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推荐下秦晖的书，河里居然搜索不到相关讨论。 -- 两个黄鹂鸣翠柳
家园 推荐下秦晖的书，河里居然搜索不到相关讨论。 -- 有补充 秦晖老师是我目前见识过，当代思想领域水平最高（TOP1）的学者，有云：他的著作几乎每本都是经典，他的理论自成体系，秦教授学贯中西，从历史、经济、哲学政治、农业、，，，也有人说他是自带系统的理论大师。凡与他人同场论道（视频直播）的，最终都变成配角。
秦教授著作等身，我至今也没读完，《传统十论》据说已再版14次，《走出帝制》一书我读了3遍，每读一次都有收获，真神人也！
下面列出他的部分作品，当然许多书是国内不能出版的。以下能在“微信读书”能看到，还有更多的视频讲座的能在油管搜索，有人正在整理成文字，最新的是《我看马克思》系列。
通宝推：相信逻辑和常理,匿名：2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2)家园 秦晖著作（墙内可看） -- 补充帖 通宝推：相信逻辑和常理,匿名：1家园 秦晖口述广西文革经历：亲历当代史——我的研究情怀 -- 补充帖 秦晖口述广西文革经历:亲历当代史--我的研究情怀（1小时50分）
通宝推：匿名：1家园 兄弟，我建议你写个系列，这个系列的标题就叫--- 《推荐下XX的书，河里居然搜索不到相关讨论》，“”XX“”可以任选一个国内清北复交或者七校或者其他985211的文科教授名字填入。
我读过一点秦晖，感觉就是跟野鸡卫视一个套路（范式？框架？叙事？随便了），他涉及到前三十年的内容，还是我在河里前几年就总结过的形容野鸡卫视的“”既不xxx，也不xxx，不管反正横向纵向，不管跟自己比，还是跟朝鲜伊朗比，都是最垃圾的“”。
家园 好奇，这个人目前还生活在中国么？ 这样通篇的反华反共思想，如果还能当微博大V，确实要对今日中国刮目相看了。这种行走的中国版斯诺顿可以直接打脸批评中国言论自由的美国舆论了。
家园 秦晖：大马历程——马来亚与马共 （讲座＋问答环节超长合集） 秦晖：大马历程——马来亚与马共 （讲座＋问答环节超长合集）2019年3月
注：【需要翻墙】总时长3：37分😨，手机上可以用chrome浏览器打开，再最大 化，关闭屏幕可作为手机后台收听音频。网络不好的反复几次就行。
2019年3月北京，“大家谈讲坛”邀请秦晖先生做了两天的讲座，《秦晖：大马历程、拉美问题》。现在小编将《大马历程》讲座录音重制上网。
家园 2016年 秦晖、宋永毅、周孜仁：文革50周年中外会议 需要看官自备梯子
通宝推：匿名：1家园 俄罗斯：敌人，朋友，还是中国的教训？2022年秋 金雁是秦晖教授的爱人，专门研究俄罗斯与东欧问题。官方频道刚刚放出来，既然是一家人就放在一帖子里了。同时将沈志华的一个视频也放在一起，便于对照。
【需要翻墙】
1、金雁讲俄罗斯：敌人，朋友，还是中国的教训？ |2022年秋Echowall采访金雁讲俄罗斯：敌人，朋友，还是中国的教训？ |2022年秋Echowall采访
2、沈志华：中国与周边关系现状研究中国与周边关系现状研究
通宝推：匿名：1家园 楼主是不是带着任务下河的？ 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家园 秦晖：当“中国梦”遭遇“权贵资本主义”2023-04-23 
不能点开的，自行翻墙吧。以下为TXT文本
● 秦晖 (进入专栏)
今天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与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弱势者谈判权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不像其他转轨国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靠铁腕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增加：大量资本流出、商品流入和产业结构变化，使发达国家百年来形成的劳资力量平衡趋于瓦解。民主国家（不仅欧美，连印度这种发展中民主国家亦然）的资本对本国的工会农会"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在中国式的"专制市场经济"国家找到了既无工会又无农会、没有讨厌的环保组织挑刺、只要搞定了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连税都可以优免掉的投资乐园。同时依靠"低人权优势"，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各国，排挤了当地的相应产业。如此一进一出使各国劳工谈判实力面临崩溃，工会衰落，福利萎缩，移民、就业和公共财政陷入困境。不仅福利国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自由市场国家也因无法与"血汗工厂"竞争而难以为继。
于是，最近张五常便声称今天中国经济"比美国更自由"，是"全球最好的制度"，而世界的潮流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其实谁都知道，今天中国不仅工农没有结社、谈判的自由，资本在连《产权法》都难产的情况下又有何自由可言，但是"低人权优势"的确使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吊诡的是，在此种趋势尚属初显的今天，他们各方都力图以"中国的成功"来证明各自的理论：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
然而他们还能称赞多久？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长远地看能乐观吗？
中外规则的碰撞
实际上，全球化中的中西（乃至中外）规则"碰撞"已经日益昭示了其中的实质：
一方面外资入华后引起对比。中国不少人指出：就重视劳工权益而言，国内如今是欧美资企业最好，东亚（日韩）资就较差，港台企业更差，而国内企业，包括私企与非垄断部门的国企在内最差。以地区论，尽管珠三角等开放地区的"血汗工厂"已经令人触目惊心，由于当地相对开放，人们也议论最多，但事实上劳工权益最差的恐怕还是内地企业：内地的"夺命矿山"有甚于深圳的"断指工厂"，而深圳的"工棚现象"其实比国外的slum已经更不人道而且引起了诸多议论，然而内地很多单位不但不允许农民工自建陋房（我国颇有人以此自豪，谓之"中国没有贫民窟"，但他们却缄口不言：那么农民工住哪儿？），而且连"工棚"都不提供，而是任其露宿街头！许多欧美外资本来就是规避本国劳工权利而跑到"低人权"的中国，但民主福利国家的长期"社会主义传统"仍然使其初入时诸多"不习惯"，不习惯于如此对待劳工，不习惯于如此巴结官府，甚至有劳工维权、外资企方已答应条件、而官府却以破坏"招商引资"大计而出面弹压的。但久而久之，这些欧美外资有的也入乡随俗，学会了镇压劳工，学会了"搞定"官府。以至于回到本国已经无法适应，只能"扎根"中国，而我们的传媒则宣传为"不但留住了'资'，而且留住了心！"
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一旦赴外投资，首先感到的第一个障碍，便是那里强大的工会、农会。欧美就不要说了，拉美被我们的舆论说成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似乎是资本最神气、工人最受欺负的地方了。然而我们的"中资"一进去，立即发现恰恰相反：那里的工人把资本"欺负"得够呛！拉美最大中资企业"首钢秘铁"违法（当地的劳工法）镇压工潮、开除罢工工会成员，造就了"秘鲁工人英雄"胡安o坎查理，在工人支持下他先当选议员，后成为秘鲁劳工部长，他的女儿则民主当选"首钢秘铁"所在市的市长。而"首钢秘铁"则被劳工运动"折腾"得七荤八素，不但经济上损失惨重，而且政治上声名狼藉。国内传媒因此一片惊呼："海外投资须防工会陷阱！"我们的国企老爷可算知道了什么叫"咱们工人有力量"。
拉美工人不好惹，咱们"中资"又看上了非洲，那里不但穷，工资低，而且政治比拉美落后，很多地方还是独裁统治，也不像拉美那样，中了"西方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毒"，不会成天鼓捣劳工权利。并且我们不管"人权"，跟当地的独裁者特别处得来，不但不干涉他们的"内政"，而且对这种"内政"如鱼得水--我们的"中资"在国内"搞定"官员的那套本事在这种"内政"中最能大行其道，令"西资"望尘莫及，于是"中资"大举挺进非洲，而且在竞争中屡屡击败西方公司。
但是很快"中资"就发现非洲毕竟不是中土，虽然那里的劳工不像欧美乃至拉美那么厉害，毕竟那些前殖民地也沾染了些西方"劣习"：首先是传媒"自由度"仍比国内为大，民主虽然受枪杆子左右而不成气候，毕竟还有反对派和一定程度的竞争，双方要拉劳工的票，工会虽很难持政治异议，在劳工权益上也还有所作为。而近年来，西方传入的环保和原住民权益NGO更为麻烦，"中资"在那里圈地，甚至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去采采挖挖，被搞定了的官员也就袖手旁观而已，靠他们来弹压刁民，像在国内的定州、汕尾那样，则嘎嘎乎难哉！
后来不少中资发现窍门：非洲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淡漠，相对较富的沿海国家有不少跨境劳工来自更穷的内陆国家，他们是非法移民，不受劳工法保护也没有工会。于是大量雇佣他们便成为非洲中资经营的诀窍之一。然而不久又发现：非洲人国家意识虽淡，部族意识却强，跨境劳工多是在本部族区打工，在当地虽无国家与现代工会保护，还是有部族、亲缘关系可依，一旦发生劳资纠纷，他们往往有当地本部族人的声援。
最后，中资发现普天之下还是中国劳工最顺从。国内的农民工本来就习惯于"低人权"，到非洲更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没有任何社会联系可依，往工棚里一关，还怕你不就范？于是非洲的许多中资企业最终都转向在当地获取资源、销售产品，却千方百计从国内大量输入劳工，为此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如南非某中资企业从国内输入"保安"150多人，占全部雇员的80％以上，实际都是一线工人，以规避当地一般工人必须雇当地人的法律。这种做法已引起当地舆论的强烈恶评。中资既倾销廉价商品挤垮了当地产业，本身又只掠取资源而无助于当地人就业，就算是独裁者青睐、官员行"方便"，其奈民心不齿何？不过，正是由于中国不像东欧，不但"低人权"，而且经济块头特大。你可以不让中资进去，却挡不住你自己的资本投奔中国，而外资一旦争相入华，非洲要"招商引资"，舍中资还能引谁？
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
于是在市场日益全球化、而人权却不能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劳工权利构成的挑战也日益严重。笔者2004年在美国时曾到过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那里曾是GM（通用汽车公司）早期总部所在地，后来是汽车工人聚居中心，其市政历来为强大的工会势力所控制，实行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和全方位社会保障制度，是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城市"。当年这里曾经非常繁荣，人均产值比附近的世界车都底特律还高得多。为工人服务的城市公共设施也非常完备。"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公益，直到工会疗养院与度假村，从技工学校、通用汽车学院、社区大学直到GM资助的公立密歇根弗林特大学等一整套教育体系，还有全美第一流的斯隆博物馆、朗维天文馆、市立美术馆，可谓美轮美奂、应有尽有。
可是如今随着资本撤出，汽车产业衰败，税源枯竭，市政破产，人口外迁，这座"社会主义城市"已经几乎完全垮掉，居民大半退休，设施严重老化，晚上那里不少街区甚至连路灯都不亮。GM总部的研究人员告诉我，GM在美国已经连续10余年完全没有招收新的蓝领职工。由于工会不允许解雇工人，但公司可以以不降待遇为条件在所属各厂间调配工人，于是公司便借退休自然减员，减一批关一个厂，并把工人调充余下各厂维持生产，再减一批又关一个厂……如今一些厂蓝领职工平均年龄已达50多岁。过不了几年，公司在美的全部汽车厂都将关闭。而盛极一时的美国汽车工会及其"社会主义城市"也将彻底没落。
那么GM的资本转到哪里？当然不止中国，但最主要是中国。GM全公司如今已经连续多年巨额亏损，濒临破产。当年这个全球第一大公司，现在度日维艰，不仅美国本土各厂巨亏，在全球各地、包括在印度的GM生产基地也多数亏损，只有在中国是大量盈利！因此GM在中国的产量比重目前还不算高，但盈利比重已经是100％乃至无穷大（分母已为负数）！所以只要可能，GM仍打算把生产线继续向中国转移。这位研究人员感慨地说，这世界上如果不是有中国这么个无工会无福利制度的地方可去，我们就只有改行不做汽车了。
这不成了"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了吗？然而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其实GM全部转移中国只是这位先生的一厢情愿。中国本土汽车业也在大发展，不可能有太多地盘让给GM。但是中国本土汽车业与GM不同的是，它只能在无工会无福利权利的情况下发展。最近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后遭遇"工会陷阱"的事，说明GM在工会如此大的压力下能撑到今天实在不易，上汽岂能如此，也何须如此？
东欧的经历表明共产党无法战胜资本主义，而西方的经历则表明资本主义在民主条件下也无法战胜社会主义--或者说"资本"在民主条件下无法战胜"劳动"，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历却似乎在表明：专制加资本主义可以征服劳工！因此，无论是GM转移到中国来逃避工会压力继续发展其汽车产业，还是此路不通而GM只好破产、或者改业移资到没有工会与福利压力的新行业，而把汽车生产让给中国的"无工会企业"，让美国人都来买中国产廉价汽车，从"国家"角度看或有不同，从"主义"角度看其实一样：两者都意味着一个真正"劳工神圣"的行业在垮台、一个相对平等程度最高的福利体制在消亡。
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危机
而且不仅是汽车业，在美国以至欧洲，凡是百年来劳工运动的社会主义成果积累最多、工会影响与福利权利最强大的制造业，如钢铁、造船、纺织等等，都已经或正在发生类似的过程。当然，过去人们早已注意到这一趋势。但是大多只把它看成产业角度上的升级转移和"全球化"时代的梯次发展：工资成本高的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现象当然存在，并且也不是坏事，或者说应该是好事。
然而，GM在同样低工资（可能还低于中国）但工会强大的印度赚不到钱、而在中国就能大赚的事实，中资汽车业到了国外就陷入"工会陷阱"的事实，乃至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把其在本国的汽车生产向工资（与印度相比）稍高但无工会的中国转移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在在说明：这种全球性变革，不仅仅是高工资地区的产业向低工资地区的转移，甚至可能主要不是这种性质的转移，而是"高人权"地区的产业在向"低人权"地区转移。它不仅是经济水平上的梯次发展，而且是、或许更重要的是体制上的此盛彼衰，甚至是"劣币驱逐良币"。
它并非如弗朗西斯o福山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自由民主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但却很可能意味着两百年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理想、一百年民主福利制度、上千年人类平等愿望的失败。由于前者，自由主义者朋友们不能太乐观；由于后者，社会主义者（而非斯大林主义者）朋友们更不能乐观。
应该说，现代经济史上的"梯次发展"已有较长历史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0年代后的信息产业革命都曾推动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向外转移，并相应造成传统蓝领工人在发达国家人口比重下降和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社会变化。那时"中国因素"还没什么影响。今天中国融入全球化，其庞大的经济容量非当年"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可比，对梯次发展自然是一大推动。
然而，过去的梯次发展与今天不同之处在于：首先那时传统制造业的移出虽然可能削弱了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会，然而它却把这种"工业社会主义文明"传入了产业的移入国，在拉美、东亚、印度都造成工会农会兴起、劳工权益、社会民主与公益福利大发展的局面。虽然发达国家198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福利国家困境"的苗头，但从全球看仍然是社会民主主义扩张时期。而今天就不一样了：制造业移出地区"福利困境"固然更严重，移入制造业的中国尽管至少在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密集程度已不下于当年的拉美和东亚，更远远超过了印度，可是却完全没有接受"工业社会主义文明"，那里仍然禁止（自治）工会农会，盛行血汗工厂，靠"低人权优势"进行原始积累。这才真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低潮。
与此相关的是：传统蓝领阶层人口比重和社会重要性下降通常被视为当代工会衰落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替代制造业的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不同于大工厂，其经营方式不适合形成社团。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何以发达国家工会衰落的同时农民的组织和集体谈判能力却空前得高。与过去马克思主义关于产业工人最有组织性、农民则是原子化的"一口袋马铃薯"的说法相反，今天发达国家农民的集体博弈能力常常强于工人，乃至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农民往往在代议政治中能影响多数票。难道他们的经营方式与大工厂的差别不是更大吗？进而言之，今天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区别何在？据说就是"知本"的重要、"小即美"和"在家上班"等等。当年的工匠其实不也具有类似特点吗？过去手工业时代的工匠尚且有同业公会组织，为什么今天的"后现代工匠"就只能靠大工厂才能联合，否则就只能原子化？显然，仅仅以产业结构改变不足以说明工会--民主福利体制的困境。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今这种类型的全球化进程中，"低人权优势"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这种"优势"的压力使人们不得不向"低人权"看齐！
存在"中国模式"吗？
而中国，如果说它在全球经济水平上的梯次发展中地位重要，那么它在上述那种体制盛衰中扮演的角色则更为突出。这只要看看一些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总结"就可以明白。
事实上，如今关于"中国优势"的议论已经悄悄在发生改变。以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中印比较而言，毛泽东时代中国与印度排除不可比因素外其实并无明显优势（不少方面甚至中国是劣势），可是那时中国人都一口咬定中国因"社会主义"而有优势，印度的劣势则是因为搞了"资本主义"。到了改革后中国的经济起飞真正把印度甩在了后面、而印度的拉吉夫o甘地在邓小平之后10年也开始搞市场化改革了，主流的中国人就说印度的劣势是由于搞了"苏式计划经济"，而我们的优势是比印度更早开始了改革。果然，这些年来拉吉夫改革使印度经济明显提速，但仍然次于中国，而且市场化改革本身在民主印度也遇到中国所没有的"阻力"，即"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于是近期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强调印度的劣势是由于劳工权益、福利保障、工会农会等因素太强大。即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失败"既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也不是因为"苏式体制"，而就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东欧比较上：过去东欧处在转型期阵痛时，一些国人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东欧的市场化民主化是正道，阵痛过后发展会更快，中国则回避民主化，市场化也很不够，将来会吃苦头。10多年过去，东欧渡过阵痛而进入了稳定发展，怀念旧体制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加入了欧盟的那些东欧国家，正以比西欧更快的增长速度追赶"老欧洲"。同时多数东欧国家属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粉红色欧洲"，在废除专制后也保留了旧体制中的一些福利因素，并在欧盟民主福利国家传统的影响下有所发展。相比之下，倒是中国本来旧体制下的低福利状态在"官府卸责不限权"的改革中更加恶化，同时市场化和"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却在"只做不说"的"智慧"下不断加深。
因此，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今日中国比东欧更资本主义（当然并非更民主）的人越来越多。而东欧从阵痛中恢复后发展虽然加快（在欧洲算是最快），但增长速度仍然不如中国。于是过去那种关于"中国社、东欧资"的两种论调（事实判断类似，而价值判断相反）都在消退，而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专政加资本主义"战胜了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声音，则响亮起来。实际上，先于张五常，我国的内部调研中早就有这种声音。已故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深研究员、长驻波兰的郭增麟先生，10年前就曾尖锐批评波兰民主化之后颁布的《劳工法》，认为该法只强调劳工权益保障而不讲劳资两利，妨碍了波兰经济的发展，云云。
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背景下，那种对东欧、印度的传统斯大林主义式的指责并未消失，反而在近两年的舆论控制中重新突出。本来从邓小平时代起，批判斯大林在中国就已不是禁忌（只要不批判列宁），但近两年却开始压制"批斯"，包括著名的《历史研究》在内的一些刊物都因刊登"批斯"文章而受到处理。于是斯大林主义式的"东欧、印度批判"又突然高调起来，它指责东欧、印度搞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等等。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中国景观的另一面：与"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相应，东欧和印度则因给老百姓自由而受到"左派"的批判，同时又因给老百姓福利和维护工农权益而受到"右派"批评。而两种批评显得振振有词的共同基础，就是中国当前这种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体制在"低人权优势"下实现的经济高增长。
"低人权优势"的未来展望
然而我国这种"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虽然现在很风光，但隐患也不容忽视。在对国外的民主福利国家形成挑战的同时，这种模式也在中国国内形成"尺蠖效应"："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受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的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我们曾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正因为此，胡温政府大力提倡"和谐"，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公共服务责任，这一趋势应当肯定。然而"尺蠖效应"机制不改变，只怕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初步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低汇率优势。"低人权优势"作用更大。正是这种只要搞定官员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铁腕。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一般中国人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更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时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就那么值得不惜代价地维持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通宝推：匿名：1家园 秦晖总给人一种他句句有槽点真是不想搭理他的感觉，哈哈 好吧，我还是很厚道的。
他特别爱讲西方是高人权劣势，中国是低人权优势。但是他却很懒于去思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所谓倒挂现象。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不能承认中国的制度是更好的。
人权难道只有某个人的权利才是人权，因为集体的强大而使得全体个人获益的，难道就不是人权了？他作为个体思维的拥护者恐怕很难承认这点。
西方的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初期难道就是高人权？那时的血汗工厂不比中国的更残酷？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血腥的，你不能因为富了以后穿西装打领带喝咖啡了，就忘记了他们曾经也是丛林里厮杀过来的。中国站上制高点以后也可以穿西装打领带喝咖啡，而且，因为中国的规模优势与勤劳智慧，有可能会实现史上最强大的人权优势呢。他敢想象吗？
他总是一种论调，中国做的越多错的越多。反正在他眼里中国做的不好就是天生下贱，做的好了就是畸形发展带有很大隐患。
承认点中国的好就那么难吗？
家园 【补充】秦晖：“昂纳克寓言” 内容【 以下引用知乎TXT文本】
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时，曾和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莫德罗长谈三个小时，我提出一个问题叫“昂纳克寓言”。
昂纳克是前东德的斯大林主义独裁者，1989年东德民众推倒柏林墙，昂纳克倒台，接着在民-主的基础上两德统一，西德把东德“吃掉”了，此后20多年德国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一点莫德罗也承认。他当年属于党内民主派，对民主化也是有贡献的。但统一后他所属的党派成了反对党，自然对现状批评甚多。
莫德罗承认昂纳克不得人心，统一是个进步。但他认为统一后也有严重的问题：东德制造业垮了以后，新的制造业并没有建起来。德国东部地区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状态。虽然所有西欧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但东德的问题更严重，他们原来全靠制造业，制造业一衰败，虽然第三产业填补进来，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
更何况他们从西方又引进了高福利、强势工会这些制度。本来这些都曾经是他们所期盼的，但是由此带来的投资不足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解决相应的问题，于是左派包括莫德罗，就对现状骂得很厉害，说我们吃亏了，西德捉弄了我们，搞得我们这里失业率上升。
莫德罗看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就说中国是个标杆，跑到中国来，大吹中国-模式。德国左翼党的基金会也给我发了邀请。我之所以想去跟他谈话，是因为我看到他在中国发表的言论。这人好像吃了后悔药，以为中国这样做才是出路所在。
其实我们都知道，东德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它的制造业垮了，西德的资本又不来投资呢？道理很简单，两德统一后很快实现了东西马克1:1兑换，两边的收入基本拉平了，社会保障、强势工会、劳工权益等等，都变得和西德一样，资本就流向低成本地区了。 那西德的资本凭什么跑到你这里来呢？你有什么吸引力呢？我说资本愿意跑到中国，也不愿意跑到你那里去。
我对莫德罗说，你设想过另外一种可能吗？比如说两德统一，你们可能把西德“吞”掉吗？莫德罗说，我觉得不可能，我也不指望东德“吞”掉西德，我只是说统一后他们应该对我们更好一些。我问他，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吗？他说，我们搞原来那套制度很明显失败了，如果转而搞民-主化，仅仅一个投票我们就“吞”不了他们，他们西德有6000万人，我们东德只有1600万，一人一票的话，怎么也不会是我们吞掉他们啊。
我说，我给你设计一个办法：假如20年前，东德没有发生民主化，柏林墙还存在，东德人没有自由，不存在东西马克1：1兑换，也没有引进西方的高福利制度、工会组织等等，东德的工人工资仍然很低，更谈不上什么政治权利。
但是昂纳克先生到西方逛了一趟拉斯维加斯、红磨坊，觉得花花世界妙不可言，突然间对市场经济发生了很大兴趣，说我不搞什么计划经济了，要赚钱，赚大钱，而且对西方资本完全把门打开，当然前提是西方也开门让我把商品卖过去，我可以用专-政手段提供最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土地你看中哪块，我就拿过来给你，工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百姓的财产我想拿过来就拿过来，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国家财产我想给谁就给谁，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当然也可以给一部分你们西方这些愿意来投资的人……等等。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
莫德罗说不可能这样，因为我们东德人就不会这么做。同样的问题，我其实不光问过莫德罗，还问过东德各种政治派别的人，他们都说不可能这样，东德人不会这样干的，西德人也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干。
我就问，假如他们真这样干了呢？道理很简单，如果这样干，前提是东德人又可以接受，那样我们看到的现象可就跟现在完全相反：西部的资本用不着跑到中国来，也不会跑到罗马尼亚，（现在德国很多汽车厂是在罗马尼亚投资，但他们不会在东德投资。）甚至他们都不会用土耳其人，而是一窝蜂跑到东德来，把东德人当农民工用，然后把生产的产品卖到西方去。这样我们看到的情况跟今天恰恰相反。
今天前东德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去工业化”。用我的话讲，出现了一大堆哥特式的尖顶，少了很多烟囱。德国东部最近二十多年来做的最大的一项工作就是修复那些教堂，发展旅游业。如果按照我刚才讲的做法，你们会出现比现在多十倍的烟囱，但不会有那么多哥特式尖顶；会出现经济奇迹，把西德的资本都吸引过来；你们的商品、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可以把西德的产业和制造业全部替代了。
这样，制造业萧条和失业问题就会发生在西德，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发生在东德。当然，东德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血汗工厂、环境污染。如果东德人可以忍受这种状况的话，西德会碰到什么状况呢？
西德现在的这套社会制度将会完全崩溃。首先工会会垮掉，福利瓦解了，资本家可以跑到东德享受“专-政”体制下无工会经济的待遇，西德工人还有什么谈判本钱？产业东移、税基丧失，还搞什么高福利？整个100多年来建立的所谓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将荡然无存。
如果东德不发生变化的话，西德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西德人搞自己的柏林墙，把东德的商品挡住不让进来，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把投资管住——我的资本不许出去，你的商品不让进来。现在的西方就在这样搞，贸易保护主义越搞越厉害。但这样做，在道义上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这套自由贸易制度本来是西方自己倡导的，这样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如果西德不修柏林墙，就要把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就不能跟它竞争，福利和自由都要大大往下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向东德看齐。如果西德真的做到这点，也就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社会制度上讲前者已经向后者学习了。
第三，西德现行的体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管是自由还是福利的减少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不要说别的，看一下现在的希腊，福利减一点，马上就有人上街，而且闹得天翻地覆，更不用说引进东德的制度了。如果硬要这样干，西德就会发生社会动乱，果如此，东德就有可能用强制手段实施统一。东德这么做也可能会乱，就看谁先乱了。
以上三种可能都不乐观。可是真正的问题是，我问，莫德罗先生作为左派政党的一个领导，如果这样的现象出现了，你愿意看到吗？
众所周知，左翼党现在讲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老说福利还不够高，工会还不够强大。如果出现上述状况，那确实是东德吞掉西德，可这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把自由资本主义给打败了，当然更不是斯大林主义把自由主义打败了，而是血汗工厂把福利国家打败了，野蛮资本主义把民主社会主义给打败了。
最后我说，右派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希望看到这个局面吗？如果你希望，那我没话说，如果你不希望，那么你在这里讲中国-模式有多么值得学习，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吗？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考虑的。这些事情在德国并没有发生，所以我把它叫做一个寓言——“昂纳克寓言”。但这个预言虽然在德国没有发生，却在世界范围内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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