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一说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 -- 天马行空

因为中国体量不同。

大国就是这样，内部利益纠葛非常多，想干成事非常难。更别说一群农村文盲土包子，懂得搞计划嘛。就是读书人，又有几个懂啥工业计划啊。中国内部反工业化的保守力量，看看当下的阿三社会就能明白点。

别说当时中国了，现在看看中国也好，米国也好，俄罗斯也好，包括日本，巴西，南亚那堆都不用提了。这些人口上亿的国家，干成事容易吗？坏事倒是非常容易。

体量，社会问题不考虑体量是不行的。不然，和若干年前流行的公知那种拿中国和什么四小龙比没啥区别了。

没办法，谁也违反不了客观规律。虽说我买得起法拉利，也买得起房子，可是没法子同时买法拉利和房子，只能先选一头了😅

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依赖于完备的工业体系，而工业体系自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就有完全颠覆了一次工业革命的轻工业先导进而联动依次蔓延并形成了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先重后轻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而重工业是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所以这些国家后来居上在很短时间内经济上就超越了老牌的英法。

而建国之初的中国，两次革命的经验就摆在那里。特别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国防安全第一。一切经济建设在没有强有力的国防力量的保护都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毕竟破坏容易建设难。重工业生产的产能必须优先满足国防工业，这必然影响到向民生工业的发展。此外，电力水力道路桥梁火车汽车建材等等基础民生建设还是要重工业的支持，农业生产及现代化更是离不开重工业的产生释放，轻工业生活资料的生产比较而言优先度最低不很正常么？而且民生工业离不开重工业提供的机械、电力原材料和农业提供的原料，这种关联性使得轻工业不可能脱离重工业一骑绝尘超前发展。这和直接建立在外部经济圈分工中的朝鲜、韩国等小国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占据世界人口的1/5到1/4，时至今日依然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中国的任何大宗需求势必将极大地影响世界任何原材料能源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任谁也养不起这样一个发展起来的国家，因为如果一旦成立的话这本身就已经完全颠覆了世界经济的原有格局。中国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仅以粮食为例如果我们不能粮食自给，靠“汪老贼”的从国际市场大量买粮只能将价格抬到天价从而依然要面对周期性的饥荒。而中国当时除了农产品也拿不出来其它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来克服国家间工农业“剪刀差”，从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到各种轻重工业商品，我们都只能高价购买，既会造成内部粮食的进一步短缺，也不可能籍此发展出来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完整工业体系，以我们的体量，绝无可能向朝鲜、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那种规模的经济体靠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国际分工中谋得一个合适的位置可以进入相对发达的水平。当然这些经济体的这种产业依赖性也使得如果原有经济圈出现问题或者遭遇封锁就一下子打回原形。

建国之初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的整个工业体系，对于中国这个规模的大国是无奈的选择。而这个体系只能按照从重工业-农业-轻工业发展顺序，循序渐进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蹴而就的捷径。重工业中动力和材料龙头，即便如欧洲德法这种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战后重建过程中不也是先有德法的煤钢同盟。其中煤代表能源动力，钢代表初级原材料，二者基础上进而发展机床等机械装备工业，然后整个工业才能铺开并最终运行起来。当年我国的“以钢为纲，钢帅升帐”同出一辙，只不过有些人为了早日树立接班人的威信而大搞放卫星，一刀切地洋炉土炉一起上凑钢产量数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为了政绩搞的大跃进或者跨越式发展一直延续至今，近些年不还有封灶没收的环保大跃进么。

里面就讲了新中国刚建国那点外汇，如果全用来买消费品，勉强够用。不过发展就别想了。陈云这么说过：不解决好这两框炸药，到时候不仅仅要挨帝国主义的炮弹，还要挨农民的扁担。

现在一堆人都华丽地选择性失明了。

我们一直到重工业有起色，60年代末出口石油以后才有多余的外汇扩大引进规模。

不然光靠卖点农产品，搞广交会还不能收美元，得收第三国货币又能攒多少外汇。

那个年代的人可不是现在的网友，动不动就有五鱼二饼的本事。

只不过是70年代开始设计投入，到80年代开花结果，一下全成某人的现成功劳了。

谁有心思搞经济建设啊。。

我摘录一段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的回忆文章吧：

【在“文革”大动乱中，周总理殚精竭虑支撑了这个局面，那时候他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他一方面不能违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决心，同时又要跟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斗争，还要千方百计保护革命干部。“文化大革命”一闹起来要抄我们的家，要批斗我们，周总理就及时下了决心：让我们搬到国务院来住。他公开跟造反派讲：我不能没有几个帮手，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许多事情都叫我自己抓，不合理，我得有几个帮手。在生产方面他主要靠人们讲的“三只胳膊”，靠余秋里、谷牧。所以我们以后就搬进了国务院西花厅附近那几座房子里。开始的时候大家讲，你谷牧一次也不出来那不脱离群众啊，效果不好。决定我一个礼拜出去三次两次。所谓出去就是挨批斗，什么都有，喷气式啦，罚站啦，游街，出去一次大体都是5个小时。他好不容易揪到你，早上8点出去，一般都搞到下午1点左右，最后回到国务院，这时人就像散了架一样，连水都不想喝了。这个情况坚持了一段，最后李富春向周总理建议，谷牧一个礼拜出去两次三次，又耽误工作，他身体也受不了啊。周总理说：什么两次三次，不出去了。此后我们就搬到国务院住了。】

国务院副总理，都是经常被拉出去批斗，还会有心思抓经济工作？不被打倒就算不错了。

反之，现在的干部们呢？ 天天都在抓经济工作。

我经常讲：中国的各级官员们，有一段时间，比如20年前，他们每天心心念念的工作，就是四个字：招商引资。

从乡长、县长、市长到省长，每天的工作似乎就是疯狂的招商引资。（现在好些了，没那么疯狂了），中国的经济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才是抓经济工作的样子啊。这在全世界的政府里，都是不多见的。

你再对比一下文革期间中国的官员们的遭遇，就明白了为什么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提到：【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

首先，做计划这件事是工业社会才能做好的，一个从农业转向工业的社会做不好计划并不丢人，因为上上下下都还不明白不能夸大和伪造数字。60年前后付出惨重代价以后才知道。

其次，做计划得有轻重缓急，新中国的次序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这就意味着工业人才是按照这个次序严格按计划使用的。最能干最有创造力的去搞两弹一星，差一点的搞重工业，再差一点的搞轻工业。到重工业轻工业这里，能仿制就好，也不用多少原生创造力了，所以没搞出来煤化工也正常，因为发现大庆油田以后石油和石化就耗尽这方面的人才了。

而朝鲜能搞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更高端的要搞，优秀的人才就干这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