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学新生日常记录：到底何为民主集中制？ -- 给我打钱87405
家园 我的小作文（5.4） 从四渡赤水中我学到了什么
前面三篇说来说去，还是在吹，这不太像我一贯的风格，所以大家看，我又开始学习了。四渡赤水值得学也可以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简直是一个宝库，此番我讲两个“大”的。
一、认识事物需全面
认识事物需全面，这话我几乎天天都要讲，但并不妨碍我继续讲。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写有这么一句话，第一阶段，也就是一渡、二渡赤水之后，红军其实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这句话是错的，错在不全面，而不全面这里指我算的是机械账、数学账。就数学账而言，红军确实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并且还有可能是小亏。可是从“人学”的角度来看，红军赚了，并且赚大发了。何出此言呢？概括的说，红军赚到了这么几个宝贝：（一），深入实地的了解了黔、川、滇一带的情况；（二），经过几番战斗，对敌军有了更多的认识；（三），认识到直接去找红四方面军或者红二、红六军团是行不通的。下面展开说说。
（一），深入实地的了解了黔、川、滇一带的情况
原先打算在黔北开辟新的根据地，但进入贵州之后，很快就发现，之前是想当然。这个地区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跟外界的沟通不是那么频繁。最后这一点要多讲几句，云贵地区总的来说是相对封闭的，换言之，旧思想占了上风，新思想比如人人平等很难快速为当地民众所接受，能接受的往往是年轻人，并且也不多，这意味着即便没有前两条，即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红军想在此地快速打开局面恐怕也比较困难。了解到这些之后，放弃之前的计划，就顺理成章了。
三渡赤水之后，红军主力迅速隐蔽起来，这也是因为在一渡、二渡赤水时了解到在赤水河下游的西侧跟古蔺城之间有一块区域为密林所覆盖。一渡、二渡赤水时，红军都是沿着这片叫黄荆老林的边上走的。另外，一渡、二渡、四渡赤水所选择的渡河点几乎是在同一地点，而这几个渡河点就在黄荆老林的北端。
（二），经过几番战斗，对敌军有了更多的认识
王家烈是个软柿子早就有所耳闻，王家烈的部队是“两杆枪”（一杆真枪、一杆烟枪）也是“名声在外”，可是如果不来贵州，恐怕也就只能知道这么多。王家烈控制的地盘并不大，一个是贵阳，一个是遵义，并且遵义在王家烈心目中或许地位更高（这一点我还不能完全确认）。这一认知，只有同王家烈交过手之后才能准确的认识到。而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为我所用。
蒋介石想吃掉王家烈，而红军则要用好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立了大功”。二渡赤水之后，红军五日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从遵义城逃出的王家烈遇到了北上增援的吴奇伟。吴奇伟一开始并没有下决心反扑遵义，他毕竟是老蒋的嫡系，可吴奇伟为什么会昏了头呢？这里我就拿不出真凭实据了，但我分析之后猜测，这是王家烈鼓动的结果。吴奇伟展开反扑之后，起初并不落于下风。遵义城南有两个制高点，一个叫老鸦山，另一个是红花岗。红军先手占领了红花岗，但老鸦山却落入了吴奇伟部之手。如果不能夺取老鸦山，恐怕之前取得的胜利会化为乌有。老鸦山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红军一边继续进攻，一边派出一部迂回包抄，攻袭敌军后方。王家烈部此时在吴奇伟部的右侧，他的任务是保护担任主攻的吴奇伟部。王家烈果然“不负众望”，红军的奇袭部队杀过来之后，他立刻就跑了，这样一来，吴奇伟的指挥部就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吴奇伟因而大败。
（三），认识到直接去找红四方面军或者红二、红六军团是行不通的
我以为，这一点价值尤其大。中央红军不是去找活动于川陕的红四方面军，就是去跟位于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对此蒋介石判断完全准确。蒋介石在获悉红军进入贵州地界之后，立刻着手部署长江一线之守备，同时又命湘军严防死守。此外，还命川军调一部牵制、监视红四方面军，湘军调一部牵制、监视红二、红六军团。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因为多种原因，一开始想的还是直接北渡长江，后来经一渡、二渡赤水才逐步认识到此路不通。关于这一点，下文还有分析，但在这里就此打住。
以上三点并不是在“证明”经一渡、二渡赤水之后红军赚了，要证明红军赚了可以反证：如果红军没有赚，那么怎么可能打出那么漂亮的三渡、四渡赤水呢？红军总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我的重点在于强调不能简单算数学账，这样的算账必然是反科学的，是反人类的。事情最终是人在干，而人的状态决定了人的质量（也可以说是能发挥出多少来）。急躁、沮丧、纠结、慵懒等等不良状态都会让人的质量迅速下降，干出一些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蠢事来。在我看来，N多军事分析是一种机械式的、数量式的分析，很少去分析人，这样的分析做得越多，就越是会得出技术第一的结论。而如果我们老是去看这样的分析，察觉不到这种分析中人的缺位，恐怕就会在无形之中将自己逐步物化。还有一种会分析人，但又往往将历史中的真实人物戏剧化，似乎一定要让人读来心潮澎湃、心潮起伏才叫过瘾，可这怎么能叫分析人物呢？
不管怎么说，我敢肯定，毛泽东做出的所有计划都是基于全面认识这四个字，我也敢肯定毛泽东的全面认识中包括了将领、士兵等等“具体的活人”的大致情况（我其实更喜欢用状态这个词，但我用这个词是指“综合分”），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员数量诸如此类的数据。相反，喜欢遥控的蒋介石是不可能知道他的将领、他的士兵的“综合分”的，我倒不是说蒋介石一定就喜欢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或者是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而是说他这样的行事，是不可能全面了解他的部队的，所以他下达的指令时常都会落空。更何况他如此示范，他的那些军官不也学得有模有样吗？就这一点而言，蒋介石可以说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可蒋介石本人似乎始终都不能明白。我发现有的老师跟家长其实也是个蒋介石，他们往往自称很了解学生和孩子，测试多少分、期末多少分，非常了解。可问题是，这样一来人岂不是成了数值？这些师长也不是说不负责任，但也跟蒋介石一样，好像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所以往往学生和孩子出了什么状况，他们总是大吃一惊，表示难以置信。
二、学以致用、活学活用
学以致用这话我也是天天讲，但这次要讲出新高度，因为我确实从四渡赤水中学到了新招。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决定从泸洲上游北渡长江，之后再设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我认为不需要事后诸葛亮，就是在当时也能判断出来，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中央红军没有跟川军交过手，不了解川军的底细，而川军欲“保卫”四川的决心是不用怀疑的，再加长江天险，就这么直挺挺的北上，难道不是自投罗网吗？
既然如此，可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博古、李德已经下课了啊。这只能说明博、李二人只是代表，光是博、李二人下课是远远不可能扭转局面的。什么局面？急躁。
中央红军的急躁不是到了贵州才有的，而是老蒋在1933年9月发动第五次“围剿”前后就有了。当时江西苏区的情况很不乐观，经济方面几近崩盘。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围剿不仅仅只是军事上的行动，在经济方面也是持续进行封锁。加上红军连续作战，消耗巨大，入不敷出。因此，尽管苏区群众非常支持革命，但实在是顶不住了。而对此感受最深的，我以为，不是别人，就是基层指战员。这就好比说我们一个人有了冷的感觉，首先是皮肤受了冻。所以我才会在前面提到，右倾的军事错误不是几个高层领导造成的，而是发端于基层广大官兵。简单的说，心里其实是怕的，但嘴上说的却是要战斗到底。这并不是在说谎，而是心里发虚，又担心自己心理防线崩溃。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锅该基层指战员来背喽？我不是这个意思，这锅还得中央领导背。但我也不是在论证到底该来背锅，而是想说，事情就是这样，怎么做才能扭转不利局面呢？
领导如果不会做，就会感染上急躁病，好比皮肤将温度“探测报告”传给了大脑，于是人就有了冷感。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多数成员都同意北上渡江，这是一种被基层指战员急躁情绪所传染的具体表现。而一般来讲，人们认为遇到这种情况当采取安抚、说服等“心理辅助”工作让基层冷静下来。可是我发现，这个策略在许多时候并不奏效。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策略是立足于【消除】不良状态。
但是，在把四渡赤水研究了之后，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是在【用】不良状态。怎么【用】呢？不是消除它，而是承认它，“尊重”它，然后，再往里加一点【料】，如此就会发生【神奇的化学反应】，最后得到一个上佳的状态。
我发现了这一点之后，立刻就学会了，至少可以说，学到了一点皮毛。
四渡赤水的文章我写了几篇之后，我发现自己有吹嘘、神话的倾向，好比我手中的方向盘在连续向左打。我发现了之后，不是对自己说这样不好，我把这一步跳过去了，因为这是多余的一步。我发现自己在持续左打轮，接下来往右打不就行了？“第一阶段，也就是一渡、二渡之后，红军重夺遵义，回到了原点，打了一个多月，红军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还有可能是亏的”，这一错误，是我自己发现的。我已经判断出来了，这一看法肯定是错的。错在哪呢？慢慢分析，就能把错误找出来。
现学现卖。
所以我在这里还要再重复一次，毛泽东的智慧是学得会的。
让我再捋一遍：红军很急躁，传导方向由下至上，这样一来，中央就会冒险、蛮干。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一般的看法是，【消除】。怎么消除呢？安抚、说服基层指战员。这一招管用吗？不能说完全不管用，但……毛主席的做法是，【不消除】，而是再加一点别的料，【化解】之。化，是化学反应的化。
或许会有人问，你如何才能证明这确实是毛泽东的高招呢？
我没有办法证明，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于是我也如法炮制，并且确实有成效。
（我所认为的）毛泽东的招，关键之关键，就在【用】这个字上，一切皆为我所用。
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欲消除某种不良状态，这是在用强。毛泽东从不用强，他从来都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反过来说，如果毛泽东不会这一招，难道打胜仗就只是因为毛泽东神机妙算吗？这样的毛泽东岂不是跟蒋介石一模一样？因此，我在这里顺带说一个我的观点，不管怎样，文革绝不是毛泽东用强的结果。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后找机会再聊，这里就不说了。
还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是领导，你发现你的兵大部处于不良状态，要么，做减法，要么，做加法。减法就是你去安抚、你去说服，然后不良状态确实也消失了。但如果行不通，你要做加法，加点别的东西，把不良状态【变】成良好状态。
或许还会有人问：就算承认这是正确的对策，可是做加法，加什么呢？
答案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毛泽东加了什么料。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以1935年3月上旬为分水岭，红军前后判若两军。我只知道，在1935年3月上旬间出现了一次争议，林彪提议去打王家烈，毛泽东反对，并主张打周浑元。但肯定不止发生了这么点事，还有别的事，可惜没有记录，或者说，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记录。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毛泽东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怎么办，才能扭转红军这种由下至上的急躁状态。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搞定，红军是没有出路的。我分析之后猜想，至1935年3月上旬，毛泽东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思路，并且时机也成熟了。然后，“咣”的一下，红军就【变】了。
我知道，不论我如何表述，听起来就像是玄学。所以，这一点我不想再多说，反正我自己就是这么看的。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已经学到了一点，我已经开始实践（说实验也可以）了。
通宝推：脊梁硬,
家园 更正一处错误 -- 补充帖 原文是
周、吴二人必定急吼吼的扑向古蔺地区，而王家烈必定急吼吼的去占领遵义。
现更正为：
周浑元必定急吼吼的扑向古蔺地区，而吴奇伟必定急吼吼的去占领遵义。
家园 四渡赤水之《史平同志的报告》（2） 这次历史性会师有什么政治意义呢？
首先，蒋介石的意图是包围中央苏区，修筑碉堡，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主力红军实现了大转移，这标志着蒋介石“清剿”红军计划的破产。中国红军经过战斗得到了更多的锻炼，越战越强。参加西征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经受了极大的磨炼。他们已不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素质很高的干部。经过这次远征的军队，已经是一支干部军队。
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这是这次西征最大的胜利之一。
其次，红军从前分散在各个地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曾不止一次地向红军提出过创建强大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苏区的任务。红四方面军与红军主力会师后，我们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具备了红军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因此我们可以与敌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
第三，西征又一个重大的胜利，就是现在红军的军事战略条件比以前更加有利。在江西时敌人可以把我们团团包围，现在红军则位于川北、陕西、甘肃和青海一带(26)，敌人不可能从西北方向进攻我们。因为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在西康，我们每天光口粮就需要一百八十吨牛羊肉。那里都是些居无定所的牧民，米、面很少。
蒋介石现在只能从东向西或从南向北对我们发动进攻，他再也不能从四面包围我们。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是今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处于这样有利的军事战略条件下，我们得以实施两个重要措施。
首先，主力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有两个月时间用来休整、补充和加强。这时怎么会有时间休整呢？因为蒋介石要再次发动进攻，必须从华中调集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必然要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这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再者，红军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征战后，十分疲惫，自然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休整。我要再次强调指出，这不是简单的休息，而是使我们得以补充新兵、加强力量的一次休整。
我们在会理五天之内就招募到五千名年轻战士。大家由此可以推算，两个月内红军的人数能够增加多少。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确实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其次，另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是：我们的部队在会师后，挥师北上，向广西(27)、陕西挺进。在攻克隋良(28)时，歼灭胡宗南模范师十二个团(29)。这十二个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歼灭了胡宗南的这个师之后，我们才能继续进军西北。
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呢？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刚才我已经举了几个例子，我还可以给你们列举出许多足以证明中国红军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的事例。
我们红军是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锻炼成长的。红军能冲能打，同时又能有组织地顺利退却。红军进行了伟大的西征。我们团结一致，决不能被敌人战胜。
我想讲一讲红军的进攻能力。
当我们在遵义向王家烈的两个师进攻时，发现敌人正在沿公路撤退。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在不能点火把照明的情况下，连夜急行军，八小时走了五十公里路。当我们赶到乌江时，敌人后面的几个团还没过江。我们烧毁桥梁后全歼剩下的几团敌人，难道这不足以证明我们红军十分灵活的机动能力和进攻能力吗？
敌人在川黔边界上修了三层工事，并集中了强大的火力。敌人的上层火力点分布在一千米高的山崖上。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就占领了中层和下层工事。攻破敌人第一道防线的消息是通过电话报告我们的。我们还没有放下话筒，马上又响了铃声，报告说第二道防线也被攻克了。我们前进的速度非常快。那天，我们发起进攻不是从山脚下开始的，而是从三十公里外的地方赶来的。冲锋的时候，我们唱着战歌。这证明红军士气高昂、能攻善战。
红军不但善于进攻，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能秩序井然地撤退。
例如赤水之战。白天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晚上十点，我们得知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于是决定撤退。我们搭了渡桥。桥是晚上修好的，而黎明时红军主力已过河走出十五公里了。一夜之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渡过了河。
最后的这次撤退是我和周恩来同志一起组织的。没有一个红军战士对这次撤退发牢骚或闹情绪。敌人撤退时，总是惊慌失措、溃不成军，而我们红军撤退时，却是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经过八个月的锻炼，我们平均每天可以走一百里到一百二十里，也就是五十公里到六十公里，都是山路，而且往往还是夜行军。红军平均每小时行军两公里半。如果有一支小部队遭到敌人阻截，他们就有组织地撤退，然后重新与大部队会合。
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是儿童局的书记，在当地居民中活动。他与红军大部队失去联系后，爬山过岭，整整找了三天三夜，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他饥渴难忍时，就喝自己的小便解渴。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和队伍。
这一个个具体的事例，证明了我们战士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我们红军的团结一致，证明了他们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有组织地行动。
我们掌握军事技术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各个军事学校已经培养了七批指挥员。我们有军事技术特科学校，还有专门为游击队培养干部的学校。
我们在进行国内战争的这几年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育我们的战士，提高整个红军的战斗力。
红军技术兵种的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比如说，虽然我们没有良好的渡河装备，但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渡河技术，可以组织渡河。
西征途中，我们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每天早晨出发前，训练时，或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政治谈话。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来教育红军战士，教他们如何使用步枪，如何看军用地图等等。这些工作主要靠那些在军校学习过的同志来做，他们在红军中间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战士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红军在江西时知道他们的使命是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现在他们依然很明确自己的任务，即为民族解放和在全中国完成苏维埃革命而斗争。我们教育红军战士不仅要为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而战，而且要为世界革命胜利而战。
共产国际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极高的。如果共产国际的材料或决议传到中国红军战士手中，马上就会引发一股钻研材料、领会精神的热潮。
与中央苏区失去联系的其他苏区的战士们，不知道我们党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也不知道我们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我们就把这些情况在小组活动中或谈话时讲给战士们听。所有红军战士都知道苏联。苏区的每个地方，几乎都有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画像。
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在红军战士中无人不知。战士们还知道苏联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五年计划。这些情况，在我们的报纸、书刊上都有反映。我们那里有一首歌很流行，名字叫《武装保卫苏联》，内容很简单：“苏联是国际无产者的家园。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她最大的成就。帝国主义者准备武装颠覆苏联。我们组织力量予以反击。我们武装起来保卫苏联。”
这首歌很简单也很流行，老老少少到处传唱。我们那些上过莫斯科军校的同志，把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讲给战士们听。他们说，“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并告诉人们，这个口号是列宁提出来的，苏联红军在这个口号的号召下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红军战士非常关心国际事态，尤其希望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况。党的报刊、苏维埃机关报和红军机关报《红星报》，都经常发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消息和文章。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组织了为季米特洛夫募捐、争取释放季米特洛夫的运动，救助政治犯的募捐活动，保卫台尔曼的运动和支援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募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可以帮助训练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干部。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苏维埃学校中学习的还有朝鲜、越南以及其他东方民族的学生。
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是因为工人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工人成分在红军中占百分之二十。我们用新生力量扩充了红军队伍，应当说，年轻战士与老同志一样英勇顽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很高，每个战士都对敌人无比仇恨。
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还在于她有一支优秀的、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干部为什么有力量呢？红军的主要骨干都是在国内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许多指挥员从年龄上讲都非常年轻，比如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共产党员，二十八岁；第二师师长才二十四岁；红四军团(30)的指挥员陈昌浩（即伊兹马罗多夫，在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上被选进主席团）也就二十四五岁(31)，他曾在苏联的列宁学校学习过。
这些干部都是在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完成。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在西征中才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我们这次西征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
军队有大批党员也是保证我们西征胜利的一个原因。在某些部队中，党员占了百之四十。连长以上的指挥员一律都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排长也都是党员或共青团员。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都作出了勇敢无畏、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表率。
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应该说，我们红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是我们党的优秀分子。
我们的共产党员，无论他们是做工会工作，做共青团工作，还是做群众工作，都十分关心为红军培养干部。我们党常常把优秀的同志派到红军部队中去。因此，军队里实际上集中了我们党的全部精华。
我们的共产党员不仅在红军部队中是工作出色的榜样，而且在后方，如在筹备给养、补充兵员、征集粮食等方面也作出了榜样。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实现土地革命，要获得自由，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当红军。”我们有红军的后备队，这就是加入儿童团、赤卫队等辅助组织的青年。这些青年都逐步转入红军部队。
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群众组织网动员群众。各地群众都自愿为我们提供粮食。在第六次反“围剿”(32)时，还是在原中央苏区，我们就从群众那里得到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给红军。
在这次西征中，我们在供应上没有遇到过困难。只是在人烟稀少的山区，我们的供给有过一两天的短时中断。在经济封锁的条件下，我们能够为我们的战士提供新军服、新物资。
军工厂和军械制造厂的生产大大提高。党中央领导人把我们的优秀同志派到这里，负责各部门的工作。红军的供给由专人负责。我本人就曾受命做过后方工作。我抓过军械制造厂和军工厂的生产。
党一直领导军队，主持制定军事计划和战略战术。我们同国民党已经持续了多年内战。如果没有真正正确的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在领导工作中，当然也有过个别的错误和失败，但我们的力量恰恰在于我们能够及时地发现并纠正这些缺点。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
我们取得胜利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我们每占领一个新的地区，就动员群众没收当地军阀、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存粮。我们把这些财产和粮食分给贫苦百姓。只要有可能，我们到处都建立起地方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我们拨出一部分武器组织地方游击队。我们还组织了抗税军等。
四川军阀孔垂(33)在经过群众忍饥挨饿的村子时，散布谣言说，红军沿途将烧光一切。事实上，我们的军队一路上看见有火灾，总是帮助群众灭火。
我们成立了抗租斗争的群众组织，因此才赢得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
我们还在少数民族中如广西的瑶族、贵州的苗族、西康和四川的彝族中开展工作。我们在传单和口号中提出了这些弱小民族的解放问题。我们提供了一些武器，让他们去组织游击队性质的自卫队。红军里面有不少人来自这些民族，还有来自回族的。
正是由于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所以我们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得以为红军招募到志愿兵。我们随处可以找到帮助我们搬运辎重的脚夫，到处可以把红军战士安置在老百姓的家中。当我们需要粮食时，老百姓会卖给我们，尤其在四川，这样的情况很多。我们红军常常帮助当地老百姓反抗军阀。
这里，我想简单谈谈红军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们无法长期待在一个地方，我们要不断前进。晚上来到一个村子，次日早晨就要离开。但我们仍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务必遵守。
每个住在这家或那家的战士，都应该同户主一起召集一次家庭会议，给这家人讲解红军的性质、红军的奋斗目标，力求使他的宣传得以在老百姓中传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
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师政治部、各部队的政治处、各连队都有专门负责群众工作的部门。党、团、工会及群众组织，都派优秀地方干部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做群众工作。尽管如此，这项工作还是做得不够，但每一个红军战士都做群众工作，这却是事实。
以下三个基本特点，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1）英雄主义精神和高明的领导。
（2）党的正确领导。
（3）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
我前面说的都是我们西征中好的一面。我现在也想讲讲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西征中不好的一面。我们有没有犯过错误？当然犯过。如果我们不犯这些错误，我们的胜利会更大。
现在，简单谈谈我们主要的错误，即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我这里指的是我们对十九路军所犯的错误。我们同十九路军签订的军事协定，不是建立在创建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立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把十九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把它视为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
由于我们对十九路军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首先犯了军事错误。当蒋介石进攻陵江(34)时，本该派军队抗击，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相反，红军的主力部队却开向了滕盖(35)，也就是朝相反的方向去了。政治局获悉这一情况后，便下令军队返回，但此时蒋介石已将十九路军击溃。如果我们不犯这个错误，那末，现在福建和中央苏区的局面就会完全不同。
我到莫斯科后，在同王明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应该指出，如果我们在西征时采取新的策略方针，那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即使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仍不算晚。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强烈的愤慨。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我们应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这对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是十分有利的。
我们的第二个错误是，我们组织西征时，没有向广大群众、我们的红军战士甚至我们党内讲清楚这次西征的意义。这一问题甚至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错误的后果，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的第三个错误与干部政策有关。我仅举两个例子。当我们离开江西时，带走了我们主要的军事干部、军事学校的所有学员等等，但却把我们党主要的宝贵干部——那些在民政机关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里。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该撤离，而且也是可以撤离的。当时是可以找到人代替他们的。瞿秋白同志和楚苏希(36)同志本应同红军一起走。可他们却留在了当地，后来被捕遇害了。这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另外一点是，干部使用不十分适当。我们有许多用人不当的例子。常有人做不了军队工作，在军队里工作不太合适，可以并且应该让他去做别的工作，但我们有时却没有这样做。
我们的第四个错误与我们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有关。我不去详细谈这一问题了，因为另一位同志将专门来讲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这个任务。我们在对待商人问题上也犯有错误。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
第五个错误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这就是十九路军失败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我们在两次大的战斗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运动战术。我们本应深入敌人后方，却采用了阵地战术。我们为与敌人的堡垒进行对峙，也试图修建碉堡和堡垒。其实，可以诱敌深入苏区，围而歼之。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都曾采用过这样的战术，而且卓有成效。
我们运用过以往所有的作战经验，但却主张要打阵地战和进行正面攻击。敌人向前推进两三公里，我们就开火迎击。于是敌人停了下来，开始修筑工事，包围我们。起初，蒋介石是每隔五公里到十公里修筑一道工事，后来修得更加密集，每隔一公里到两公里就修筑一道工事。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紧挨碉堡的地方开始还击。例如，第三军军长迎战敌人时，敌人刚离开碉堡二点五公里，他便开始转入进攻，敌人马上就撤回到工事里去。
我们本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但我们接到司令部的命令，刚发现敌人就开了火。我们以为，不应该推迟胜利的到来。我们的一些军长尽管知道机动撤退是违背司令部的命令的，但仍然后退十公里左右。敌人没有遇到抵抗，便向苏区推进，然后在那里被围歼。
当然，我们的工事应该可以保卫我们的苏区。群众支持我们。但是，敌人就在附近活动，他们轰炸我们的工事。部分工事被敌人摧毁，还有一部分变为他们的据点。我们的这些碉堡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相反，却给我们造成了装备、干部等方面的损失。这不能称之为正确的保卫苏区的策略。
我们犯的第二个大的军事错误是我们分散了红军主力。以往的战斗经验表明，必须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可我们却把军队分散，使之变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自己则丧失了机动能力。
这就是我们在最后一次反“围剿”中所犯的五个错误。犯错误当然是件坏事，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克服并纠正这些错误。
这次西征后，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党作出评价。在连年国内战争之后，红军增强了战斗力，真正成长壮大起来了。当然，我们在这次西征中遇到了许多艰难险阻。在原苏区，在赣东北地区，我们的红军都受到了相当损失。另一方面，我们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取得了胜利。我们在中国的西北，在陕西、四川和甘肃一带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红军尽管遭到了损失，但目前红军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反而增加了。红军西征时，沿途组织了许多地方游击队。在个别地区，我们创立的这些武装队伍，相当于一个团的规模。
我们提出，在目前所占领的地区内，努力实现创建百万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我们一定能够实现。
应当怎样评价我们党的工作呢？在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党在苏区的威信很高。党保卫着苏区的成百上千万群众的利益。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我想提一下那些同川西地区失去联系、三年来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他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英勇无畏的气概是非常伟大的，他们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出了榜样。
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
(1) 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俄文记录稿翻译注释。原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当时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首次发表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后收入《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版。
(2) 陈云（史平、廉臣）（1905—1995），上海青浦人。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顾顺章叛变后，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临时中央常委。
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长征前期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6月，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随后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赴星星峡，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到迪化。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和领导东北解放战争，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
因被认为“右倾”，“文化大革命”中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同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退出党中央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3) 原文如此。应为湖南。
(4) 红六军团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
(5) 原文如此。红一方面军长征没有经过青海省，这里应为11个省份。
(6) 原文如此。根据1934年4月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全国当时共有30个省份。
(7) 即曼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1883—1959），苏联著名政治活动家。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8) 原文如此。“赣南”应为湘南汝城。
(9) 原文如此。长征初期，陈云担任红五军团（后卫部队）中央代表。
(10) 原文如此。“湘黔”应为湘桂。
(11) 实际上，第34师大部壮烈牺牲。
(12) 原文如此。应为湘桂。
(13) 音译，原文为Kyйэи-деи，应为侯之担。
(14) 原文如此。应为第五次反“围剿”。
(15) 音译，原文为xyaHbцэя，应为渡过赤水上游占领滇边扎西（威信）。
(16) 关隘，指娄山关。
(17) 音译，应为吴奇伟。
(18) 应为吴部。
(19) 原文如此。应为湘军。
(20) 原文如此。应为黔军。
(21) 即弗洛林•维赫尔姆（1894—1944），德国共产党人。1935年初抵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候补书记。
(22) 原文如此。“贵州”应为云南。
(23) 指马岱。《三国志》记载，因为气候炎热，随马岱渡金沙江的2000名将士中，中水毒死了1500人。
(24) 当时陈云担任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刘伯承担任司令员。
(25) 原文如此。应为17名勇士。
(26) 原文如此。当时红军没有到过青海。
(27) 原文如此。应为甘肃。
(28) 音译，原文为Cy-иилaн，应为松潘。
(29) 原文如此。应为两个团。
(30) 原文如此。应为红四方面军。
(31) 原文如此。应为29岁。
(32) 原文如此。应为第五次反“围剿”。
(33) 音译，原文为Kyнчуй，应为刘文辉。
(34) 音译，原文为линцэя，应为延平（今南平）
(35) 音译，原文为ьІНГaй，应为永丰。
(36) 音译，原文为цусу-хн，疑为周以栗。
通宝推：桥上,
家园 遵义会议之《论短促突击》 虽然无数次见到，但“短促突击”到底是什么呢？下面贴出的就是林彪所撰写的《论短促突击》。
论短促突击
林彪，1934年6月17日
注：约两个月前，也就是1934年4月间，广昌战役以红军失败、广昌失守而结束。
(一)
敌人在五次围剿中，在军事上．放弃了他过去长驱直入并进穷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而采取步步为营的持久战略与堡垒政策的战术。敌人深知红军有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深知红军勇不可挡，行动迅速，长于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等。故敌人在其战略战术的决定上，极力避免与红军的长处斗争，与红军在政治上的优越条件斗争，而极力抓着红军在物质上和兵器技术上的弱点来进攻，极力夺剥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这是敌人在五次战争中他在战略战术的决定上的最基本要点之一。但“战争的最终命运不是由技术来决定的(苏联的仇敌曾以大批军火供给台尼金和高却克)，而是由正确的政策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来决定的”(斯大林语) 。这个真理是那些国民党走狗和蠢猪们所不能够了解的呵!
在持久战略与堡垒战术下的敌人，他为着首先缩小苏区，以便最后与红军决战，他依照其总的计划，分路向着苏区军事政治上的要点前进(不是向着红军主力所在地前进)。每路约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其每一次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如：陈路军进占广昌以后，汤周纵队进占建宁以后，他们的前进，较其过去在边区要进得慢的多了，较其在白区前进时则更慢了。最近薛路军在龙岗，一遇到我主力，和给予他的打击以后他就不进，而采取在其堡垒火力完全可以掩护下的推进。又如：陈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而他己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而占领广昌。
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连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路的连络与策应，以裁割和封锁苏区，以取得后方的接济。
敌人在其前进中，非常注重侦察警戒。在其与红军战斗中，则极力发扬其多量轻重机枪及炮兵火器的威力，和极力利用集团飞机的侦察与轰炸。在战斗中，虽然达到占领某个地点，但并不积极向与其对战而退走的红军追击。敌人在苏区前进，是短距离的前进，他每次前进大约走十里左右，行进时多半是沿着制高的地点向着他预定的目标前进。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
敌人的这些动作方法，都是根据他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来的。为了避免同红军进行运动战，为了抑制红军的猛烈冲锋，为了避免红军的突然袭击，为了对付苏区群众的坚壁清野，为了避免陷于孤军独战和被红军裁断后路的危险。所以敌人才采取以上的种种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并将其过去在战术上的缺点极力纠正（如侦察警戒之疏忽，筑垒之迟慢……等）。
短促突击的战斗，是从上述的敌人战略战术条件，及其他种主客观条件下产生的。这种战斗有很多特点，这种战斗，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我们应如此来了解这个问题。
短促突击，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
如：洛阳堡战役，新桥战役，都有求得战役胜利的极大可能的。因为，敌人士兵的动摇，战斗力的薄弱，他不得不采取多量人数的密集队形。同时，他利用我军火力的薄弱，故亦敢采取密集队形。所以有时虽在短的距离，窄的地域内，却拥挤了敌人大的兵力。如果我军能迅速击溃敌人，并截断其退路，则可取得战役上的大胜利。这种战斗需要最好的配合，最好的组织，在这种战斗中如发生小的缺点，都会造成失去胜利的恶果。
敌人现在已经进占我们基本苏区的门户了，今后敌人在苏区中当更彻底的，更标本式的，运用他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法了，我军以后将更会要多遇到要采用短促突击的方法去消灭敌人的战斗。我们在这种战斗中，应该不以取得些战术上局部胜利为满足，而应极力为取得伟大的战役上的胜利而斗争。
(二)
短促突击，就是对于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专指距离约五里至十里左右有时更少)推进筑堡的敌人，乘其立足尚未确实稳定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在战斗前，应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对于敌人前进的时机，到达地点，和阵地，兵力部署，和动作方法等，予以确切的判断。
2、在战斗前，指挥员或派得力参谋，应实地的绵密的侦察敌情地形，并由参谋处进行实地测图，如单凭调查路线，和现有地图(不详细并有很多错误)，在进行这种战斗，是万万不够的。洛阳堡战役，某兵团事先不实地侦察地形与道路，等枪已打响了，临时仓卒招队伍出动，把大的兵力拥塞在一条隘路上，被敌人一部兵力将进路堵住，以致结果没有达到截断敌人退路的任务，这种教训，是不应当忘记和再重复的。调查路线和请响导也是战斗前必要的工作。
3、根据地形侦察和敌情判断的结果，受领战斗任务的高级指挥员(该战役的最高指挥员)，应预定作战的方针和计划。这种方针和计划，要判断到敌人有那些可能的变化，而其最大的可能是那一种，自己的方针和计划要能适应各种可能的情况，但不可以平均主义的精神来决定自己的计划，而应以适合主要的可能为主。在根据计划着手进行作战准备工作时，亦不应犯着平均主义，而应当准备应付主要的可能。部队待机的位置和部署，亦应当是以应付主要的可能为主。这个计划为了使部属能事先进行准备，和战斗中在通讯联络万一中断时也能适合上级的企图，独断专行和协同动作，须将这个计划通知所属的必要的指挥员．
4、必须注意的，事先预定的作战方案和计划，这只能作为战斗前进行战斗准备的根据和战斗中独断和协同时的一种参考材料。战斗的实际指导，则仅依照一个明确的方案以命令行之。如各部单凭事先预定的作战方案去动作，则最容易发生错误，和动作的不协同。因为敌情的变化，有时不是事先所能料到的，并且有些情况，介乎两个或三个预料的情况之间的，有的指挥员在他看的情况是相当于预料的甲种情况，如是他采取对甲种情况所预定的动作，在同时同一情况下，有的却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属于预料的乙种情况，他如是采取对乙种情况所预定的动作。错误，岔子，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了。
5、如果是在山地，则在这种战斗中敌人是沿着制高地前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根据情况的判断，占领敌人前进方向而在敌人堡垒火力以外的制高地点，配以少数兵力(一营左右)因守之。占领这个阵地，应当极端秘密，不使敌人知道这个阵地上有我们的兵力。守兵进入阵地不应过早，免致暴露企图。这种阵地的火线，应设在山顶的前斜面上，以便万一放弃时，敌人不能利用我们现成的工事，在山腹、山脚，应设置层的射击。这种阵地要有极好的伪装，使飞机与地上之敌不能发现，要有充分的障碍物，使敌人停在我障碍物的下面，受到我火力的严重杀伤，掩蔽部和战壕，要能抵抗敌人炮弹和飞机的轰炸。担任守备的要是政治上坚定的，有顽强战斗力的部队，如守阵地的部队是质量差的，不能达到固守任务的部队，则在战斗时将使主力失去突击敌人的有利条件，并且有时还有受到敌人打击的危险。担任守备的部队，事先应进行充分的提高政治情绪的工作，要有在敌猛烈的、野蛮的，飞机轰炸炮兵机枪的射击下，和步兵进攻中死守阵地，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同时须进行守备的战术训练，并须补充守备队的子弹，特别是手榴弹，如没有现存的子弹，也可从突击部队身上抽拨。
6、在预定突击敌人的地域，如没有现成的，便于突击部队用平行路前进的道路，而又为非要路不能运动的地形，(如密林……)则须预先开路。但所开之路的末端，不应太接近敌人的行进路．因为这种自己开的路，多半是在敌人前进路的侧方．如太接近敌人的进路，则有暴露企图的可能。但不应因无道路，放弃执行机动，而要用战斗队形在道路外前进。
7、对于预料敌人前进路附近的原有工事，如旧寨子、堡垒，应先拆毁，以免被敌利用。在我军所占的制高点前的高地，应以我制高点上的火力控制之，如在我火力外，则须设以竹钉自发地雷等障碍物于向敌方之斜面上，并应有很好的伪装以免被改人过早发觉，使敌人不易占领等方法控制之，或作能迅速恢复之准备。
8、这种战斗需要有最敏捷的通讯组织，因为战斗动作须要迅速和很好的配合，过去历次的短促突击，大部分由于动作的配合不好，而未取得圆满的胜利．电话应为主要的工具，而以其他通讯工具为补助的工具。这些通讯工具应并行使用，使通讯无断绝之可能。
9、在适当的高地上，应设观察所。有些观察所，如有好的地形，能将数十里以内的敌情地形，了如指掌。观察所应派参谋携带望远镜去观察，并与司令部保持电话的联络．
10、对于前进之敌，应采取利用敌人仰攻我制高点时行反突击的方法，抑应采用单纯的埋伏的侧击夹击，或采用让敌人占领某些不难攻的地点后，乘其立足未稳时而攻击之，或采用其他种战斗方法，这要根据地形，敌人离开堡垒的远近，敌人的数量、质量，及其他条件来适当决定的。
11、敌人前进的时机，可以根据他堡垒马路完成的程度、兵力的调动，及其他谍报材料判断之。在判断敌人将前进时，则须将部队隐蔽的进入进攻出发地隐蔽起来。这个出发地，要能保障部队能在一小时，至多两小时以下的时间，即能到达预期的地域突击敌人。但敌人并不能一定恰如所料的时间来进攻，所以这种待机有时成为空待，有时接连数日都是早出晚归的空劳往返，这当然使部队有些疲劳，但不能因此而发生动摇，而避免疲劳，而松懈起来，而不作紧张的待机准备。否则，如果一旦敌人前进，临时才从远的地方出动去进行突击，则往往已失时机。但在判断敌人确在其时极少极少前进的可能，则亦不应天天将部队进到进攻出发地，以免无益疲劳和暴露企图。并且应估计到遏敌待机过久，企图必被暴露，故敌有改变前进路线的可能。在进攻出发地待机的部队，在不致暴露秘密之下，应当进行教育的工作，这种教育应与当时战斗任务连系起来。
12、敌人前进的目标，他是有预先的确定的。在当地之我军，当时的任务如不是迟滞敌人的前进．而是在求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则应让敌人按照其原定计划前进，用不着去抵抗他，阻滞他(但并不取消以原任守备部队的游击侦察与引敌前进)。因为敌人一遇到我军的阻滞，他即停止不进而做堡垒，这就减少我们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但也有例外)，使敌人更远离其堡垒的条件，消灭敌入。如待敌人向其原定目标前进，待其进至我军预定的突击地域再行突击，这样就更能干脆的消灭敌人。这种方法不算是诱敌深入，要知道，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
13、如敌已进至我预定的突击地域，或敌停止前进，或敌仰攻我制高点，已受我火力的严重杀伤，和已吸引了他多的兵力在我制高点的下面，在至少有了这些情况之一时，且在我军所选定突击的地域，已不会受到敌人的堡垒有效火力射击时，则应依照命令，开始进行突击的战斗。这时无论敌有无后续梯队，无论他的后续部队是否已完全脱离了敌堡的火力掩护，都应不迟疑的开始突击。
14、战斗的部署，通常应以一部与敌的先头部队战斗，吸引敌之先头部队，以主力取平行道路(但不一定是走路上)，突击敌之某一侧面，如在我兵力优势，及不致分散兵力条件下，最好采取夹击敌之侧面，另外须以精干有力之一部队，担任截断敌人的归路。如不将敌人退路截断，则全部胜利是极少保障的，因为敌仍能退回堡垒，这种战斗消灭敌入主要不是靠在追击中，而是靠包围敌人于战场就地歼灭之。在我截断敌人退路的战斗地域，如虽己脱敌堡之有效火力射击，但距敌堡仍不甚远时，则我主力不可在截断敌人退路的战斗地域，因这样很容易被在堡垒继续出来的敌人，将我主力抓住，致陷我主力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在部署中，如估计我突击敌人时，敌人还有后续部队有来包围我在战斗中的部队的可能时，则须留出足够的兵力，保障战斗中自己翼侧的安全。
15、突击时机成熟后，最好首先以担任截断敌人退路的部队，出敌不意的突然的掐断敌人后路，主力接着或与插断敌退路的部队同时动作，突击敌人的侧面。担任在敌正面战斗的部队，必须等待担任在突击敌侧面和截断敌退路的部队，已开始突击，才配合着行反突击，或反攻，或攻击前进。无论如何在正面部队不应单独过早行反突击，或反攻，或攻击前进，只有在为着巩固自己必要的阵地，有时才可行局部的反冲锋动作。
16、突击开始以后，应最迅速的动作，最猛烈的连续冲锋，乘敌人在立足未稳时，末做好工事时，和后续部队增援未到时，迅速干脆的歼灭之。在这种战斗中，动摇、犹豫、迟缓，都是不应有的。在广昌战役中，和洛阳堡战役中，都曾有道这种严重的现象。在今后的战斗中，是决不可再发生这样的错误啊，
17、突击部队的第一线的战斗队形，应当采用以班为单位并列的战斗群，或排的并列战斗的队形，应当避免用大队伍走一路前进的行军队形，或用密集队形的集团冲锋，在第一线应展开优势的兵力，以期一举决战。
18、在敌侧面突击的部队，通常应不经过预先火力的准备，而直接冲锋。在敌退路上战斗的部队，主要是用火力阻止敌增援，阻敌后退，和准备在胜利条件下向敌堡追击，以火力向敌堡射击并夺取之。
19、当战斗胜利时，如已消灭敌之主力，如敌堡垒守兵动摇，应乘胜向堡垒攻击并夺取之。如胜利不大，敌堡尚无动摇和夺取之相当可能时，则应毫不迟疑犹豫的结束战斗，将主力迅速脱离敌人，
20、敌人的侦探，和侦察都队经常出来活动．我们应当布署我们的侦察员捕捉敌人的侦探，并最好以埋伏的方法去捕捉。对付敌人出来的侦察部队，应经常有消灭他的准备，最好采用值班部队的方法，每个值班部队(一营以内的兵力)担任一个区域，在那个区域内发现敌人出来的侦察部队，即由他负责立即出动，去以包围迂回的方法消灭之。如不用值班部队的方法，待发现敌侦察队出来以后，才临时命令某部队出动去打，则往往已失时效．这个值班部队，还有对付敌人突然来袭击的作用。
21、敌人在构筑工事的时候，多成连成营成团的密集队暴露在阵地上，我们应派出一、二挺机枪，以伪装与隐蔽的动作接近敌人，予以短兵式的火力袭击，这也是有意义的。
22、对防空问题，应有很正确的方法，各时机各部队除注意伪装和隐蔽外，担任扼守制高点的部队，应构筑防空隐蔽部，应有对空射击设备。在进攻出发地待机的部队，在待机时对空以隐蔽伪装为主，若到突击开始，则无论飞机凶猛到如何程度，都不应停止自己的冲锋和追击，这时只会与敌进入肉博，方不致失掉战斗的胜利，才不致受到飞机的猛烈轰炸，对空射击在这种时机也是必不可少的。
23、狡猾的敌人，往往故意先以一部在某方向进行佯动佯攻，待将我军主力吸引于该方面之后，则以其主力遂行其本面目的战斗，因此我们要经常明察敌人的真伪，切勿受其欺骗。三溪战役，王都寨东华山的失守，是不应当忘记的教训。“不应被吸引于次要方向使我们屈从意旨与他作战而应征取并保持主动权在我们手中”。
24、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胜利最主要条件之一，在于能保持军多秘密。在我主力兵团企图进行这种战斗时，则必须使敌人不知我主力兵团在其附近。封锁消息，捕捉投敌分子，捕捉敌探，对空隐蔽与伪装，都必须严重的注意，并采取具体的方法和布置。部队在正式战斗前的一切准备动作，都要注意不致泄漏秘密。
25、进行这种战斗，必须对敌情有经常的明了，故必须用观察所窥望敌人的一举一动，或派侦察不间断监视敌人。另外应当注意警戒的问题，防止敌人乘我在待机中，因久而发生松懈中，而向我军行突然的袭击。
26、由于敌人离开他后面的堡垒并不甚远，堡垒与出堡垒的敌人之间的地域不宽，容不下我军过大的兵力进入战斗，正因敌人前进的距离不甚远，他一发即至，我军须乘其立足未稳，与兵力劣势时突击他，所以战斗的发生是突然的，战斗的经过是短促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的战斗，是用不着要过大的兵力的。否则就发生部队拥挤，遭到无益的伤亡，及减少在别方面寻求机动的部队，和发生协同配合的更大困难。
(三)
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
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大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明日，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
最后让我引用华夫同志的话来结束我这段文字吧，“我们要特别指出最危险的简单化及机械化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的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因此我们必须估计每次战斗的经验，来补足及变更我们的战术。在这创造的工作中我们应造成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家园 闲聊时间：疯狂与霸道之辨析 何为疯狂？狂妄就会发疯，发疯就更加狂妄。
当年日本人相当狂妄，自认为掌握了高科技，占领中国一点问题都没有。起初还不是特别狂妄，还是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的实施着吞并东三省的阴谋。然后就比较狂妄了，发现自己这么做了，中国人也不能怎么样，最多只能放几句嘴炮。于是大举入侵，水陆并进，一直打到汉口。
等日军占领了汉口，日本人完全明白了，这仗已然打不下去了。依理说，知难而退，班师回朝不就行了？问题是他讲理吗？他要是讲理怎么会侵略中国呢？所以，打不下去怎么办？继续打，打英国、打美国，这就可以抢到更多的资源，用来支撑战争。这就叫发疯。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大本营对侵华日军做了一个约束，大概就是西至京汉路，东至长江中下游，把这一块守住，不许乱动。即便要向南、向西出击，也只能是打了就回，不能恋战。
可驻扎在汉口的那帮小日本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认为，再多给几个月时间，再多调几个军团来，一定能拿下重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一，没有饭吃，日本本土吃不饱，侵华日军也吃不饱；二，兵源早已枯竭，你总不能叫一个老太婆背着十多斤的三八大盖上战场吧。
发展到这个地步就不好描述了，也不完全是狂妄，也不完全是发疯，只能说，疯狂。
说，有个人，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人靠衣装马靠鞍，“外贸”不行，那是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所以，挣点了钱，就去买套衣服，整双皮鞋，再美个发，倒饬捯饬。
有没有效果呢？确实有明显的收效。于是便更进一步，买台车，倍有面儿，佛珠、手链，挂起，更有范儿。这样一来，以前打不开的局面，能够打开了。
然后呢？然后就进退维谷了啊。想打开更大的局面，跟身份更高的人一块吃饭，就得在“外贸”上追加更多的投入，可是已经拿不出这个钱了，每个月油费已然花得自己肝疼了，就不要提三天两头还被罚款了。
像不像侵华日军？打到汉口已然打不动了？所以，这些人其实跟侵华日军没区别喽？相当疯狂喽？
并不是，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
很早以前，我看过一部港片，里面有个情节是这样的：某个警官要进餐厅，却被拦住了，理由就是本餐厅不接待不打领带的顾客。
我当时就纳闷了：你大爷的，你是做买卖的，我出钱，你出商品和服务，你管我打不打领带，我又没有光着屁股。
过了很久很久，我才在书中读到，这叫霸王条款，简称霸道。
又过了很久很久，我才慢慢弄明白什么叫霸道。霸道的意思就是说，方向盘总得有人来把，不是你把着方向盘，就是他把着方向盘。如果是一个进步的组织把着方向盘，就叫王道。而如果是一个反动的势力把着方向 盘，就叫霸道。
我并没有衣衫不整，你非要说不打领带不能进，你就叫霸道。我虽然不搞“外贸”，但我穿得整整齐齐，你却要给我难看，你也叫霸道。
并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是任由霸道胡作非为。
因此，有些人他并不是侵华日军，他也不疯狂，但是，他屈服于霸道。
家园 续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位高人告诉我：你就是个书呆子，并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自认为很会分析。我来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回事。不是那家餐厅霸道，而那家餐厅要讨好的顾客霸道。
那家餐厅一开始也不讨好上等人顾客，它跟其它的餐厅一样，开门做生意，来的都是客。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家餐厅慢慢的倾向于专做上等人的生意，而上等人不愿意在餐厅里见到下等人。没有打领带是个借口，这个借口可以换，“不受约束”。在门口站着的服务员跟一般的服务员不一样，他是专门负责“把关”、“审查”的。
依理说，这种类型的餐厅没有必要开在闹市区，因为它已经相当“私人化”了，可以说是上等人的私人专用餐厅。可为什么它要开在闹市区呢？
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样的餐厅会在闹市区吗？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