收入会拉开差距，在致富的路上会有先有后，这是公平的。一般来说，由于人的能力和贡献的差别是有限的，实行按劳分配不可能导致贫富悬殊。而平均主义反对拉开差距，这是分配不公的一种表现。

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作为主体的公有制外，还有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与此相适应，允许一部分非劳动收入存在，有利于搞活整个社会经济。但是，非劳动收入对全体社会成员来说，机会是不均等的，与劳动收入的差距又容易拉大，因此党和政府在分配办法、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工商行政管理等方面作了必要的限制，经营者只要遵纪守法，也难以暴富。现在的问题是，少数人靠非法手段，如偷税漏税、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弄权渎职、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捞取不义之财。这是当前分配不公的另一重要表现，也是人们议论较多的。

以上两种分配不公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先看平均主义。首先，在我国，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观念源远流长，消除其对人们的广泛影响，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其次，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体现社会公平，使人民群众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一项重要的分配原则，由此强调公平、忽视效率的平均主义倾向往往容易滋长。再次，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前提是机会均等。但是，受旧管理体制、价格政策等制约，不同职业、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缺乏平等的竞争规则和竞争环境，劳动者在竞争中缺乏同等的机遇。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劳酬不符，有些需要较少知识和技能的简单劳动获得较高的收入，而有些需要较多知识和经验的复杂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由此而形成的收入差距显然是不合理的。由于国家尚未建立有效的收入调节体系，于是在国家直接控制收入分配的范围内，特别是国营企事业单位内部，往往会出现收入平均化的趋势。

再看收入差距悬殊。这不是党和国家的政策直接导致的，而是少数人违法乱纪或钻政策空子的结果。但是，也应看到，在改革旧体制和探索、完善新体制的过程中，双重体制的存在和一些改革政策措施不完善、不配套，使少数人确有空子可钻。另外，实际进行的分配改革实践仍然要受到经济发展阶段、新体制发育程度、社会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三重制约，造成某些具体的分配改革政策存在一定缺陷，同时国家对收入分配有效调控的力度也明显不足，结果导致：在国家直接控制能够达到的范围内，平均主义继续存在；在国家直接控制不能达及而间接控制又未能有效建立的场合中，部分经济活动的收入偏高。世界上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经济成长的初级阶段，收入差距往往有扩大的倾向，搞得不好，会影响社会安定。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过大也是相互影响的。我们要克服平均主义，但分配差距过大恰恰妨碍了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开。

因为收入差距过大会破坏社会公平，涣散人心，特别是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助长不是比贡献而是比收入的消极攀比和平均主义倾向，造成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大锅饭”。另一方面，平均主义也会助长收入差距过大。这是由于，平均主义倾向损害经济效率，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可能促使某些人产生对公有制的离心倾向，甚至会刺激某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欲望。由此可见，平均主义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分配不公相互影响、互为依存，这两者都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另外，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当前分配不公矛盾激化的直接诱因。通货膨胀具有再分配的效应。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支出普遍增加。但是，在不同部门和行业工作的人们的收入来源不同，个人收入的补偿程度会出现差异。

从国家预算中取得收入的人员实际工资的补偿要依靠国家，这种补偿通常是滞后的或不完全的，而企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则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主动补偿职工的实际工资，甚至超额补偿。这样，一部分物质生产部门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收入就会出现明显差距。由于通货膨胀期间职工收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补偿实际收入下降造成的损失，因此有可能弱化收入的激励作用，强化职工内部的平均主义倾向。而少数通过投机倒卖活动牟取暴利的不法经营者和高收入者，则趁物价上涨之机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他们的收入。通货膨胀使得国家直接控制范围内经济活动的收入和直接控制范围外经济活动的收入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使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过大这两种现象的反差进一步加深。

避免思想观念上的偏差，是我们正确认识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一个重要问题。应该承认，现实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和收入分配悬殊问题，是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焦点。人们要求改变机会不均、少数人发不义之财的状况。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助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人们围绕提高效率进行积极攀比。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横向比较和互相攀比时，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还有很大影响，一旦改革引起重大利益调整，这种观念就以潜意识表现出来，并成为改革的重要心理障碍。特别是一些同志喜欢用个人的主观印象来笼统地进行横向比较，静态地看待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演变，忽视收入差距方面合理、合法的和不合理、不合法的之间的差别。因此，正确认识分配中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当前分配中的问题有更清醒的判断。如果我们仅仅以个人的主观印象来看待改革中的收入差距，一味追求收入均等，否定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就会阻滞改革进程，使整个国民经济丧失活力。

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实现上述目标，解决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能就分配抓分配，而要综合治理，从深化配套改革上找出路。要进一步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加快培育市场体系，健全宏观经济调节系统，搞好计划、投资、物资、财税、金融、物价等方面的改革，加强法制建设，逐步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创造机会均等的竞争条件，形成实施正确分配政策的良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应该看到，生产决定分配，只有通过改革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才能使分配制度和政策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才能为根本解决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创造物质基础。

当然，分配制度也很重要。当前，这方面的关键是要健全调节手段，针对双重体制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具体政策。

在国家基本能够直接控制收入分配的范围内（如国营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等），要实施在宏观控制下的分层管理，着重克服平均主义。在初次分配中，国家对企业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企业内部实行个人收入同所作贡献联系；在再分配中，要解决机关事业单位中劳酬不符、收入偏低的问题，同时注意调节企业间生产经营的某些条件和机会不均等，以利公平竞争，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具体说，应该着重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企业和职工的分配关系。在改进企业用工、招工制度的同时，改革企业内的分配制度，逐步减少工资性支出中的物价补偿成分，恢复和强化工资奖金对提高效益的激励作用，探索各种按社会有效劳动时间进行分配的制度，合理拉开职工收入差距，使一些贡献大的工薪人员也能够先富起来。二是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合理确定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尺度，使企业收入和工资增长与经济效益挂钩建立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基础上。比如，在坚持职工实际收入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则下，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可增加一个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指标，有的可推行工资总额与实物量挂钩，同时也可研究工资总额与行业的资金利润率和工资利润率挂钩等办法。还应该看到，不同企业在税收、价格政策以及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生产资料、土地、技术等）获得机会等方面的条件和情况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国家要通过有效的经济手段调节由此而引起的个人收入差距。三是处理好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配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复杂劳动具有倍加简单劳动的意义（1），复杂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简单劳动的报酬。而我国情况却刚好相反，这是分配不公的一个突出问题。今后，要逐步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缓解脑体倒挂的矛盾。对机关事业单位的现行工资制度也要继续改革，使之逐步完善。四是处理好采取经济、行政等调节手段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在采取各类手段调节分配的同时，要注意抓好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引导人们既不要消极攀比个人收入、盲目追求超前消费，也不要不求进取，而要脚踏实地积极工作，在各自所处的条件下，确定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物质利益目标。目前，我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困难，要强调过几年紧日子。

在国家难以直接控制收入分配的范围内（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收入分配、某些经济活动的收入分配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少数人非法牟取暴利。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强化政府的权威和功能，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进行管理和调节。

首先，要整顿经济秩序尤其是流通秩序。在清理整顿各类公司、搞好市场和物价管理、整顿和改进重要商品的流通方式的同时，收入分配上要研究解决六个方面的问题：企业自办第三产业和横向联营收入的管理问题；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收入的管理问题；各类人员个人收入的管理问题：职工从事“第二职业”和离退休人员再就业的管理问题；个体经济的管理问题：新办公司的管理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加强对个体户的经营和收入的监督管理，加强对各类公司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规和政策，建立市场规则，限定各类经营者的经营范围和方式，提出各类经济活动收入分配公开化和管理、调控的有效措施。

要尽快在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和部分高收入行业试行个人收入应税申报制度，增加个人收入的透明度，进一步加强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收工作。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部门要加强队伍建设，并切实负起责任，严格执法，与社会各有关方面加强配合，切实搞好市场管理和税收征管工作。

其次，要十分重视廉政制度建设，集中力量，坚决及时查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各种以权谋私、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违法行为。对于一切非法经营活动，都要严加取缔，狠狠打击。凡属非法收入，一概没收，并予以重罚。对于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必须坚持依法严惩，决不能手软。同时，在全社会广泛进行宣传教育，使廉洁奉公、依法经营、依法纳税的观念深入人心。

总之，我们要坚决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严厉取缔非法收入。从长远看，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还要逐步建立富有弹性的就业制度，使劳动者在竞争中获得大致均等的机遇。与此相适应，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但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注释

（1）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第一章《商品》。原文是：“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柔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形势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日）

*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市大型企业专职政工干部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典礼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们正处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而深刻改革的时期。这是建党以来党面临的又一次大变革。越是大变革时期，越是需要理论指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理论掌握了群众，就能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就能推动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

现在，有人提出要进行三个所谓“反思”：反思七十年前五四运动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对不对，反思四十年前即建国后确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反思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对不对。对这些大的是非问题，共产党员要看清实质，旗帜鲜明地作出回答：五四运动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是对的，建国后确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搞改革开放、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对的。

但是，只说“对”是不够的。要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就需要理论。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口号去说服别人，必须用正确的观点、正确的理论进行分析，明辨是非，引导人民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

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我们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因为我们看到的现象，其中有的是真相，有的却是假象。只有把感性上升到理性，才能深化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人的正确思想从什么地方来?毛主席讲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现在，有人老是埋怨我们的改革没有理论。我认为，说我们的改革没有理论，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我们的改革理论已经十全十美、完备无缺了，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下进行的。

邓小平同志对改革有深刻的理论阐述。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但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还是很短暂的。所以，我们的改革理论还不可能是十分完备的。只有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发展，我们的改革理论才能日臻成熟。我们的改革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以照抄照搬。我们夺取政权以后，学习了苏联的经济模式。应该承认，这种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这种经济体制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对别国的经验，我们不能照搬，因为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历史、文化、经济条件与其他国家也不相同。因此，我们还是要按照毛主席一再说的那样，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改革的实践中加强理论学习，重视理论研究，不断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我希望，搞理论工作的同志要深入改革实际，搞实际工作的同志也要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

要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所谓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思想方法。干部的思维方式正确与否，是涉及改革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大问题。今天，尤其需要把思维方式的问题提高到这个高度来认识。现在，有的同志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把改革过于理想化，好像一搞改革就马上可以把旧体制的弊病一扫而光了，就马上可以把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统统解决了，就马上可以把十一亿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大幅度提高了。前几年，由于没有注意继续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对改革又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所以当改革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时，有些人就灰心丧气、悲观失望，认为通货膨胀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不安定因素等都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从而怀疑起改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来了。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当前的社会问题。所以，有必要在干部中开展正确的思维方式的教育，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我们正在开展的形势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教育干部群众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形势、认识形势。有了正确的思维方式，才能防止片面性，才能防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才不至于在改革顺利的时候盲目乐观，看不到潜在的矛盾和问题，才不至于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悲观失望，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把形势看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确实存在着那么一种情绪，凡是党和政府主张的，他认为都是错误的，凡是同党和政府唱反调的，他认为都是正确的，好像困难讲得越多、成绩否定得越彻底、反调唱得越多，就越表明他是最敢于讲真话、最代表民意、最光荣的。这种情绪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要充分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不掩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讲成绩不要说得天花乱坠，讲问题也不能说成一团漆黑。各级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明辨是非，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形势，分析各种社会现象。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改革的成绩，也要实事求是地说明面临的困难。我们不应该听任一些人散布消极情绪。一个以消极埋怨为时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精神，增强信心，提高我们的勇气。这样才能增强凝聚力，才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有人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不但不是优势，反而是劣势；一切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根源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中国要有希望，出路就在于搞西方国家的多党制。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坚持党的领导，我们不能有丝毫含糊。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们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会被断送。党的工作中也难免会发生错误，但我们党有力量自己纠正错误。我们党历史上几次大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文化大革命”这么严重的错误，也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任何人都不能用党的某些失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

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实践还证明，照搬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搞什么三权鼎立，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很可能是乱哄哄的，什么事也办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鲜明的态度，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

真正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这篇写的很好=====

*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七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现在六十七年的历史表明，我们这个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历经艰难曲折，不断走向胜利，确实是充满希望、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六十七年来，我们党为着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前赴后继，百折不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伟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实现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历史还必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一定能够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创性事业。争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使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根本改变贫困落后的状态，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自身的模范行动，为现代化建设建功立业，为党的旗帜增添新的光彩，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据统计，近年来，上海党员获得各类荣誉称号的人数逐年上升，上海评选的市级劳动模范中，一九八三年党员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七，一九八五年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五点六，一九八七年党员占百分之八十点八。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复杂性、深刻性。改革是又一次革命。上海党员队伍正在经受着改革开放环境和执政党地位的严峻考验。在这急遽变革的历史时期，党员队伍中的一部分意志薄弱者落伍了，他们过不了权力关、金钱关，极少数甚至已经堕落成为腐败分子。这部分人数量虽少，但败坏党风，损害党的威信。近年来，上海党员因违法乱纪而受到党纪处分和刑事处理的比例也逐年上升，这应该引起我们每个同志重视和警惕。历史已经向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怎样才能真正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纵观我们党的历史和当今一切优秀共产党员的革命实践和先进业绩，我认为：要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就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最高理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员的先进性就体现在把坚持党的最高理想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行动统一起来，胸怀大局立足本职，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要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当前，改革已经到了攻坚战斗的紧要关头，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坚如磐石的决心、百折不回的斗志，迎着风浪前进，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作出积极贡献。

要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就必须坚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甘愿自觉牺牲个人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共产党人一切言行的出发点。在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员要坚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改革已经并最终必将给人们带来实惠，但改革不能也不可能同时给每个人带来同等的利益，有时还会在利益问题上产生一些难以避免的矛盾。共产党员在改革中要有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高尚思想境界，做到克己奉公，不与民争利。身居党政机关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尤其应该把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作为座右铭，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率。

要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就必须坚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科学文化，努力提高觉悟，精通本行业务。共产党员既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和决心，又要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既要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为群众作出表率，又要成为现代化建设“三百六十行”中的佼佼者。考察一名党员是否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无贡献和贡献大小。一名共产党员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在本职工作方面长期当外行，不能对现代化建设作出真正的贡献，那么，他的所谓政治觉悟和先进性就成为空话。

要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就必须坚持随时随地维护群众利益，勇于同一切不正之风和违法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共产党员要自觉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坚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做一名一身正气、捍卫党的原则和人民利益的忠诚战士。

我们正在从事改造和振兴上海并为全国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伟大事业，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在新的形势下，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切实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精神，重视和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同全市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当前，我们要十分注意改进和加强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工作。要严格对党员的管理，尽快改变目前党内教育和管理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状况。要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党内民主。要坚持新时期党员标准，提高党员队伍素质，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一方面，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慎重地吸收新生力量入党。另一方面，对党内那些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腐化堕落，依仗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歹，严重侵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破坏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的极少数腐败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清除的方针，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对不合格党员要本着坚持标准、立足教育、区别对待、综合治理的方针，严肃妥善地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置。

我们还要十分注意对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形势教育，深入分析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思想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当前，总的形势是好的，虽然人们对物价等问题有不少意见，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坚决支持改革的。问题是有一种错误思想，抹煞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夸大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些消极现象，悲观失望，牢骚满腹，斗志松弛。这就需要进行正确引导。为此，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十年来改革的成就。理论研究、文学艺术、新闻宣传都要向前看,要激发人们内在的精神力量，激发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那种好像我们的政府腐败得不得了、好像共产党没有给人民做什么好事的论调，是根本违背事实的。对形势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对十年改革的成就要有足够的估计，对存在的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宣传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也不能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要避免另外一种片面性。第二，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前存在的问题。现在，党和政府内部确实存在某些腐败现象，社会上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不好的风气，人们对此表示不满，要求改变它，是完全正当的。党和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努力加以解决。但是，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都不能离开我们正处于巨大变革时期这一客观现实。

改革给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积极变化，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某些矛盾和问题。在新旧体制交替中，这是难以避免的代价。这些问题，必须重视，必须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怕出现这些问题，或者要求根本不出现这些问题，那就只能回到旧体制上去，而回到旧体制是根本没有出路的。第三，要宣传目前改革处在关键时期，情况复杂，矛盾很多，存在风险，必须锐意改革。这对改革的成败，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关系极大。全党全国必须紧密团结，同心协力，支持中央的决心和决策，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

在此关键时期，必须强调纪律性，党和政府要实行坚强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按照党的十三大确定的方针，有步骤地进行。事实上，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假若离开党的十三大确定的方针，就只能把政治体制改革引向邪路。我们的使命是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这也是团结和激励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支柱。任何离开和干扰这个奋斗目标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是党和人民所不允许的。总之，我们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清形势和任务。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让我们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新的功勋，作出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贡献。

*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日）

首先，请允许我对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来自联合国、来自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来自香港地区和美国、巴西、加拿大、新加坡的各位远方来宾，对来自首都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的各位同志以及热心关注浦东开发事业和本市各界直接或间接参加浦东开发研究的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并强调开放城市要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它们在对外开放中的基地和窗口作用。上海作为全国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座开放城市，应该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开发浦东，建设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是完全符合党的十三大精神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成。

上海是世界闻名的都市，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但在经济表面繁荣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难以克服的矛盾。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重视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来不及相应地进行城市改造和建设，以致削弱了经济贸易中心的功能和对外对内枢纽的功能。这种状况当然不允许再延续下去。我们先后采取过多种办法来改造老市区，但耗资巨大且困难较多，所以又提出了结合老市区改造、建设一大块现代化新市区的方针。我认为，这样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是必要的。

十分明显，上海要加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建成社会主义时代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不开发浦东，只靠老市区改造是不容易实现的。

现在，新一届上海市人民政府已经产生，这为上海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力量。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新一届市政府一定会支持和推动浦东新区的开发，使上海更充满活力、兴旺发达。

我希望在座各位给予指教和建议，更希望国外的朋友们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中，本着两利的原则，与我们开展更广泛、更密切的交流和合作。

理论工作要面向实际*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

*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市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解放思想，面向实际，开创上海理论工作的新局面》的主要部分。

江泽民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今天，我们召开上海市理论工作座谈会。这是继上海市文艺创作座谈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党的理论建设摆到我们市委和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动理论界同志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动脑筋，激励探索，充分发挥上海理论界学科齐全、人才众多的优势，促进上海的振兴。

下面，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理论指导

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又一次革命。我们的实践已经证明，以改革总揽全局，整个经济生活就会出现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相互促进、速度与效益相互统一、稳定与发展相互推动的局面。而改革和建设又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指导。这是因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理论来自实践，是实践的总结，又是实践的指导。

我们党是懂得并且重视理论工作的这种重要性的。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什么时候思想上比较解放，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我们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反之，什么时候思想路线不对头，理论上出现重大失误，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由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的基本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2）的精神枷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新的解放，开始在实践中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同全国理论界一样，我们上海广大理论工作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理论工作者的这个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第二，理论上的开拓创新，促进了改革开放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三，在开展两个文明建设的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方面也作出了贡献；第四，在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方面也有开拓性建树。

理论工作在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上述这些重要作用，充分表明我们上海的理论队伍，包括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理论宣传队伍，是一支有实力、有活力、有战斗力的队伍，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可以信赖的队伍。而且，上海的理论队伍还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知识面宽、敏感性强、同上海党政领导关系比较融洽等特点。这就为我们携手共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作为理论工作者自身，也应该如实地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某些不足。主要是理论对实践的先导作用发挥得还不够，理论往往滞后于实践。总之，进一步搞好上海的理论工作，要求我们理论部门和各级党政领导都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尊重理论，尊重理论工作者，把我们的领导工作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第二个问题：当前理论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3）。当前，理论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有哪些方面呢?我感到，在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方面，上海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理论建设工作。

党的十三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理论的重要的基础的组成部分，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来的，是从研究国情、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来的，是从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来的，是从全面改革、寻找最根本的理论支柱而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迅速地被人们所接受，显示了这一理论的生命力，但这决不意味着这方面研究工作的终结。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已经提出，但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对这个阶段中各种社会矛盾及其演变发展的规律，以及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具体规律，我们目前还处在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紧紧跟踪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跟踪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分析新情况，研究新矛盾，进行长期的锲而不舍的有质量的深度研究。在这方面，我们要多些勇气，少些禁忌；要多搞一些开拓性研究，从自觉不自觉地以书本或外国模式作为立论的根据，转向以我国现实国情和上海市情作为研究的基础：要把着眼点从描述现实转到解决现实问题上来：要立足改革开放的实际，广征博采，发挥社会科学的能动性和实效性，对改革实践起到超前指导的作用。

为了便于同志们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想把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所感受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供同志们开展研究时参考，同时也是向理论界的同志们求教。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上，我想与同志们一起研究和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怎样把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同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统一起来，做到正确认识党风问题和正确解决党风问题。我认为，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即使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也仍然是要坚持和发扬的。比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干部的民主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等等。有些观念和做法，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了，则不应该固守，要适应新情况。但是，这又要考虑到政策许可和群众心理承受能力问题。

我们总的要求是，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问题是，在实践中，在具体问题上，这两者的关系应该如何把握，理论上怎么说清楚，要大家共同研究。

二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怎样正确处理搞活国营企业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问题。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骨干力量，上海三百四十三家国营大中型企业，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七。但是，国营企业在当前经济发展中恰恰普遍缺少活力，有的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搞活，这涉及所有制理论问题。

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上，怎样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关系的问题。现在，工人阶级作为主力军的积极性如何保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合理调节社会成员的收益分配，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乃至更为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我也想提出一些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供同志们研究时参考。比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把我们党建设好，包括如何看待端正党风和搞活经济的关系，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怎样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怎样看待竞争意识和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党性有没有时代特征；怎样衡量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先富起来。这些问题都与新时期党的建设密切相关，是不能回避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很值得研究。比如，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怎样处理民主和效率的关系，民主政治建设与商品经济发展有些什么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问题同样很值得研究。比如，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应该根据什么样的办学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来教育青年学生，等等。总之，以现实国情为基础，以生产力标准为评价尺度，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对我们的学风是一种改造。而且，开展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又可以从多方面促进理论自身繁荣发展。我希望上海理论界的同志们振奋精神，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这方面被你说明的问题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第二，围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开展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党的十三大以后不久，党中央就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

这个战略，不只是地区性战略，而且是全国性战略。实施这一战略，是我们落实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建设和改革任务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国际市场，互通有无，调剂长短，走出一条平衡经济的新路子，改变过去那种只能按短线平衡而缩短长线、压低速度的老办法。近两个月来，我们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要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的指示（4），正在积极研究如何大进大出、加速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问题。

那么，在推动上海向外向型经济转变方面，有哪些紧迫而现实的课题亟待我们上海的理论工作者去认真地加以研究并帮助决策部门果断地加以决策呢?在这方面，我也把自己在实践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向同志们求教，希望同志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帮助我们改变“有理讲不清，有招拿不准的状况。我想到的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优势和劣势的关系。作为代表我国先进生产力的沿海大城市，上海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确有不少优势，像地理位置、外贸口岸、信息集散、工业门类配套齐全、科技文化实力较强、劳动力平均素质较高等优势。但是，上海也有不少劣势，明显的劣势至少有三条。其一，上海全民所有制企业比例过高，普遍活力不够。其二，上海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相当有效率”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全国来说可算是最完备的。

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大进手续繁琐，大出关卡林立，许多事情要按国际竞争的惯例去做，一做就行不通。其三，上海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普遍很低，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如何有效克服这些劣势，使上海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是需要理论工作者潜心研究和回答的。

二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有些同志提出，上海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应该同沿海其他地区有所区别，要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我也觉得应该结合。从目前实际条件出发，应该重点推动科技与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相结合，大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短、平、快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从长远看，我们还要力争有较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

三是贸易创汇和非贸易创汇的关系。近年来，上海在扩大贸易创汇的同时，无形贸易创汇即非贸易创汇也出现了良好的开端。贸易创汇和非贸易创汇的关系应该如何把握，有哪些具体的方针政策问题需要加以研究，也要理论工作者来研究阐明。

四是国营外贸机构和非国营外贸机构的关系。广东等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实践经验表明，劳动密集型产品一般是小批量、多样化和分散经营，这类产业很难由国家和统一的外贸机构来搞，必须有一个广泛的中间层次。我们上海许多出口企业普遍反映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最感头痛的是信息屏蔽，外贸的主要信息往往被一些外贸单位所垄断。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外贸体制改革入手，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一方面，要发展大批民间的外贸中介公司，并允许新的代理商和中间人在经济领域里活动，改变国营外贸机构独家经营的状况。

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同国外企业（包括国际性财团）的联系，组建跨国公司，利用它们的销售渠道，扩大产品出口。

五是参与国际竞争和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要参加国际大循环，要求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相接通，并且在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制度、方式等方面作相应的调整。要形成一个符合国际规范、有活力、高效率的现代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至于这是个什么样的机制，如何形成这样的机制，有哪些国际惯例，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目前我们在认识上还没有搞清楚。希望理论工作者对这个问题加以认真研究，并给予科学的说明。

六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关系。我们说，沿海搞“两头在外”（5），也不是绝对的，适合于用内地资源的仍然要用。因此，上海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要继续加强与内地的横向联系。上海要充分发挥对内对外两个扇面辐射的作用。而要向外辐射，不搞内联是不行的。只有加强同各兄弟省区市的联合，上海才能不断增强开拓国际市场的力量。今后，上海很可能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即：对外开放，主要是提供有形产品；对内开放，主要是提供无形产品，把上海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生产能力更多地向内地转移、扩散。上海应该妥善处理好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并解决好地区利益的平衡问题。这方面也有大量课题有待理论工作者去研究探索。

七是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的关系。发展外向型经济，必然会大大扩展上海的开放度、涉外度，从而客观上必然会产生一个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的关系问题，面临物质文明建设怎样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的问题。

八是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关系。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改善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等，这都属于物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人格再塑和文化氛围建设，这属于人的因素。在向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转变中，如何重视人的因素，加强人格再塑和文化氛围建设，帮助人们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系，尽快适应外向型经济条件下的新生活，也是我们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九是战略研究和战术行动的关系。过去，我们的习惯思路老是花很多精力去研究一套完整的战略，然后再向中央要求配套的政策，上面不给政策就一个劲地等，等到上面给了政策再小心翼翼地去做。这种习惯思路常常贻误战机。因此，现在最要紧的不是坐而论，而是起而行。要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尽快拿出大动作，走出新步子来。

十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配套改革的关系。为了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在外贸体制、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企业管理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凡是不适合外向型经济要求的规章制度都要抓紧改。没有这些条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就会落空。

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有理论问题，而大量的是实际问题。即便是实际问题，也可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加以研究。

当前，上海要发展外向型经济，特别需要有创见的理论作指导。

综上所述，不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也好，还是外向型经济的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也好，其实质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也是对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和上海进行再认识。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大而言之，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问题；对上海来说，关系到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危机感。只有清醒地认识危机，才能激发起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危机就是挑战。今天的上海，困难和希望同时并存，机会与挑战一起出现。抓住机会，战胜危机，迎接挑战，特别需要以理论为先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上海理论界的同志们寄予莫大的希望。以上讲的都是应用理论或政策方面的研究，这决不是说，凡是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理论问题就可以不去认真深入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是数学、物理、化学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应该是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产生这些理论的哲学、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理论工作要取得巨大进步，这些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

第三个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和发展理论事业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稳定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新形势。解放思想，稳定经济，深化改革，其目的都是使我国生产力获得更大的解放。从当前上海的实际出发，应该着重在哪些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呢？最近，市委常委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感到：第一，要从老大自居的自满思想中解放出来；第二，要从埋怨畏难情绪中解放出来；第三，要从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中解放出来。以上这三种思想情绪和精神状态，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经济、加快上海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极大障碍，也是当前解放思想的重点所在。针对以上三种思想障碍，当前在经济发展方面要着重转变四个观念：一是从产品经济观念转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观念上来，二是从内向型经济观念转到外向型经济观念上来，三是从过去习惯于中央财政统收统支的观念转到地方财政包干的观念上来，四是从习惯于单纯的行政性管理转到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管理方法相结合上来。

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轻视理论、单纯依靠经验决策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充分认识理论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真正在头脑中把理论放到重要位置上。不但要注意强化自身的理论意识和理论思维，提高理论素养，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而且要满腔热情地支持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对广大理论工作者来说，则要从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中解放出来。现在，一部分理论工作者中还存在着轻视实际的倾向。有些同志认为，理论研究如果联系实际很紧密，就没有学术性，缺乏学术价值。这种情况值得研究。纯学术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对我们理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都是需要的，排斥或压抑任何一方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同时，也必须指出，现在也确有一部分同志对理论联系实际存在一定的顾虑，认为理论研究结合实际容易犯错误，因此一提研究现实问题，往往“心有余悸”，或者“心有预悸”。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大可不必的。在理论研究中，应该抛开种种顾虑，鼓足探索的勇气，让理论放出耀眼的光芒来。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离开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解放思想便无从谈起。在理论工作中发扬民主，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理论的繁荣创造良好的环境。理论只有在争鸣中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历史已经证明，在理论研究中，搞所谓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必然是钳制人口，万马齐喑，窒息思想，其结果只能导致理论的枯萎。

因此，要贯彻“双百”方针，必须结束过去那种在理论研究中“定于一尊”的局面，破除封建意识，倡导学术民主和理论民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和理论面前同样人人平等。实践是判别理论是非的唯一标准。对一些重大的敏感的理论问题可不可以研究呢？我认为，理论研究不应该有禁区，应该让理论工作者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当然，理论研究与理论教育和宣传是有区别的。在宣传上，我们要慎重，要注意一定的范围，特别要注意社会效果。有些不宜公开的理论研究，可先在内部刊物上进行讨论。

正如允许改革实践有失误一样，我们同样也应该允许理论探索有失误。对理论探索中的失误，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不把理论是非与政治立场相混淆。但是，我们对那些确实偏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同志，该提醒的要提醒，该打招呼的要打招呼，使他们更好地掌握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克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

解放思想，繁荣理论，还必须尽可能为理论工作者创造有利的工作生活条件，必须通过改革解决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必须认真搞好理论队伍建设，必须大力加强全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组织协调工作。我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与我们共同努力，使上海的理论队伍真正成为一支团结的、有战斗力的、能够自觉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队伍。

邓小平同志近几年来总是鼓励我们要勇于改革，勇于开拓，不要怕担风险。这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当着经济振兴的重大机遇到来的时候，很需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胆识和勇气。我们虽然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但我们具有克服困难、排除各种障碍的勇气和力量。我们深信，只要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依靠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下定决心，急起直追，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我们就一定能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新贡献，一定能为改革开放、振兴上海作出新贡献。

注释

（1）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2）“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3）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4）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我，千万不要始误时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5）“两头在外”，指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都敏在国际市场。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

人民政府要为人民办实事*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

*这是江泽民同志在《行政与人事》杂志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原题为《人民政府为人民，扎扎实实办事情》.江泽民同志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

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国际港口城市和经济中心。解放以来，上海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一九八五年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财政收入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上缴税利、人均工业净产值、百元资金实现利税等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位。这些成绩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全国各兄弟省区市大力支持下，依靠全市人民团结奋斗得来的。

但是，上海也存在着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上海长期以来过多地强调发挥工业基地的作用，忽视城市建设，忽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致使城市基础设施十分薄弱，欠账过多。比如，上海职工住房条件很差，人均居住面积在三平方米以下或三代同堂、两对夫妻共居一室等各类困难户有四十六万九千户（其中特困户约八万户），占全市一百九十七万户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八，此外，还有临时过渡户约五万户；交通拥挤，市中心车速每小时只有十五公里，道路经常堵塞；环境污染严重，黄浦江、苏州河的黑臭期逐年延长，工业布局不合理，厂房同居民住房混杂，噪音、废气影响居民休息和身心健康，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日趋严重，给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上海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困难和障碍。作为一座世界著名城市，中央要求把上海建成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这种现状也是极不适应的。

努力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上海的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环境，迅速扭转目前这一严峻局势，是一项重大、迫切、艰巨的任务，也是上海人民的强烈愿望。人民政府应该把完成这项任务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对于一个市长来说，更是责无旁贷。

城市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所有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各种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都要在城市这个空间范围内有秩序有计划地进行。要使它们各得其所、协调发展，这就需要有科学的规划。在市委领导下，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并根据上海建设和发展的总方针，即建成开放型、多功能的综合性基地的要求，经过反复论证，几易其稿，终于形成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关心下，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国务院于一九八六年十月正式批准这个规划方案。规划明确了指导思想和中心内容，强调指出重点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因为城市基础设施是改造和振兴上海的基础和条件。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吸引外资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因此，市政府决定“七五”期间要把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和人民生活环境，作为努力办好的三件大事（2）之一。但是，由于目前上海的基础设施十分薄弱、欠账太多，又由于目前我国的财力物力还不雄厚，因此要想在较短的时期内还清欠账，一下子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据有关部门计算，要初步改变上海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需要数百亿元的巨额投资。按上海现有的财力，得几十年才能解决。为了解决城市建设和资金不足的矛盾，市委、市政府经过多次研究，提出采用吸引外资的办法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加速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设想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赞同和支持，并给了上海特殊的政策，使上海城市建设能迈出新的步子。目前，准备吸引外资搞的大项目已经定了五个，即建造黄浦江大桥、地下铁道一号线、扩建虹桥机场候机楼、扩建通讯设施、污水合流治理工程。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实施既需要资金，也需要时间，而人民群众时时碰到的大量实际困难又亟待解决。当我们在车站上、车厢里看到拥挤不堪的人群时，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在简陋甚至危险的教室里上课、数万名幼儿入托入园难使年轻父母愁眉不展时，当我们了解到有的怀孕女工因上班挤车造成流产、全市有两万名职工上下班路上要花四小时以上的时间时，当我们看到一场暴雨使十一万户居民家中进水时，心里就感到深深不安。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有责任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因此，在规划方案批下来之前，我们决定在目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想办法，每年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群众又急需解决的实事。市政府研究室通过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提出了一九八六年市政府要为人民办实事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为确定办实事的规模和内容提供了依据。市政府在作出最后决策时，注意了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既要解决眼前的困难，又要看到长远的利益：既要着眼于长远，又要着手于当前，用战略的眼光来选择恰当的近期目标。二是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为办好实事，既要在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上开绿灯、优先考虑，又要使各项工作有机结合、协调发展。三是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办实事也要突出重点。

既要尽可能多办一些，又要考虑到财力物力有限，不能把战线拉得太长，以保证施工质量、工程质量。既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使提出的目标经过努力才能达到，又要从实际出发，留有余地，量力而行。四是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既要把办实事的规模放在全市计划的盘子里，不能随意突破国家下达的投资规模，又要从实际出发，允许在局部、在进度安排上有所调整。经过市长办公会议、市委常委会认真研究，最后正式确定了市政府一九八六年要为人民办的十五件实事，其内容主要是改善市内交通，增加住宅，排水防洪设施建设，环境综合治理，增加文化卫生设施，以及副食品供应，职工“两调”（3），居民的煤气和煤制品供应，改善农村饮水条件，等等。

在落实办好十五件实事的过程中，市政府着重抓了四个环节。

（一）明确责任制。

十五件实事量大面广，直接有关的部门就有三十五个。我们要求各有关部门都建立明确的责任制，每一件实事都确定项目负责人。凡涉及几个部门时，部门之间都要主动协调和配合，严禁扯皮、拖拉、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生，以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同时，在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我们把十五件实事的计划递请全体代表审议，便于人民群众监督。这样做也是为了促使各级领导干部明确所肩负的责任，积极主动地去为群众办事，从上到下形成为人民办实事的风气，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办实事的积极性。

（二）抓质量抓进度。

十五件实事件件都与全市一千二百多万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必须认真抓紧抓好。市政府办公厅做了一张十五件实事的月进度表贴在办公室里，使我们能及时了解全面的情况和进度。我们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到现场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同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带给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人和干部。这也是我们一贯提倡的干部要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完成十五件实事的过程中，不少干部深入现场，解决问题，提高了办事效率，加快了整个工程的进度。

（三）及时组织协调。

十五件实事牵动全局，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如果不及时组织协调，就会贻误工期。从市政府来说，我们除了通过市长办公会议和一些专门会议来解决问题以外，还召开由项目负责单位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全面协调会议，对十五件实事逐项“过堂”，有问题、有困难，凡是能在会上协调解决的，就当场解决：有些在会上一时定不下来的，就规定在会后限期协调解决。例如，在东东线扩充为双线航行工程中，两岸水线工程和码头引桥安装等均已结束，只因搬迁一座仓库所需要的一百多平方米场地迟迟没有解决，影响了工程进展。在市政府十五件实事协调会上，个别单位不顾大局的行为受到严肃批评，结果一个拖了四个多月没有解决的问题，三天内就迅速得以解决了。又如，东塘路自来水管线铺设错位影响供电管线施工的问题也是这样解决的。对一些因客观原因、经过主观努力也不能解决的，则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整。如市内电话局从比利时贝尔电话公司引进的三万二千门程控电话，由于供货不及时、质量不过关，造成工程不能如期完成。总的来说，通过及时协调，保证了十五件实事的实施扎扎实实、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四）开展重点工程立功竞赛活动。

十五件实事中有许多重点工程，如虹桥路改建、完成十六个街坊的公建设施和建设目前全国最大的浦东煤气厂等。这些工程同国计民生、四化大局相关，意义重大。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工程的意义，宣传工程建设者们的英雄业绩，宣传工程的艰难和进展，宣传兄弟省区市、中央在沪单位和全国人民的支持，用以激起全社会的热情。同时，广泛开展立功竞赛活动，使参加十五件实事建设的干部和建设者都感到光荣。据统计，参加这次竞赛的有三百个单位，约十四万职工，参赛项目一百五十多个。他们根据不同的目标，开展形式多样的立功竞赛，使竞赛的目标措施真正落到了实处。在立功竞赛活动中，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和事迹，他们有的连续奋战几天几夜，有的在齐膝深的水中冒雨作业，有的抱病坚持工作，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立功竞赛活动，不仅形式生动多样，更讲实效，从而推动了各项工程的进展。

经过全市人民共同努力，十五件实事进展顺利：田林、宜川、控江、虹镇四个排水系统的泵站和主要管道设施在汛期前基本完成，并在今年夏天的雨季中发挥了作用，居民反应良好；过江轮渡上定线、周南线和东东线三条线路已交付使用，部分缓解了过江难的矛盾；新增管道煤气和液化气用户计划已超额完成，煤制品供应正常；适龄儿童的入托入园额已超额完成；小学危房及校舍改造工程已完成；职工“两调”名额也已超额完成；增设高峰时间妇婴专车路线、市区植树、宜川公园、森林公园、松鹤公园、沪北电影院等已提前完成；拓宽、新建道路等项目也已完成。

上海人民对一九八六年市政府办的十五件实事评价如何？一九八七年人民群众又有哪些具体要求？前不久，市政府有关部门先后进行了万户抽样调查和两千户问卷式抽样调查。调查表明，人民群众要求政府为人民办更多更好的实事。

有些居民在问卷中写道：“办实事为人民着想，这正是人民迫切需要的。”“我们希望办实事能年年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人民政府就是要这样为人民扎扎实实办事情。一九八七年，市政府将围绕新建住宅、改善交通、扩大煤气用户、进行环境综合治理和组织好副食品供应等方面，继续扎扎实实为全市人民办实事。一九八七年，全市人民会看到一些重大市政工程项目经过几年努力将陆续竣工、投入使用。它们是铁路新客站、电信大楼的长途电话工程、黄浦江上游引水一期工程、浦东煤气厂一期工程等，还将有一批重大骨干工程破土动工。

我们相信，只要全市人民坚持不懈、共同努力，一件件、一年年扎扎实实办事情，上海的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环境、生活质量一定能逐步得到改善，党中央、国务院为我们描绘的发展蓝图一定会变成现实。

注释

（1）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上报国务院。此后，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一九八五年二月

八日批准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和中共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八六年三月六日通过的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

划的建议，对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指导思想，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城市总体规划的布局结构，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说明，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向中

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汇报提纲》。国务院于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三日正式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2）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共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所必须抓好的三件大事，即：加

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利用外资和增加出口创汇，加快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

（3）职工“两调”，指调动职工工作和调换职工住房，以解决路远职工上下班困难。上海市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日批转市总工会、经济委员会、劳

动局、人事局、公用局《关于开展“两调”，解决路远职工上班困难的请示》，九月十八日又专门召开全市区（县）、局行政负责人和工会负责人会议作了部署。一九

八六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又把“两调”工作列为改善人民生活的十五件实事之一。这一工作为缓解上海市内交通拥挤、方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