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淮阴候的救赎---评韩信的心路历程 -- 机会主义者
家园 送花，继续啊，大侠！ 家园 【原创】六---离间(1.说降) 韩信被刘邦所乘，大军悉数被夺，不得已只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要知道赵地经过秦末以来数次战斗的蹂躏，兵蔽民疲日久，多次搜刮之后剩余之人的素质如何应该可以想象得到，要韩信率领这样一支“不教之民”去应对齐地的虎狼之师，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刘邦的这种做法是对韩信及北方的汉军不负责任的表现，韩信对刘邦的做法应该也颇有意见，这就为他人的离间创造了可乘之机。好在刘邦离去之际，将灌婴的骑兵交给了韩信，由韩信统一调度和指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韩信的燃眉之急，但齐军有二十万之众，又距地利之势，齐地在项羽的屠杀中尚且未能屈服，韩信有限的兵力就更难有所作为了。韩信对这次的任务也有所顾虑，在进军的过程中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安排。史书中记载“信引兵东，未渡平原”，而此时郦食其已经说降齐国，具体是在何时并无明确记载，但联系前后史实，刘邦夺军在汉三年六月，而韩信和龙且的潍水之战是在汉四年的十一月，当中有将近半年的时间，由于韩信攻齐是以偷袭的方式，齐国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迅速崩溃，而龙且此时奉命救齐，这个时间当在汉四年十月至十一月之间，而韩信至少有五个月的时间对他临时征发拼凑出的杂牌军作一番调教和训练，使之能适应实战的需要。这一步对于韩信的胜利有非常重要之必要，在后续中会进一步阐述。
韩信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军事部署的同时，刘邦也在策划复仇。在得到韩信的大军后，刘邦有了底气，大军在小修武整装待命，欲与项羽复战。此时项羽已经攻克了成皋，打算一鼓作气西进，打击刘邦的后方，汉军在巩严防死守，阻挠楚军的前进方向，而在成皋被打散的汉军慢慢聚集到刘邦的周围。形势较几个月前发生了骤变，项羽占据了地利之变，汉军只能退到巩、洛的第二道防线，荥阳成皋一带的攻防易手对汉军的士气影响很大，局势对汉军不利。此时彭越恰到好处的救了汉军一把，他在梁地配合汉军发动攻势，攻击楚之东阿，杀楚将薛公，骚扰楚军的后方，让项羽始终无法全力西进，彭越在楚汉战争中有力的支援了汉军的正面战场，一方面频频给予汉军给养，另一方面有力的拖住了楚军的后腿，将项羽牢牢的钉在荥阳一带，迫使其在前线和后方疲于奔命，慢慢消耗和瓦解了楚军的战斗力，从这一点来看，彭越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彭越的攻击吸引了项羽的注意力，而汉营中郎中郑忠为刘邦谋划，劝其高垒深堑对项羽采取防御态势，派部将绕道进入楚境，和彭越协同作战骚扰项羽的后方，迫使项羽无法兼顾，籍此从中渔利。刘邦听从了郑忠的提议，派卢绾、刘贾率步兵两万，骑兵数百进入楚境，配合彭越烧毁了项羽在后方的粮仓，并攻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城，直接威胁彭城的安全。后方的不稳定是项羽最大的痛脚，为了彻底消灭彭越这个威胁，项羽决定亲自率大军回楚地和彭越决战，留下海春候曹咎镇守成皋，并叮嘱他千万不要跟刘邦正面交战，而只要稳固防守，待项羽破敌回归就算完成任务了。为什么项羽不准曹咎迎战呢？估计项羽清楚曹咎的能力有限，不是刘邦的对手，所以有上述安排。虽然曹咎能力有限，项羽还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恐怕有难言之隐。窃以为其间有三种可能：一、项羽的目光短浅，不知成皋乃天下转输之场所，将其轻易的交予庸人把守。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比较小的，项羽在军事上还是相当有造诣的，成皋的重要性连郦食其一介书生都能看得出来，项羽作为军事家没理由不清楚其间的厉害关系。二、楚营人才匮乏让项羽不得已从庸人中选拔出曹咎担当这个重任。三、曹咎跟项羽的家族有一定的关系，较他人更易为项羽所信任。综合项羽的个性和为人，我觉得二、三选项综合起来应该是曹咎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项羽虽然不看好曹咎，但希望他能听从自己的安排，按计划守好成皋，待楚军安定后方，再回头与汉军决战，届时项羽再无后顾之忧，且得地利之便，进攻防守绝对游刃有余，那时胜利的天平将向项羽一方倾斜了。在这个微妙的时刻，郦食其再次以一张利口将局势拉回到平衡的状态。
刘邦在一系列的打击之下，心理防线发生了动摇，产生了放弃荥阳成皋一带，撤回到巩、洛据守的念头，史载“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拒楚”。刘邦几次在成皋陷于窘境，对该地已经产生了惧怕和厌倦的情绪，郦食其替刘邦打气，分析了成皋对楚汉双方的重要性，力劝刘邦率军收复成皋，并主动提出愿意去说降齐国，“使为汉而称东籓”。刘邦虽然已经安排韩信攻齐，但韩信的长期屯兵不进让刘邦不得不做两手准备，郦食其的主动请缨自然被刘邦所欢迎，于是他奉明诏，替汉王作说客出使齐国。
郦食其、陆贾、硃建三人作为同一类型被史迁编在一起共同立传，作为楚汉之际辩士之典型而流诸后世。但三个人在行事风格上还是有所差异的。郦生狂放不羁，自号“高阳酒徒”，虽“好读书”，但不屑为儒生，好为长短说，是张仪、苏秦一类的人物；陆贾似不喜功名，为人低调，一生从容暇豫，微赴事机，大概是得力于道家知足不辱之教，然则为刘邦作《新语》，历书秦亡之得失，将刘邦从秦末的“唯刑主义”法家极端思想的泥淖中引导致德刑并举的正道上来，开两汉儒道并行互用之学风，在这一点上陆贾作为一个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实在功不可没；硃建史书中对其评价为“刻廉刚直，家于长安。行不苟合，义不取容”，有骨气而又知恩图报，是一个融合儒、法、墨诸家思想于一身的人物。暴秦压制下的诸子百家在楚汉相交之际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并以一种相互融合取长补短的全新面貌在诸侯之间游说。郦食其此人虽将自己与儒家割裂，但骨子里还是继承了儒家特别是孔孟的一套理论学说，虽然好为口舌之辩，但言辞间往往以古推今，以大义微言打动听者之心，而不屑于诡辩之论。这一点从他为刘邦献言分封六国之后，及他说服齐王田广的一番言论，可以大致窥探他内心的真实理念，而刘邦往往斥责他为“腐儒”，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郦生的真实背景。可以说辩才是术，儒家思想是道，术是为道所服务的。郦食其的辩才太过于出色，却往往让别人包括史迁忘却他的真正身份还是一个儒者。辨明他的身份，这一点相当重要，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他在变乱中必死的下场，这个梢后再叙。且说郦生一番言辞果真说服了齐王田广，罢却了历下之守兵，并将郦生引为上座日日纵酒，郦食其既然自称酒徒，此招也算投其所好，于是他留了下来，而齐国的防御也就此松懈了下来。
郦食其的成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包括刘邦也只是抱着姑且让他一试的想法促成此事的。因为之前郦食其成功的案例还是在刘邦入秦之前说下陈留，而后虽然常常作为税客来往于诸侯之间，但功绩不明，唯一提到的一次说降魏王豹还是以失败告终的。有鉴于此，刘邦对郦食其能否成功并没有信心，所以郦生的成功让各方一时之间都乱了方寸，韩信驻军在平原，闻说郦生已经说降齐王，而汉王也没有下达停止进军的命令，正在踌躇之际，蒯通的献策让他走上人生的顶峰，也为其最终的命运打下最关键的一根契子。
家园 【原创】六---离间(2.正名) 蒯通，原名蒯彻，史书中为避汉武帝的名讳，故改为蒯通。此人在《史记》中没有单独列传，相关的记载散落在张耳陈余、韩信、田氏兄弟等人的列传中，且缺乏连贯性。要从这么一点点资料中概括出这个人的全部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下的关于蒯通的表述除史实之外全部为本人的推论，诸君姑且听之。
蒯通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秦末大乱，群雄纷争的年代，是时陈涉首难，派武臣率三千人北略赵地，而张耳、陈余当时还只是武臣的校尉。武臣率领的这点兵力想要攻城略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张耳陈余利用他们在赵地的影响力，秘密召集各地的豪杰少年，让他们各自起事杀尽故秦守吏，献城归降。这一手果然毒辣，不久有十城归降武臣，兵力暴增至数万人，而其余三十多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取得同等的效果，于是武臣打算用武力来解决，第一个目标就选定了东北方向的范阳。
大战眼看已经不可避免了，蒯通却在没有人授意的情况下站了出来，用华丽的辞藻劝服了范阳令徐公开城投降，又孤身闯入武臣大营取得武臣的口头允诺，保证归顺的范阳令的身家和性命不受侵犯。一场血战转瞬间就被蒯通化解于无形，并取得立竿见影的示范效果，原先不肯归降的三十余城不战而下，避免了生灵涂炭的命运，仅此一项，就足以授予蒯通首功。
让人感到蹊跷的是，蒯通在这以后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好几年，史迁在评价田横的时候带到一句“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直到韩信奉命攻齐的时候，蒯通又一次冒了出来，此时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韩信的首席幕僚，且看上去韩信对他相当的信任。这就更让人感到蹊跷了，我始终对蒯通的个性和身份抱有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搞清楚的话，应该能让我们更清晰的把握和了解蒯通种种行为的动机。
史迁对蒯通的评价也在《田儋列传》中，“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从这个评价来看蒯通属于战国纵横家一类，但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时期的儒生思想往往相当复杂，杂糅各家之长的比比皆是，因此在归类其类型的时候往往非常困难，高明如史迁者对此也无能为力，比如汉初思想领域的重要人物贾谊，史迁在《自序》中谈及汉初思想大势的时候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闲，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摆明将贾谊和晁错同列，而晁错在〈艺文志〉中被归纳为法家，由此看来在史迁心目中贾谊定为法家无疑，殆因贾、晁二人皆激烈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共同点言之。但是，贾谊身通五经六艺，对儒家典籍也是颇多研究，思想上也有继承阴阳五行学说的传统，主张“色尚黄，数用五”，认为汉当尚土德。凡此种种，都证明贾谊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融各家精华与一身，如果仅仅因为史迁将其归纳为法家，就单单以看待法家人物的思维解析贾谊，那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贾谊思想的精髓的。
对于蒯通而言，史迁的评价也只能作为参考的一个方面，不可否认其人的某些言行正如史迁说的那样，“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是非并无原则，一切都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是为诡辩之术。纵横家四处游说的目的，和其他思想流派的信徒不同，不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了理念和抱负，而只是为了谋取实际利益，因此纵横家游说是不看对象的，只要对方能有利于我，就可以为之服务；纵横家也没有原则，今日可以合纵六国抗秦，明日就可以翻过来连横秦国欺压六国。因此纵横家在历史上的名声很不好，史迁将蒯通归入纵横家的行列，也是对其的鄙夷。但蒯通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辩士呢？我认为没有怎么简单，从字里行间应该可以看出一些关于蒯通思想的印迹。
在游说范阳令徐公的时候，蒯通一上来就说，“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一下子就把徐公的胃口吊起来了。这种模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很盛行，先用夸张的语调吸引别人的注意，再慢慢铺展发挥。接着蒯通仔细分析了徐公目前的处境，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徐公目前的唯一出路，在成功说服徐公之后，又以辞藻说服武臣接受自己的提议，“以车百乘、骑二百、侯印迎徐公”。对双方而言，这种结局都堪称完美，但操盘手蒯通却没有从中获取什么利益，如果他在此时被张耳或陈余所吸纳，那就不会有后来与安期生一起拒绝项羽的封赏之行为了。如此费心费力却又不取分毫，决不是纵横家的风范，蒯通的目的应该不是象郦食其那样为求得自己的利益，郦食其是在先晋见刘邦后，再去游说陈留的，而蒯通的次序与之相反，或许有人说蒯通是为了保证游说成功更改了次序，是这样么？象郦食其那种情况，陈留能不能说下，关系到他在刘邦阵营中的前程，容不得有一点疏忽，如果首先说下陈留再去觐见刘邦，这段时间陈留完全可以撇开郦食其单独行动，那功劳可就没郦食其的份了，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再说，如果先下陈留再向刘邦献言，那已知的结果就缺乏悬念了，对刘邦来说也无法看出郦食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起到的作用。拿现代企业来说，同样两个人做一件事，一个人在老板看不到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做好了，然后将结果呈现给老板；另一个在老板的注视下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得到的结果和前面那个一样，老板究竟会对谁另眼相待呢？是后者，因为后者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发生，在结果相同的情况下，过程就很重要了，这影响到老板对两人的评价，前者的努力没有被老板看到，印象分就大打折扣了。郦食其给刘邦的初次印象很好，接着趁热打铁，说“臣知其令，今请使，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将自己的作用凸现无疑，通过献策和成功的游说活动，就此奠定了他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做事情不但要让别人看到结果，还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如何做的，这是打工一族安身立命的法宝，古今中外概莫能是。蒯通却恰恰相反，他所有的策划和行动都是单方面的，没有那种待价而沽的市侩之气，在私下沟通后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仿佛是武臣和徐公直接沟通的结果，而蒯通的功劳却被双方都忽略了。
蒯通是个聪明人，如果他想求得富贵的话，那么就不会如此操作了。不过有一点蒯通和郦食其是相同的，两人都不是那种一心专营之人。郦食其遁身高阳之际，“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食其闻其将皆握龊好荷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联系前面说过的，战国乃至楚汉之际，人才的流动和使用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各种人才基于自己的理念挑选合适的服务对象，除了博取安身立命的报酬之外，能否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也是考量中的重点。法家重要人物在六国得不到重视，而在秦国就能得到发挥，这和秦国的国人特性是相融合的。孔子周游列国，也是选择能实现自己主张的国君为之服务。郦食其基于自己的理念认定刘邦是能实现自己抱负的真主，于是义无返顾的投奔刘邦而去，那么蒯通没有接纳武臣，或许也是因为认定武臣为人不堪为之服务，于是宁可弃而去之。古人那种对价值观和信仰的尊崇，足以令现代人汗颜。
说了半天，蒯通的思想理念究竟属于何派呢？从春秋到战国末期，诸子百家中比较出名的有阴阳﹑儒﹑墨﹑名﹑法﹑道（黄老）等流派，其中法家是其余诸家之公敌，且经过秦以来法家的重刑主义泛滥造成的灾难，法家思想逐渐成为思想学术界的末流，虽然汉继承了秦的衣钵，政治体制皆由法秦楚，但实际生活中公开声明是法家信徒的并不多见，综观蒯通的言行，也找不到法家重“权势”的思维模式，因此法家可以从名单中排除。道家司法古朴，甚至发展到杨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个人主义，除汉初由于特殊原因成为主流之外，一般只在下层流传，且强调自我的完善，缺乏推己及人的慈悲心和责任感，也不是蒯通的精神支柱。名家好正名，流于哲学思辩一派，虽然语多诡辩，但诡辩之术却非名家所独有，孔孟老庄韩非墨翟等各派典籍中，一旦遇到扬己抑他的学术之争，到最后往往会以诡辩收场。所以名家的思想是为器，而非能持之为信的道，名家也可以从名单上排除。阴阳之说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剩下的惟有儒、墨两派而已。
儒、墨两派分别为先秦的两大显学，流传甚广。在秦灭六国之前，墨家的势头独一无二。墨家的崇尚节俭，兼爱非攻的理论盛行一时，在各个层次中都能被广泛接受，这是与其他流派皆不同之所在。墨家的思想极为庞杂，糅合和诸子百家之精华，其在军事理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中的造诣更是其他诸家皆无法比肩的。然而墨家的团体组织严密，且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逐渐成为威胁上层统治的强大力量，因此秦灭六国后对墨家的组织横加取缔，用恐怖手段加以摧残。墨家学派就此势微，但一个强大的学术思想体系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摧毁的，一定有众多的信徒在民间广为流传。比较蒯通和郦食其行事言谈风格的异同，我发现一些迹象，或许可以证明蒯通曾接受墨家思想，行为模式带有墨派的一些风格。
蒯通和郦食其一样精于辩术，但两人辩论的风格却完全不一样。郦食其言谈中掩饰不住对夏周的尊崇，往往站在道义的角度去折服对手的意志，动不动就说“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通过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来使对手屈服，这种做法是儒家的经典做派，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言必周公行必礼仪，用“君子之道”将自己和普通人划清界限；这种说辞虽然动听，但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到最后不得不用诡辩的方式来替自己掩饰，郦食其说田广的时候，颠倒黑白，将处于困境中的汉军说成“蚩尤之兵”（〈汉书〉中改为“黄帝之兵”，应该是班固认为蚩尤为战败之恶人，用来形容刘邦不雅，故为尊者讳改之）好象刘邦旦夕就可取得天下的样子，完全置事实于不顾，吓得田广犀利糊涂就同意跟刘邦结盟了。蒯通的辩论风格和郦食其不一样，他从来不以天地道德来压对方，而是仔细分析相关的形势，丝丝入扣的解析各种行为的可能性，最后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从逻辑的角度来说，蒯通的言辞逻辑性更强，更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这种以理服人的态度正是墨家的一大特征，正是基于严密的逻辑和思维，墨翟在论战中几乎打败了儒、道、名等各家辩论高手，当然墨翟的辩论并非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有时候为了突出自己学派的特点压制其他学派，墨翟也会偶然用一点诡辩之术来为难其他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蒯通很好的继承了这个特点，在史书有限的篇幅中，蒯通辩论的场景几乎占了90%以上，且言辞相当严密而出色，几乎没有漏洞，只有最后向刘邦乞命的时候小小的偷换了一下概念。正是由于蒯通的辩论太出色，掩盖了他的其他特质，史迁才毫不犹豫地将其列入纵横家的名单。
墨家和儒家同为先秦之显学，但相互之间却彼此仇视，互相攻击。盖因墨翟在学儒的过程中，发现儒学虚伪的一面，从而抛开儒学创立自己的学说，进而反儒非儒。墨派和儒派在许多方面都格格不入：儒家努力维护尊卑贵贱的观念，墨家却号称自己是“贱人之学”，大儒荀子将墨派学说称为“役夫之道”，与儒家的“君子之道”相对立；此外墨家宣扬兼爱，而儒家宣扬亲亲；墨家重视农工生产，儒家却将其视为“奇技淫巧”加以排斥。正是由于学术观念的不同，两派自成立以来就相互攻讦不止，比如墨翟和儒生巫马子的论战就曾经名噪一时。在这种情态下，两派之间势成水火心结很难解开。蒯通在说服韩信偷袭齐国的时候，用“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这样的言辞来挑逗韩信，虽然其用心在于鼓动韩信独立，但言辞之中包含对儒生的轻蔑和敌视，伏轼、竖儒这样的词汇不可能出自一个信奉儒学之人的口中，因此蒯通是否属于墨派，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蒯通和郦食其在面临生死的时候，表现也大相径庭。郦食其被韩信偷袭齐国的行为牵连，齐王田广病急乱投医，逼他斥退汉军，说，“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在这个时候，郦食其淡然说，“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在性命和理念交战的时刻，郦生不愿意为了活命而背弃信仰，慷慨成仁；而蒯通同样被刘邦威胁说要下油锅，却从容而言，以蹠狗吠尧的典故向刘邦解释其动机，并偷梁换柱，以“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的狡辩替自己开脱，终得幸免于难。儒家信徒在关键时候往往能为自己的信念而献身，从这一点来看，蒯通也绝非儒生。
或许有人会说，墨派宣扬“兼爱非攻”，反对武力攻伐，而蒯通却鼓励韩信自立，谋求三分天下，这种行为是否跟墨派的理念相被弛，而反映纵横家谋求自身利益的野心呢？窃以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首先墨派的非攻理念是建立在兼爱的基础之上的，墨派深知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因此反对战争，尤其反对大国对小国的征伐掠夺，更被其视作“天下之巨害”，蒯通在武臣进攻范阳的时候,游说交战双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最大限度保护了民众的利益,或许这才是他站出来奔走献计的原由。但是墨派的反战，并非不分青红皂白逢战必反，而是主张深谋备御，用积极的防御战争，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墨家赞颂诛讨，支持以正义征伐无义的战争，事实上墨家的一部分典籍就是关于军事防御方面著作，而春秋战国时期墨家门徒奔走为小国守城的故事多有记载。及至秦灭六国，楚汉相争，此时的战争已经没有明显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了，楚汉两集团的争斗纯粹是一场争夺天下的混战，墨家的理念不允许支持这样的派系，正如蒯通劝说韩信自立时说的那样，“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蒯通拒绝项羽的封赏，也不接受武臣或者刘邦，而选择韩信，自有其一番考虑。墨家学说的另一理论是“尚贤尚能”，认为国家应该由贤人用仁义来统一，墨家的理想是建立全国上下一致、高度统一的贤人政治。当然这种想法，空想的成分更多一些，但墨家门徒却始终将其作为毕生的信念去实行之。而从蒯通的言论来看，他也多次提到“贤人之治”，如“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觽，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在韩信拒绝背汉的时候，蒯通失望的说，“夫迫于细苛者，不可与图大事；拘于臣虏者，固无君王之意。”在认定韩信非贤君之后，蒯通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韩信。在刘邦饶其性命之后，曹参将其纳入自己客卿行列，蒯通屡屡向曹参推荐贤良，有人称赞蒯通说，“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齐功莫若先生者。” 蒯通的这些行为，或许也正是其理念的驱使而制。
当然，以上的这些分析只是个人的一些揣测。但正如先贤所说，“必以先正名”。要把握蒯通的动机，必须要先了解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否则离开他的本体去分析种种行为背后隐藏的动机，只能是缘木求鱼，用自己的思想去剥离异化古人，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人物的行为，只能得到抽象的自我思维的代言产物。蒯通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让史迁都没办法完全把握，或许由于史迁的悲情英雄主义情节，让他对“一谋亡两杰”的蒯通无法不抱有鄙夷和痛恨的心理，在赞叹田横的时候，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对蒯通的评价自然好不了了。但蒯通这个人物在楚汉之际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相当深远的，按史迁立传的标准，蒯通完全可以单独列传，而不是散乱在几个人的列传中。当然史迁的这种做法并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有其深意的，班固在〈汉书〉中将蒯通拎出来单独立传，应该不是不懂得史迁的深意，而是另有打算。这方面的话题在后面韩信谋反的章节中会进一步阐述。在对蒯通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就可以重新审视当时这一段历史的缘由和前后继承关系了。
家园 【原创】六---离间(3.偷袭) 公元前203年7月到11月，楚汉战争到了关键的天王山阶段，形势的错综复杂直到现在看来都令人目接不暇。7月刘邦单身闯入韩信大营尽夺其军，实力复振，趁项羽东击彭越之际夺回了成皋，并筑广武城以距楚军，汉、楚两军主力在广武一带对峙数月，均无法取得进展；彭越对楚地的一再骚扰让项羽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这个麻烦，与10月撇下成皋前线回到梁地与彭越决战（汉书记载为9月，对此笔者认为别有深意，容后再叙）；韩信在匆匆完成新兵的训练之后，与8、9月左右在平原驻扎，与齐国在下历驻扎的大军对峙，大战似乎不可避免。在这个关键时期，郦食其却以三寸不烂之舌扭转乾坤，不费一兵一卒说降了齐王田广。下历的齐军完全放松了警惕，田广也与郦生日日纵酒，俨然已成亲密无间之关系。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郦生的上一次成功说降还是在刘邦入关之前，刘邦让他去齐国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摆在他眼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尽快夺回成皋，此刻他正在百般挑逗曹咎出战，无暇顾及北方的形势。项羽虽然可能知道韩信奉命击齐，但他也了解齐国的现状，正如以后田肯所说“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齐国虽然经过项羽的一番蹂躏，但实力依然不可小视，不是韩信领着一帮未教之民短时间内可以搞定的，所以他打算最多十五天解决彭越而后火速回头解决刘邦，如果齐国能拖住韩信，而彭越对楚军后方的威胁一旦解除，项羽处理成皋一带的汉军就再无后顾之忧了。至于韩信，他本来就在犹豫是否要攻击齐国，当初李左车给他的献策是待赵地平定后传缴燕齐，必可不战而平之。结果燕地虽然如预期那样降服了，对付齐国的方案还未出台，所有的计划就被刘邦的卤莽行为打乱了，如今无论在兵力、士气、战斗力和地形等各方面，面对下历的齐军韩信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面对这样的形势贸然进攻绝无胜算，韩信也在下历平原等待局势的变化，而郦生的行为在说服齐王的同时，也解除了齐国大军的武装和警戒心，整个齐国顿时成为不设防的非战区，这就象两个侠客在决斗之前各自运气，忽然有一方将自己的空门完全敞开，摆出一付欢迎光临和化干戈为玉帛的姿态，这对于蓄谋已久的韩信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时机，但韩信已经知道造成这种结果是郦生的功劳，可刘邦此刻应该还未得到最新的消息，所以没有新的指示传达给韩信，尽管如此，汉、齐两家已经达成事实上的停火默契，按理韩信也不能再乘机动用武力了，可蒯通看透了韩信的心理，一番言辞拨动了韩信的心弦，也把韩信送上了与刘邦对立的位置。
蒯通用两个理由说服韩信，一是刘邦只给了韩信进攻齐国的指示，而没有诏令韩信停止进攻，所以刘邦让郦生说降齐王的行为并没有征求过韩信的意见，韩信当然可以以服从命令为由继续攻击。这条理由其实很苍白无力，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把郦生的行为当一回事，也就是说没人能算计出郦生能够成功说服齐王，所以刘邦也就没有必要同时给韩信下诏令。况且韩信得到刘邦的授权可以独自处理所有进攻齐国的军事行动，那么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执行或终止圆计划是韩信的份内事，既然军事行动的目的通过其他途径已经达成，那么原本的军事计划也就失去了意义，完全可以取消或更改。此刻蒯通拿出这个作为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以韩信的天才又岂能不知，但蒯通的杀着是第二个理由，“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觽，岁余乃下赵五十余，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蒯通吃透了韩信的性格。在乱世之中韩信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出人投地，而按照当时社会的普世原则，人生的最高目标莫过于裂土封王，能得到一块被官方所承认的世袭领地传诸后世。（理由以后再讲）韩信在初期的挫折后终于在刘邦手下得到崭露头角的机会，完全凭借自己的才干在北方经营出一片天地（其实在下对汉书记载刘邦给予韩信三万兵马攻略赵地的是有疑虑的，盖此未见史记所载，且当时正是刘邦最困难的时候，能有如此魄力分三万兵马给予韩信？窃以为是班固为刘邦增饰之辞），刘邦对此未有些许封赏，反而屡屡交给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手下张耳、曹参等人却被封王封候，厚此而薄彼甚矣。韩信对此有怨望也属正常，眼看平定齐地这么大的功劳被郦生一番口舌而硬生生夺将而去，更加剧了韩信心理上的不平衡，蒯通利用这点唆使韩信可以说恰到好处，无论从理智还是情感判断，此时都是韩信攻齐的最好时机。韩信没能经受得住这个诱惑，接受了蒯通的意见部署开始部署攻齐的具体事项。
一边是处心积虑厉兵秣马的韩信大军，一边是松懈懒散不御守备的齐历下军，两相比较，则胜负在未战之前已经可以预见了。韩信的这种类似偷袭的做法跟后世纳粹德国偷袭苏联有点相像，趁黑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破下历的华无伤﹑田解大军，重创了齐军的主力，并趁势攻到临淄城下。田广盛怒之下却无任何退敌之策，慌乱之余迁怒于郦食其，逼其设法让韩信退兵，郦生的腐儒脾气让他拒绝了为自己乞命的机会，于是被田广残忍的烹死。临淄虽高城厚壁，但兵力不足，且处于慌乱中的齐国军队必定失去统一的调度和指挥，无法在此刻组织起有效的城市防御体系，于是田广等人不得已撤军东去，“齐王广东走高密，相横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阳，将军田既军于胶东。”和二战中的苏联一样，齐国广阔的纵深给予田广等人以喘息的机会，假以时日田广等人必定能重新征集组织起相当规模的军队，到那时韩信就失去战争的主动权了，所以韩信必须尽快解决齐地的残余势力，于是马不停蹄的追击田广到了高密。田广不得已向老对手项羽求援，按之后龙且的说辞，田广必定向项羽许下重诺才求得楚军的援助，又或项羽担忧齐地一旦为韩信所下势必危及彭城，于是项羽分兵授予龙且令其协助田广阻挡韩信。龙且是项羽最后一张王牌，当时英布已反，钟离昧失去了项羽的信任只负责荥阳方面的防御，项羽手下能独当一面的也只有龙且了。龙且和田广合兵后号称有二十万，虽然是虚张声势，但数量也必定不少。项羽两面作战的同时给予龙且一支庞大的军队，也反映项羽对齐地的重视程度。于是龙且和韩信在壅水边排出阵势，一场宿命的战斗不可避免了。或许当时两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次战斗的结果将彻底改变楚汉阵营的实力对比，而韩信将成为左右楚汉战争命运的KEYMAN……
楚军和汉军夹水列阵，当时有人向龙且献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坚壁清野，以逸待劳”。对比齐楚联军和韩信大军的现状，虽然表面上韩信已经攻克齐地的大片领土，但战线之长也早已突破了后勤供给的极限，即所谓的“汉军两千里客居”，这个时候军队只能就地取食，而灌婴的骑兵虽然是袏助韩信的一支劲旅，但战马的粮草消耗只会更甚于士卒，况且当时已经是十一月，天气渐渐转凉，按当时的条件在冬季是很难用兵的，况且韩信的军队组成的时间较短，短时间凝聚的战斗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散，到最后一哄而散也不是没有可能；相反齐楚联军却可以通过当地和楚军后方得到足够的给养，如果将战争拖入消耗战，同时派出第五纵队挑动韩信控制下的齐国各城同时反汉，断绝汉军的粮食供给，那么或许那个冬天就是汉军的末日。在当时的情形下，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时间都站在齐楚联军一边，战争拖的越久，对韩信就越不利。如果放眼整个楚汉战争的大环境，龙且能把韩信粘在齐地，让项羽从容解决彭越这个累赘，那么楚军的后方就再也没有威胁了，一旦楚军的后勤供给趋于稳定，荥阳成皋主战场的形势就将再次被项羽所主导。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龙且都没有冒险决战的必要，虽然从兵力上来看，龙且要优于韩信，但他却忽视了某人进言时指出的联军的软肋，即“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战争虽然动辄号称几十万上百万，但往往无法形成于之相应的战斗力，相反庞大的军队在驾驭的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在遭受打击之后很难形成二次反击的能力。在我看来，一般的将军带兵三万，统帅带兵十万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数量值，一旦能力无法达及而却要强行征召庞大的军队，其结果往往都十分悲惨。古代军队在缺乏现代通讯工具的条件下如何保证畅通的信息传导机制，直到现在都无法真正让我等知晓，象韩信那样自信带兵“多多益善”者，狂妄的背后必定有超越常人的手段和能力。回头再说齐楚联军虽然数量庞大，但齐军刚刚遭受大败，低落的士气如瘟疫一般传遍整个大营，此时如果贸然出战而不能得胜的话，失去凝聚力且近乡思家的士兵很有可能从战场上偷偷逃走，到这个地步的话局势就无法收拾了。龙且在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下选择了一种卤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本来清晰的战局拖入混沌之中。
究竟是什么让龙且放弃必胜的手段选择一种很不明智的方式主动求战呢?或许从龙且的一番话中可以找到些头绪。龙且说“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这句话包含三个层次的意思：一是基于龙且对韩信的了解程度。龙且说自己清楚韩信的为人如何，“易与耳”，那么龙且真的了解韩信吗？当初韩信在项羽阵营担任郎中，虽然序卑位微，但比其他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到项羽阵营的高层，所以龙且知道韩信这个人并不奇怪。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初的韩信和龙且在地位上有天地之别，龙且眼中的韩信只是一个不得志畏首畏尾的小幕僚而已，本文的最初说过韩信的性格中有软弱的一面，在不得志的时候，这种失落感表现的更明显，而经过一系列变故的韩信早已脱胎换骨，虽然性格中的软弱面依然存在，但本不为龙且所知的军事天才和战场上的果敢刚毅在此时的韩信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龙且还拿老眼光看待韩信，认为这家伙容易搞定，至少犯了主观主义错误。过分轻视韩信的能力，是龙且失败的首要原因。
这句话的第二个意思，反映了龙且贪功的小算盘在作怪。这就带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龙且究竟有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项羽把这个重任交予给他，自然对其信任有加。但龙且这句话暴露出其本质上还是和曹参灌婴周勃一样，只是战将而非帅才，他没有大局观和洞察力，缺乏一种对全体将士的责任感，他一心想要的只是战争的结果能带给自己的利益，在大战来临之际，作为最高统帅的龙且考虑的不是达成战争目标所必须采取的军事部署、谋略、外交、情报搜集、战斗动员等繁重的细节，而是超越现实考虑战争之外的东西，这种指挥官如何能得到士兵的信赖呢？从这一点来看，龙且不但不具备统帅的资格，连一个普通的将军所必须具备的武德和基本判断能力都丧失了。达到同样的目的，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是最好的结果，龙且却对这种结果不以为然，我甚至开始怀疑龙且的心智是否健全？或许是他对韩信的能力的认定影响了他正常的判断力，好胜心和短视引导龙且走向深渊。
这句话的第三个意思，表达了龙且对胜利后的战利品的幻想，体现了他的贪婪。人说未战而先算，算的是战局和形势，他居然盘算起战后的战利品处置问题，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项羽把这样的庸人扶上如此重要的位置，从某种程度而言，是项羽毁了龙且，同时也为自己挖好了坟墓。就从短短的一句话，我们看到了一个贪婪短视、专营私利的小人的心态，从一开始，龙且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意识到自己肩上扛着支援齐国和保护楚国侧翼的重任，以及数十万将士的身家性命，依旧象一个普通的将军追求战场上的荣誉和快感，他的心态根本就已经失衡了。一个失去平常心的普通人最多碰得头破血流，而一个失去平常心的统帅，会把手下的将士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龙且和齐楚联军的所有将士还没有意识到，地狱之门已经为他们打开了。
家园 【原创】六---离间(4.佐水) 龙且执意出战，正是韩信求之不得的美事。由于齐楚联军兵多粮足来势凶猛，韩信业不敢托大，急令追击田横等人的灌婴、曹参等部火速回大本营，收兵列阵于潍水西岸，以最强阵容等待来日的决战。
韩信的战略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摧毁楚军的主力，消灭齐国最后的希望之所在，在严寒的冬季到来之前摧毁敌人斗志，从而结束齐地的战争。要实现这个目标，以韩信目前的实力和处境，还是有相当的困难的。首先，韩信所率领的军队是经过层层搜刮后剩下的赵地未征发之民，素质自然可想而知，虽然经过韩信几个月的调教，但自如齐以来未曾经过大仗恶战，在压力面前能否挺得过来尚不可知；其次，虽然韩信此时的兵力较井陉之战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面对强大的齐楚联军，还是显得较为单薄。楚军号称二十万，实际人数不祥，联系后来楚汉决战之际，楚军人数为十万左右，而之前的战斗除曹咎被刘邦打败之外，项羽主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梁地的彭越加刘贾等人所率之众不会超过八万，从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项羽此时的兵力大概在二十万左右，那么拨给龙且的兵力应当在十万左右，略当于项羽主力的一半，由此可见项羽对齐地局势的重视。而韩信军队的人数更不为后人所知，一般的看法是少于齐楚联军，联系整个战争的过程来看，这个推断是比较合理的。我个人认为韩信的兵力在五万到七万之间，其中包括灌婴的骑兵部队，人数不会超过五千人。骑兵的编制是一直以来困惑我的难题，秦楚之际的很多数字都是概数，实际情况如何已经很难考证了，只能从有限的材料中做一点推断：秦国在全盛时期骑兵过万，赵、楚与之略等。秦灭六国后，骑兵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兵马俑的方阵来推断，当时步兵方阵依然是主流，骑兵虽然已经有了独立的编队，但在数量和规模上依然较小。按《六韬.均兵》中的说法，骑兵的编制为“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步兵的编制为“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二伍为什，设什长一人；五什为屯，设屯长一人；二屯为百，设百将一人；五百人，设五百主一人；一千人，设二五百主一人，五千人为一曲，设一军侯，五曲为一部，设一校尉，若干部由一将军统领”这儿的“二五百主”职位大概于“百骑一率”均等，那么同等的职位，步兵将领手下兵力是骑兵将领的十倍，按10：1的比例来推断当时军队中的步兵和骑兵的人数对比，已经是相当大胆和夸张的了。楚汉战争中，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步兵的兵源尚且很难得到及时补充，更不用说技术性很强的骑兵了。汉军骑兵部队的成立，是源于彭城战役之后，刘邦率军退回荥阳，楚军的骑兵部队来袭，为了应对刘邦决定成立自己骑兵部队来与之抗衡，于是“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由此可以看出刘邦阵营中缺乏相应的懂技术的人材，只能把曾经在秦国骑兵部队中工作过的老战士捧了出来充当教官。可以说汉军的骑兵部队是在很仓卒的情势下成立的，很难想象凭空而起的汉营骑兵会有高标准的训练和强大的战斗力。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转战南北，打败了楚军诸将的骑兵，立下赫赫战功，我觉得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不是由于灌婴的骑兵有多强大，而是由于楚军的骑兵实在太弱小之故，通过简单的故秦骑兵教官的点拨，了解了一点骑兵编队和协同作战技巧的灌婴部骑兵，就可以势如破竹一泻千里，那么楚军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就近乎白痴了。汉初连皇帝乘车都找不到同色的马匹，这至少说明当时的骑兵部队中战马的素质良莠不齐，纯粹是凑合而成的。骑兵说到底还是一种战术性的边缘兵种，以弓箭和短刃为武器，冲击力强攻击力弱，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受到重视和大规模的应用。汉军的优势在于协调性更强一些，凭此一点就足以笑傲楚汉战场了。灌婴的所向披靡，不代表其部队的战斗力和数量有多惊人，只能说明楚军骑兵的软弱和不成气候而已。话说回来，灌婴统领李必、骆甲两人，而两人为校尉，按骑兵的编制是各统领2500骑，那么推测灌婴部骑兵总数为5000骑应该是比较合理和恰当的。五、六万步兵加上五千骑兵，这就是韩信目前的全部底牌，这点兵力用来跟齐楚联军作长期抗衡倒也足够了，问题在于韩信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歼灭联军的主力部队，让对手没有二次反击的能力。这就要求不战则以，一战就必须倾全力，务必生擒或杀死对方阵营的指挥官，不让对手有机会逃回去继续龟缩对垒打消耗战，否则即使大胜，在战略上也无法得分，这对于韩信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最后，留给韩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战书已下，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所有细节都考虑周全，万一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战略目标的迷失，那么严寒的冬季、困难的补给加上随时可能反叛的齐地势力，会让韩信军队陷入及其困难的局面中去。
在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之后，韩信将关注的重点投向即将作为厮杀战场的潍水两岸。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阵地，一条河流作为缓冲地带将两军隔开，虽然给双方的防守增添了便利，但也让双方的进攻顾虑重重。隔河相望的两军动向在大平原的环境中，一举一动无不尽收对方的眼底，这就给部队的调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样的局面实在不方便施展大兵团的穿插和包围战术，任何两翼包抄的企图都会收到猛烈的反击而失效。除非对峙中的一方主动后撤，将阵地的空间让出给对方，但一般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龙且也不是菜鸟，半渡而击这种套路不宜在这个场合使用；如果退的太多，让龙且渡河后从容列阵后决战，从参战的人数对比来看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长期对峙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韩信毕竟是天才，如果地形不能达到自己预期，那么就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地形。韩信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战争的基本原则，就是尽可能的集中优势兵力，分化瓦解敌方的集中兵力，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达到局部的优势并逐渐转化为胜势。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充分把握住战争中稍纵即逝的时机，在有利于己方的地形中歼灭敌人。古今中来的名将无不遵从这条兵家明典，以不同的方式促成条件的成熟和完备，并在最恰当地时候给予对手致命的一击。孙膑减灶诱敌，促使庞涓执拗地带领小部队进入自己预先设定好的阵地，完成了复仇的计划；白起选择性的示弱后退，让赵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重围，这都是利用特殊的地形达到的局部优势，甚至在韩信对决赵代联军的时候，也是利用地形的特点巧妙布局让对手入匮的。在这些例子中，地形是死的，而名将无一例外都活用了地形，将敌人诱入对自己有利的地形中加以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一次对韩信来说，井陉口那种特殊的地形已经不存在了，如何创造一个有利的地形就成了横亘在韩信心中的最大难题。事实的经过如后人了解的那样，韩信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也在军事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韩信趁黑夜能见度低，派一部分士兵偷偷潜到河流的上游，用事先准备好的沙袋堵塞上游的流水。史书上说韩信做了大约一万个这样的口袋，这些沙袋在防洪的时候根本不够用，但在秋冬枯水期却已经足够了。经过一个晚上的蓄积，潍水的流量大大减少了，士兵趟水即可渡河。这种反常的情况有没有引起龙且的注意呢？我认为有的，龙且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手，和任何老兵一样，对于战场上的任何异常情况都有一种类似本能的敏感，一个优秀的将领会从中嗅出危险的味道，并做出合适的反应，而天才和优秀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从感知到作出反应的时间上。在龙且还没有能把水流的忽然减少跟韩信的策略挂上钩之前，韩信已经开始行动了。他指挥自己的军队懒洋洋的渡河，懒洋洋的布阵，懒洋洋的投入战斗，然后^^迅速的被击败了。忽如其来的胜利似乎加深了龙且最初的判断，韩信是个容易搞定的家伙，以前在燕赵的胜利只不过是运气而已，一旦遇上象自己这样的强敌，瞬间就被打回原型了。一旦这样的感觉变得强烈，对战场局势的敏感度就降低了，龙且在不知不觉中跟着韩信的指挥棒起舞，看到韩信率军奔回潍水，并向更远处逃窜，汉军似乎已经丧失了斗志，龙且贪功的心理让他作出了追击的命令，并亲自率领精兵抢先渡河，浅缓的水流麻痹了将士们的警惕心，只盯着眼前的战利品和荣耀，浑然忘记了保持队型的完整。待龙且和部分军队渡河后，韩信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通知了等待在远处的“工程兵”，用最快的速度扒开了堵塞河水的沙袋，蓄势已久的河水如奔腾的巨龙一般汹涌而来，将部分尚在河道中的士兵卷走，；龙且率领的齐赵联军被瞬间汹涌的河水分割为两部无法呼应的独立部队，所有人都被这巨变惊呆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像一个凶恶的魔鬼被释放了出来似的。正当潍水以西的龙且军失魂落魄之际，真正的魔鬼已经回来了。韩信率军凶猛的攻击，灌婴的骑兵穿插隔绝了龙且和其他士兵的联系，毫不留情的砍下了龙且高傲的头颅，并对西岸的楚军大肆地屠杀。被阻隔在河东岸的齐楚联军目睹这残忍的一幕，斗志完全被摧垮了，于是一哄而散。齐王等人无法阻挡潮水般溃退的逃兵，不得已接受了失败的命运。貌似强大的齐楚联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韩信在解决了西岸的楚军后，迅速展开追击战，追上并俘虏了齐王广，灌婴追上了田光，并击败了田横的最后抵抗，田横走投无路投靠了彭越，曹参进兵破杀田既于胶东，灌婴破杀齐将田吸于千乘，齐地田氏的势力被基本扫清，韩信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潍水之战，在战术上体现了孙子兵法中“以水佐攻”的原则，最大限度了利用了流水这个自然条件，将强大的敌人在一定时间内分割在不同的空间，在局部造成以多打少的态势，并分而治之。事实上，一旦部分敌军被迅速消灭，会给战场上的其他敌军的心理上造成巨大的震荡，这种震荡不仅毁灭较弱的一方，而且会把较弱的一方卷走；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的重心加以攻击，事实证明效果要比攻其一部要更有效。潍水之战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后人在《百战奇略》中总结道，“凡与敌战，或岸边为阵，或水上泊舟，皆谓之水战。若近水为战，须去水稍远，一则诱敌使渡，一则示敌无疑。我欲必战，勿近水迎敌，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战，则拒水阻之，使敌不能济。若敌率兵渡水来战，可于水边伺其半济而击之，则利。法曰：‘涉水半渡可击。’”在这其中，水只是一项道具，本身是缺乏变化的，韩信却让它起了变化，并利用这种变化改变了原有的地形条件，这种魔术师般的手段是以往的军事家从未采用过的，其间的时机拿捏，对部队进退的掌控自如，都不是我等凭空可以想象和把握的。总的来说，世人多半对井陉之战韩信的以寡敌众背水一战更津津乐道，我却认为潍水之战中韩信使用的战术和其体现的战术思想，对后世的战争更具指导和借鉴意义。
韩信的大胜让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项羽对于龙且的惨败没有心里准备，眼看一半的军队被韩信歼灭殆尽，强悍的项羽知道局势已经对楚军很不利了，开始考虑尝试另一种手段。刘邦虽然对韩信降服齐地的消息很感欣慰，但紧张的局势让他无暇他顾，项羽带给他的正面战场的压力几乎到了能够承受的极限。刘邦整天眼巴巴的盼望着韩信能给他带来他想要的援军，可援军没有来，一则从齐地来的信息却几乎让刘邦气炸了肺…………
家园 【原创】六---离间(5.抉择) 当韩信还在酝酿破齐方案之际，远在荥阳、成皋一带的楚汉主战场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刘邦派卢绾、刘贾等人领兵转战梁地，跟彭越会合骚扰楚军的粮草供给，项羽在成皋立足未稳，却又急匆匆的领兵回击彭越，刘邦趁机夺回了成皋，重新控制了成－敖之间的粮草补给线，待项羽击退彭越回军时木已成舟，双方在敖仓西面的两座相对的山头上各筑广武城，凭险对峙数月。本来形势对楚军相当有利，拿下荥阳、成皋就等于控制了韩魏两地的咽喉，加上敖仓的就近补给，项羽为何不坚守荥阳、成皋而派一上将去解决彭越、刘贾，非要自己回梁地平乱呢？辛辛苦苦对峙大半年流尽鲜血才得手的战略要塞，为何就轻易的丢弃给刘邦呢？我分析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成皋城经过连年征战，防御设施已经残破不堪，无法在短时期内得到修复，因此失去了要塞的功能；二是彭越等人在梁地拔掉了楚军较大的后勤据点，攻城略地并杀死楚将薛公，风头正劲，如果不及时铲除这个后方的心腹大患任由其为所欲为，那么项羽为数不多的盟友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与项羽的合作关系，更别说和项羽素有旧怨的齐地田氏了。基于这两个理由，加上刘邦刚遭受惨败，恢复元气再战应该需要一定的时间（又有谁能料到刘邦竟会半夜跑到修武夺韩信大军呢？），项羽决定先解决彭越肃清后方，再回头继续西进。当项羽率军如雷霆般直扑梁地之际，彭越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实力不足以擢其缨，于是和项羽玩起了游击战，项羽虽然一口气收复了被彭越所下之城池，但始终未能消灭彭越军的主力，当下却又听到刘邦夺回成皋的消息，项羽无奈只能回到主战场，继续和刘邦玩隔山相望的消耗游戏。
彭越阴魂不散继续在梁地作乱，屡屡破坏楚军的供给线，渐渐地楚军的粮食供给难以为续，项羽清楚地知道自己开始陷入真正的危机之中，他就象一只暴怒的狮子，迫切要求和汉军决战，但经过战争洗礼的刘邦很清楚项羽的可怕，如果正面战场与项羽对阵，凭刘邦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抵挡项羽的中央突破的，目前汉军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拖住项羽的主力，既不与之战也不与之和，同时在外围和内部风化瓦解楚军的同盟，一点一点的削弱楚军阵营的实力，逐步困死项羽。因此无论项羽如何激刘邦与之战，刘邦都不为所动，就算项羽威胁要把刘邦的老父亲剁成肉酱，刘邦也以一句“吾翁即若翁，幸分我一桮羹”抢白得项羽无话可说。两个人就象赌神对决玩梭哈，都在考验对方的神经防线的忍耐力。主战场胶着之际，齐地却传来惊人的消息，田氏被郦食其说服后紧接着被韩信偷袭得手，生死存亡之际向楚军求援，项羽权衡后决定派龙且救援齐国，自己率军剿灭彭越，而委托曹咎驻守大本营。由于主力部队外调，留守的楚军无论人数还是指挥官的素质，都不足以与汉军正面决战，于是项羽特别嘱咐曹咎“谨守成皋，慎勿于战”，并算定自己十五日必定平定梁地回军。可以说项羽的这番考量是建立在对目前局势和自身实力的正确把握之上的，如果一切按计划执行，势必将失衡的战局重新拖入混沌之中。可惜龙且的贪功和曹咎的冒进，把项羽的一番苦心尽皆化为乌有。
项羽东进，进击陈留、外黄。外黄在抵挡数日后投降，项羽按惯例准备屠城，将十五岁以上的男丁悉数赶到城东，欲全部活埋。眼看一幕惨剧就要发生，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挺身而出，进偈项羽恳求其放百姓一条生路，说百姓是受到彭越的武力淫威才不得已投降的，但内心还是盼望项羽早日归来“解放”自己，结果等来的却是大王屠城的命令。大王杀我们不要紧，只怕梁地其他城池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无论战还是降结果都不免一死，势必与楚军死拼到底，到头来两败俱伤的结局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啊。小孩子的一番话情真意切，言辞质朴却暗藏机锋，暴戾的项羽鉴于局势的危急，也不愿意重蹈楚军当初在齐地的覆辙，再次陷入泥淖之中，于是顺水推舟取消了残忍的坑杀令。消息传到梁地其他城池，楚军一路直到睢阳莫不顺风顺水，所过之处望风而降。项羽的意外施恩却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效果，不知道是否能促使项羽反思过往的残暴如何不得人心。至于外黄小儿，拯救了全城男丁却没有在史书中留下姓名，实在是一件憾事，不知道外黄百姓会否象布鲁塞尔纪念于连那样，为这个小英雄塑像供奉呢？
项羽在梁地顺利挺进的时候，留在大本营的曹咎一开始还谨守项羽的命令，任凭汉军如何叫阵就是不予回应。于是刘邦派一些嗓门大的军汉，每日在阵前辱骂曹咎及楚军（本人很好奇当时骂人的词汇究竟有多少，粗鄙如刘邦者也不过张口闭口“竖子”、“腐儒”，又或者某些辞藻太过粗鄙，史传中不予收录，实在可惜）。如此这般五六日后，曹咎终于恼羞成怒率军渡汜水以求一战，结果被早有准备的汉军半渡而击死伤惨重，曹咎、司马欣畏罪自杀，汉军攻下成皋尽得楚军的金玉货赂，并开始围攻驻守在荥阳的钟离昧。项羽从睢阳火速撤回大本营，围攻荥阳的汉军看到楚军如鬼魅般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吓得肝胆俱裂，四散从险阻之处逃奔回汉军大营，荥阳之围遂解。于是经过一番换手，局势又重新回复到半个月前的状态，楚汉主力依然在成荥对峙，彭越依然在梁地骚扰，项羽的战略目标丝毫没有得到些许的进展， 却听到了齐地龙且大军全军覆灭的最坏消息。
龙且败亡的消息让项羽惊恐万分，他开始重新审视韩信这个被他一贯低估的对手，如果说井陉之战在项羽看来还有运气的因素，那么潍水之战的结果就清楚的告诉项羽，那么曾经稚嫩的执戟小儿已经成为自己最可怕的对手。齐赵燕地已经全部被韩信拿下，并直接威胁到彭城大后方的安危，正面战场僵持不下，刘邦坚守不出项羽也无可奈何，彭越依然在梁地猖獗，楚营的后勤供给遭到重创难以为继，最致命的是龙且率领的楚军菁英被全歼，如此巨大的战斗减员让楚军的实力和士气降到岌岌可危的地步。项羽面临着被包围的严峻形势，也就顾不得矜持了，于是派盱眙人武涉充当使者，去韩信处探听虚实，希望能劝说韩信保持中立，缓解北线的压力，避免两面战斗的恶劣局面。
在武涉出发之前，韩信的使者已经来到被项羽围困汉军大营，面偈刘邦带来韩信的书信，大意是齐国初下，人心未定，且与楚接壤，需要有一位强人驻守，而目前看来只有韩信自己适合这个角色，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希望刘邦能给他一个“假王”的名分，藉此达到慑服齐地残存势力的目的。现在看来，很难说韩信没有受到张耳封王的诱惑，从而向刘邦发出这个试探性的信号，藉此为自己讨得相应的封赏。其实以韩信的战功，即使封他为王也不为过，但韩信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以一种错误的方式释放出自己的意向。所谓人欲取之，必先予之，韩信可以在向刘邦传输人员粮草之后，委婉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在刘邦面临窘境的时候，以一种近似要挟的方式逼迫刘邦签署委任状；再者，韩信谋求封王的想法，也无需通过自己之口言于汉王，完全可以通过曹参或者张耳等人来传递，这样至少可以维持双方的体面，如今韩信的这种直截了当的做法让疑心很重的刘邦对韩信的信任大打折扣，也为两人日后的决裂埋下了附笔。刘邦阅信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我被围困在这儿日思夜望你能早点发兵过来解围，你却一心想着自立为王……”身旁的张良陈平轻轻的踢了踢刘邦的脚，附耳说：“以目前的局面，汉军主力被困在主战场无法脱身，根本就没有办法制约韩信啊！还不如顺水推舟承认韩信的诸侯身份，让他在齐地呼应我方，否则难免生变，这个时候实在不宜多树敌人啊！”刘邦很聪明，当即领悟并顺着刚才的话语说,“大丈夫要么就当真王，当什么劳什子假王～”当下就签署了任命韩信为齐王的委任状，派张良为汉王代表赴齐地宣读任命，当时为汉四年三月。
韩信被立为齐王，标志着汉阵营对其诸侯身份的确认。之前韩信是作为汉王的部属存在的，虽然从部队编制、人员配备、军事部署以及政治谋划等各方面来看，刘邦对韩信的约束力和影响力相当微弱，燕赵大地是韩信凭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拿下的，刘邦并未施加任何积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韩信早就已经形成个人的势力了，所缺的唯有名分而已。以韩信的实力，其实不需要汉王的任命，也能自立为王。史记中《高祖本纪》说“汉王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而在《项羽本纪》中就直截了当的说“韩信因自立为齐王”。张良陈平对刘邦的耳语，也是让汉王认识到韩信已经摆脱了刘邦的约束，无论刘邦同意与否，都改变不了韩信自立为王的事实。与其徒劳的反对，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不管怎么说，多个盟友总好过多个敌人。联系到以前陈涉在无奈中接受了武臣自立为王的事实，不得不感慨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
韩信登上了人生的顶峰，意气风发脱胎换骨，但骨子里还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性格中人。他曾经流离在社会的底层，但却始终无法融入其中彻底沉沦；他思慕任侠的豪气，但在关键的时候往往屈从于压力；他遵循质朴的信义道德，却又往往不自主的出卖朋友和部属，他在战场上谈笑决绝，在牵扯到个人的政治命运的问题上却优柔寡断。如此矛盾的性格集于他一身，充分表露出他那种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当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挑战摆在他的面前，接下来就要看他如何面对和把握了。
武涉作为项羽的使者进偈韩信，当面劝诱其率部脱离刘邦阵营独立。他先挑拨韩信与刘邦之间的信任关系，认为项羽的本意是灭秦之后裂土封王，而后休养生息罢绝刀兵，而刘邦主动攻击项羽妄图夺取天下，野心昭然若揭；而且刘邦为人反复无常，三番两次被项羽所控制，项羽仁厚饶过他多次，但刘邦一旦逃脱，马上翻脸背约继续进攻项羽，足以证明此人不可信任。接着，他又分析当前的形势，认为韩信代表的势力足以影响整个楚汉战争的走向，“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 力劝韩信脱离刘邦自立，与楚讲和，那么三分天下不成问题了。武涉的说辞，虽然动机上是为了瓦解汉军的同盟，缓解项羽的压力，但实际上也反映出项羽阵营对韩信势力的一种认同。楚汉双方基于各自的图谋 一起将橄榄枝抛向了韩信，韩信面对两面的示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同时也成就了汉室四百年的基业。
韩信高姿态的拒绝了武涉的劝诫，“我在项王手下只不过是区区一郎官，且言不听计不从，根本得不到重视，不得已才被楚归汉。汉王却授我上将之衔，交付我数万兵卒（攻魏赵之际）,‘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我能有今天的地位都是基于汉王对我的信任，‘倍之不祥，虽死不易’，请替我向项王致歉！”这一番话堂堂正正无可驳辩，话语中透露出韩信对当初在楚营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的心酸和郁闷，以及对项羽不识人材不重用人材的讥讽。武涉岂能听不出韩信的话外之音，知道多说无益只好悻悻离去，至此韩信积压了多年的怨气终于得以一吐为快。
包括张良、武涉在内的有识之士，对于当前的局势都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都一致认为韩信是决定当时天下走势的关键人物，蒯通也很清楚这一点。如果说武涉、张良各自代表楚汉两大阵营的利益来算计韩信的话，蒯通则有另外一套打算。他先用相面之说勾起韩信的兴趣，屏去左右后转入正题。蒯通的这一番分析相当精彩，其大意大致为：秦末暴政导致各地纷纷起义，群雄割据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诛暴秦伐无道。暴秦已亡，天下格局开始重新洗牌，一批实力较弱的诸侯纷纷灭亡，博弈的结果就剩下楚汉两大阵营，目前来看两方都没有一口将对方吞下的把握和实力，长期厮杀对峙的结果是双方都流尽了鲜血，就像两个比拚内力的高手，几乎耗尽了功力却犹在勉力支撑。“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韩信无论相助拿一方，另一方势必败亡。这个微妙的当口，是韩信为自己牟取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韩信如果宣布脱离汉阵营自立，不但拥有燕赵齐的大部分土地城池，而且能起到一个制约和平衡的作用，楚汉双方都投鼠忌器不敢妄动，短时期内达成停战是相当有希望的。韩信打出“为民请命”的大旗，在道义上占据了制高点，笼络中小势力和民心，“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上，而后通过分封诸侯来怀德四方，“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齐矣”。如果韩信分封得当，得到好处的诸侯感怀戴德不说，刘项两家也碍于人心向背无力阻拦，否则很可能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后果。如此一来，天下将重新回到势力平衡的战国初期的类似状态，而齐国将是其中最具潜力的一方，届时在巩固齐地发展生产的同时等待时机，通过“割大弱彊”等方式逐步蚕食刘项的后方基地，如此则天下可图也。
蒯通的一番说辞可谓推心置腹，为韩信考虑的面面俱到。韩信也不是没有动心，虽然他依然以应付武涉的一番说辞来应对蒯通，但态度已经由“虽死不易”的斩钉截铁软化了下来，一句“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反映出韩信内心深处的挣扎，他未尝不清楚当下对自己是个绝好的机会，汉王虽然待自己甚厚，但始终没有把自己纳入亲信的范畴，平日所亲近信任的依然是丰沛故人，此次自己虽然强讨得一个诸侯王的名分，但也加深了刘邦对自己的疑虑。何况久置人下，如果有机会能真正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未尝不是一件令人心动之事。蒯通就象失乐园中的蛇，将苹果摆在了韩信的面前，韩信有一点心动，但他内心深处对情义的信念，却仍然在潜意识中让他痛苦和挣扎，蒯通见韩信已经有所动摇，开始进一步为韩信辨析以求打动他的心弦。蒯通针对韩信认为自己在落魄之际受过汉王恩惠，从情义上来说不忍背叛的想法给予无情的批驳，并以张耳陈余从早期的刎颈之交，由于猜度而反目为仇最终兵戎相见的近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例子，告诫韩信在利益冲突面前，一切亲情都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会被现实无情的撕碎。蒯通最后以“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作为结语，不但为韩信的结局做了最好的诠释，同时也为古今中外的为将者下了一道如诅咒一般的谶语，蒯通看透了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嫉妒和猜疑是人的天性，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得以弱化，但绝对无法根除。韩信不得不承认蒯通说的有道理，但他的内心依然处于激烈的碰撞和矛盾中，背叛汉王独立的诱惑固然甜美，但却要冒着为天下人不齿的风险，如何评估对他来说需要一定的时间，于是他谴退蒯通，希望时间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
蒯通的分析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他对于韩信抱有很大的期望和信心，在乱世诸雄中，蒯通惟独选择了韩信作为自己辅佐的对象，是基于其独到的眼光和信念而致。他相信韩信是他心目中能够扭转乾坤的不二人选，在韩信还未封王，尚处于兵力被抽空权力被架空的尴尬境地之际，蒯通却独具慧眼地为韩信谋划，并一手主导了韩信灭齐的定策，在原先楚汉双雄争霸的局面下硬生生的插入韩信这个第三势力。韩信凭借自己的韬略和智谋，以近乎于妖的兵法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基本上达成了蒯通预想的结果。接下来蒯通希望能诱发出韩信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霸气和野望，通过韩信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某种程度而言，蒯通和范增属于同一种类型的人，他们俩都将希望寄托在他们所认定的人身上，希望将对方塑造成自己内心所期望的模样，所不同的是范增的方式简单而又粗暴，天真的认为以亚父的特殊身份以及与项氏叔侄的近乎于亲情关系，就可以让项羽言听计从；而蒯通则是通过诱导的方式，一步步离间刘韩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感，再以雄辩的言辞试图说服韩信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蒯通的这种想法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事实上凭个人的能力改变甚至创造历史的现象，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处于历史旋涡中的人们并不是完全随波逐流的，时代的精英们并不甘心成为历史的过客，他们基于各自的理念，在复杂的局势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最终影响到历史的进程。诸子百家以学说影响各国的施政和国运，军事天才以奇诡的韬略改变战争的格局，侠客已血肉之躯完成急人赴难的壮举，甚至某些小人物在危急关头的放手一搏，也能成为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而他们之所以为史书所载流传到后世，也正是源于他们行为所代表的意义，对历史乃至后世所造成的影响所制。蒯通对韩信充满信心，同时对自己的辩术也是自信满满，正是他的一席话让赵地三十余城不战而降，而他的一番论词已经动摇了韩信的决心，于是他希望趁热打铁，早日促成韩信接受自己的主张。蒯通在相隔数日后忍不住再次劝诫韩信，大意是当前的时机实在是不可多得，“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如果此时不下决心，那么“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可以说蒯通能说的都已经说尽了，他的一番心血正强烈的等待韩信热烈的回应，而韩信却是如何抉择的呢？
正如在下前面章节所分析的那样，韩信性格上的弱点在最关键的时候显露了出来，在面对人生最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他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他和大多数出身贫寒但在秦末战乱中崭露头角的人们一样，对于到手的权位和一切也相当的珍惜，要韩信冒着失去一切的代价去实现一个并没有十足把握的帝王梦，对于韩信来说已经超过了他所期望的最高值。韩信在未成功之前是野心勃勃的，期望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出人头地，成就一番事业。以韩信的能力来看，他确实也有这个资本去实现他的愿望，只要能提供给他一个合适的平台。但韩信的先天条件不足，在军事领域之外，他缺乏必要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也不具备老练的政治手腕和坚定的信心，这种局限性将韩信通往更高层次的道路彻底封杀了 。韩信的最高理想莫过于裂土封王，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了，毕竟在那个还残留着浓郁的“王者受命于天”思想的时代，象陈涉、刘邦、项羽那样一平民之身就产生了“彼可取而代之”野心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了，在刘邦以前，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登上帝王的宝座的先例，如果后人要求韩信也必须以一统天下作为最高目标，似乎也有点强人所难的意味了。
韩信既然没有更高层次的野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是否继续在汉王麾下效力。这个问题似乎困挠了韩信两三天的时间。一方面韩信不得不承认蒯通说的有道理，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似乎也印证了蒯通对汉王与自己之间关系的注解，何况自己在汉王困难的时候胁迫刘邦封自己为齐王，已经在两人之间的关系上蒙下了一层阴影；但韩信始终抱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认为自己为汉王立下汗马功劳，“汉终不夺我齐”。对于这种天真的想法，后世的史学家司马光一针见血的指出“夫乘时以檄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韩信就是陷在这种矛盾的思维怪圈中无法自拔，几经挣扎仍然决定遵循自己内心的抉择，保持对汉王的忠诚，拒绝了蒯通的劝诱。蒯通失望至及，不得不承认自己对韩信估计不足，“夫迫于细苛者，不可与图大事；拘于臣虏者，固无君王之意”，失望地离韩信而去。
项羽听到武涉回报，知道劝服韩信已无可能，只好将希望重新寄托在荥阳主力战场上击败刘邦。双方各据广武城对峙良久，均已经疲惫不堪，“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饟”。相较而言，楚营的压力更大，由于后勤供给屡屡遭到彭越的破坏，已经难以为继了。项羽邀刘邦决战（这到符合项羽的性格），被狡猾的刘邦断然拒绝了，并当众大声宣布项羽十大罪行，惹怒项羽弯弓搭箭射伤刘邦胸口，刘邦负伤回关中疗伤，顺便杀了反复无常的司马欣立威，数日后回到主战场。楚汉双方在这一回合都没有占到便宜，胶着状态依然在延续。
楚汉双方在荥、成一带争夺数年，消耗巨大。荥阳一带作为战场无法提供足够的供给，《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因此交战双方的供给基本依靠后方转输而来。荥阳前线双方阵列了约四五十万兵力，每日的消耗就是个天文数字。由于当时没有相关的记载，无法得知当时士兵的每日定额是多少。在参考《史记》和《汉书》的相关记载后，我在《汉书赵充国传》中查到一点线索，书中记载“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史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两相对照，则可以发现当时一个普通步兵的口粮定额大致为一个月二斛四斗到二斛六斗之间（大麦为战马的饲料，不在考虑之列），考虑到秦末汉初的时代背景，当时士兵的定额不一定能及上承平已久的西汉中后期，但由于缺乏数据姑且就把这个数据作为标准。按当时的度量衡计算一石约等于1.92斛，那么一个军人一月的口粮约为1.25石，按一石等于四钧等一百二十斤计算，1.25石约为一百五十斤左右。当时一斤约等于现在的二百二十六公克，如此一来就可以很轻易的算出按当今的标准一月定额为三十四公斤，那么一个士兵一天的口粮也就差不多两斤多一点，考虑到军人体能的巨大消耗，这点粮食也只仅够维持生存而已，但如果交战一方的兵力保持在二十万左右，那么对峙一年消耗的谷物就高达三百万石，这个数字相当的惊人，那么楚汉双方究竟能否满足战争的消耗呢？或者说，双方的后方生产能否维持如此大规模且长期的战争消耗呢？
还是从史书中寻找答案吧。《汉书食货志》有一段战国初期李悝为魏文侯论道的文字，摘录如下：
“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按记载的数据计算，地方百里则可以收成九百万石，按十一税的原则就是九十万石。这还是地形复杂丘陵山地具多的魏国，而秦国关中之地是什么样子呢？《史记河渠书》记载“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闲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说的是郑国渠落成后对秦国的粮食生产的巨大影响，而《史记平准书》详细记载了关中的富足，“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觽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由此可以看出，后人评论项羽不占关中而白白弃与刘邦，实在是战略之一大失误。关中之富饶，可以让刘邦在屡屡失利后依然可以重振旗鼓，萧何坐镇关中可以不停的为刘邦输送粮食和后备兵源，而这是其他诸侯包括项羽都无法享有同等的优势条件。可以说刘邦能挺到最后，关键还是在于其有一块稳固而又坚强的后方基地。
相反项羽所选择的彭城，虽然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却存在着先天不足，《史记货殖列传》同样记载了楚地的情况“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觽，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地广人稀的后果是楚阵营的兵源补充与粮食供给都较汉阵营更加困难，加上彭越的骚扰，一方面打击项羽的粮道，一方面还对刘邦实施间断性的供给，项羽就越发显得被动了。
本来项羽有机会扭转不利的局面的，可惜大好的机会就让其轻易放弃了。项羽分封诸侯后返回彭城，却没有占据战略要地荥阳成镐，更没有占领敖仓这个积蓄多年的大粮库。要知道秦统一以来设立的几个粮食据点中，除关中之外就数敖仓的规模最大，多年的转输使得敖仓的库存量一定相当的惊人，项羽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个资源，却让郦食其将这个信息透露给了刘邦，使得刘邦在彭城大败后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在荥、成一带站稳了脚跟，并将战争拖入了消耗战的格局，最终拖垮了项羽。从这一点而言，项羽犯的战略性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粮食短缺，彭越持续在后方骚扰，加上初步控制了齐地的韩信也开始尝试进攻楚的后方，项羽终于支撑不下去了，而刘邦也已经元气大伤，双方都有暂时休战的意思，于是一拍即合。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作为善意的答复项羽释放了被禁锢许久的刘邦老父及妻子吕稚等人，并依约率军东回。至此楚汉战争的第二阶段结束。正当所有人都松弛下来打算享受这得来不易的和平，孰料第三阶段的战事已经迫在眉睫了，而项羽本人也决不会想到，他的末日也已经为期不远了。
家园 花一朵,蒯通此人确实是个异数 只可惜死非其所,也许是意气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