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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

　　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

　内藤湖南早年在东京、大阪主要的报纸、杂志任执笔人，以其酣畅而富有气势的 文笔和对 中国时事的精通，成为新闻界有名的评论家。他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如 甲午战争、 戊戌变法、 日俄战争、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都有过作为同时代人的敏锐评说和作为 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 日本人的中国观、对日本对华外交政策都产生过实际影响。年近40，他从新闻界转入新成立的 京都大学，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出身人员，而俨然担当起建立甫始的京大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名震遐迩的京都学派。“内藤史学”所提出的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中国近世始于宋代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和注重材料批判、原典阅读、考辨实证等方法，以及史学研究要注重 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等等，开启了京都学派的学术特征，形成了一代学风，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日本，也超出了当世。所以，他的思想与学术，既有与近代日本社会政治、 中日关系密切相关的一面，又由于他深厚的学养和天才的识力，使得他的“内藤史学”足以让后人一叶知秋地了解日本中国学之概貌及其精深程度。他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现实中国的考察兴趣，一生曾九次来中国，先后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报界人士如 罗振玉、王国维、 严复、郑孝肯、 张元济、方药雨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和交流。他们讨论时事，切磋学术，唱酬诗文，有些甚至结下了终生的真挚情谊，反映了两国文化人之间的友好交流，也促进了中日学术的互动与发展。

　　1893年，内藤辞别政教社，跟随高桥健三离开东京，来到大阪，入大阪朝日新闻社，成为大阪 《朝日新闻》的重要撰稿人。

　　内藤在大阪朝日新闻社期间发生了日中甲午战争。此时，日本知识层面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日本应如何看待曾经十分尊敬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中国国民性？中国今后将往哪里去？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由于甲午战争的触发，越来越不容忽视地摆在了探求日本出路的知识分子面前。甲午战争期间，内藤受到甲午战争的刺激与鼓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试图从文化学术的角度来探索日本的天职与前途以及日中关系转型等问题的结晶。正是从本民族的前途与利益出发，从天职的责任感出发，使他越来越集中地去思考和展开论述关于 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等问题，从而形成“文化中心移动说”，初步显示以文化史观念为本位的内藤史学的基本特色。

　　1897年是作为记者的内藤在学问上丰收的一年，他最早的三部著作出版了。这三部著作分别为1月出版的《近世文学史论》，6月出版的《诸葛武侯》、《泪珠唾珠》。《近世文学史论》是综论日本 江户时代包括儒学、国学、小说、戏剧、美术、宗教等诸方面的 文化变迁的历史的著作。《诸葛武侯》是内藤发表的第一种关于 中国历史的专著。首先，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个人传记，作者的笔墨显然更多地落在对三国时代的总体论述上，作者关注的是世运的变迁。如他说，“世运之转移，治平之日，大抵每三、五十年为一变化期，动荡忧乱之际，则十年、十五年就面目全非，以致旧物 荡然无存。”其次，他指出:魏、蜀、吴三国力量强弱之对比，是年龄之对比，如 赤壁之战吴、蜀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孔明、 周瑜、鲁肃三少年与老者曹操之力量对比。他认为在一切动荡忧乱之世，只有少者能洞察时事，把握时机，而老者难以适应，处于劣势。暗示了作者作为年轻人对日本未来的自负，以及作为年轻的日本对亚洲未来的自负。《泪珠唾珠》是作者1887——1897年间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自选集，大抵为短小精悍的学术小品文，如读书偶得、旅行杂感、书林掌故、人物品评、隽语警句等，“由此大致可窥得作者早年的智慧、思想和文藻之一斑”。三书的出版，虽然只是内藤个人事业发展阶段上的自然结晶，但从对学术界的影响来说，却是他学者形象的一次集中亮相，由此，也引起更多学界识者的注目。特别是《近世文化史论》，“此书一出，著者之名声一时扬起，被当成当时的名著。” 1899年年末，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中国是他精神上向往已久的文化故乡，有他往昔在汉籍上久已熟悉了的地理人文、名胜古迹。同时，中国也是现实中与日本有着重大关系的亚洲最大邻邦，是日本正欲在此尽己之“天职”的国土。到中国旅行不正是内藤所提倡的“亚细亚大陆探险”吗？在这首次中国行的三个月中，内藤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武汉、杭州等地，广泛考察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地理、风俗、学术学风等。他曾在中秋节于北京古城墙上观月，又骑马 八达岭远眺长城内外，也曾西湖泛舟、苏州踏青，所到之处，赞美风光景物，考证古迹名胜，评论风土人情，并时而抒发一些今昔对比、日中比较的议论感叹。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他经天津报界日本同人介绍，与天津、上海等地的维新人士、学者进行了亲切交谈。这些人中有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 王修植等，他们交换了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内藤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 维新变法的，他举出 日本维新以来的经验、教训，希望中国能吸取有益之处，并记取前车之鉴。内藤还与罗振玉、文廷式等人结下了学术友谊。他们互赠书籍，交流学术信息。这次旅行之所见所感，曾在《万朝报》上连载，后来整理成《燕山楚水》（别名《禹域鸿爪记》)出版。此书以对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的深厚学养和对现实中国广泛的反映面以及敏锐的观察力、批判力，增进了内藤中国学专家地位的确立。许多年后，大学东洋学专业的学生来中国 修学旅行，都必须事先读读这部中国历史文化指南。

明治20年代，即1887-1897年这十年，正是 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新生国家逐渐确立并走向强大之际，与此相应，在思想界，专制皇权主义思潮与 民族主义、 国粹主义思潮交织高涨，出现从政府到民间普遍的向外扩张、争取霸权的野心。内藤史学正是以这十年为社会背景而孕育成长起来的，又由于他十几年新闻工作的职业经历，使他对社会政治始终怀有相当的热情，甚至可以说，他对于中国历史的文化史立场的研究和他对于当时日中社会政治的关怀互为表里，成为他作为 一个中国学专家的不可分离的两翼。这造成了内藤史学的复杂性，导致了他与那些以学问为目的的纯粹的学问专家的不同。这也正是内藤史学所以能具有时代魅力，并产生重大社会历史影响的原因。

　　1907年，41岁的内藤湖南迎来了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他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人员，破例受聘于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担当起建立甫始的京大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东洋史第一讲座”，从此，开始了他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生涯。在京大，他先后主讲过东洋史概论、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世史、清朝史专题、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绘画史、中国中古的文化等课程。在这期间，他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桑原骘藏、滨田耕作、富冈谦藏等人，一起创建了闻名遐迩的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京都学派的学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注重 实证主义的治学精神，强调实地考察、原典解读、文献收集和考辨等具体实在的 治学方法；一是在态度上接近中国、了解中国，保持与中国同行学者的接触交流，尽量真实地、中国式地理解和研究中国的治学志趣。在创建和奠定京都学派的学术方向和治学风格上，内藤湖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京都学派所建立的学术成果，其影响超出了日本，也超出了当世。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可谓是博通型的大师级人物，其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在中国学之外，他的学问还广泛涉及中日关系史、中日韩关系史以及日本史诸领域，对于 邪马台国的论争、对于江户时代町人思想文化的研究等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1926年，60岁的内藤湖南从京都大学退休，筑室隐居于京都郊外 相乐郡的瓶原村，自题室名为“恭仁山庄”，直至1934年因胃癌病故。

　　内藤湖南一生曾分别于1899年、1902年、1905年、1907年、1908年、1910年、1912年、1917年、1933年9次来中国旅行、考察，足迹遍及华北、东北、 长江流域的所有主要大城市，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则是屡次游历。他游览名胜古迹，调查、收集珍贵史籍，还先后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报界人士如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张元济、文廷式、 沈曾植、方药雨、郑孝胥等人有过访谈或较多接触，他们讨论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比较中日历史文化的异同，切磋学术，唱酬诗文。他与上述的有些人甚至结下终生的真挚情谊。这增进了两国文化人之间的友好交流，也促进了中日近代学术的交流与发展。　

内藤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属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文化，日本文化是在这个古老文化的刺激下派生、成长起来的子系统。他甚至说，从文化的关系上看，日本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内藤湖南在解释中日文化历史关系时的“中日文化同一论”。既然“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这也可以说是内藤湖南一生从事 中国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问题，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其基本理论如下：所谓“文化中心”是指中国文化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内形成的“文化集合”。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地势”和“时势”的关系产生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并不是永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迁，向前移动的。如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 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早期文明。到战国末，洛阳“地气尽、人力衰”，于是，在西汉后，长安文明代之而兴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安繁荣”。而“唐来之衰残”昭示了长安之地“王气将歇”。长安之后中国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与洛阳、长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东北之地气形胜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于文化中心，从长安衰落后，就越来越聚集于以虎踞龙盘的六朝故都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后中国人文之 渊薮。这样就形成了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两股势力。他预言：东洋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本民族、本国的界限，形成一个“东洋 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