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笨狼河友谈粟裕说新中国建立 -- 真离
家园 【原创】从笨狼河友谈粟裕说新中国建立 历史，必然有一个真相和道路，笨狼河友可能是受到官方影响，也可能是自己思想糊涂，每次一遇到粟裕就和疯了一样。
今天看到他说粟裕在城南庄会议之前是欺骗了毛主席的，这就是自视过高啊，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粟裕的军事行为在当时有可能欺骗毛主席，在之后，还有可能欺骗得了吗？解放军一直要总结的，你不知道吗？除非笨狼河友认为毛主席是个糊涂虫，但是他又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意思就是他笨狼才是天下军事第一人，哈哈。
实际上从南昌起义后，毛主席的军事水平就远远领先于同时代的几乎所有军政人才了，只不过是手下兵力有限。匿名河友说南昌起义几乎团灭如果股看到官方历史的人大概不会这么认为，但是实际上真是事实，为什么，因为安排设计还是合理的，这本来也是可以的方向，但是，凡事就怕但是，就是这个但是是大多数人的恐惧，而当年确实有这个问题，剩下的最后的领导层的恐惧也就是如此。谭平山已经离开，只有郭沫若等跟随。
周总完全失去了方向，这其实是个人人都可以看出来的事实，到了海边，苏联援助到达，一切OK，但是如果没到呢？恰恰是没到呢？周总失去了方向，这个历史为什么不写？可以吹南昌起义，这也是对的，但是就这个历史不写，不好吧？什么朱德还有信心，如果遇不见毛主席秋收起义，朱德部队也确实没了的可能性很大。
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周总带着一帮人跑上海汇报去了，这也不能说是不好，但是确实不太值得自豪，至少在以后的描写中，我们看不到南昌汇报这个事情，我们甚至知道贺龙部贺锦斋的离开。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毛主席的稳健，其实大家都知道，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上井冈山不好说是绝对的安排，但是起码是一条后路，这是明显的，也是毛主席没有回避的，为此毛主席处理了苏先俊、余洒度，并且不惜和余洒度干，余洒度洒泪而别，卢德铭的支持不是很离奇的啊！那时，余洒度才是秋收起义的真正的大军头啊。当然，在这里也应该表扬一下余洒度，作为大军头，他只能选择去上海汇报，从这里来说，双方都是好样的。这是南昌起义的历史，事后大家也不是不知道的，毕竟林彪是咱们毛委员的人了。
当时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是很爱写报告的，真是很好的氛围啊。这些基本都可以事后总结，虽然会有传递冲突，但是真相基本还是可以的，因为总的基调在那里，大家都是为革命牺牲，没有办法，只有前赴后继。
回到话题，军事行动事后都需要和拥有总结，毛主席是军事指挥奇才，不仅对敌人，对我方的内部的军事山头现象和能力很是清楚，既有妥协，也有斗争和反制。
这里就要说到长津湖，长津湖是成功的，但是不够完美，即便是那样的条件，我们也可以做到完美。
但是宋时轮没有听毛主席的安排，第一就是粗心大意轻敌了，这是基于13兵团胜利的错误认识，九兵团也以为自己和13兵团一个水平，其实是有所差距的。这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东北冬季保暖问题，历史有很多的资料说宋时轮没有注意东北动机棉衣问题，而这点毛主席其实是说明了的，东北局甚至给与了提醒，但是他们也是浪费了这些提醒。
这种轻敌导致了没有找到及时有效的各种路线图，甚至没有向导，因此到下竭隅里晚了一天，导致了巨大的被动之一。
也因为轻敌，导致了26军配置不够靠前，这也是当时短时间兵力不足的原因，毛主席的嘱托是一定要集中足够的兵力，宋时轮不仅没有这样，还玩三地平均兵力，这是历史较大的失误。
第二，就是不仅不听话，确实有欺骗给毛主席，在这里，九兵团的行动完全是信息从宋时轮处转志愿军总部和毛主席处，没有粟裕解放战争的信息透明，因为粟裕不是中央节点。
虽然毛主席没有批评宋时轮，因为战役毕竟胜利了，但是事后宋时轮是有检讨的。
也有针对宋时轮的惩罚。
事后总结是解放军的光荣和优秀传统，怎么欺骗啊？呵呵呵，我倒想看看笨狼河友的解释，这不是编瞎话就能绕过去的。就好比许世友事后打兖州来说明黄伯韬问题，也得有人信好吗，问题是你笨狼河友可以信许世友，但是这不显得你愚蠢吗？
第三，就是战线摆在那里，你怎么狡辩也没有意义，这是大兵团作战，小战线可以隐瞒欺骗，大的战线你说不过去啊？
当然，我还是说，长津湖虽然惨，但是我们是胜利的，也是为以后打下了一个好基础，基本是战线稳定在38线的强烈支柱之一了。
话说如果抗战，国军能取得这个成就，蒋介石得开心死吧？我在知乎问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有了也被删除了，但是我怀疑咱们西西河可能也不一定有尤其是对方的河友回答这个问题。哈哈哈。这确实不太紧要。
所以我说，笨狼河友还是算了吧，军事真不是你谈的，你除了每天重复安歇车轱辘话，有毛意义，你试图用总前委来否定粟裕的成绩，你也得看懂淮海战役地图和视频啊？就那种情况，你好意思为邓小平吹牛皮吗？
看看，这个是你说粟裕没有判断对杜聿明逃跑方向的状态，你好意思吗？
这也是我说粟裕极限作战，你不认可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正是这些导致了毛主席提前解决了中国的战争状态，把我军（红军、共军）不利的方向转为了有利、优势的状态。这是一个奇迹，有关这点我和某位河友已经探讨了，就是这点，你笨狼河友不服，非得站出来要显示自己的不足。
也正是这点奠定了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的基础，这是一个近乎偶然的，很多人不敢相信的现象和状态。
因为即便有了共产党、组织、土改，也不能代表共产党必然取得政权和胜利，由于历史和国际，实际上，苏联不可能帮助中国人统一中国！！！这点才是核心和关键。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把握，他大概对这点心知肚明，叶剑英是以为在70年代，苏联很强大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方面或许还有机会，他是没看到苏联解体。总的来说，作为历史的强人，他们也认可毛主席的这个能力。
而这个除了毛主席在军事斗争中极为高超的军事斗争手段之外，对国际形势的精准把握得到了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我们非常幸运，摊上了毛主席这个唯物历史中的极端英雄，我们非常幸运，在中国历史催生英雄的过程中，我们有幸和他曾经生活在一个历史时期，并且我们为此受益，拥有了超过中国历史的生命，如果按照国民党领导，我们中国会有这样的人均寿命增长吗，绝对不会！！
最近知乎又在探讨这个问题，结论当然是计划经济导致贫穷，我也是呵呵了，拜托，如果是国民党的市场经济，今天中国人能不能超过十亿都是个未知数好吗！！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知乎还要颠三倒四的翻烧饼，也是中国现代舆论形态的无比愚蠢了！！
所以，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些想法，也是想和匿名河友聊的一些看法，大家公共学习吧。
我敢说，叶剑英和邓小平在80年代对共产党领导中国胜利没有把握，这个事情我应该是第一个说的吧，我个人断定，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没这个能力和信心！这是绝对的！
这里面的唯一核心就是对毛主席的能力的信任，没有毛主席，他们什么也不是。邓可能还要差一点，叶剑英是很聪明的，他很确认，罗荣桓等（毛主席的人，包括高岗、饶漱石、康生！！）的伟大就在于他是绝对确认。
周总有点畏惧毛主席的政治手段，也爱惜羽毛（名声）。所以他不直接对抗。他的失败导致他不太信任苏联。
米士奇爷爷是工人、父亲是中农，社会背景简单纯粹，刚好适合担任主席的速记员。
随后，米士奇于1965年8月23日顺利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那么在这之后，米士奇又是如何与王洪文扯上关系，并且代替对方实行通电夺权计划的呢？
原因就在于米士奇本人的优秀，让他只用数年的时间就成了中办厅秘书处的文件副组长。
而当时正值王洪文春风得意之际，米士奇的出色也很快被对方注意到。
一纸调令下达，米士奇便被安排到王洪文办公室做协助工作人员。
就这样，米士奇自然而然地成了四人帮基层人员。
等到毛主席逝世后，王洪文再也掩藏不住内心的野望。他命令米士奇不以“王办”的名义发出消息，而是以中办厅的名义向全国各地下发一条指令。
指令内容为：毛主席逝世后，期间发生许多重大问题。

全国各地有任何需要请示的事情，都可以打到这个电话中来。
很多人或许并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王洪文借着中办厅的名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夺权。
好在王洪文的阴谋行动还没开始多久，中央便及时察觉并将其粉碎。
而此时米士奇也第一时间站出来，将王洪文曾经所有的犯罪证据进行整理并向中央揭发。

在他的主动揭发下，针对王洪文的审判过程更加简单，米士奇也因此在1976年12月印发的中央文件上被称为“米士奇”同志。
最终，米士奇于2010年去世，享年70岁。相较于其他四人帮基层人员而言，也算是个十分不错的结局。
1998年，沈阳解放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江泽民主席亲临会场，与沈阳人民一道庆祝这一伟大的盛事。
活动结束后，江主席热情会见了来自沈阳各界的人民代表，其中还有一位曾经的副国级领导，后来被下放到糖果厂劳改，她就是曾经著名的“劳模”李素文！

李素文是来自人民群众之间的一位非常年轻的同志，她193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当时的东北沦为日占区，日本侵略者将战火肆意蔓延在东三省的土地上，出身贫寒的李素文饱受战争的折磨。
21岁那年，接受到新思想教育的李素文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进入了沈阳副食门市部当营业员，说白了，就是一个卖菜的，但毕竟是国家部门，所以李素文是有编制的。
李素文虽然年轻，但是对待工作态度认真，丝毫不敢有半分马虎，对待任何顾客都很有耐心，甚至为了更好地售卖蔬菜，专门去学习了农业种植知识。
皇天不负有心人，兢兢业业的李素文很快就被选为了沈阳劳动模范，她的故事传到了毛主席耳朵里，为了表彰沈阳的工作展开，主席特意接见了李素文。

在全国第三届人大会议上，李素文将自己的工作感受整理成一篇名为《为革命卖菜》的文章，得到了周总理和众多中央领导的欣赏。
很快，李素文的大名就传遍了全中国，成为了全国劳动模范，“十年动乱”开始后，李素文当选为沈阳革委会副主任，正式开始了她的“开挂之旅”。
身为全国劳动模范，李素文还荣幸地跟随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1975年的时候，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从一个卖菜的营业员到副国级领导人，李素文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这样的进步简直太可怕了。
身居高位的李素文仍然不忘初心，她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不管身处什么级别，她每个月都只领取62元工资，出席一些正式场合的时候，连身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只能和别人借着穿。
在工作上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疏漏，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身处政治漩涡中央，李素文还是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

当时全国都掀起了“批邓”的狂潮，李素文一时糊涂，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在“批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李素文因为支持“批邓”，被下放到沈阳一家糖果厂劳改，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从副国级领导沦落为糖果厂工人。
如此巨大的落差，换成谁都承受不了，但李素文很快就坚强起来，在糖果厂努力工作，从一个普通工人干起，后来竟然当上了副厂长，再次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李素文的一生经历大起大落、辉煌传奇，1998年纪念沈阳解放50周年的活动上，江泽民专程接见了李素文，高度肯定了李素文辉煌传奇的一生。
邓就是靠硬来啊！！！
通宝推：睡前采风,匿名：1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尼克松谈江青，江青的敏锐，确实有意思，叶永烈作品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1963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
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
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
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文章摘自 《“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家园 有关徐向前的小段子，由此可以想象1939年的徐向前到山东 1988年6月2日，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领导小组的成员齐聚在柳荫街帅府客厅。李德生、刘华清、陈再道、洪学智、尤太忠、陈锡联、秦基伟、程世才、郑维山、张才千、杜义德、陈明义等一帮老将军、老战友们又齐聚一堂。这些赫赫有名的将军，尽管都已经是老人了，但一个个高咙大嗓，互相寒暄，开着玩笑，屋子里乱哄哄的，热闹非常。突然间，徐向前披着大衣，拄着拐棍和李先念一道出现在客厅门口，刹时，室内鸦雀无声，一帮将军老头齐刷刷地站起来，挺胸、立正、抬头，向这位布衣元帅行着注目礼，就像当年红军士兵看见他们的总指挥一样，客厅里只有徐向前嗒嗒的拐杖声……“那阵势、那威严……”
作为儿媳妇的王彦彦曾亲眼目睹了这感人的一幕，这是她头一次见到元帅的威仪。
徐向前，1939-1940年，在山东工作。
家园 山东工作责任重啊 家园 主席起用徐帅为军队文革负责人其实是赋予了厚望的，他也是 红四这帮山大王里唯一一个跟主席理念接近的教书匠出身的人，可惜他代表着红四整体利益，也身不由己偏向红四。有一点可以推断的是，珍宝岛时间后，主席判断苏联威胁比美帝大，毕竟一昼夜能抵达北京，让粟裕去三北前线督导防御。囿于信息茧房，不知道林帅是否是铁杆苏粉，怕他抵制联美抗苏，反正主席用上了红四制衡，某种程度上，当年的决策决定了后来一系列进程，用老邓和徐帅共同的班底为开放保驾护航。只是老邓手段厉害，最后一统江湖。
可惜了红一这一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中流砥柱。
家园 林总不是苏粉，确实比较亲近苏联，但是不会背叛国家的 1969年一号令，我倾向于还是林总的筹划。
人造山的堆形为单峰菱形或双峰椭圆形，高度20至40米，正面宽250至400米，纵深120至220米。地下坑道轴线总长600至1000米，坑道出口6至10个。地下工事的覆土要求能够抵御250公斤至1000公斤航空炸弹的直接命中。内部要求达到自然通风、供电、供水。
当年解放军在中国北方地区堆积的人造山数量有几十个，每座人造山的建设费用大约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这在六七十年代是一笔十分巨大的开支。军方内部对此有很多不同意见，以粟裕和皮定均为代表的将军们，认为人造山的建设，与我军一贯的积极防御、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战略相违背。如果进攻之敌留下少数部队牵制，大批敌军绕过人造山，我军固守部队则毫无办法。断定在现代战争中，面对敌人宽正面、大纵深的进攻，这种设防工程比二战中的法国马奇诺防线强不了多少。
直到913林彪叛逃以后，这种耗费人力物力的人造山工程才彻底停止。
家园 是啊 临上飞机前还流着泪说“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 被逼上梁山，难难。主席为何一再牺牲嫡系，从政治角度出发，那是慢性自杀，聪明如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一直想挖掘这方面的史料以解疑惑。
913后导致整个红一大清洗，主席至少应该力保部分。红一红三可是他亲手带出来的权力基本盘。
家园 从硬汉钟伟的故事看文革，可知历史的吊诡和离奇 
1967年夏，安徽合肥武斗，战火正旺。好派捷足先登，占据市中心百货大楼，以控全城。屁派屡攻屡败。钟伟将军时任安徽省农垦厅副厅长，靠边闲居，闻枪声心中发痒。某日，将军至屁派指挥部，曰：“你们这些娃娃，连栋破楼都拿不下来，还造个屁反！”众头头忙请教良策，将军如此这般，一番耳语。次日，屁派按将军计行事，轻取百货大楼。
“文革”中，造反派（淮南红卫军）持麻袋，勒令钟伟将军入，扎袋口，以乱棍击之。尔后，投入江中。钟伟将军于麻袋中竟挣脱而出，潜水江对岸，逃之夭夭。
好派和屁派？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呵呵。
某日，将军至屁派指挥部，曰：“你们这些娃娃，连栋破楼都拿不下来，还造个屁反！”
众头头忙请教良策，将军如此这般，一番耳语。
次日，屁派按将军计行事，轻取百货大楼。
程明远、刘秀山简介
按：最近在互联网上连载的原安徽省八二七派主要代表梁守福（梁守富）的回忆录《乱流浮沉半生缘》中，又提到了在安徽省文革前期成为安徽两派造反派争论焦点的程明远和刘秀山这两位干部，这两位干部，文革中曾在1967年9月5日的中央首长“九五”讲话中被多次点名批判，当时“九五”讲话曾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要求全国军民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因此程明远、刘秀山之名广为人们所知，但对二人的情况一般人却知之甚少。
现本刊综合目前所见到的有关资料简介如下，并望知情者给予更为详细的补充和修订。
程明远
1900 年生，安徽肥西县聚星乡人，贫农出身。原名程道富，化名程道福。1929 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安徽省工作。文革开始时为安徽省林业厅厅长。
文革中支持以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淮南红卫军”。
1967年1月下旬安徽主要造反派八二七兵团总指挥部在得知中央明确反对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单独成立组织的态度后，提议安徽省军区发出对程明远的通缉令以瓦解淮南红卫军。
1月26日安徽八二七派在省军区支持下向省委、省人委夺权后，程明远站到了否定“一。二六”夺权（即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屁派”又称P派）一边。
1967年3月15日安徽造反派两派发生流血冲突，16日康生、王力、关锋等紧急接见安徽两派代表，对“三一五”事件作了严厉批评。17日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建议》，在第二点中称：“取消对程明远的通缉令，有错误﹑有罪恶可以到中央控告。不能擅自向程明远发通缉令，过去通缉令无效，取消，希望程明远以及晓得程明远在什么地方的人，马上通知到，参加我们的会议。”
程随即参加了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
3月25日周恩来等接见安徽代表，八二七总指挥部代表梁守福做检讨时，程当面斥责其被李葆华收买了。
27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即安徽九条），第七条称：“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此后程与刘秀山成为安徽两派争论焦点。P派（屁派）认定二人是革命领导干部，G派（好派，即八二七派）则要打倒。
1967年6月安徽八二七派调查公布了程历史上的所谓“变节自首”材料。9月5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全体赴京代表时，江青讲话中说：“还有个什么程什么的叛徒？（姚文元插话：程明远是叛徒。）程明远，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康生讲话中又说：“你们两派头头后面都有坏人，刚才江青同志讲你们P派后头有刘秀山、程明远等人……”康生又说：“有的同志参加了三月会议，在宣布九条后，程明远就没有表态。合肥的代表还记得吗？我记得，当时都表了态，程明远没有表态。我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他那个组织的问题，就是九条上讲的，‘红卫军’组织的成员还是要回到工厂农村去搞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很明显，程明远不满意。”
11月1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代表，周恩来谈到运动发展到现在已不能让刘邓陶有发言权时说：“难道让他们有发言权？让他们来保护刘秀山、程明远？”1969年夏程在被作为“叛徒”、“黑手”关押、批斗中去世。
刘秀山
1912年生。抗日战争初期即投身中共事业的“三八”式干部。长期在安徽省工作。文革前曾因在治淮问题上与当时省委领导发生矛盾，于1955年蒙冤下狱，在狱中著有反映新四军一支游击队战斗历程的长篇小说《在大别山上》。1962年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经刘少奇指明“刘秀山是坚持真理的好干部”，得以平反。1963年7月任中共安徽省委候补委员。文革开始时为安徽省文联副主席。
文革初大揪“三家村”黑帮高潮中，1966年7月7日被省委书记李葆华点名批判。7月1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和《安徽日报》总编辑黎洪，省文联副主席刘秀山、陈登科，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那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了大批判。因刘的内侄马某是合肥工业大学采矿系学生，8月26日合肥工业大学学生给省委写炮轰大字报后，李葆华在紧急会议上给大字报定调子就说“是刘秀山一手策划的”。
《安徽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合肥一连几天召开声势浩大的“声讨”刘秀山大会。省委还电话通知地﹑市﹑县也要召开“声讨”刘秀山大会。
1967年1月26日安徽八二七派在省军区支持下向省委、省人委夺权后，刘站到了否定“一。二六”夺权（即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屁派又称P派）一边。
3月中央处理安徽问题后刘与程明远成为安徽两派争论焦点。
P派（屁派）认定二人是革命领导干部，要结合，G派（好派，即八二七派）则要打倒。
9月5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全体赴京代表时，江青讲话中说：“现在连刘秀山那样的坏人……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同志们，这个刘秀山是坏人，我很早就知道了，不是现在知道的。只是没有戳穿，我有材料。他是个坏人，他在背后操纵，可能有些好的人上当。……刘秀山躲在北京很久，一直藏在北京，现在不知到哪儿去了？（G派代表：现在合肥，继续挑动武斗。）”康生讲话中又说：“你们两派头头后面都有坏人，刚才江青同志讲你们P派后头有刘秀山、程明远等人，你们好派后头有什么人？梁守富，曹在凤，实际上梁守富、曹在凤后头是彭宗珠，后头是谁？啊呀，安徽问题是错综复杂得很。”
9月28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代表团时，张春桥讲话中说：“安徽就是刘秀山那几个坏人嘛，把黑手一揪，问题就解决了。”
11月1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代表时，江青讲话中说到有人攻击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还有资格点刘秀山、程明远的名。”说：“我觉得这很奇怪，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是一个革命者，我为什么不可以点刘秀山，反革命刘秀山！在座的小将们，有的还不是共产党员呢，但是他就有这样的英雄的胆量，打倒刘邓陶，打倒李葆华，为什么不能打倒刘秀山？刘秀山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
周恩来谈到运动发展到现在已不能让刘邓陶有发言权时也说：“难道让他们有发言权？让他们来保护刘秀山、程明远？”
此时刘已被捕入狱。1970年死狱中，终年58岁。文革结束后平反。
火车过了蚌埠车站，我和同位的一位中年旅客拉呱。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合肥去；我又问他合肥乱不乱，他说乱得很。接着，他便直爽地对我说：“合肥的两派斗争得很激烈。屁派以《九条》为武器，坚决和极派斗，而极派总是不甘心失败，进行疯狂反扑，他们一再挑起武斗事件。我们屁派没办法，只好也拿起武器进行自卫还击。”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他前后左右的几个农民打扮模样的人说：“这些人都是我从家乡雇来，到合肥去搞武斗的。”说完，他问我是哪一派的，我只好照实说我也是屁派观点的。他听说我也是屁派，就又问我对《九条》学习得怎样，我说只知道《九条》是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但学习得太少，理解得十分肤浅。他说：“这怎么能行？我们合肥屁派的群众都能把《九条》背诵出来，唱出来。”
火车又向前行驶了一段路程，到了苏州站停了下来。一会儿，司机刚把车发动，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喊：“抓住老保！”这时车又停下。听熟悉内情的人说，这是司机为了接受造反派的检查才被迫停车的。
火车到了南京，需要转车，在上车前，我用眼扫描了几下街道两旁、街道内外的墙壁上和其他建筑物上的标语，知道南京的屁派组织——“八·二七”在舆论上占压倒优势。有的标语上写着：江苏省“一·二六”夺权是抢权，坚决把权再夺回来！还有一幅标语上写着：愤怒声讨××兵团的流氓分子强奸我“八·二七”女战士！
关于对安徽的造反派，大字报或标语上，一律称屁派、炮轰派或踢派。如果是保守派则称为好派、极派或支派。这些称呼的原因是：比如说，1966年“八·二七”革命造反组织成立以后，接着，在上海夺权风暴的影响下，“八·二七”也盲目效仿上海造反派的做法，夺了安徽省委的权。夺权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安徽造反派的夺权没有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是一派夺权、一派掌权，中央不能承认。可是，“八·二七”内部的一部分形左实右的极左分子拒不承认错误，他们狂呼：“八·二七”夺权夺得好，好极了！于是这一派就称为极派；而“八·二七”内部的反对派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的群众则说：“八·二七”夺权是假夺权，好个屁！于是这一派就被称为屁派。同样，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情况。不过，各地的称呼不尽一致，如灵璧县称保守派为巩派，或好派，称造反派为屁派。后来，和其他大部分地方一样，改称屁派为炮轰派。萧县称保守派为支派，称造反派为踢派。
从那些有关安徽的消息中，我进一步了解到，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是迅速朝着有利于革命造反派的方向发展的。如，有的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6408部队到安徽支左！有的“消息”上报导了全国各地，如北京、上海等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声援安徽炮轰派的情况。有的“消息”上报导了安徽军分区主要领导人严△、宋△等，在北京向造反派作检讨的情况。总之，街上出现的那些有关安徽问题的大字报、“消息”、标语口号等，基本上是炮轰派或支持炮轰派的组织写的，只有极个别的是好派写的。这样，好派在上海成了“孤家寡人”，没有立足之地，而炮轰派在舆论上远远压倒好派。看了这一切，自然，我的内心非常激动，受到极大的鼓舞，从内心感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伟大，从而加深了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增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胜信心。
文化大革命时期（三）
邱朝坦
2018/07/05 15:30邱朝坦1943年生安徽省灵璧县人，当代诗人、书法家、风水师, 来自安徽省。
大家猜猜看，抓钟伟的军人是谁？
家园 这块我不知道该说啥，不知道有没有具体证据，但是这个事件 看不到前后的逻辑。
虽然913叛徒似乎是那么回事，但是明显不符合逻辑。
周总的活儿有点糙。
家园 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 你说主席为何一直牺牲嫡糸，那这个嫡系为何在主席明确不设国家主席并确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时候，还一直提要设国家主席并丑自己想当这个主席？
家园 是的，其实争的不是一个虚衔。里面有些试探在里头。 -- 有补充 个人觉得毛周张等五四新派跟毛林邓之类的未脱封建影响的管理层是有思想高度差异的。网上只言片语似乎也在佐证林的封建性：
“”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出现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40年之久的熊丸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的死讯时。”
常识上，敌人为之“流泪”的都值得深入研究。再结合抗战初期林的西安之行，前后相连不让人怀疑都不行。
亲苏，在蒋那给自己留后路。说明他在方向上仍然是传统保富贵思维。
个人模糊初论，毛周才是为民族为共产事业不惜身不计生前身后的孤勇者。
向五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