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发到河里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才叫好帖 -- 狙个梨子

青藏高原交通闭塞，物流不畅，高原人只能长期固守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直至1949年，整个西藏仅有1千米多便道可以行驶汽车，水上交通工具只是溜索桥、牛皮船和独木舟。美国现代火车旅行家保罗·索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决策：要把铁路修到拉萨。1956年开始，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即对从兰州到拉萨的2000余千米线路进行了全面的勘测设计工作。1973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要加快修建青藏铁路；同年11月26日，原中国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了青藏线协作会议。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领导多次作重要指示，要求加快工程进度，争取提前完成。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通车。1994年7月，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上再次提出修建进藏铁路，并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肯定。会后转发了座谈会纪要，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进藏铁路建设前期准备工作”。

青藏铁路(2张)

1995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开始组织进藏铁路的论证工作。1996年，中国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下个世纪前10年进行进藏铁路的论证工作。1999年11月，原中国国家计委批复了青藏铁路西格段扩能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2000年初，青藏铁路西格段启动扩能改造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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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3月7日，原中国国家计委有关人士在中国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加快“进藏铁路”、“西气东输”等重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同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建设青藏铁路作了重要批示；同年12月，原中国国家计委在京召开青藏铁路汇报论证会，正式向中国国务院上报青藏铁路项目建议书。2001年2月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听取了原中国国家计委关于建设青藏铁路有关情况的汇报，对青藏铁路建设方案进行了研究，同意批准立项；同年6月29日，中央政府决定投资262．1亿元，修建青海格尔木至西藏拉萨的铁路。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同时举行；同年10月，青藏铁路西格段扩能改造工程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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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青藏铁路冻土试验全面铺开。2003年3月，青藏铁路铺轨穿越昆仑山隧道；同年6月，世界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车站开工；同年8月，青藏铁路铺架工程成功通过可可西里无人区。

列车行驶在青藏铁路(3张)

2004年5月，青藏铁路建设形成整体推进态势；同年7月，青藏铁路正线铺轨450千米。2005年8月，青藏铁路全线路基、隧道、桥涵等线下工程基本完成；同年8月24日，青藏铁路铺轨通过唐古拉山；同年10月12日，青藏铁路全线铺轨完成。

1970年8月从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工程地质专业毕业后，张鲁新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市铁路局加格达奇分局的一个线路队。1973年冬天，在齐齐哈尔召开了一次多年冻士研讨会。会上，张鲁新认识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冻土研究所专家徐学祖。从徐学祖的专题报告里，张鲁新了解了青藏高原。“我当时想，要成为冻土学家，必须走向高原。而毛主席的‘青藏铁路要修’这句话，更坚定了我到青藏高原的决心。” 1974年冬天，张鲁新被调到兰州铁道部西北研究所。那时，他结婚刚刚7天，只身去了大西北，把爱人留在了大兴安岭。到西北研究所后，张鲁新担任青藏铁路多年冻土分布与特征研究课题组组长，和其他科研人员一道走上了青藏高原。 “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进藏的情景，我们一帮年轻人乘坐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山，只有女同志才有资格坐在驾驶室里，男同志全都在后面的车斗里，在沙石路上晃荡了整整一个星期，来到了海拔4700米的五道梁。”人到五道梁，难见爹和娘。“当时我头痛欲裂，吃什么止痛药都不管用，只能抱着脑袋拼命地喊。3月份，五道梁零下十几摄氏度，我们刚搭好帐篷，大风就把帐篷吹跑了，我们在后面拼命地追，追到后扑到帐篷上压住，我们几个人喘了一个多小时的粗气，才有劲把帐篷扛回来。” 从此，张鲁新就在青藏高原上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32年。 数次走到“鬼门关” 青藏高原许多地方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仅为海平面的一半左右，极端气温可达零下40℃，被称为“生命禁区”。“为了研究高原冻土，有好几次差点进入鬼门关。”张鲁新告诉记者。 1976年，张鲁新等人对青藏铁路的东线方案进行科学考察。7月的一天，张鲁新和两个同伴到尺曲河一带考察。“一场暴风雪突然袭来，天昏地暗，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不知东西南北地摸索着，感觉离营地越来越远。”夜里3时，浑身湿透的三个人再也走不动了，蜷缩在一个避风处，开始谈到了遗书和如何保留冻土资料。 迷迷糊糊中，张鲁新似乎听到了有人带着哭声呼喊他们的名字。“我们三个人又累又饿，已经没有力气发出一点声音。万般无奈中，我们搜出身上还有一个防水的纸烟盒以及最后三根火柴。我们把烟盒撕成了三条。点燃一条，被风吹灭了；再点燃一条，还是没人注意。只剩最后一点希望了，我颤抖着把最后一条烟盒点燃，火苗蹿起。借着黑夜中的一丝光亮，同伴发现了我们。”就这样，同伴从死神手上为未来的青藏铁路拉回了一位科技之星。 张鲁新在青藏铁路冻土的科学考察中，还曾遭到土匪的抢劫，因他身上没有什么财物，而躲过了一劫；他曾因食物中毒，吐了两天两夜。“也许是我对青藏铁路事业的执著感动了上天，才能数次死里逃生。” 上世纪70年代，从事青藏铁路冻土研究的有一百多人。1984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并交由兰州铁路局运营。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及经济实力等种种原因，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没有继续修建。

许多专家调走的调走，改行的改行，只有张鲁新等几个人苦苦坚持了下来。

尽管不知道青藏铁路何时重新上马，但他还是在寂寞中研究，在痛苦中等待。因为他坚信，青藏铁路总有上马的一天。 （这位专家是个执着而纯洁的人）

他的研究成果影响了青藏铁路的走向 2000年7月，中央决定重新上马修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并派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前往格尔木考察。 “当时，我刚刚坐火车回到兰州，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放下，急忙又赶回了格尔木。”张鲁新说，冻土难题能否攻克，是决定青藏铁路能否上马的关键。“我要把二十多年来青藏高原永久性冻土地带的科研成果进行汇报，只有用科学的论据说服铁道部领导，他们才能向党中央、国务院陈述建设青藏铁路的充分理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鲁新的此次格尔木之行，关系到青藏铁路上马与否的历史性抉择。

那天汇报的人很多，直到上午11时30分，才轮到张鲁新发言。他的发言很快，想把憋在肚子里的千言万语，在半个小时内讲完，怕耽误了孙永福的时间。孙永福说：“你讲慢一些，把这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都讲出来，你们科研能够坚持二十多年，我听几个小时还不行吗？不听完你的汇报，我们不散会，不吃饭。” 听到这句话，张鲁新的眼泪差点流出来。张鲁新的发言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孙永福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老张，你今天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对青藏铁路的上马、破解高原冻土难题，我们更有信心了。”

2000年9月，中央召开了几次修建青藏铁路论证会，张鲁新作为唯一一个坚持下来的冻土专家参加了。在一次决定青藏铁路命运的会议上，许多人都反对修建青藏铁路。会上有不少人提出，青藏高原海拔太高，人们根本呆不住，更无法施工。张鲁新缓缓地站起来说：“你们看看我，我在那里呆了快三十年了。” 就在那次会议上，青藏铁路的路线被确定下来。一些媒体后来评价说，在一定程度上，张鲁新影响了青藏铁路的走向。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就在着手筹备载人航天工程。这项代号“714”的重大工程，由钱学森挂帅。“714”工程的保密性极高，从空军1800多名飞行员最后筛选了20人当预备宇航员。然而这项高度保密的项目仅仅在1年多之后就遗憾地结束了。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发射成功，全国上下都在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就在这一天晚上，一个保密级别极高的会议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当时航天部门的领导和各路专家，在这个会议上，大家受到“两弹一星”精神的鼓舞，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也是更为让人激动的计划：把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也搞出来，让太空也留下炎黄子孙的足迹。

会议结束之后，很快就形成了会议报告呈送中央。1970年7月14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载人飞船计划。

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

新中国的第一个载人航天项目就此诞生，代号“714”工程，因为正是在7月14日这一天毛主席批准了这个项目。

当时“714”工程由钱学森挂帅，我们的第一艘载人飞船则被命名为“曙光一号”。在当时的计划里，“曙光一号”将在1973年发射。

“曙光一号”的设计参考了美苏两国的经验，“曙光一号”的模型机从外部看就像一个倒扣的漏斗，和美国双子座飞船有几分相似。

随着正式立项，“714”工程的相关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了。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拔航天员？

载人航天是技术含量极高，而在当时也只有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有成功的经验。而两个国家更是将相关的信息和资料视为绝密，对外界严密封锁。况且彼时，我们国家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都不算太好，想要获取一些资料更是难上加难。

“714”工程在整个空军选材，最后挑了20个。

新中国第一批航天员的选拔自然而然地由空军和航天医学工作研究所承担。国家从相关单位抽调了一批得力的干部和专家组成工作组奔赴空军去挑选航天员。

苏联的首批航天员都是飞行员出身，比如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员加加林就是航空兵歼击机飞行员。而美国最早都是从空军试飞员里选拔航天员。为什么呢？因为试飞员是飞行员中的“尖子”，他们的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和业务水平都要比普通飞行员更为优秀。而且美苏两国对候选人的飞行时间都有很高的要求。

然而当时我们没有条件照搬美苏两国的经验。首先，当时空军就没几个试飞员，如果从试飞员里选择，选材范围就太窄了；其次，那时候条件所限，我们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很难达到美苏两国那样的高标准。

条件所限，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经过专家组的考察和讨论，最后决定首批航天员从歼击机飞行员里选择——因为相比其他机种来说，他们各项条件更为接近航天员的要求；对于飞行时间的要求，我们也将之下降到500小时。

1970年10月的一天，航天员选拔队伍出发，新中国第一批航天员的选拔就这样秘密地展开了。

如果从预计发射时间倒推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714”工程是典型的时间紧任务重。据当时参加选拔的专家王德汉回忆，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专家组先后跑了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下属的十多个飞行部队进行初步的筛选工作。

筛选的方式首先就是看档案。政治上可靠，思想作风过硬是第一个硬标准。如果这一要求没有达到标准，其他条件再优秀也不予考虑。

在政治条件之外，根据“曙光一号”飞船的设计要求，专家组挑选飞行员则是30岁以内，身高不能超过1.8米，体重不能超过80公斤，只能从歼击机飞行员里选。在这些条件里，年龄是可以适当放宽的。最后入选的飞行员中就有35岁左右的战斗英雄。

按照这样的条件，专家组从1800多名歼击机飞行员中先选出了215名符合条件的。随后又把这215人过了一遍，又筛掉了一批了，剩下88名合格者。

这88名飞行员当然不会是最后的名单，88人还需要再进行一次复选。

复选的地点定在北京，这些参加复选的飞行员到了这个时候依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参与什么项目。他们只知道去北京参加体检，但体检有什么项目？为什么要体检这些他们一概不知。

88名飞行员被要求严格保密，不能和家人同事通信或是打电话。

复选的要求更高，不仅是更为复杂的医学标准和航天要求，之前的政审全都要再来一遍。复选组由政工组、医学检查组、航天项目检查组、后勤组和医务保障组组成，全部工作人员就达上百人之多。

88名参加复选的飞行员统一住在北京空军总医院，单独住在一个小楼里。到了这里，保密要求更为严苛。不仅不能和外界通信，彼此之间也不能讨论和任务有关的事情。多年之后，老兵方国俊回忆到那个时候家里很着急，因为完全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一连几个月都没有消息。

复选的标准更加严格，来给飞行员们检查的都是各科室的一把手。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到底航天员应该是什么标准，于是只能采取“一切从严”的筛选标准。哪怕你只是有胃炎、疝气等小问题，都会被淘汰出局。

通过严苛的体检之后，还要通过相关航天要求的测试。那时的测试也很有时代的印记，飞行员们在测试之前，都要先和其他人朗读红宝书。

其中一项测试是晕机检查。也就是让飞行员坐上改装后的飞机去模拟太空中的失重飞行。测试飞机是经过改装的安-2。

测试开始之后，飞机在短时间里又是盘旋又是翻滚，还会忽上忽下。参与测试的人一会感觉身体很轻，一会又感觉有千斤重物压在自己身上。人会不同程度地发生鼻塞，黏膜充血，眼睛产生黑视，耳鸣脑胀等现象。

等所有项目完成之后，88个人只留下了33人。

这33人也不全都是最后的幸运者，专家组会根据他们的条件，按照“优中选优”的原则，再对这33人进行一次筛选。

1971年5月，经过多轮筛选，专家组最后留下了20人。这20人堪称是当时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了，他们正式开始了预备航天员的生涯。

到这个时候，他们自然也知道自己将肩负着何等神圣光荣的使命。因为纪律要求，虽然他们很少说什么豪言壮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

1971年5月12日，空24师师长薛伦，空34师副师长李振军等人同时收到一封绝密电报。电报上要求他们马上放下手里的所有工作，必须在5月14日去北京空军招待所报到。

虽然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薛伦等人还是按时抵达北京。

5月15日，薛伦等人奉命参与一个秘密会议。到了会上，众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要他们来负责筹备航天员的训练工作。会议决定薛伦为筹备组组长，李振军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他们的办公室被安排在空军学院，保密级别很高，直接归空军司令部领导，连空军学院的院长都不知道他们这一帮人的任务是什么。

接下任务之后，薛伦等人就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他们先是考察了在建设之中的四川西昌机场，还去北京航空学院请专家给航天员上课，讲授各种相关的知识。

眼看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航天员们也在挥汗如雨地紧张训练。但是突然之间，这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1971年11月中旬，“宇航训练筹备组”被解散，飞行员和工作人员们也全部返回各自部队或单位。从70年开始到71年结束，不过短短1年多。随着项目的解散，大楼里人去楼空，一切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为什么“714”工程会突然停止呢？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历史事件，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我们国家当时科研水平、经济实力等因素影响，国家还有多项卫星开发计划正在同步进行，拿不出太多的资金来支持载人航天。综合考虑之下，不得不暂停载人航天工程。

虽然“714”工程因为种种原因戛然而止，但是他们所积累下来的大量资料，所做的各项实验和探索，都为中国裁人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暂时搁浅，中国载人航天的伟大征程却由此迈出了第一步。

此后，国家在“863”计划中确定研发载人飞船。1992年9月21日，我国正式重启了载人航天工程，代号“921”。此时离1970年已经过去了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