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刘亚洲涉及严重经济贪腐问题或被判死缓，希望是真的 -- 睡醒的猫
家园 我极不赞同这种观点，不能拿个例替代全体。 工农兵大学生的出现，是建立“白专”的认识基础上的。
后来一看不对，文革没结束，就强调提出“又红又专”。
与之类比是美国资助退伍军人上大学，结果出现了一大批人才，社会中坚。
但是这批人的长处不是科研和技术，而是管理方向。
就你举出的例子，他家属反正不会让工农兵医生，给他看病的。
文革中少有的确定错误，就是在理工科教育领域，搞过激调整。
家园 陈竺是工农兵中专，妥妥的看病医生，他们这个群体并不小 陈竺爱人似乎是正经的工农兵大学生。
其实，现在很多老中医都来自他们，注意，不是马路小广告那种，即便是那种，中间也有好样的。为农民工服务。
又红又专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不是工农兵大学生。
你太高端了，其实今天的天朝，为农民服务的没有进城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是很多的，他们是确实能够看病的。
原因是他们的大量的实践性，他们也敢上动作。这是悲剧，也是喜剧，医生没有实践是远远不够的。
你的说法是充满了对工农兵大学生的歧视的。
李兰娟于1947年9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夏履镇夏履桥村；1970年被大队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学习；1974年9月—1975年6月在浙江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系学习；1993年10月—1996年10月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1996年10月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1996年11月—2002年6月任卫生部传染病重点实验室副主任；1998年3月—2008年3月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2002年6月—2007年6月任卫生部传染病重点实验室主任；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20年4月任温州医科大学病毒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4] 2021年3月，任海南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42]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对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发了火，他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6月26日这天，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这也难怪毛泽东会发火。
于是毛泽东果断作出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由于这天是6月26日，所以这个指示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召见了钱信忠等人，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以后，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点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于是“赤脚医生”这个群体诞生了，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王桂珍。
1944年，王桂珍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今属浦东新区）江镇大沟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王桂珍小学毕业后，便在镇上一家纺织厂做了3年的纺织女工，由于她勤奋好学，很快便掌握了挡车技术，并在同年进厂的学徒中第一个转为正式工人，还在1960年加入了共青团。
“六二六”指示下达以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在1965年夏天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用来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员。招收学员也有一定的标准：必须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政治上表现好，还必须有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文件下到大沟村以后，村党支部一致认为王桂珍正好符合上述条件，便决定送她去学习。
1965年12月，21岁的王桂珍走进了培训班的大门，培训班的学习时间只有4个月，为了让学员们掌握几年才能学完的医学知识和一般治病方法，速成班的课程安排得特别紧，这对于连中学都没上过的王桂珍来说，挑战特别大，她完全搞不懂那些“大于”、“小于”的符号和化学元素。
但王桂珍学习非常刻苦，她在晚上10点熄灯后，仍然经常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她还从别人那里借来医学书籍，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滴地学习，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或求教那些文化程度高于自己的人，有时为了背诵一个医学名词，她经常半夜三更还爬起来翻书。
4个月的学习结束后，王桂珍成了速成班中学得最好的学员，她回到了村里，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但一开始村民们都不敢让王桂珍看病，大家觉得当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但她才学了4个月，医术真的能行吗？
有一次一个村民牙痛，王桂珍主动提出要给他针灸，但他却不敢让王桂珍扎，王桂珍就先给自己扎，病人这才不害怕了。王桂珍给病人把针扎下去后，病人说果然不痛了。以后这个病人就成了王桂珍的义务宣传员，渐渐地找王桂珍看病的人也多了起来。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是王桂珍的两样法宝，她在村边的一块坡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并想出了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虽然是乡村医生，但并不是脱产的，平时她也要赤脚下田劳作。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桂珍正在水田里劳动时，被叫去给病人治病，她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于是赤着脚就过去了，看完病后继续回来下田干活。
久而久之，大家送给了王桂珍一个“赤脚医生”的称号，就是说王桂珍既要劳动也要行医，这充分说明了大家对她对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肯定。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专门介绍了王桂珍的事迹。《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也纷纷进行了转载，王桂珍很快被全国人民所熟知，“赤脚医生”这一名称也得到了广泛认同，此后公社卫生员一律被称为“赤脚医生”。
这年9月，毛泽东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非常高兴，并在《红旗》杂志该篇文章的眉头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9年国庆，王桂珍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建国20周年的国庆观礼活动，并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更让她感到惊喜的是，她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赤脚医生方队，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王桂珍使劲地为她们鼓掌，手痛了也不觉得，这一刻她深深地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而感到骄傲。
从北京回来不久，王桂珍就被任命为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医疗卫生和妇女工作。1972年，王桂珍到上海中医学院进修1年；1973年，她又到北京中医学院进修；1974年5月，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出席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1975年9月，以王桂珍为原型的电影《春苗》在全国上映了，影片讲述了妇女队长春苗主动请缨到公社卫生院学习，并在学成后回村担任赤脚医生的故事。电影上映后，王桂珍的名气更大了，来村里参观和找她看病的人更多了，有时候她已经劳累了一天，还要在晚上接待一些参观团到深夜。
也是这一年，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考虑到卫生部领导班子成员大都年事已高，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也没有贫下中农代表，因此他在病床上提名王桂珍到卫生部担任领导职务。
这年12月，正在村里给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通知她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结束以后，中央组织部的人找她谈话，她才得知自己已经被调到卫生部工作，不能回上海了。
按照周恩来的设想，王桂珍的工作应贯彻“三三制”，即每年中4月个月在中央卫生部工作，4个月在川沙县卫生局工作，4个月在基层工作，来到卫生部以后，她被任命为部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相当于副部级干部），兼任防治局副局长，具体分管农村卫生、食品卫生、妇幼保健等方面，组织上还专门给她安排了一个秘书。
当时王桂珍才31岁，这在国务院人员构成中是相当年轻的了。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任妇幼保健司司长，王桂珍和她的办公室相连，两人平时的关系很不错。
有一次邓颖超和林佳楣在食堂吃饭时碰到王桂珍，两人还特意问他：“你们南方人吃的是大米，在北方天天吃馒头习惯吗? ”
王桂珍回答说：“我们农村人吃惯了苦，没有问题。”
王桂珍平时的工作非常繁忙，她既要批阅文件、参加会议，还要会见外宾，出席各种聚会。她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在业余时间学起了普通话和英语，有时也会坐不住，主动去打扫庭园，这时秘书就会过来对她说：“您是领导，有公务人员在，怎么还干这个活？”
这时的王桂珍虽然已是副部级干部，但她却从来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的工资，她还是原来的江镇公社农民户口，她的收入就是大沟大队的工分，她一年的工分是3000个，一个工分只有7分钱，所以她一年的收只有210元。这些工资确实不够她在北京生活，尽管卫生部一天补贴她5毛钱，但她也只能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再吃两个窝窝头。
王桂珍（右）
即便如此，王桂珍的钱依然不够用，她只好经常给丈夫邱水兴写信要钱，当时邱水兴到甘肃支边，工资也很低，但只要收到王桂珍的信，他就会把自己节衣缩食余下的一点钱寄过去。正是因为这样，邱水兴一直不知道妻子担任着副部级领导的职务，直到在送妻子去北京为毛泽东守灵时，他才从机场服务员的口中偶然了解到妻子的身份。
1976年10月，王桂珍被免去了所有党政职务。1978年，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安排她到川沙县一家服装厂当厂医。这家工厂经营得不好，经常开不出工资，最后倒闭了，王桂珍开始自谋生计，她做过服装，养过长毛兔，日子过得很艰难。
1987年9月，上级有关组织把王桂珍安排到了江镇卫生院工作，并把她转为城镇户口，她的丈夫邱水兴也从兰州病退回家，这对长期分居的夫妻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希望，看着家门外日新月异的变化，王桂珍也决定自己创业，她借了6000元钱，买了台印刷机，在自己家的老房子里办起了一个印刷厂，并取名为“振兴”。
由于王桂珍的知名度和过去长期做好事积累的好人缘，印刷厂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生意越来越红火，印刷机由1台增加到了5台，最多时工厂有20来个工人日夜加班工作。
1999年，王桂珍在组织的关心下，以干部待遇在县社会保障局退休。
就她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言，如果不继续从政，成为一个医学专家，应该也是不难的。
通宝推：qianji,落木千山,ccceee,盲人摸象,家园 这就是赤脚医生的来历了？ 通宝推：真离,家园 赤脚医生与社会主义医疗：广阔天地里的人民不应被忘记。 卫生体系的市场化和医疗化是否就是唯一选择？曾经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大锅饭，养懒汉”吗？也许答案并不难找，回望来时的路，我们往往能够从细微处收获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赤脚医生，一个即将消逝在时代长河中的重要群体。假如你了解这些医务工作者是如何顺应中国农村的社会需求被培养出来的，如何在农村各项物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战胜重重困难的，你就能够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是怎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他们为农村带来的不仅是改天换地的医疗奇迹，更与农民群众共享了难以衡量的精神财富：赤脚医生与农民间建立起来的和谐友爱的医患关系，通过教育和医疗实践带来的思想变革惠及彼此，让温暖包裹着的精神觉悟流淌在农村土地上，默默生根发芽。
回顾20世纪历史，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也曾显著提高人口健康水平。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享英国旅华医生洪若诗与美国华裔社会学家牛康民关于新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赤脚医生的论述，通过“赤脚医生”们的诞生、成长，一起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医疗的经验和成绩。
作者｜洪若诗 牛康民
翻译｜丁卯 侯乐 侯泠 缇戈
校对｜侯泠
责编｜刀刻白
后台编辑｜荆吉
作者简介：
洪若诗，原名Joshua S. Horn，英国外科医生，生于1914年，于1954年举家前来中国，热情地支援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新中国发展大众医疗卫生事业的亲历者、见证者，著有《扫除一切害人虫——一个英国外科医生在人民中国:1954-1969》。他在中国生活、工作十五年后于1969年返回英国，1975年逝世于北京。
牛康民，英文名Peter Kong-ming New，美籍华裔医学社会学家、人类学家；1928年出生于上海，中学时期赴美留学，后在密苏里大学、哈佛大学分别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在匹兹堡大学开启学术生涯；其研究横跨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史等学科，侧重于健康和医疗保健问题，因赤脚医生相关论述被熟知。1985年因心脏疾病逝世于加拿大多伦多。
一、敢教日月换新天只有对照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
解放前，传统中医大夫在农村是受尊敬的权威人物，同地主和官僚关系密切。多数名中医住在县城，由于在农村的稀缺价值，他们收费极高，广大贫苦农民根本难以负担。他们的草药方剂往往非常昂贵，因为他们要令人们相信，高价药的药效远好于便宜的。虽然很多传统中医大夫在诊断和治疗上医术高超，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毫无保留地为患者治病，然而，鉴于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农民只得从其他地方寻求缓解病痛的办法（比如村里的巫婆神汉），也就不足为奇了。
193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约为28岁。解放前中国基本没有可靠的卫生统计数据，但据保守估计，和平时期的死亡率在每千人30-40人之间，婴儿死亡率在每千人160-170人之间。
妇女和儿童的境况糟糕得简直无法形容。男人们起码还吃些粮食，才有力气下地干活。而妇女们，尤其是那些在家里照看孩子的妇女，只能吃些稀粥、草和树叶。她们极度营养不良，到了中年便牙齿掉光，老态龙钟。由于缺乏钙和维生素D，许多少女的盆骨变软变窄，因此正常分娩要么不可能，要么非常危险，以至于女性死亡中有6%-8%是由于分娩造成的。
这就是1949年人民政府接手时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状况。
解放后的第一步工作，即团结现有的医务工作者。此时，接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数量每十万人中还不到一个，而且几乎都集中在大城市。与此同时，还有几十万名受群众信任的传统中医大夫。因此，1950年8月，卫生部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医药卫生工作人员。
刚解放不到两年，中国志愿军又去支援朝鲜人民抵御美国的侵略。由于美军在朝鲜使用了细菌战，有必要动员人民群众保卫自己的健康。为此，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数千万男女老少在提供专业知识和必要材料的卫生工作者指导下，向“四害”——苍蝇、老鼠、臭虫和蚊子——发起了一场歼灭战。
这场战役的空前成功得到了许多西方观察家的认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苍蝇几乎已销声匿迹；在苍蝇横行的东方，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壮举，只有通过非同寻常的团结和积极响应的人民群众才可能完成。不过，控制苍蝇和其他害虫需要长期而非暂时性的运动，因此，朝鲜战争之后，爱国卫生运动成为中国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永久组成部分。
1949年到1964年间毕业的现代医生人数是此前20年的15倍还多。1963年有25,000名医生毕业。我相信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培养医务工作者最多的国家。到1964年，城市医院的病床数量增加了十倍。不过这些也说明了有限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城镇而不是农村。
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58年全国范围农村人民公社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历史上头一遭，大规模的集体化创造了能够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与福利服务体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尽管面临经验不足、资源匮乏、医务人员短缺等问题，大多数人民公社还是建起了卫生所，在疾病预防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1965年初，根据毛主席的一再指示，开始实行一项“医疗卫生事业以农村为重心”的革命性新政策。在文革的头两年里，仅黑龙江省就有8,400多名医务工作者响应号召，离开城镇，到农村定居。
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对亚非拉地区遭受贫穷、疾病困扰的人们，乃至对世界各地人民都具有重大意义。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推动赤脚医生运动。这一运动在毛主席1965年6月26日的指示（简称“六二六”指示）之后得到更大规模推动，因为指示强调，必须在农村地区提供更全面的医疗卫生服务。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牛康民的文章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一般从农民中甄选，为公社社员提供简单的医疗卫生服务。“赤脚”一词，象征着医护人员与过去赤脚走路的农民之间的亲密联系。除了农村，工厂和城市的居民区也有赤脚医生，他们在工厂被称为“工人医生”，在居民区被称作“红卫兵医生”。
有近一百万名赤脚医生以不同的方式为人民服务。有的负责急救工作，有的会做一些小手术。不过在实际工作中，他们的职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环境。例如，北京西长安街社区的一名赤脚医生，每天要完成社区的一些常规性医疗服务，北京第二医院的一位医生有时也会到场指导。这个社区的赤脚医生每周还会接受一天的培训，以提升技能。二院的这位医生说，她的培训方法就是先让赤脚医生独立诊断病人，然后医生再去诊断，以确认是否准确。这种在职学习几乎是学徒制的形式。
培训：
针对赤脚医生的训练各有不同。有些人会接受3至6个月的正式培训，然后回到所在的社区（公社、工厂或社区卫生所，有些会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服务。平时，赤脚医生仍然是农民或者工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到医院或医学院接受进一步的培训。赤脚医生为病人看病时，如果对某些治疗程序不太确定，可以把患者送到自己的医生老师那里，一边观察老师如何诊治，一边继续学习。
人们认为，学校里的正规教育应该缩短，以便毕业生能尽快回到社区和人民中间工作。他们想在“扎实的训练”和“不耽误为人民服务”中寻求一种平衡。在赤脚医生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中，始终强调“互帮互助”。如果一个人做不好，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去帮助他/她，包括教师在内，这是集体的责任，要朝向社会向上向前的目标共同努力。师生在学校中常被提醒，广阔天地里的人民不应被忘记，应该获得医疗服务。因此，不能轻视实际问题，他们得知道人民需要什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让师生与人民同劳动。
中西医结合：
就医学训练和实践而言，赤脚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中西医都要学习。解放后，毛主席推动将尊重中医药遗产的思想和科学审视中草药的价值结合起来，敦促卫生从业人员更加重视中医药。同时，政府对中医药的务实态度也得到落实，例如，草药的生产成本低廉，符合“自给自足”的思想，而且可以因地制宜，在当地种植供医生使用。1954年起，中国原本以西医为主的医学院也把中医药纳入课程。
“六二六”指示对推动中医药进入卫生保健的各个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医药更多地进入医学课程、医院诊所、赤脚医生的医药包里。乡镇和城市医院中、西药并用，针灸等传统中医疗法被广泛应用。人们也开始系统地探究这些疗法对于某些疾病的有效性。同时，医务工作者在其他医疗技术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这些都被西方广泛认可，如用于骨折的柔性夹板、针灸麻醉止痛、治疗烧伤、断肢缝合、无痛拔牙等等。
中国的实践已经在医疗服务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但是，这些变革并不是孤立地进行，而是通过整体的方式完成的。以赤脚医生为例，如果不是推动中西医结合（作为整体改变的一部分），他们的价值可能会大打折扣。
文凭认证：
为了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的大学常有工人做些教学工作。北京大学有校办工厂，学生可以在那里劳动，同时向工人学习。就医生而言，西方的那套文凭认证标准不复存在。在我看来，标准化的许可证是创新的主要障碍，因为它不允许职能的灵活性，也不允许建立因地制宜的培训方案。比如，我们注意到每个地区的《赤脚医生手册》内容都不大一样，因为每个地方的常见病不同。
对执照和高等教育程度不做严格要求，使得一些赤脚医生能够攻读医学课程并成为医生，比如在辽宁中医学院，近一半的学生是赤脚医生学员。这也是中国能够在各类卫生机构大量吸收赤脚医生的原因之一。
健康联动：
赤脚医生之所以能提供有效的初步医疗保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身后有更强大的医疗设施以及由医护人员组成的流动医疗队的支持。1974年，沈阳郊区的“八一”公社有26位赤脚医生，包括8位女医生和18位男医生，负责15个生产队近21000名社员的医疗健康。公社医院有30个床位，38位医疗人员，包括12名医生，10名护士，4位赤脚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公社的医护人员常会得到更大的医院比如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支援。这家附属医院有400个床位，超过1500位医护人员，其中一部分人也在中医学院任教。拥有3千4百万人口的辽宁省总共有38000位赤脚医生，服务于1330个公社和城镇，背后还有6100位中医医生，15000位医学院本科毕业的医生，14000位没有本科学历的医生，及26000名护士。医院总病床数是94000（解放前是8900）。
赤脚医生依托各省行政区划的最小、可管理的规模组织起来，以便能够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合理做出决策。理想状态下，公社中三分之一的赤脚医生在诊所接诊，三分之一在田间地头或走家串户问诊，其余的在地里与社员一起劳动。虽然这种情况不总是能实现，但是，中国政府希望他们的“专家”没有忽视人民。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问题体现出地方自主性。许多公社和社区有合作医疗保险计划。个人向当地医疗保险支付的额度取决于公社的财政能力。八一公社的医疗保险费为每人每年1-1.5元，大大低于其他公社2-2.5元的平均费用。这些经费用于支付赤脚医生的工资（每月25元到40或50元不等），工资多少也取决于公社的收入。此外，一些公社还利用保险费为医院购买新设备。辽宁省自1969年实施合作医疗计划以来，1330个公社的16000个生产队中95%的群众都加入了合作医疗计划。这些生产队中60%都有了设备良好的卫生所。
经验：
如果你问我：“你在中国都看到了什么？” 我很想跟你分享我从中国学到的经验，比如公民参与和公共责任。在美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面临很大阻力，部分由于这些年来形成的统治性精英结构。在医疗保健的各个部门，精英主义都在排斥大众参与。
中国似乎在群众参与和中央决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大多数到中国参访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对人们努力工作所表现出的巨大自豪感印象深刻。比如，八一公社1958年成立时，土地并不适合耕种。但是90000名社员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奋战了十八天，修建了可以灌溉48000亩农田的水库大坝、改善土地，实现了粮食丰收！除了给国家缴税、留出存款、刨除生产成本，社员分享了总收入的60%，也就是300多万元。此外，公社还建立了拖拉机站、农业机械厂、中小学、供销社、无线电广播站、文化中心、托儿所、医院、医疗站等各类公共机构。
可见，中国人民能够用西方世界所缺乏的统一目标去完成任务。他们从自我批评开始，思考如何最好地为人民和国家服务。通过这一机制，他们能够吐故纳新，不断适应变化。
我们是否有类似的条件引进赤脚医生？我敢说，以现在的条件很难。我们又回到了“有资格的少数人”只会教有限的少数人的情况。
三、流动医疗队与白求恩精神农村疾病预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预防水传播疾病。村里的饮用水来自水井、河流或泉水，这些水源很容易被致病细菌污染。第一步是争取人民的积极参与，没有这就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给老乡们做了有画片和幻灯片说明的讲座，并在被污染的水源附近放了个显微镜，农民可以亲眼看到细菌在水中游动。中国古语说：百闻不如一见。一旦他们确信自己吞下了数百万微生物，就会自觉自愿地跟医疗队合作。
山里的乡亲们非常慷慨热情，虽然身无长物，一定尽其所能款待客人。我的口袋里常装满了葵花籽和干枣，这些通常是为年节准备的美味佳肴。跟他们城里的同胞不同，他们似乎从来没注意到我是外国人。有一次，我和村里一位老人坐在炕上聊了几个小时，他问我老家在哪，因为我说话和相貌都有些不一样。他问我是从南方来的，还是华侨？我告诉他我是英国人，他非常惊讶：“英国人！英国是另一个国家，所以你是外国人！我还从来没见过外国人呢，他们没来过我们这。” 于是他把旱烟管递给我请我抽烟，再劝一轮让我吃好喝好。当有人来访时，他会自豪地宣布：“你猜不到这位同志打哪来的，他是个外国人——像白求恩一样。”
这种对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人的极度热情，是我在全中国都经历过的，与无知或居心叵测者对中国“排外”的指责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常拿我跟白求恩做比，我感到惭愧。白求恩大夫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在前线工作并牺牲生命，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他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道德和职业素养结合的化身。
也许有人会说，在医生人数少得可怜的情况下，让他们花几个小时从一个村子跋涉到另一个村子只给几个病人看病，并不是有效利用医生的方式。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因为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这些走访对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士气会是多大的鼓舞。它也不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这样，医生无法了解他们的大多数同胞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它也不会意识到：除非一个农民真的失去劳动能力，否则他宁愿忍受疼痛继续劳动，也不愿请一天假去看病。这一说法也没有考虑到流动医疗队开创了未来农村医疗服务的先河。
我们流动医疗队在农村培养了不少农民医生。其中一位小王工作认真、医术高明。我请他讲讲行医经验，他讲了过去几星期以来他处理的几个外科急诊病例。这是第四个病例【前三个案例在书中，略，译者注】。
我们走到附近的一户农家，迎接我们的是一个男孩，他鼻尖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小王解释说：“他第一次用镰刀，差点把鼻子割下来。上面只有一条窄窄的皮连着，不知道鼻子还能不能要了。但是他没有鼻子看起来会很奇怪，所以我试着把鼻子缝了回去。算我们运气好，一切顺利。”
孩子的妈妈插话了：“那可不是运气，是技术好。他像绣花一样把我儿子的鼻子缝回去了。我们的医生太好了，真感谢你。”小王不好意思地嘟囔：“别感激我啊，我还感激你们呢，是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干两份工作，我都要尽力干好。”我跟小王回到家，发现他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小孩。他家的墙上钉着一张白求恩大夫的照片，下面是毛主席语录，号召中国人民学习白求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他的无私、热心和工作责任感。
我知道西方一些教育家对这种实践不以为然，指责有“降低标准”的危险。他们应该认识到，解放前，洛克菲勒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小部分医学生，比英美医学生水平更高、学业时间更长，但这对中国农民并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任何形式的医疗服务。毛主席引用中国古话说，我们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流动医疗队也在农村培养了一些助产士。通常是二十多岁的农村女孩，有些年龄更大点，自己已做了母亲。她们接受了几星期的助产实践和理论指导培训，并陪医生进行产前检查和分娩，同时学习。她们的职责是通过定期产前检查来预测分娩困难程度，并帮助以前正常分娩过的妇女接生。遇到困难她们可以向流动医疗队求助。虽然她们不可能经过几周的培训就成为专业的助产士，但可以通过更多经验和进修课程来弥补。
不可否认，她们取代了无知、不卫生的旧式接生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和几位由这些新培训的助产士接生的母亲交谈过，她们都很满意。其中一位说：“分娩以前是危险的苦活儿，现在我们心情轻松多了，因为知道我们和孩子能活下来。”解放以来，她村里的人口翻了一番，因为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显著下降，而且一些由贫困和饥饿造成的悲剧完全消失，比如女婴一出生就被扔掉或溺死。
四、农民和医生：互相治病流动医疗队有好几项任务，其中一项是让其成员利用在农村一年的机会，与农民密切接触，加深对劳动人民的了解，转变思想观念，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社会，更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虽然这项任务不像其他几项那么具体，但理解它是理解新中国的关键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人们的思想及道德价值观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类型和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人假定，一个人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念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尽管其表现或有差别，但其本质恒定不变。然而，只要稍微回顾历史，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例如在古希腊，许多奴隶主都自恃开明和人道。按他们那个时代的标准，或许是吧。但时过境迁，社会状况、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今天人们对奴隶制深恶痛绝。在欧洲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认为农民不仅应该为他们种地产粮，而且还应成为被束缚在领主土地上的农奴。在许多地方，领主甚至还享受女性农奴的初夜权。而今天没什么人会再为此类“权利”辩护。
我在其中出生和成长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培养了这样的观念：有人应该靠剥削他人劳动成果过活，社会中就该有贫有富，有人开厂，有人打工；黑人就该当牛做马，以维持白人的奢侈生活，这些都是自然法则。自私自利就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显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点是：它们的主导世界观都是自私自利的。
当1949年革命胜利，中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转变社会经济结构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这场由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变，仅仅是迈上新社会漫长征途的第一步。还有一项更为艰巨而长远的任务，那就是改变千百万人的立场、思想、道德和习惯，使得旧社会中“自然而然”的东西显得不自然甚至可鄙，使得那些在旧社会里不可能的事情在新社会变得令人向往并且完全可能实现。
这一变革过程，在中国被称为思想改造。这对所有人而言都非易事，对那些在旧社会中一贯养尊处优、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主义在知识分子头脑中植入了对不识字的农民根深蒂固的蔑视。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时写道：“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那时，我觉得世界上最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我开始觉得……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流动医疗队的医护工作者通过与劳动人民紧密结合，在生活中同甘共苦，带动他们的思想转变，从而迈出思想改造的第一步。中国的大多数医生和护士很少或根本没接触过农民。我加入流动医疗队时，我猜想对他们而言，离开舒适的城市去适应艰苦的农村生活这一过程将相当艰难。但是我常惊讶地发现，我的同事们都很快适应下来。在短短几星期内，他们大多数人都开始享用他们在北京绝不会正眼瞧一下的粗粮“大餐”，积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且与农民相处十分融洽。
我向一位颇为娇生惯养的年轻女医生表达了我的惊讶，她的气质和风度曾为她赢得 “上海小姐”的可疑外号。她说：
是的，我也没想到。我来之前还以为自己永远吃不惯小米。小米太硬了，我的胃一直不太好。有趣的是，我的胃和小米相处愉快。头几个星期是最难熬的。砖炕太硬，睡不好；办公室很糟糕，厕所太脏，而且一想到我要和农民们用同一套碗筷吃饭，我就受不了。
现在，我都习惯这些了。睡得比在北京时好得多，虱子也没什么好怕的，而且乡亲们是那么善良和慷慨，我为自己的娇气感到羞愧。毕竟，我有什么理由挑剔呢？这些农民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地忙碌，为我们所有人种粮食。他们也不载歌载舞自我夸耀，只是无私地奉献，乐于为国家作贡献。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在农村生活，我变得更热心肠了，道路似乎更宽广了，连胃口也变得更好了。
王医生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华侨，他告诉我，在他驻扎的村子里爆发了儿童头皮脓疱病，不少孩子被传染。他说：
我给母亲们发了青霉素软膏，让她们每天给孩子涂三次。然而病情还是继续蔓延，我才发现大多数母亲都在地里干活，没法按时给孩子涂药。她们让孩子自己上药，但小孩子都搞不好。于是我挨个去给孩子们上药，很快他们都痊愈了。
在我来农村之前，我会觉得作为医生花时间给孩子们擦药膏简直有损我的尊严。但在这里，这只是劳动分工不同。母亲们在田里工作，为我们所有人生产粮食，而我，就该真正负起责来——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全心全意地确保她们孩子的健康。
另一位医生告诉我，有次他治疗一个患脑膜炎的小男孩时，得到很沉痛的教训。他说：
当我到患者家里，他的父母欣喜若狂。他们把我当成救命恩人，我自己也很有把握。我跟他们保证，很快就让孩子脱离危险，然而，尽管我通宵努力救治，男孩还是在第二天清晨去世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他的父母交待。一方面我想安慰他们，另一方面我又想自我保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决定对他们说，他们电话打得太晚了。这时他们走进房间，看见孩子已经走了。他们悲痛万分，但毫不犹豫地抓住我的胳膊安慰我，告诉我我已经尽力了，不要太难过。我羞愧难当，泪流满面。
你看，我们当医生的总是担心自己的名声，虽然尽力地救治病人，但毕竟不像是对待家人。可这些农民却把我视同家人，眼看自己的孩子去世，还安慰我，我却想着告诉他们电话打得太晚。在农村，我们无非治疗他们的身体疾病，他们却不知不觉中治疗我们的思想疾病。
我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思想改造是个简单的过程，是可以仅凭读几本书、独自反省、在内心营造一些善意，或者是在农村磨炼一两年就能完成的。相反，这是一个终生的过程，首先需要认同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
有些流动医疗队成员在农村时看似有所进步，回到城镇后又“旧病复发”；另一些人，则从未真正学会与农民“说同样的语言，呼吸同样的空气”，他们把在乡村工作生活当作实现他们长期利益而须忍受的一种苦差事。但是，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人都受益匪浅。他们了解并喜欢农民；更加渴望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并且可以做得更好；他们逐渐摆脱自私、竞争心和优越感。他们逐渐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多才多艺、足智多谋的医务工作者，新中国需要成千上万这样的人。
文章来源1：节选自Away with All Pests: An English Surgeon in People's China, 1954-1969 (1971)；
原标题：Health and the Peasants；
原作者：洪若诗（Joshua Horn, 1914-1975）
文章来源2：Ekistics, SEPTEMBER 1974, Vol. 38, No. 226, pp. 220-224
原标题：Barefoot Doctors and Health Ca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原作者：牛康民（Peter Kong-ming New，1928-1985）
通宝推：桥上,西安笨老虎,青青的蓝,
家园 当年还有个自学成才的北京知青孙立哲 家庭出身成分比较高，父亲是清华的教授。他在陕北插队期间自学医疗给贫下中农看病。曾偷偷到坟地挖尸体学习解剖。在窑洞里为当地农民做了几千例手术，救人无数，医术为当地农民所信服，被誉为神医。被毛主席圈定为知青典型。四届人大也被选拔为卫生部、地区、县卫生局的领导职务。因为坚持“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路线，主张城市医生要定期下乡，文哥结束后被关押。当地被医治过的贫下中农写万民折，北京知青同学把情况反映到胡耀邦处，被释放回京。后来考上医学研究生出国澳洲，改行出版业了。
https://m.163.com/dy/article/HQ2P79G60553WHJ2.html
通宝推：落木千山,家园 孙立哲故事 1969年1月17日，北京知青进了关家庄村。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常年躺在炕上的老婆婆也被人抬了出来。人们聚在知青窑洞前的院子里，挤不进来的就站在山坡或窑顶上张望。知青们被老乡团团围住，好奇的眼光在他们脸上、身上扫描。
一群孩子在人群中挤进挤出。男孩子们用陕北话问知青：“有报纸了吧？” “有。”孩子抄起报纸跑回家给妈妈留着糊窗子。
“有橡皮了吧？”“有。”孩子握住橡皮咧开嘴笑了。
知青们为了拉近情感，尽量有求必应，从箱子里、书包里翻出各种小物品送给他们。全新的、艰苦的插队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使孙立哲走上行医之路的是这么几件事。
那天关家庄的老乡到公社接知青，背起孙立哲格外沉重的大木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书。史铁生指着它对老乡们说：这是个大夫，祖传的。史铁生这句玩笑像是一个预言。
其实，下乡之前倒是史铁生自己参加过街道组织的“红医工”培训班，还带下来一整套针灸的家什。他带着孙立哲和曹博、李子壮一干人等访贫问苦，拿着《农村医生手册》给老乡看病。孙立哲扎针灸也是史铁生教的，开始怎么也扎不进去，一扎针就弯，一紧张针也拔不出来。
知青下乡时正赶上村里在暴发流行病，症状是发烧，而且一下子就40度，开始一个人倒下，接着全家都躺下。
“额妈难活得厉害哩，有夜啊莫？”一个瘦高的中年农民汉子急切地大声问。孙立哲他们猜了几个来回，终于把这句陕北语翻译过来：“我妈病得厉害，有药没有？”这“难活”两个字代表“生病”，在这毫无医疗条件的山乡里，生病可不就难活了嘛。
农民汉子叫高天亮，他们家真的是穷，家徒四壁，仅有的一床破棉絮在老太太那儿窝着。老太太正在发高烧，脸上肿胀着一个红色的鼓包。知青们对着《农村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知青们把带来的阿司匹林、抗生素、红糖全都拿出来，结果老太太两天就痊愈了。
村子里严重缺医少药，老乡们生了病没有地方看，据说多年前曾有解放军的医疗队来过，待过三五天，给每个村子留下一个听诊器和体温表就走了。
一周后的一天早上，生产队长张国祥推开窑门对史铁生说：“我婆姨奶疼哩！”史铁生听了一阵发怔，鼻头发紫泛出了汗珠。但“红医工”培训班没教如何给人看奶，再说那时十几岁的少年谁见过真人的乳房啊，想起这两个字都脸红心跳的。
史铁生脑子来得快，连忙指着孙立哲对队长说：“他行，他专业！”
队长媳妇生孩子正在坐月子，一侧乳房发炎，比对侧的乳房大出一倍多，皮肤涨得晶亮透明，用一条宽布带子吊着，疼得吱哇乱叫。孙立哲把刮胡刀片放在锅里用水煮开消毒，在婆姨肿胀的乳房上划开一个口子，接出来大半碗脓血，结果队长婆姨的乳房真的是不疼了。
史铁生被孙立哲回来后讲的“手术”经过唬得半天没合上嘴，连说：“你小子，从来没治过就敢动刀子？！胆子也太大了，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真厚！”孙立哲回答说：“要脸没用，脸又不值钱。”接着，大言不惭地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
这件事被史铁生记在了心里，后来引用在他的文章中：“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孙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孙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
村里的老支书牙疼，满口牙都被蛀坏了，已经到了非拔不可的地步。孙立哲就找了一把知青从家里带来的老虎钳子，带尖的那种，可是还缺少剥离牙髓神经的工具，就和史铁生商量借了他的木刻刀。
没想到老支书的牙已经“酥”了，第一次拔牙根断在里面，那时候没有麻药，不拔出来会更疼。孙立哲对老支书说咱们分三步走，你忍三下疼：第一下是深入，第二下是对位，第三下是拔。告诉他说，我一喊你也大喊“啊”。孙立哲一拔，他一“啊”，牙根拔出来了。
有一件事更坐实了孙立哲这个“祖传神医”的称号。那天知青们已经睡了，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四五个老乡打着火把，一边跑一边急切地叫孙立哲的名字。孙立哲赶到那儿一看，大树下的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身体僵直。原来是这家的儿媳妇跟婆婆闹架，上吊了，放下来早没气了。几个老汉拿着烟袋锅子圪蹴在大树下，正在商量后事。
孙立哲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死人”。先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他想起医书上说的涌泉穴，于是就用针猛扎那婆姨的脚底，让别人抬着她的脚，双手用力双脚同时扎，突然躺着的人喉咙里“嗝”的一声，有救！接着赶紧又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说孙立哲连死人都能一针扎活。史铁生事后评价：这事说明孙立哲反应极快，极聪明。
孙立哲就这样走上了在陕北农村行医这条不归路。
行医生涯
孙立哲在给老乡看病
1969年4月，队里成立了合作医疗站。第一批“赤脚医生”有孙立哲、杨柳青、冯国发、徐有财和高善明。孙立哲和杨柳青是北京知青，冯国发等是当地的回乡知青。
他们在村庄东头的一排土窑洞里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当时的合作办法是每人每年交3角钱。3角钱的概念，在当时相当于10个鸡蛋、1斤半盐。这些资金用于社员看病的药费，由生产大队统一支付或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而这些赤脚医生的报酬则采取由生产大队记工分的方式解决。
村里有一位退伍老红军，打仗受伤子弹没有取出来，在屁股上，蹲不能蹲，坐不能坐，让老人受了一辈子的罪。孙立哲为他仔细检查，对老人说：“我来想办法。”
那是1969年的夏天，史铁生病了，队里让孙立哲陪着回北京看病。孙立哲的姐姐是酒仙桥医院妇产科的大夫，她帮着孙立哲联系到外科见习。在酒仙桥医院一个月里，孙立哲把整个手术的一套程序全都弄清楚了：打针、消毒、麻醉、开刀、缝合、换药，麻醉机和血管钳分别长什么样。他还成功地做了一次阑尾切除手术。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能给老红军做手术。孙立哲为了买麻醉用的硬膜外插管，偷了家里的存折，取出钱后让妈妈帮忙去买，妈妈还居然买到了。但因为丢了存折，妈妈还上清华派出所报案挂失。这件事弄得家里一度非常拮据，孙立哲心里一直觉得非常对不起妈妈。
见识了正规医院做手术，回到村里，孙立哲开始在动物身上做实验，从做兽医开始。以前村里骟劁猪是把猪的睾丸拿出来以后拿锤敲碎，或者是把睾丸拧掉，这样很容易出血，猪的死亡率比较高。他就试着拿一根线扎住然后再剪掉，这样就不大出血了。当时知青点杀猪也由孙立哲负责，他把杀猪当成是熟悉解剖的体验。
村里赤脚医生用人做实验的第一刀是开在孙立哲身上的。孙立哲背后有一个痣，就让冯国发拿自己的痣练手。一刀切下去，血就涌出来了，冯国发一着急用手术刀一转圈在孙立哲背上挖了一个窟窿，缝不上了。孙立哲让他拿所有的纱布按住，生生按了两个钟头，直到现在还留下一个大疤瘌。
按当地习俗，小孩子死了不埋要往山里面扔喂狼，他们就偷偷跟着，等人家叫完魂，他们把死孩子背回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解剖，从头到脚，把人体结构总算都搞清楚了。当然这个事的口风一定要很紧很紧。
有了对人体的解剖学基础，孙立哲终于把那位老红军身体里的子弹取出来了，手术很成功。
一天夜里，山对面关家沟的老乡高吾宁来找孙立哲出诊，说是他的孩子高烧病危。那个小孩大概两三岁，精瘦精瘦的，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已经哭不出声音了。这种情况必须输液。孙立哲事先准备了盐水和针管，但是没有输液器。他就把盐水对上青霉素，拿小针扎在血管里面，半蹲半跪着用手一点点推。推了大概40多个小时。第二天天亮这个小孩活过来了，而孙立哲却累得昏倒了。
孙立哲的行医得到认可，是1971年4月29号，村支书高凤刘的婆姨胃穿孔。高凤刘的弟弟在几个月以前刚刚得了肠梗阻，死在送医院的路上。目前他婆姨的情况又非常危险，肯定经不起几十里山路的颠簸。全村人都在议论，支书说：“小孙你给治吧，死了不怨你。”
这是孙立哲做的第一例大手术。这个手术对他来说相当有难度，因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他当时只会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会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这时，知青们都参与进来了，冯骧负责量血压、测脉搏，每5分钟报告一次。
胃切开后，和事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活体组织的解剖和死人的不一样，病人的肠子先鼓出来，就得赶紧往里面压，同时一点点捋着找胃在什么地方，最后终于在胃小弯处找到了穿孔处，赶紧缝上。缝完最后一针，孙立哲才发现院子里站满了人。老乡、知青、书记，一大群人在那静悄悄地等了一个多钟头。手术成功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一次不能退缩、不能选择的挑战。这也是孙立哲当赤脚医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在农村，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位老乡在修水坝放炮的时候，一片头骨被炸到颅骨里了，如果不及时取出来必然危及生命，送到城里又肯定来不及。于是孙立哲就要做从来没做过的开颅手术，这是他的第一次“开颅”经历。他为老乡取出了头骨碎片。
那时病人多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流水作业，五六个病人依次摆好体位，依次消毒、麻醉，然后由孙立哲依次实施摘除或者切除，最后由助手依次缝合。
外县患疑难杂症病人也纷纷慕名而来。孙立哲的朋友大牛，当时正在子长县当驻队干部，用自行车驮来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一检查是子宫脱垂，又是脓又是血，走不了路，不能下地劳动，也不能看孩子不能做饭，大医院不敢去，年纪也大了，家里没钱治，痛不欲生。那时候孙立哲他们的医疗站已经有自己的药房了，本来给外来人员治病是要收工本费的。但这婆姨没钱，孙立哲把病人的岁数改写成35岁，按照计划生育手术全报销了。做完切除手术，这个病人高高兴兴走回去了，一分钱都没有花。
还有一个手术，病人对孙立哲说：“队长总说我不受苦（陕北方言，不好好劳动的意思），你看看我这肚子，给我治好我回去好好干活。“孙立哲用手一摸硬邦邦的，应该是长了东西，但心里面也没有底。结果打开以后是肾上腺癌，血出得一塌糊涂。孙立暂抽身到边上的窑洞拿了一个输液器，抽自己的血给病人输。这时候被赤脚医生李桂枝发现了，她一下子就哭出来，说：“抽我的！”后来赤脚医生蒲冶青也为病人输了血，那时大家都有一种英雄主义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知青典型
1976年5月25日，孙立哲（前排中）在北京育英学校座谈会上
延安地委于1971年9月组织了赴京汇报团。汇报团由3个分团组成：“知青先进事迹报告团”“知青文艺演出团”和“知青事迹展览团”。1971年的一天，县里派人找到孙立哲，让他参加赴京报告团，第二天先要去延安试讲一次。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七八十人听他试讲，孙立哲喝了三暖壶水，一共讲出来三句话，最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
主持大会的人也愣了：这不出娄子了嘛？“先进”不会说人话啦？于是找孙立哲谈话，让他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
这时，一位老大爷因为哮喘发作从乡下追孙立哲追到延安来了。孙立哲躲在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他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出来他随身携带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他就一边念稿子，一边抽，这老乡也真行，出不来气，硬坚持着。抽了一天多，人救过来了，稿子也生背下来了。
等到了北京，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孙立哲从一个字说不出来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一天3场，一个月作了100多场报告。走到哪里都是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1974年3月5日，北京市全市搞纪念雷锋活动。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28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吴德主持，谢静宜讲话后有两个发言的：孙立哲代表农民，马小六代表工人。
谢静宜对孙立哲说讲得好，让他到各高校都讲一遍，各医学院、各医院都敲锣打鼓地抢着让他去讲。在母校清华附中也讲，邻居的小兄旁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由此还引发了北京中学生第二次下乡高潮。
1974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孙立哲。团长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弼，成员有各科的十几位专家级的医生、教授。
他们到孙立哲住的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还有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用英文的，孙立哲的女朋友英文好，他们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弼啪地抽出一本，说：“你还学德文哪？念念。”李教授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严厉的样子。孙立哲念了一段，李教授没听懂一个字，因为孙立哲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过他德文发音。
教授问：“上面说的什么？”孙立哲翻译了一遍，教授满意地点点头。
但对手术的考察是严格的，人命关天，专家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这破门板上能做这么多这么大的手术。孙立哲做一个阑尾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站在旁边亲自帮忙打手电……孙立哲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经过实地考察，这些专家们都很震惊，认定孙立哲已经达到了大学毕业、有了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考察团专门就此给国务院科教组写了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孙立哲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孙立哲还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这下孙立哲可出名了！一批中央和北京的医学院的大夫来观摩，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就这样从简到繁，内外妇儿，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开颅手术都做。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看不上病的也非要孙立哲摸一下才满意。孙立哲当赤脚医生的事迹上了报纸，写成了小说，拍了电影《红雨》，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了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
从1972年开始，孙立哲和他的同伴们办了3件大事儿：
一是由他提议、县委批准，在全公社范围内成立了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医疗系统－关家庄合作医疗总站，代替了当地的医院。总站是合作医疗组织的系统形式，做好了药发到各个分站里，下面分站有好几十个，每个行政村就是一个分站。其他的地方比如更小的自然村就采取巡回医疗。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手术室，有自己做的手术床。无菌条件就是用水煮、上屉蒸，后来还有了手提的高压锅。
二是办制药厂。没有钱买药，他们就自己种药，开了一个制药厂。赤脚医生总站要求每个村必须种中药，然后把药交上来，统一进行加工。产量非常大，种类也很多，包括天麻、黄连、甘草、红花等常用药。制药厂不仅加工中草药，连现代主流的西药全部都会做。做出来的药用兔子做过敏实验和毒副实验，这样一整套制药系统就建立起来了。制药厂奠定了当地合作医疗体系的经济基础，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本地的村民看病一律不用花钱，外面的人来看病收成本药费。
三是在全县范围内办起了“赤脚医生大学”，大量医学院的学生，大医院的大夫、主任、教授蜂拥而至。他们是来接受赤脚医生的教育，同时也是医学院开门办学，让大量的赤脚医生有机会接触到正规的医学教育。孙立哲同时也在北京、西安和延安的医学院担任客座教师。
孙立哲对那个时候的价值观总结了三条：第一，为人民服务；第二，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创造专业价值，按照人民的要求构建自己的能力；第三，自己制药，自力更生，少花钱、不花钱也能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直至今日，孙立哲都认为当时那个自己参与其中的医疗体系是很出色的。
孙立哲见证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新中国农民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一个创举，在新中国医疗卫生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为解决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作为曾经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孙立哲见证了这个过程，这段历史。
元宝推荐：迷途笨狼, 通宝推：onlookor,呆头呆脑,秦波仁者,flycloud,只看不说话,红军迷,脚踏单车,阴霾信仰,凤城,胡一刀,破鱼,梓童,西安笨老虎,方恨少,拿不准,empire2007,ziyun2015,西电鲁丁,青青的蓝,三笑,很高兴,独立寒秋HK,strain2,林三,大道至简,落木千山,acton,云山,天白,exprade,中秋下的城市,ccceee,小泽珍珠,方平,白马河东,盲人摸象,真离,桥上,- 复 孙立哲故事
家园 很令人感动！ 赤脚医生对于中国当时解决农民的健康问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然这些也只能在那个时代才行得通，现在有人如果敢这么干，多半会被扣个“非法行医罪”，去吃牢饭了。
- 复 孙立哲故事
家园 看孙立哲的事迹的感想 1. 印证了方平兄说的，他的导师对工农兵留学生的创造性和实践能力的由衷钦佩。实践能力太强悍了。从杀猪，阉猪到解剖人体，再到做各种手术，实践能力简直强悍的令人发指。佩服不已，现在的小孩可能想都不敢想一下。
2. 看到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下的新的文明形态，那时、那事、那人，真让人无限感慨。一句为人民服务，激发出了多少人的潜力和热情。尽管后来经历了各种挫折，到了我们现今这个社会。但是种子一旦种下，谁又能说它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重新蓬勃生长起来呢？这几天带小孩去儿童医院看眼睛，医生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张主席的相片和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照片发黄，得有些年头了吧。尽管历经各种曲折和风雨，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主席的影响，真正的活在了人民心中。
3. 想到了那句诗：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我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最好的回答了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除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还有着更高的社会和精神需求。从“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到现今的努力成为各种首富，敛财无度，但最终都是欲壑难平，限于空虚。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指出，只有融入人民大众，才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最大的成就。
通宝推：红军迷,盲人摸象,方平,ccceee,袁大头,真离,家园 拥护毛主席，不过照片发黄可能是故意做旧的 家园 华国锋叶剑英发动政变以后，孙就倒了霉了。 被从北京卫生部押回延安挨斗，斗他的都是卫生局系统的医生和干部。因为他当延安卫生局副局长的时候让医生们都下乡去给农民看病，影响了医生们的生活质量，又不多发钱。还是延安的农民看不下去，写万民书为他伸冤，他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女朋友吴北玲（后来成了他妻子）和好朋友史铁生一帮人帮他走后门，找的王震，才把他捞出来。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Q2P79G60553WHJ2.html
通宝推：方平,白马河东,真离,家园 同行斗同行，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甚至，我有时候会怀疑，culture revolution期间，某些什么教授专家挨斗是他活该。
现在我们能接触到的伤痕文学和各路人马的回忆录，总是在喋喋不休地说他们被人批斗的事情。而且，在他们的嘴里似乎被斗的原因都高度一致：因为他们学问大，斗他们的人反智，是极左余孽，所以他们挨斗了？ 但是真实情况会是这样么？
兄弟我不妨大胆猜测一下， 也许这些人挨斗是活该呢？也许当年他们就是一个单位的 几波人互斗罢了。CR期间，两拨人由暗斗转成明斗，一拨人A把另一波人B斗下去了，B倒了霉挨了打。可是后来老实人掀桌子，最后希贤上位，又把A全部打成所谓三种人，于是B又上位。A要么靠边站，要么在牢里，笔杆子全部掌握在B手里，那B可不得好好诉一诉自己的冤屈么？至于真实的原因，当年为什么挨斗？为什么挨打？这个么，陈芝麻烂谷子的，宜粗不宜细啦。
不妨再架空一下，以现在机关单位、科研院所、高校里面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尿性，再来一次CR，恐怕都不用上边动手，这些单位自己内部就能人脑子斗出狗脑子来吧？以现如今某些教授的德行，恐怕被学生打死都不冤枉。
通宝推：真离,家园 这事儿萨苏就说过 他爹是中科院的，有几家老死不相往来，就是那十年互相斗，结仇了。
然后萨苏的感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都是好人哪。全怪毛搞运动，害得他们互相斗。
通宝推：真离,
家园 1982年秋天，孙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 孙立哲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知青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外科器官移植硕士学位；1982年春，赴澳洲国立大学医学院留学；1982年秋天，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因对动物毛发过敏终止学习。于1987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公司；1990年回国创业。多年以来，孙立哲持续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攻读多学科学位。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斯腾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波兰法学院的医学、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学科学位。
通宝推：方平,白马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