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推荐最近大火的刀郎新专辑《山歌寂寥》 -- 林三
家园 刀郎可以凭这张专辑封神了 开始的《罗刹海市》，引人关注更多的还是明星私人恩怨以及八卦，但整个专辑放一块，却不必把眼光放在八卦上，更应该放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视角来看了。
中国这些年最核心的变化，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国力迅速增长，到如今可以和老美掰腕子。国力变强，人心自然就更自信，人自信，心气自然就高，就会有精神方面的需求出来。如果举个影师行业的例子，早期中国的演员，做到顶了，就会跑去好莱坞当个二流演员。而如今华人圈最有号召力的却是吴京了。为啥，是因为中国人民有独立自强的内在需求，吴京又恰好卡住这个点，可以说是时代和个人的相互成就。
刀郎这个专辑也类似：专辑里的歌好听不？好听。而且，这里面的歌，无论谁来听，一定会说，这是中国人的歌曲。无论是故事内核、歌词、曲调，都是完完全全的基于中国传统的东西，加以现代技术演绎出来的。中国人需要这种基于自身文化内涵的东西，来展示自我，强化自我。如果说吴京卡住了军事强国在电影方面的卡位，那刀郎这张专辑无疑就卡住了中华文化复兴，在音乐方面的卡位。
我更喜欢这张专辑里的《花妖》，吴侬软语版的更好听。杭州应该给刀郎发个奖章的，就像成都应该给赵雷发奖章。
通宝推：mhymark,石狼,时间的影子,外俗内正,掉毛的天使,陈王奋起,家园 《花妖》到底对应的是聊斋的哪一篇，有大神知道的吗？ 在原著里找了半天，没找到。
另外，个人认为，刀郎2020年的专辑《弹词话本》里好听的歌曲更多。
家园 好像没有完全匹配的故事 网上流传的内容，在聊斋里并未有对应的篇章。
有意思的是，随着网络爆发式的普及，这一版说法一夜间就成为全民共识了。这时候，再去追寻聊斋里的篇章似乎也没啥意义了。不得不说，这个故事编的真好。
以下内容是网上搜的：
宋朝时期，临安府（宋时地名，今抗州）有一落魄书生，家住钱塘东，某日出游，路经临安北，遇一富家小姐，二人情投意合，暗定终生。不久之后，二人相会，被小姐父亲撞见，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将书生杀害，血染褐衣，小姐悲痛欲绝，殉情而去。地府阁罗王感其情，许二人投胎转世，再续情缘。怎奈轮回道前误拨罗盘经，小姐投生泉亭（新朝地名，今杭州），二人虽投生一个地方，却相隔着千年时光。几经轮回，终是误了时确少一人，可叹再未得一见……
作者：小茶花叮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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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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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也听了《花妖》 在微信视频里听的。在看了视频说明栏里的整个故事后，眼泪才下来了。国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该故事的现代版《西区故事》。我们这个《花妖》感天动地的程度只有更高，且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那样写实作品又更撼动人心，因为用神话扩展了时间空间，把阴阳两隔、永无相守的凄美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通宝推：时间的影子,家园 去听了《花妖》 词曲都好，感动落泪。谢谢推荐！
家园 歌这么火，岂止是圈子里的个人恩怨恩怨所能解释的。歌词其实反映 的是百姓心中情绪，引起共鸣，在歌里找到宣泄口。所谓民意，难道真的看不见吗，可以无视吗？
引一段网友评论：
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这首歌？未必有多好也未必有多喜欢，但它点燃并引爆的不只是对娱乐圈四人的戏谑，更是对当代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的通病不满的集体大发泄，大暴发
家园 刀郎“涅槃”根本原因是“民意不可违”。 歌词其实反映
的是百姓心中情绪，引起共鸣，在歌里找到宣泄口。所谓民意，难道真的看不见吗，可以无视吗？
卖糕兄可谓一语中的。
1.
很多东西，都是时代的印记。
瞧不起工农群众、吹捧甚至跪舔精英群体势力，这就是改开以来的“政治正确”，至少是“无关紧要”，绝不会受到舆论指摘——因为舆论压根就被他们攥在手里。电视剧《汉武大帝》里东方朔对刘彻说要重视舆论的力量，这是可以“左右人心”的。这部剧背后是含有峨冠博带的高居庙堂者的意思的（如特约顾问薄熙成等人）。
但是这些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群众声音愈加崛起（互联网功不可没），发声渠道无限下沉，取代了传统纸媒在过往拥有的垄断话语权，也直接摧毁了那些同传统媒体利益绑定的“主流”歌手（及其背后资本和京圈满清余孽）的垄断话语权，所以才会使得自己的评论区全部被愤怒的网友占领，大家替刀郎声辩。
那些认为刀郎新歌就是为了讽刺那英、杨坤、高晓松、汪峰这4人的也太肤浅了，既不懂歌词，更不懂人民。
都说金字塔尖的人读不懂底层人民的悲伤，但他们同样读不懂、甚至还会曲解和污化底层的喜乐。
灯红酒绿、信仰迷失的当下，当一些人跟在掌握话语权的以官僚权贵阶层为代表的特权阶级的屁股后面，去颐指气使、去地域歧视、去嘲弄贫穷……这些人真的有理吗？真的要脸吗？真的还是人吗？
2.
杨坤还把自己比作咖啡、把喊麦比作大蒜。还有汤唯的嫌红烧肉“太土”，改成“香菇菜心”……看似是降格折中、化解舆论争议、突出文艺气息，实质还是紧咬着“雅俗定义权”死死不放。
不停的讨论“惊雷是不是音乐”、“惊雷质量高低”、“红烧肉和香菇菜心哪个更好吃”，完全是在偷换讨论概念和讨论对象。
“听惊雷的脑子没问题吧？”“香菇菜心得有品味的人才配得上”这和2018年王思聪高傲地谩骂花千芳“9102年了还有傻x没出过国”，有什么区别？
你可以不认同，可以从专业角度去剖析和批判，甚至如果你真的有一种育人之好（恰巧杨坤担任过好声音的导师），你还可以去引导、去教化、去指点——但是你不，你却选择了另一种表达方式：戏谑地将其踩在脚下。
这是一种抛弃。
咖啡和香菇菜心也好，大蒜和红烧肉也罢，当然无高低，但是谁是咖啡和香菇菜心、谁是大蒜和红烧肉？谁来定义，这是社会话语权的问题。
我国社会自改开以后，话语权逐渐从工人阶级剥离，至于流向了何方，大家应该都有体会。
“咖啡大蒜论”并不是平地而起的无影惊雷，是社会整体发生异化之后，于文化界催生的蛮象。
有印象的河友应该有记忆，那个阶段可言之一场思想地震，遥想《别不了的司徒雷登》在彭湃孙女彭伊娜创办的《南方周末》上骄横刊文、算是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对毛主席为首的一共领导人的一次“君子报仇，六十年不晚”。
包括所谓的“穷山恶水出刁民”这种话术，在我看来就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由市场经济环境催生出的“阶级PUA”。
去年的唐山打人事件，舆论爆发还没几个小时，网上就出现了“被打者是坐台小姐”、“正经姑娘谁大晚上出来吃烧烤呀”的恶谣论调（本质是为强行维稳而洗白黑暴势力）马上就在互联网上奔涌………类似的如遇到强奸案就怪受害女孩“打扮骚气”“穿超短裙就是想勾引男人”，还有某些颂圣派为给某人洗地而拼命抹黑别人。
黑化低位次受害者，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给予高位次势力以“去罪化”的心理慰藉。
改开这45年，那些（所谓的“凭本事”）“先富起来的人”教会了我们油头傲气地说着太多意气风发的话：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穷山恶水出刁民”
“穷是因为穷人思维”
“穷是因为不勤劳”
“经济实力决定修养气质”
“你自己穷不要赖社会”
“还不是你不努力”
“能力之外一切资本为零”
……………………
就像萨森在其著作《大驱离》中描述的那样：“真正底层的人，甚至于都没人愿意去剥削你、压迫你，只是被动地把你驱离出主流社会。”
鲍曼对此专门写了：
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哪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
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
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
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
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也就是网友经常发的那个郭德纲的讽刺段子：
于老爷子善良，高呼：“快，快把方圆二十里内的穷人都给我赶走！我这人心善，见不得穷人……”
这些可怕的暗黑定性词语，让那些所有高高在上的“体面人”，自然而然地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
于是，那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无法获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获得帮助亦或是采取反抗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就是原罪，你甚至连解释的机会和权力都没有。
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着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解释权、定义权。
他们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包括这些年的文艺作品，就像网友骂的“写不出高尚的人品就写高贵的出身”、“写不出纯粹的思想就写纯洁的身体”、“白富美、高富帅都是心慈手软，黑穷丑、矮穷矬都是心狠手辣”，毛尖讲的也很直白——“现在中国的影视剧没有穷人了”，“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左翼电影千辛万苦把良心还给了底层，然后一百年不到，我们的影视剧又把心机和穷人，天真和富人进行了连接。”
3.
在改开思维盛行（市场经济、极端市场化思维大行其道）的岁月里，拯救贫困地区的唯一出路就是用万能的“市场”来解决问题，即：让贫困劳动力“匹配、接壤”东部沿海的发达经济。
打工潮，就被主流舆论捧为改变命运的正确洪流。
然而，根据少部分有良心和有职业素养的记者和媒体过去深入东莞、广州等地的调查，四川凉山打工人在东部的遭遇往往让人无语凝噎：
精英话术总是“凉山彝族农民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是贫穷的根源，他们思想闭塞、不思进取、不重视教育，所以在大城市不适应，同时国家的帮扶徒增了他们的依赖性……”这一套。
这些精英话术舆论势力的崛起史，几乎就是一段地域歧视史：东北三省、山河四省则成了当仁不让的被黑主角。
最起初的诉求，不过是为了强行合理化1998年国企改制与工人下岗。
想要解构、打碎和驱逐一个阶级，必须首先污名化这个阶级。
于是，“人浮于事”、“大锅饭”、“亏损”、“懒汉”等一个个帽子，率先由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工人们戴起，一戴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今天。
被剥夺了阶级高位和话语权，还要被强制定义为“落后”，这是杀人+诛心的组合拳。
至后续进入21世纪，加入WTO之后这些精英话术更加大张旗鼓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夺权唱赞歌，“地域歧视”也就更加成为一枚法宝，被歧视地区也就扩大到了所有经济落后区域。
（就连《劳动法》现在网上都有不少谣言，“是为了加入世贸才立的劳动法”，完全忘记了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中多名女工用生命付出的代价……）
只有制造精英群体与劳工群众的“差异”，才能教化和启蒙后者向前者跪下服从😅。
将被抛弃的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带）的一切表现出“落后于发达地区”的言行新闻，全数归于“穷山恶水之劣根性”。
比如吴晓波的
“因为我觉得人大部分都是无用的人
我是个挺精英主义者的
我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
去同时思考那么多问题
对 我认为可能还是蛮少数的人可能全国一年就几十万人吧
我就懒得破圈我这几十万人服务好就挺好了”
跪舔谄媚的姿态，背后是藏不住的仇辱工农的立场，以及“阶级PUA”阴谋。
4.
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样被无耻抹黑。
抹黑知青下乡，与某些“音乐精英”大骂群众欣赏水平的落后别无二致，都是出于“维持”自己作为精致的知识分子所必要的优雅高位，而必须进行的阶级俯瞰和阶级打压。
没有打压、乃至怒目圆睁的破口大骂，怎么能体现自己的阶级优越呢？
1966年3月，毛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这话放到今天，一点都不过时。
早在1942年5月的延安，毛主席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毛主席早早地告诫过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继续革命的的道路还更长、更艰巨——可是似乎这样的党内劝诫愈发无人回应、愈发被淹没。
城市与农村的距离、官僚、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距离，自50年代后期就有了一丝扩大的端倪，这令主席察觉到继续革命、以及重新扶起无产阶级高位的必要性。
恩格斯曾在1842年11月说过：
只有工人、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很有前途。
从我国国情与这个党的性质出发，像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邢燕子、王国藩、吕玉兰、王宏斌这样的工农积极分子，从来就不应该被边缘化。
因为他们不仅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地位，也代表着真正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力背后生产关系的阶级性。
“穷山恶水出刁民”，当一些人跟在那些鲸吞者和食利者的背后、不知不觉充当了他们的舆论打手时，可曾想过：所谓“穷山恶水”是如何形成的？那些年我们口中的所谓“刁民”，他们又是如何被环境塑就的？
1951年，毛主席在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图书馆的日子时曾直言：
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2012年平西王敢在两会上直接公开说出基尼系数，现在呢？这里提供一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1949-1978年之前的中国基尼系数均值约为0.16。
当庞大的“刁民”阶级仍然在被污名化的当下，有谁愿意去注目一番被无视的“穷山恶水”呢？
一共致力把牛马变成主人，二共以来则让主人沦为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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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与中外记者交流
来源： 重庆日报 浏览字号： 大 中 小 2012年03月11日 14:32:05
3月9日上午，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并向中外媒体开放，吸引了大批记者前来采访。只能容纳150余名记者的重庆厅爆满，另有200多名记者遗憾地未能进入现场。记者钟志兵 摄
记者踊跃提问。记者 何熠 摄
9日，重庆代表团全团会议对外开放。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薄熙来，全国人大代表、市长黄奇帆与境内外86家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就重庆改革开放、改善民生、缩差共富、民主法治建设等话题，坦诚对话，深入交流。
上午9点，代表团开始审议。黄奇帆、杨庆育、陈万志、韩德云、杨天怡、王越、陈忠林等代表发言，结合重庆实际，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0点20分，主持会议的陈存根代表说：“海内外记者朋友非常关心重庆，希望与重庆代表交流，下面就把时间留给记者朋友，欢迎大家提问。”话音刚落，现场记者便踊跃举手，争“抢”话筒。
听说今天的会有四、五百位记者报名采访，可重庆厅只能容纳150多位记者，很抱歉！
看到大家踊跃提问，薄熙来说，看到这么多记者朋友参加重庆团的开放活动，很高兴，感谢大家对重庆的关心！一个地方要发展，总是希望有更多朋友的关注和帮助。这么多记者朋友关心重庆，不仅可以把重庆的信息客观地传递给社会大众，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过去，新闻界的目光更多集中在东部沿海，重庆作为一个西部的山城，直辖以来发展加快，新闻素材也多了起来。听说今天的会有四、五百位记者报名采访，可重庆厅只能容纳150多位记者，很抱歉！不能满足众多记者朋友的要求，但感谢大家对重庆的关心！
简单地说，民主就是要充分尊重大家的意见，法治就是要按规矩办事。
中央电视台记者鲁健“眼疾手快”，第一个“抢”到话筒。他说，去年重庆市委专门召开全会，出台了“民主法治15条”，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其中在政务公开方面有哪些新举措？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市委召开多次全会，先是出台了“民生10条”，接着提出“共富12条”，去年又搞了一个“民主法治15条”。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民主法治的内容很具体，简单地说，民主就是要充分尊重大家的意见，法治就是要按规矩办事。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所遵循，有所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肆意妄为。
黄奇帆接过话头说，近年来，重庆出台一系列措施，促进政务公开：一是政府决策程序公开。政府常务会、市长办公会和各种专题会做了哪些决策，确定了什么事项，都向社会公开。二是政府主动向人大、政协通报情况，接受他们的监督。三是政府接受舆论监督。重庆每个月都有新闻发布会，各委办局还有新闻发言人，及时发布各类信息。四是公开项目审批程序。5年来，全市精简审批项目700多项，并对外公示审批程序，让企业、单位和个人一目了然。五是落实行政问责制，问责分七类，都作了制度安排。总之，政府依法行政的要害就是推动政府工作法制化。
5年前的今天，锦涛总书记就是在这里提出了“314”总体部署，为重庆的发展定向导航
人民日报记者关心重庆为贯彻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什么进展？
黄奇帆说，锦涛总书记为重庆作出了“314”总体部署，要求我们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同时还对农业、工业、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出了要求。
5年来，重庆在这几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从经济中心的角度，去年，我市GDP进入了“万亿俱乐部”，是全国7个GDP过万亿的城市中唯一的内陆城市。经济中心必须是交通枢纽。现在，重庆有8条铁路通向全国，还开通了“渝新欧”欧亚大陆桥，成为联系欧洲与中国的“桥头堡”，从开放的“腹地”变成“前沿”。经济中心还有一个金融中心的概念。现在，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在中西部地区是最好的，金融聚集辐射能力不断增强。经过5年努力，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已初见雏形。
从增长极来说，最近5年，重庆GDP和工业产值都翻了一番多，GDP增长率始终处在全国的前列，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贸易额等多项经济指标增幅居全国第一，体现了增长极的活跃。
此外，在推进城乡统筹改革中，我们为农村做了5件突破性的事：一是在中西部率先实现了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全覆盖；二是推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三是通过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四是推动农村“三权”抵押融资贷款；五是努力推动农村流通组织，带动“两翼”增收。总体而言，对“314”总体部署，我们系统落实，全面推进，使之成为重庆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
薄熙来说，5年前的今天，锦涛总书记就是在这里提出了“314”总体部署，为重庆的发展定向导航。刚才奇帆同志对“314”的概念和效用做了系统介绍，很客观。重庆这些年之所以能健康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件“法宝”：一是锦涛总书记的“314”总体部署。二是国务院为重庆量身定制的“3号文件”。从地图上看，重庆虽说是直辖市，其实是个“小省”，还带着14个国家级贫困县和4个市级贫困县。在这种情况下，“314”总体部署和国务院“3号文件”，从战略定位和政策措施上，给了重庆一系列重要支持，为重庆增添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从2007年起，重庆人均GDP一年上一个台阶，由2008年的2000美元，2009年的3000美元，2010年的4000美元，到去年突破5000美元，年均增加1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提高，呈现了城乡同步协调发展的局面。重庆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重庆市委、市府的施政纲领里占有重要位置
重庆是我国第一个把基尼系数纳入政府工作考核指标的城市。新华社记者抓住机会“一探究竟”：这基于什么考虑？与重庆提出的“缩差共富”有什么联系？
薄熙来说，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重庆市委、市府的施政纲领里占有重要位置。现在，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怎么样？作为人民政府，这是我们关心的重中之重。
薄熙来说，关于共同富裕，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过很多经典论述：马克思讲，“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公平分配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都不能偏离共同富裕这一“总趋向”。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小平同志反复告诫：“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也都一再强调，一定要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追求，也是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从重庆的实际来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有“一圈”和“两翼”之间的区域差距是比较突出的。差距过大不仅影响社会公平，也影响相当一批人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共同富裕，大多数人的生活有改善，对前途有信心，维稳成本也会随之降低。重庆这些年进行了一些探索，把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按照几代领导人的教诲，认认真真地落实，取得了一定成果。
黄奇帆说，一个社会有没有做到共同富裕，着重看三件事：一是能不能广泛就业，二是能否解决住房问题，三是社会保障是否健全。这三件事如果基本到位，那么整个社会就比较稳定。用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的状态，是世界通用的办法。重庆既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自然要有具体的量化考核，所以我们也引入了基尼系数。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重庆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我们对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共富之路，信心更足了。
改善民生，不仅是一大善举，也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重庆的发展让香港紫荆杂志社记者印象深刻。她说，众所周知，这些年通过“五个重庆”、“唱红打黑”，重庆搞得风生水起，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也不断提高，很想了解一下重庆未来发展的愿景。
薄熙来说，正如你所说，这些年我们提出了“五个重庆”的建设，而且每个都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后来又出台了“民生10条”、“共富12条”，这些不仅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也是发展经济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我们的体会是，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要同步推进，二者可以兼得。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是科学发展。讲到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有些同志有个思维“逻辑”，认为总得先把“蛋糕”做大，才谈得上分“蛋糕”；总得把经济发展起来，才有条件考虑分配。这看似有理，但我不是这样理解。只有“蛋糕”分得好，大家才有积极性，“蛋糕”才有条件做大。目前，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已经绷得很紧了，今后的发展能否持续，推动消费、启动内需至关重要。如何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民生、促进共富是关键。但如果出现两极分化，穷人想消费却缺钱；富人虽然有钱，但人数不多，消费总量有限；这就会遏制社会消费，也会影响经济发展。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把做“蛋糕”和分“蛋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改善民生来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推动发展，有了一些体会。全市经济健康、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15%以上，财政年均增长30%以上。这说明，舍得给老百姓花钱、办事，百姓的幸福指数随之提高，经济也能快速发展，政府也就越有钱。所以，推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众的数量，是一个地方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它不仅是一大善举，也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在重庆的共富发展战略中，城乡统筹，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特别重大的事情
中国改革报记者问，下一步重庆在城乡统筹、缩差共富方面将出台哪些新的政策？重庆老百姓从中会得到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黄奇帆说，在重庆的共富发展战略中，城乡统筹，解决好“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是特别重大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除了过去几年已经做的事以外，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在“十二五”时期还要重点做好五件事：一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重庆农民现在一年6000多元的收入，97%是务农收入和财政补贴，财产性收入不到3%，希望2020年以后，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30%。；二是增加农民的金融融通能力，大力开展农村“三权”抵押融资，2010全市农民贷款才30多亿，去年已经发展到180亿，相信今年重庆农户贷款会增加到300亿，2015年争取到1000亿；三是解决好农民的不动产问题，我们希望在五年内进一步改善农村危旧房，过去五年差不多解决了几十万套，今后五年再搞一批，形成2000多个农民新村，使农户的住房得到改善；四是进一步提高农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现在我们农村的养老、医疗保险已实现全覆盖，但是一个比较低水平的覆盖，现在整个重庆老百姓的养老经费、医疗经费的支出，在1万亿GDP中不到1000亿。一个合理的社会，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量应该在15%甚至20%左右。五是要持续、稳定地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如果把这五块事做好，相信重庆的农村应该会有好的发展。
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一老一少都一定要照顾好
针对有记者提出的“留守儿童”状况问题，薄熙来说，重庆有大量壮劳力到沿海打工，年轻人走了，村里留下不少老人，我们称为“空巢老人”，孩子则叫“留守儿童”。这一老一少都一定要照顾好，绝对不能小视。历任市委、市政府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作为重点工作，做了不少事。这些年，我们又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推行留守儿童“蛋奶工程”，由政府财政掏钱，保证130万“留守儿童”每人每天喝上牛奶，吃上鸡蛋，还有“营养午餐”。对“空巢老人”，我们也有相应的照顾措施。这些工作是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重庆的未来寄希望于这些孩子，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一顿好饭，再加上精神上的关爱，让他们健康成长，将来就能更好地建设家园。
重庆的政法队伍，百姓是基本满意和拥护的，我也充满信心！绝不能因为个别人、个别事的发生，就否了大家的功绩。
不少媒体对重庆的“打黑除恶”很感兴趣。薄熙来说，“打黑”是必要的，而且要坚持，有黑必打！一定要为广大人民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清明的社会环境！我到重庆工作后，接到过不少群众举报，控诉黑恶势力的种种恶行。“打黑”是要碰硬的，是要得罪人的。是装聋作哑，回避矛盾，还是认真对待、敢于碰硬、为人民负责？我们选择的是后者。
薄熙来说，重庆的“打黑除恶”，有中央的大政方针，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由政法委协调，公、检、法、司加上纪委，多家共同努力。“打黑”之初，我们就提出“七不政策”，即“范围上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定性上不压低、也绝不拔高”，要做到“不枉、不纵、不漏”。就是说，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案。涉及到重大案件，我们还要按照严格的程序，上报最高检察院和法院，重要干部的问题都上报中纪委。“打黑除恶”是为了让全市人民共享太平，为了重庆能有一个清明的发展环境。尽管任何事情都难以做到100%正确，但我们一定要向着100%的目标来努力，要求各级政法部门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把每一个案子都办细办实，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
薄熙来说，市政府还下了本钱，在主城建了500个交巡警平台，不仅保障了安全，还能及时方便地服务百姓。重庆也被评为全国治安综合治理最好的城市之一，群众满意度逐年提高。如果大家去重庆实地看一看，走在大街上随便拉个市民问一问，你“赞不赞成‘打黑除恶’”啊？你对重庆的社会治安满意吗？相信多数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也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重庆的政法队伍是好的，对广大公安干警，包括检察、法院、司法的广大干部，百姓是基本满意和拥护的，我也充满信心！绝不能因为个别人、个别事的发生，就否了大家的功绩。
虽然有种种风险和阻力，但我们仍要“打黑”，要向人民负责。
有记者问到薄书记对打黑是否有压力。薄熙来说，对于“打黑除恶”的复杂性，我们一开始就有思想准备。“打黑”势必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外界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已经进入黑恶集团的那些人，社会联系还蛮广泛的，有些人还会造舆论。虽然有种种风险和阻力，但我们仍要“打黑”，要向人民负责。我听说有人正给重庆“泼脏水”，包括给我本人，造谣说我儿子开了什么“红色法拉利”，完全是无稽之谈！我的夫人开来，师从于我国著名法学家王铁崖大教授，20年前就是个很成功的律师了，但她担心有人造谣生事，早早就关掉了正办得红红火火的律师事务所。这么多年来，就是看看书，搞些艺术，做做家务，默默地陪伴着我。对她做出的牺牲，我十分感动，也很歉疚。
报刊、电视是广大群众的教科书，每天都在影响着市民的精神世界
中国青年报社记者说，从去年3月起，重庆卫视进行了改版，禁止插播商业广告。一年时间过去了，效果如何？听说对收视率有一些影响，能够长期坚持吗？
薄熙来说，重庆卫视改版，取消媚俗的娱乐节目，黄金时段不播电视剧，停播商业广告等措施，短期内对收视率会有一些影响。去年，重庆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但卫视的收视率只排在全国中等水平。但我认为这样做没有错，要坚定信心走下去。为什么？因为报刊也好，电视也好，除了提供信息，它们还是广大群众的教科书，每天都在影响着市民的精神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精气神！这种作用潜移默化，给人的印象日积月累，有些还终生难忘。现在不少人有个习惯，有空就打开电视，边干事边看电视。我们的电视不只是满足大家的娱乐和商业需求，还要给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知识，要自觉地传承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和开创能力。要传承、要传播，就得有版面、有时段，重庆卫视的改版，就是把传播先进文化摆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相信随着节目质量的不断提高，重庆卫视会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现在就有些朋友告诉我，他们已形成锁定重庆卫视的习惯。
薄熙来说，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中一个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些年，重庆除了卫视改版，还开展了“唱读讲传”活动，即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经过几年努力，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百姓踊跃参与，令人振奋。重庆不少中小学生已经能把大段的诗文，比如岳飞的《满江红》、王勃的《滕王阁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从头到尾背下来，一气呵成，不卡一点壳儿。前不久，重庆组织了一次“唱读讲传进香江”活动，也得到了香港广大市民的欢迎。“唱读讲传”已经成为重庆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些政策是持续发酵，不是给一笔钱用完算数，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会持续发挥作用
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者说，3年前，国务院为重庆出台了“3号文件”，最近几年重庆经济增速很快，这与“3号文件”有没有关系？这种高速增长的速度，能否持续下去？
黄奇帆说，国务院给我们的“3号文件”，有12条干货，含金量极高。我们当时算了一下，这些含金量极高的政策，如果用十年时间实现的话，差不多有六七千亿元。现在可以向大家宣布，这12条政策已全部不折不扣地操作到位。国务院发了文以后，国家发改委五六十个部门都跟重庆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15%所得税，现在已经在实施；三峡库区1240亿后扶资金，重庆涉及1000亿；保税区和两江新区也已经到位；还成立了七个交易所。这些都对重庆经济高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奠基作用。两江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给我们带来巨大动力。两个保税区带动了1亿台笔记本电脑、3000万台打印机、5000万台监视器的生产。如果说没有国务院的这些政策，我们许多亮丽的指标是出不来的。这些政策是持续发酵，不是给一笔钱用完算数，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会持续发挥作用。
“走出去”天高地广，大有可为，可以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招好棋
这些年，重庆“走出去”异军突起，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日报记者问，重庆作为山城，在“走出去”方面，相较于其他城市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短板？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引进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走出去”却比较少。我在商务部工作期间，国务院就有要求，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当时，中国外汇储备刚过万亿美元，一些经济界的朋友就强烈表示，“走出去”对中国既有条件，更有必要。国务院十分重视，还曾出台了具体政策。现在，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了，这么大的外汇储备，如何更合理地使用，自然要高度重视。“走出去”可以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招好棋。
薄熙来说，重庆连续两年对外投资50多亿美元，对市政府这方面的工作，市委高度评价。我们在巴西买地种大豆，收获后一船一船拉回国内，有效地满足了内需；还在澳大利亚的铁矿、圭亚那的铝矾土矿方面签了合同，为重庆的企业发展提供了资源，都取得了成功。一些地方比较重视“引进来”，总认为把钱拿到家，把项目摆在家门口，心里才踏实。其实，“走出去”天高地广，大有可为。这些年，重庆也注意“引进来”，当年实际利用外资由2007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106亿美元。我们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实现“有进有出”的双向开放，使对外开放的路子越走越宽。
老话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未来30年，相信西部会有更大作为。
去年成渝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四川日报记者十分关心成渝合作，希望了解重庆将如何推进成渝合作，又将如何面对两地之间的竞争？
薄熙来说，我们在中学地理课上就知道，巴蜀古来是一家，成渝两地血脉相连，有着天然的亲情和历史的联系。最近几年，四川发展很成功，很多经验值得重庆学习。重庆也愿意和成都及四川各市更好地合作。实际上，今后成渝之间合作的领域和项目会越来越多。老话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东部沿海地区一路高歌猛进，取得很大成绩；未来30年，相信西部会有更大作为。而在西部，川渝两省市人口众多，又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和人才条件，互利合作，加快发展是大势所趋，也完全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做好了，有利于城乡统筹，有利于农民工群体发展，有利于城市经济启动内需，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重庆正在推动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农民日报记者的关注焦点。他的问题很具“挑战性”：重庆提出到2020年实现1000万农民工转户。有人置疑，重庆作为西部城市能否承载？如何维护转户农民的利益？
黄奇帆说，关于户籍制度改革问题，过去一年多，重庆实现322万农村居民转户，把过去十年的历史欠帐还了一下。过去十年，我们形成850万农民工，其中400万在沿海，450万在重庆。他们已经在城里工作三五年，也愿意在城里落户，如果不给他们城市居民同等待遇，比如他们小孩在城里出生，到15岁读书要付择校费，考大学要回农村，是不合理的一种规定，将影响农民工的生活待遇。把他们就地落户，是我们在还欠账。过去一年多，我们把历史积沉的问题基本解决，今后是常规的、持续的、制度化的安排，估计每年有50万左右，到2015年估计还会转200万，“十二五”期间能转500万，“十三五”期间还会有两三百万。这样，到2020年，重庆的城市人口将增加到2000多万。
黄奇帆说，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农民到市民简单的身份转化，而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这些人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城市需要他们才转的。所以，我们转1000万农民工，不用担心有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这些转户农民原先就有工作岗位，还在城里工作了三五年，应该落户，也需要落户。农民工转户的确有成本问题。一般来说，在重庆，一个农民工转户至少需要十几万元，沿海可能还要更高。我们一年多转了320多万人，就需要4000亿的投入，好像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做事不能囫囵吞枣，不能只算大账，搞官僚主义。这个事情一分为三，政府、企业、社会各需要承担一块儿。而且，承担的数字不是一年到位，是15年到20年。比如养老保险是缴交15年的过程，如果一分为15年，或者20年的时候，实际上企业承担的一千几百亿，就变成一年100亿。而这个成本，不管从道德上、法制上，都该让企业承担，所以重庆政府执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基本没有意见，很好地在实施。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做好了，有利于城乡统筹，有利于农民工群体发展，有利于城市经济启动内需，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房产税是一种直接税，是调控房地产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后如果房产税普遍推开，我国间接税和直接税两个税种会此消彼长，发生结构转换，最后实现总量平衡
去年，重庆和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征收房产税，如今一年多过去了，试点效果究竟如何？房产税的税基、税率今后会不会调整？新华社记者就这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提问。
黄奇帆说，说到房产税，大家首先要确定这个税种的性质，它是一种直接税、资本税，是一种对财富拥有者持续征收的税，如果财富增值一倍，税收也会增加一倍，而且它对财富的闲置也会是种约束，所以对房地产调控一定是有作用的。当然房地产调控不是靠一个措施能解决的，房地产还是商品、金融品、不动产，需要综合利用供求、地价、金融等多种经济杠杆来调控。
黄奇帆说，房产税这个税种起步小，但年年都要征收，日积月累，一二十年后会形成很大的规模。美国50个州的州税，1/3是物业税收来的，而目前我国地方税1/3来自房地产方面的间接税，包括交易税、契税、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等。今后，如果房产税征收普遍推开，我国间接税和直接税两个税种会此消彼长，发生结构转换，最后实现总量平衡。
黄奇帆说，去年，重庆开始征收房产税，征收对象有3000多幢别墅、7000多套高级公寓，占重庆商品房总量的10%左右。我们在10月份集中征收，征收对象 97%交了税，收了差不多1个亿，说明大家对房产税总体上是能够接受的。至于重庆现在征收的房产税税率税基会不会调整，要在试点取得经验后进行总结。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虑这件事。
重庆正努力提高广大市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这是发展的后劲，因为有文化的市民是更高的生产力
3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不少没“抢”到话筒的记者，还纷纷举手要求提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结束前，薄熙来说，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是积少成多，不断打基础、上台阶的过程。重庆能有今天的发展势头，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德邻、海清、国强、叙定、镇东、汪洋、鸿举等直辖以来历任书记、市长的努力，也得益于这些年来几大班子全力以赴、精益求精的工作，还有老同志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通过多年的改革开放，重庆正走上优质高效发展之路，社会日趋稳定，就像国强书记讲过的，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要心齐气顺，风正劲足，越干越有信心，人民群众也得到更多实惠。重庆的实践证明，西部也可以实现大开放、大发展，而且有些指标还可能在全国领先。
薄熙来说，近来不少朋友一提重庆，往往就是“唱红打黑”。为了重庆风正劲足，这两件事没错，还要坚持。同时，重庆也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并已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发展微型企业等多个方面。我们坚持走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同步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重庆正努力提高广大市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这是发展的后劲，因为有文化的市民是更高的生产力。希望媒体的朋友们继续关注重庆，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重庆去。不管对重庆有什么想法、看法，都希望大家提出来，以促进我们的思考，激发我们的思想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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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汤唯的嫌红烧肉“太土”
红烧肉可是主席最爱吃的菜，他甚至说过脑子没劲吃点红烧肉就好了（听徐文兵讲的中医知识），论外在和内在他们谁比得过主席，红烧肉她够格污名化的吗？
去年的唐山打人事件，舆论爆发还没几个小时，网上就出现了“被打者是坐台小姐”、“正经姑娘谁大晚上出来吃烧烤呀”的恶谣论调
我妈也说过类似的话，然后被我大姨反驳了，其实她也没想为黑恶势力洗地，只能说是知识分子的偏见？（我妈是老师）
就像网友骂的“写不出高尚的人品就写高贵的出身”、“写不出纯粹的思想就写纯洁的身体”、“白富美、高富帅都是心慈手软，黑穷丑、矮穷矬都是心狠手辣”
《回家的诱惑》、《狂飙》、《征服》算不算是反击这类影视剧的（哪怕主角最后结局不好）
他们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我想到了DC的小丑
至于《劳动法》，到现在还落实不了
穷山恶水之劣根性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是不是也是改开后的精英话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