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二） -- 区块碳链
家园 【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二） 越来越多的河友，围绕着中国革命这个主题，表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希望大家能继续不啬赐教，为广大的河友提供高水平的精神食粮。
为了保证分享的质量，大家的跟帖我一般不会回复的，因为这样做会打乱我的分享思路，也容易让分享的内容碎片化。
如果大家能加入到中国革命的群落里，自然会更有利于我们之间的互动的。
加入的方法很简单：在西西河网站的左上角，点击视野/淘客；然后选择支流群落；向下翻动，找到中国革命并点击；进入后，点击加入。
不少河友提到了犹太人和共济会。
我本不想过多谈论这些容易引发阴谋论的概念，不过，谈论中国革命这个话题，实在是无法回避犹太人的，例如，早期来华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甚至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都有可能是犹太人。
即使此时此刻，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犹太精英集团，共同领导着这个世界。
每年，往来于中国的犹太人，多了去了，例如，今年的基辛格、耶伦、克里和布林肯等。
布林肯就不说了。
基辛格，是新中国世界革命的忠实拥趸，怀着一颗五朝开济的老臣心，专注着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步。
百岁高龄的他，特意跑到中国，告诉习近平一些悄悄话。习近平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庆贺他的百岁寿诞，这在中共历史上可是头一回的。礼尚往来源于基辛格的贡献，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探根寻源，常回家看看，也挺好的。毕竟，日新月异的中国，肯定有助于益寿延年的。
基辛格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华，而耶伦和克里，却是来汇报工作的。
汇报工作？
这是真的。
耶伦，现在的身份是美国财长，她还有一个身份，美联储的前主席。鲍威尔不宜来华，耶伦就代劳了。
现在，美联储，已经变成了中美联储。美联储正在通过利率大法，收拢美元，为人民币的上位创造条件。
人民币，如果能顺利上位，能成为新的全球基础货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民币有一个美元所没有的优势：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不可自由兑换，才有利于全球新秩序的建立。
基于这样的背景和目的，耶伦的访华，不是汇报工作，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中国是新清洁能源革命全球的领导者，而克里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特使，全球气候治理的方案，就是推广清洁能源。肩负气候使命的克里，来见习近平这个新清洁能源的总领导，不是汇报工作，又是什么？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已经代替了美国，行掌门事。到中国来汇报工作或述职，以后，那是家常便饭的事了。
共济会，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秘。共济会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的描述，也是不准确的。
正是因为不懂全球重大变革的操作手法，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存在阴谋论的说法。借着谈论中国革命，我将进行一些的解剖，让大家了解中国革命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特殊操作。
有了实际的案例，我们就可以在批判的基础上，给予共济会以客观的评价。
不进行实体解剖，不还原真实历史，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人民当家做主，就永远无法落实到实处。让背后的上帝们，暴露在阳光下，让他们逐步退休，和普通人一样，颐养天年，这，更人道。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也应该主宰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这，一点都不过分。
河友@网海的回帖挺有意思的，摘录如下。
不能同意。这是把主席的成长过程用给形而上学了，是有害的。
1922-1926年是主席成长的最关键时期，他由一位本土的共产主义火花阶段的共产党人成长为国际视野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主席这段时期经历了很多，他辗转于湖南，湖北，广东，上海，和很多后来的历史人物有过接触和交集。任何成长和成蛹化蝶的过程都是痛苦的，比如被党内批评为比国民党更像国民党等等，这段时期中共党史其实是语焉不详的，建议再研究一下。这段历史真的非常有意思。
我喜欢这一句：任何成长和成蛹化蝶的过程都是痛苦的。
我感觉不宜使用形而上学这个词，如果改成：不能把主席成长的过程唯心化了，这样表达可能更恰当。
什么是唯心化了？
就是把主席看成天生的领袖，然后按照这种思维来审视主席的生平，这种的观点，显然是错误和有害的。
为什么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说法呢？
形而上学的本意，是要从现象中剥离出道这个本质。
形而上学，更多的时候，却变成了模仿。
孔子所崇尚和推广的礼制，就是模仿圣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通过长时间的仿效，以求最终达到问道的境界。
不但孔子是形而上学的践行者，所有的宗教，也是如此。
近三千年，唯有毛泽东，摆脱了孔子模式的束缚，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以唯物斗争唯心的方式来问道的新模式。这，也是习近平倡导的第二次结合的本质。
把主席的成长期，局限在1922年到1926年，貌似不妥，把这个时间段延伸至遵义会议，甚至说是党的七大，乃至文化大革命，或许更科学更合理，因为主席的一生就是探知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和孜孜不倦的一生。
@履虎河友认为绕一个大圈子，来全面地把问题说清楚，貌似没有必要，还不如活在当下，不要问为什么，一直跟着走就是了。
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当年，小平提到他革命的前半程时，就总结了：跟着走。
中共的领导人，按照理论水平排座次，主席和习近平的水平最高。习近平的理论素养要高于总理和少奇的。
所以，邓小平的跟着走，一声不吭的跟着走，不适合于习近平，不适合于习近平的时代。
习近平如此重视大外宣，原因之一，就是破除中国革命长期被污名化的尴尬。
要把中国革命的问题说清楚，就需要从根儿上找原因，从这角度看，我绕的这个圈子，还是有必要的。
最有趣的留言是河友@渔人出海的，给了不少鼓励，同时建议，少一些短句式的段落。
很多短句子的段落，往往是一种问答的形式，如果把这些句子放在一个段落里，就失去了那种意境的。
当然了，我会尽量做出改进，这个没有难度的。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总理是在德国接受了特别的培训，而不是在法国。
@真离河友认为总理应该是在苏联接受的培训，我没有发现能验证@真离河友结论的资料。如果谁能提供相关的线索，请不啬赐教。
总理刚到法国的时候，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提升，主要靠学习由蔡和森及张若茗等翻译的资料。
按理说，苏联当时是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有条件，能到苏联继续深造，甚至亲眼看看列宁，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想法。
但是，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旅欧期间，总理并没有去过苏联。
不过，总理却安排和护送过很多战友，经由德国，到苏联去学习。
这是不是很奇怪？
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几乎都去过苏联。
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家，如果不到苏联去接受最新的理论指导，统一一下思想，怎么能在随后的工作中，实现革命工作的协调统一？
这就好比，我们党要培养一个高级干部，这个人就必须先到中央党校去学习，是一个道理的。
例如，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早期中共的代表人物，他都进行了当面接触。
有了这样的面试，是不是就行了，大家就合格了？
那怎么能行。
随后，这些人，又陆陆续续去过苏联。陈独秀是利用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机会，在1922年去过苏联。李大钊则参加了1924年在苏联举行的共产国际的五大。张申府则是在1923年，去过苏联的。
瞿秋白、少奇、朱德和小平等，都有过苏联学习的经历。旅欧少共的成员，也基本都到苏联学习过。
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期间，由于组织政治活动，1921年，被遣送回国，直到1925年，他才去苏联学习。
在这里，得插空说说蔡和森的故事。
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年轻人当中，最传奇的一位，应该是主席的好友蔡和森。
应该说，在旅法的青年当中，他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旅法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他开创的。也就是说，旅法青年们的共产主义导师，是蔡和森，而不是张申府，也不是总理。
蔡和森是湘江三友中最早去北大的，赴法之前，他参加了李石曾组织的语言培训班，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查字典，看革命理论了。
他到法国，比总理早了近一年。
到了法国，他更痴迷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到了不洗脸，不理发和不换衣服的地步，彻底入魔了，以至于被其他学子当成了一个怪物。
蔡和森的心里只有一件事：对真理的追求。不过，他的背后，有向警予在支持着他。只有向警予才真正懂得蔡和森在干什么，在追求什么。非常可惜，这对革命夫妇，牺牲的那么早，那么早。
起初，大家都不理解蔡和森，慢慢地，感受到了法国的剥削和不平等，才发现这个怪物正在搞的，正是大家所需要的。逐渐的，追求进步的年轻人，开始团结在他的周围。
蔡和森的理论水平提高的很快，以至于主席对他的见解都赞叹不已：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没有蔡和森最初打下的基础，要想在赴法学子中成立党组织，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
张申府到了法国之后，总理正好在英国，理论上，反正是过来发展党组织，当时的情况，完全可以先吸纳蔡和森的，因为，和总理相比，蔡和森是一个更合格的候选人。
可是，张申府，只等总理一个人。
在中国革命的早期，没有到过苏联的，而成为高级领导人的，好像只有主席和总理。
主席是没有条件去，总理是有条件却没有去。
那么，会不会是苏联专门派专家到德国，培训过总理？
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所有人都能去苏联学习，为什么总理就一定不能去苏联学习？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对于总理的培养，是有一套专门的预案的，苏联和第三共产国际，对此是不知情的。
总理第一次去苏联，那是1928年的事儿，是去苏联参加中共的六大。
1928年的总理，必须要去苏联了，毕竟，莫斯科那时候超级奇怪：怎么冒出这么一个人来？这个人为什么曾游离于共产国际的培养体系之外？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于是，中共的六大，在苏联召开了。
这时候的总理，已经有相当的根基了，不过，斯大林随后的组合拳还是非常凌厉的，幸运地是，是长征，挽救了总理，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六大之前，总理是如何发展和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抓枪杆子。
枪杆子里出政权，不是主席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光辉论断吗？
如果大家由此就推断出，中共内部，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始于毛泽东，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但是，长期以来，对此的舆论导向，是一边倒的。
其实，在中共内部，第一个抓枪杆子的，是咱们的总理。
那么，后来，为什么只强调主席在这面的论断，而避而不谈总理的巨大贡献？
谈总理在这方面的经历，就必然会深究中共早期历史的很多细节。如此，会把中共早期的问题全部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试想，在文革中，如果大家知道，总理作为军事方面的负责人，早期专门系统地修理过被认为是地方小山头的主席，会有什么后果？革命群众一定会做出各种不理智的举动的。
更进一步，总理背后的那个教育委员会，他们也会暴露在阳光之下的，这才是最大的忌讳的。文革中，有人说江青利用混乱，收集和销毁了很多不利她的证据。其实，江青才有多少秘密？对于隐形的教育委员会而言，才更有理由，需要更大的混乱，来清理该群体更多的秘密。
旅欧时的总理，其思想境界，应该还没有上升到要抓枪杆子的高度。
但是，总理背后的那个教育委员会，是专业且老到的。
他们要通过动用各种资源，把总理送到恰当的位置上去。
当然了，这些背后的动作，总理是不知情的。
张申府已经在法国，恭候总理多时了。
从1921年，第一次在法国见过总理的张申府，随后一直贴身地对总理进行精心的培养，甚至拒绝回国参加党的一大，也没有参加共产国际的四大，更是隐于幕后，把前台留给了总理。
理论上讲，张申府从失去里昂中法大学的工作时开始，他就应该回中国的。但是，他却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陪着总理去了德国。1923年，为了总理的未来，他不得不暂时离开总理，要顺道从苏联回国了。1922年，共产国际的四大不露面，转过年，却有闲情逸致，在苏联转道，要知道，他可是坐着船来欧洲的。
张申府去苏联，哪里是什么顺道！
他要在莫斯科巧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将要访苏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蒋介石。
由于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都很差，所以，张申府只能提前到莫斯科去守株待兔的。
如果他仅仅是借道回国，还至于在莫斯科停留几个月吗？
张申府如何知道办军校的事情？
1921年，越飞和中山先生在桂林，就专门谈过此事。现在，不过是把曾经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蒋介石当时作为中山先生的全权代表，来苏联访问，落实双方曾经的约定：建立新型的军队，建立一所新型的军校。
精通英语和德语的张申府，和蒋介石不期而遇了。
蒋介石很清楚，外交活动中，哪里有什么巧遇？他必须重视张申府这个人。
始于1923年的国共合作，头一件大事，就是帮助国民党建立新型的武装力量。而开办一所军事学校，培养所需的军事人才，就是重中之重了。
共产国际要帮助国民党建立新式的军官学校，怎么可能没有共产国际一方的常驻代表呢？
张申府既有外语的优势，又是中共的元老，吸纳一个这样的共产党人到黄埔军校，对于渴望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方而言，再合适不过了。
只要苏联能给援助，国民党一方，拿出几个重要位置的副职，算得了什么？
张申府的意图，就是要在未来的军校内，谋到一个高级的位置。然后，在恰当的时候，把相关的位置，过继给随后跟进的总理。
对于这一点，莫斯科显然是不知情的；蒋介石和中山先生，也被蒙在鼓里。
黄埔军校是在1924年的6月24日成立的。
黄埔军校还在筹备的时候，张申府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了。
黄埔军校的筹备和建设，非常艰苦，未来的蒋校长就曾借故撂挑子跑过。
是廖仲恺咬牙顶了下来，看看国民党高级官员吃不了苦的熊样，廖仲恺就希望张申府能多推荐一些有为的青年人才到黄埔工作，张申府给廖仲恺提供了一份包括总理在内的大名单。
廖仲恺对总理的资料非常感兴趣，这自然跟张申府的强力推荐有关。
张申府表示，想把这样的人才网络到黄埔，黄埔得给总理准备回国的路费。
廖仲恺很爽快，让张申府征求一下总理的意见，只要总理愿意来，路费不是问题。
这活儿办的，多瓷实。
总理收到张申府的信函后，把手头的工作进行了交接，就启程回国。
长征的时候，张国焘要杀廖承志，总理机智地把他救了下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廖承志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党理应照顾他。同时，廖仲恺对总理的成长，确实有过重大的贡献。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最初是戴季陶。戴季陶到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家串门儿，偶遇张继，两个人因政见不合，居然动手了。
张继在家怕老婆，出门了，倒是有点英雌气概，一点也不怵戴季陶。在拳脚功夫上干不过张继，戴季陶觉得很窝火，转道香港回上海了。
戴季陶离开黄埔军校的真实原因，或许并非源于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知道，这个戴季陶，可是中共一大党纲的主笔的，他和中国共产党是大有渊源的。
不得已，政治部副主任卲元冲顶了上来。
而卲元冲的政治水平，也就是能讲讲三民主义，而黄埔军校，是按照苏军模式打造的，卲元冲的理论水平，就有点落伍了。这时候，急需专家级人才的出现了。
张申府呢，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妥之后，自己找借口，专职于他在广东大学的工作了。
他本身是教数学和哲学的，呆在军校，也未尝不可，可是，他却选择了回避。
虚位以待，自己又不离开广东，看紧这个位置，就等总理回来对号入座了。
有了路费，总理在1924年的7月，也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1924年的9月，总理乘船抵达香港。
这时候，张申府应该在广州，是阮啸仙和澎湃两位大佬接待了归国的总理。
大凡由苏联回国的党员，一般都要到上海见见陈独秀，等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
唯一的意外，可能是总理，虽然他是从法国回来。
据总理年谱记载，他在香港致信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说明自己要在广州等候苏共的指令。
其实，说成是等候共产国际的安排，或许更合理，因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是共产国际，而不是苏共。
在这一点上，总理可能使用了技巧的。
等候苏共的安排，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在等候莫斯科的安排。总理实际是指，鲍罗廷或黄埔军校中一些苏联教官的意见。
所谓等候苏共的安排，是一个巧妙的托词。
一个中共的资深党员，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回国了，不向党中央报道，却仅给团中央写信，这多少有点奇怪，不符合党的组织纪律嘛。
当然了，总理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领导人，向团中央报道，也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样做，总让人觉得有那么点不对味的。
事实上，总理是无法去面上海见陈独秀的。
当年，朱老总从苏联回国，先去上海向陈独秀报道，这才是常规的做法。陈独秀就安排朱老总去四川做兵运工作。
总理一旦去了上海，陈独秀一高兴，安排总理一个具体的差事，总理是拒绝还是接受？
况且，黄埔军校已经开学三个月了，总理哪有时间去上海。
根本就没有苏联的安排，而是张申府已经在黄埔军校替总理安排好了一切。
戴季陶的出走，张申府的无法分身，卲元冲的能力又不足，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里面居然没有一个人能从事合格的政治思想教育。
1924年的9月，总理顺利地进入黄埔军校。未见总理之前，对总理的印象就好，看见本人，廖仲恺又怎能不喜欢？
总理在黄埔军校里的初始身份是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试想，如果总理之前没有在德国系统学习过《政治经济学》一类的课程，他是无法通过现上轿现包脚的方式走上讲台的。
卲元冲随后也被调走，去担任中山先生的机要主任秘书。
总理，在入校的两个月之内，就神奇地完成了从教官，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和政治部主任的三级跳了。
这里面没有任何巧合，可能除了戴季陶的出走，其它的一切，都是精心的安排。
为什么要这样做？
安排总理抓枪杆子呗。
如何抓枪杆子？
对于彼时社会资源还有限的总理，如何完成这个使命？
要知道，彼时的共产党是赤手空拳的。
枪，在当时的军阀手中。
未来苏联的军援，也是给国民党的，没有共产党的份儿。
总理如何完成他的夺枪使命？
开展兵运工作！
在黄埔军校迅速占据有利位置的总理，自然会利用他特有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发展属于中共的进步团队。
黄埔军校，是当时最大的军官学校，在黄埔军校吸收优秀的学员加入共产党，他们就是未来军事斗争的火种。这些懂军事的火种，很容易成为做兵运工作的行家里手。
而黄埔军校中那些支持三民主义的学员，则是我们统战和争取的对象。
当时的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具有全国性的活动能力。把基层党员发动起来，也可以参与针对各地军阀的兵运工作。
当时，苏联不但资助国民党，一贯倾慕中山先生的冯玉祥部，以及一些进步的小军阀，也在受援之列。
看到别人能拿到军火援助，全国大小的军阀都很眼红，钢枪子弹，谁不喜欢？况且还有飞机大炮。为了让自己也有份，大家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中共，纷纷表示：我们也要革命。就是因为这一点，大小军阀都向中共敞开了大门，也等于为中共的兵运工作开了方便之门。
做兵运工作，貌似有风险，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到了关键时刻，可以人枪双得的。1927年，国共决裂后，正是因为前期兵运工作的有力铺垫，才有可能发动几百次的起义。
而总理在法国发展和团结的一大群旅欧党员，经过在苏联的培训后，已经陆续归国了。他们中的大部分，负责起军事方面的工作，也就是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
这些人，在未来，将在总理人格魅力的感召下，而成为了他完成使命的最得力的支持者。
而总理的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教育委员会呢，这个群体，也会动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帮助总理完成其使命。
应该说，对于枪杆子工程，总理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古牧，在邓小平的时代，成为改革开放早期的操盘手。
为什么等小平对古牧如此信任？
翻翻古牧的履历，就会找到答案，原来，他在早期参加过兵运工作，也就是受总理直接领导的那批人。所以，古牧得到了总理的信任，这种信任自然就延续到邓小平的时代。
但是，总理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个身份，貌似无法领导全国性的军事活动的，至少，在中共内部，这样做，是不符合政治伦理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李大钊在北京掌控北方，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全局，广东，是两个大佬鞭长莫及的地方。
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中共最早的军事部门，居然出现在广东，而且是1923年就成立的部门。甚至说，这个部门的成立时间，还可以前推，可能在1922年的下半年。
翻阅一大、二大和三大的文件，没有任何一个决议涉及到军事工作，而是直到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四届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才决定：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以及军事部。
在广东，居然早产了一个军事部门。而且，这个军事部门，在成立之初，居然是一个空架子。
1923年，张伯简来到了广东，担任了军委部长，广东区军委这个部门，才算是实锤落地了。
这个部门成立的时间非常微妙。
1923年，大家都在干什么？
讨论国共的合作。
国共合作，是以国民党为主的合作，国民党才有权利拥有武装。没有权利拥有武装的共产党，如果在国共正式合作之后，再成立军事部门，这样会引起国民党一方的猜疑的。
这个军事部门的成立，卡点太精确了，或许，就是一个巧合吧。
这个张伯简是谁？
张伯简是云南白族人，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
张伯简是在欧洲入党的，而且，是在德国加入到德国共产党。
张伯简为何从法国转到德国？他又是如何联系上德国共产党？等等，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准确的说法。
张申府和总理在德国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张伯简自动成为该小组的成员。
1922年，共产国际的四大在莫斯科召开。
张伯简作为旅欧的代表之一，到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四大。参加完四大，他没有回到欧洲，而是在苏联学习一段时间，随后回国。
没有回欧洲，在莫斯科学习，学习完毕后，依然没有回欧洲，而是要回国，这是张伯简的自我选择，还是党组织的安排？
没有资料显示他在苏联学习过军事，反倒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他回国后写了让主席非常感兴趣的《社会进化简史》。
张伯简首先到上海，向陈独秀报道嘛，这是规矩。
然后，他才去的广东，担任了那个只有空壳子的广东区军委的部长。
张伯简可能是中国兵运工作的鼻祖，他在旅欧之前，在滇军中担任过军需的职务，所以，他有做军事工作的基础。
但是，张伯简的工作，貌似和张申府所做的类似，就是替总理提前铺路的，他在总理到达广州的两个月后，也就是总理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前后，就把广东区军委部长的位置，转给了总理。然后，他又回到了上海。
在中共早期的革命者当中，唯有张伯简的个人简历是混乱的，现在官方统一的口径是，他是1924年从苏联回国。而且，不是总理接替他担任广东区军委部长，而是他接替过总理的位置。
他1923年就回国，甚至担任过首任广东区军事部长，貌似是一个隐晦。
更有甚者，广东区的历史档案，在文革中，居然被红卫兵抢走了。
到底是谁对这些资料感兴趣？这和后来张伯简的简历被隐去的部分是不是有关系？
神奇的操作，不仅仅是这些。
1924年的9月，总理一回国，就接替了谭平山广东区委员长的位置。
这多少有点不符合逻辑的。
当时的广东区，其实管理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等几个省的。总理回国，并没有报备中央，那么这个人事变动就不是中央的安排，而是地方的动作。
这件事，只有谭平山这样的大佬才敢操作。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中，谭平山是两广地区绝对的元老，如果不是内部相授，总理是很难接替他的位置的，因为，一旦报请到党中央，怎么解释突然冒出来的周恩来？
对于总理而言，担任军委部长，摆脱俗务缠身的委员长，更合乎斗争的需要。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配合总理的工作，或许也为了未来能应付陈独秀的疑问，陈延年接替了总理广东区委员长的职务，成为中共广东区的负责人。
仅靠总理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眼花缭乱的操作吗？
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些神奇的操作，作为绝对主角的总理，应该是不知情的。但是，在随后的革命岁月中，回首往事，总理一定会有所察觉的。
总理的丰功伟绩就摆在那里，他的操守也是有目共睹的，他还不至于为了美化自我，去特意颠倒革命的历史。
在中国革命中，唯一不需要自我神话的两个人，就是主席和总理。他们的革命生涯，本身就是传奇中的传奇。
那么，对总理早期历史的改写，绝对不是总理本人的所为，恐怕，是为了掩盖，总理背后的那个教育委员会吧。
军委的名称，源自于广东。总理，是以广东军委部长的身份，行使着领导全国军事活动的权力。
上面提到，中共是在1925年的10月，才有了自己的军事部门，负责人，居然是张国焘。
如果党中央提前知道了广东区在下面的小动作，就不会在广东的军事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之后的第三年，才姗姗来迟地任命张国焘为党的军事负责人的。
直到1926年的11月，总理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显然，背后有人做了陈独秀的工作的。
五大之后，各地相继成立了军事部门。紧接着，旅欧的少共成员，全面替代这些军事部门的早期负责人。
例如，总理就兼任广东和江浙的军事部部长；在湖北，由旅欧的核心聂荣臻，接替了董必武，担任军事部部长；在湖南，旅欧的颜昌颐担任军事部部长；在四川，在德国入党的朱德，协同刘伯承，在杨闇公的领导下，负责军事工作；在江西，由旅法的傅烈负责军事工作，等等。
也就是说，所有地方性的军事部门，都由旅欧的成员担负领导工作，共同团结在总理这个军委部长的周围。
我呢，在随后的分享中，将把中国革命中，围绕着总理所形成的派别，称为军委系。
从1924年11月，到1976年的1月，总理以军委系为基础，执掌中国革命的方向，将近52年。
军委系，随后，就要和以王明为首的大小钦差们交锋了，没有军委系的团结，中国革命的航船，很可能会偏离航向；中国革命的结果，很可能是划江而治；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很可能类似后来的苏东波。
不过，总理的早期革命生涯，太过于顺利了。
1925年的四大，张申府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反动国共合作了，甚至因为由此所引发的争论而退党了。
没有人重视张申府的反常举动。
张申府的退党，其实是一个信号：随后的路，总理要自己走了。
不过，张申府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次的选择意味着和中国革命的永别。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很弱小，但是，随后的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革命自身规律支配下，不再受制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而是顽强地抗争，直至长成参天的大树。
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把这个系列的文章的链接汇总如下：
通宝推：偶卖糕的,小黄花鱼,苏仙岭,真离,
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谈几点看法 1、整个西方上层都很推崇社会主义，各国都有社会主义政党，在过去一百多年，都有相当长时间执政，例如，英国工党。只是英法等国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这可能有历史原因，也可能其他目的，包括欺骗第三世界国家。北欧小国更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苏联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不同其他国家，宣传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与俄国有相似被西方侵略历史，更多走苏联之路，当然，也和苏联公开支持有关。
2.孙和后来蒋实际推动的也是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例如，蒋退出大陆前，当时政府控制的工商业资产，约占70%，当时还有大量外资，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最近30年。以公有制标准，蒋领导的国家是社会主义，也是有基础的。当然，当时农村土地还在私人手里，这是蒋在大陆始终没有机会改变，蒋到台湾，就实现土地公有制改革。蒋是担任过共产国际职务最高的中国人。蒋的问题在于，私心太重，将国家资产当家产，和过去皇帝一个思想；另一方面，则是迷信和学美英，不敢公开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蒋有很多傻逼地方，例如，美帝提供战略物资，支持贫瘠的日本侵略中国，蒋却迷信美帝承诺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为向美国人证明日本之错，坚持不抵抗政策，长达六年，但蒋自始至终都是发展和掌控自己实力，不会将军事经济实力交给民间或西方资本家的。从这点来说，邓党就蠢到家了。当然，背后的原因就很难说了。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主导了利润最丰厚的零售业，还是主要意识形态平台，都基本在美资控制之下。其背后原因，如果深入想想，令人不寒而栗。另一方面，以前的宣传工具，都控制在十分迷信美西方的洋奴手里，例如，胡锡进之流，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3、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货币可自由兑换，是中国实施的，你到美国境内的银行，基本不能兑换。美国主要银行基本不储备人民币，从事人民币兑换业务。甚至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只要求经常项目可兑换，准确说是经常项目不限制支付，但如今中国却在资本项目上都承诺了大部分情况下的自由兑换，为此必须储备大量美元欧元，导致兑换给美欧的人民币，都成了免费奉送，从而实质上经济金融上投降。让美欧可以印钞，就可以到中国兑换人民币，购买中国各种资产。
通宝推：johny,- 复 谈几点看法
家园 是这样的，蒋介石开发今天的国企的模式更充分 什么任人唯亲，捞取好处，不事生产等等等，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点是封资不可克服的历史传承。这才是很糟糕的。
大家以为今天的国企已经很糟糕了，这是共党克服了蒋介石错误的成果。
在民国时期，内在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糟糕已经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方，在这里，我共地工甚至都参与了。有的延续到了新中国，影响了刘青山张子善们。
这个几乎可以说不可克服，虽然有军事失败的因素。但是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官僚集团，贪污买卖资产，不仅五子登科，而且根本不管企业发展，大肆拆掉机器获得利益。损失打入苏联拆解机器。等等等。
根本就不是过日子的状态，极度疯狂，这里面当然有东北民主联合政府运行良好的问题，也有为蒋介石获取军费的问题，但是，这个事不是个好事，做法是不对的。
而通过为蒋介石政府搞钱，不择手段，同时自己也要盆满钵满，简直就是当时的常态了。潜伏的吴站长只是军统全国各站的一个缩影，而军统只是全国各部门的一个缩影！！
这才是极其可怕的现象，而且影响了很多人的心理，比如腐败国内说，烂也是烂在盘子里。是个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办法。等等等都是这种心理的映射，张新泉就是这种心理在今天的成果，这叫对社会的败坏，因为腐朽必然导致粗暴，必然影响他人生活，导致民气下降。
所以建国初民气和一些行为是受到约束的，虽然生活改善不大，让人感到希望。
甚至钱学森他们看的都不是这块，他们要求很卑微，和平的中国，需要国防建设，他们就满足了。
当然了，对达雅河友来说，要求还要更高。
等等等吧。
家园 这是个伪命题 总理和主席在中国革命中间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的。总理没有担任过名义上最高领导人，但实际上是上过前台负过责任的，这段时间就是立三路线到5次反围剿期间。所以主席说过，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失败 ，军事责任应该总理来负，政治责任应该博古洛甫承担。其实王明的真实代表是周总理。
家园 有人发现张申府与虞洽卿关系密切 网上有个叫做昆羽继圣的人说了一个核心人物，虞洽卿。虞洽卿就职于荷兰洛希尔银行。该银行是犹太顶级豪门罗斯才尔德旗下的荷兰分行。虞洽卿自助了大量政治人物，左右都有。其中最出名的是资助蒋介石并策划412政变。除此之外虞洽卿也资助了张申府。如果这个是真的。那历史的逻辑就连上了。
大家想想，虞洽卿的钱可是来自于罗斯才尔德家族的。换句话说罗斯才尔德家族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
家园 犹太金融资本，应该是人类社会里最成功的社会寄生案例！ 借用生态系统分析人类社会：
农民、工人，就像马、牛、羊、兔等食草动物；地主、资本家，就像鬣狗、豺狼等中层食肉动物；政府官僚就向虎、豹等顶层食肉动物。而犹太人代表的金融资本，就像是寄生生物（寄生的可能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等）。
犹太金融资本，应该是人类社会里最成功的社会寄生案例！
---------------
另注：俺很喜欢生物方面的科普，例如 攀援的井蛙 写的《地球演义》系列文章，芳斯塔芙作的《鬼谷闲谈》系列视频等等，通过阅读学习受益匪浅，其中一个重要感悟就是：
生物物种的存亡关键不是本领的强弱，而是找准最适合自己的生态位。一个物种，无论多么弱小，只要卡准了生态位就有了根据地，可以残喘，可以发展，甚至可以翻盘；一个物种，无论多么强大，只要在生存竞争中失去生态位，就岌岌可危了。
寄生生物其远祖往往是正常的生命体，可能在生存竞争中失去了可以立足的生态位，就选择向寄生方向进化，却往往取得意外的成功。
据说，科学家已经观察到寄生生物操控寄主行为的现象。
---------------
家园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人物关系 比如，翔宇领导下的特科，负责人之一赵容就担任过虞的私人文书。赵容只是个化名，为了表示自己的书画水平超过齐白石，还用过鲁赤水，当然他最为人熟知的名字叫康生。
翔宇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申府，张的妻子叫刘清扬，刘与周都是觉悟社社员。
还有一点，翔宇不仅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创始人跟主要领导者，还参与了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创建，并担任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并作为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而第二年的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孙文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国民党驻欧支部，翔宇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
同年，蔡和森、李立三等被强行遣送回国。
与此同时，1922年7月，孙炳文陪朱德去北京找中共领导人未果，随后去上海见陈独秀，要入党被拒绝。9月出国，在德国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做介绍人，11月孙炳文、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孙炳文离德转道莫斯科回国。孙炳文其后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题外话：其子孙宁世是朱德的机要秘书，其女孙维世是翔宇的义女，在上海化名李琳加入左翼剧联，认识了蓝苹，后来到苏联被林育容追求。两人都在wg中被以苏修特务的罪名入狱而死。
1920年的9月10日，16岁的邓希贤筹集了800多元,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莱篷号”,自费去了法国。与此同时，严修在南开开设“范孙奖学金”，共7000银元，选派周恩来、李福景2人去欧美深造，严修不仅专门给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信，请他多多关照周恩来，又和刘崇佑律师各资助周恩来500元，作为赴欧的旅费。
而翔宇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代理过主任，正是教员的顶头上司。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
通宝推：johny,家园 关于康生和虞洽卿关系的旁证 网上找的资料，不知真假，仅供参考：
来源：微博-何新老江湖 23-8-30 06:34
https://weibo.com/6398284634/NgV0uaWZ4?type=repost&sudaref=www.baidu.com
康生资料2
转：我家与康生的恩恩怨怨
我父亲牟宜之，1909年出生于山东日照，其姨父丁惟汾系国民党元老，其表哥丁君羊（丁惟汾侄子，又名丁群、丁基实）系中共建党初期老党员。1925年，家父在丁君羊和关向应的指引下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在济南、北平、上海搞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7年4.12之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
1930年，家父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时，适逢丁惟汾的好友、山东名流、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囯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国民党一大中执委王乐平先生遇刺身亡，引发在沪山东籍各届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在时任囯民党中常委丁惟汾的暗中指使下，我父亲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張三洗（当时化名赵容，后改名康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声讨王乐平被当局暗杀的丑陋行径，不料被警方拘捕。
由于丁惟汾担保，家父当日获释。而康生就没那么幸运了。家父出来就求丁惟汾保康生，丁从中斡旋，由上海滩大佬虞洽卿出面保释康生出狱，但这是十天以后的事了。
（此后虞洽卿收康生为门徒。秘书。）
众所周知，康生艺术天分很高，尤精书法，据说康生就是凭着这手超凡脱俗的书法获得了虞的赏识。
家园 从历史来看，康生被虞洽卿收买的可能性极小，虞洽卿当时可能是投 投机国共，实际上是左翼势力。
当康生的文字艺术是在革命中成长的，他的训练极其艰苦，属于又有天分，又有个人努力的成分。
在年轻时以至于以后都有越头疼越练字的习惯。确实水平高。
这种有交集，未必都是确实存在的问题，可能和张春桥狄克案件类似。只是简单的关联、交集而已。
我宁愿感觉是他们利用了虞洽卿。应该是共产国际、左翼操作的结果。
1930年，家父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时，适逢丁惟汾的好友、山东名流、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囯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国民党一大中执委王乐平先生遇刺身亡，引发在沪山东籍各届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在时任囯民党中常委丁惟汾的暗中指使下，我父亲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張三洗（当时化名赵容，后改名康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声讨王乐平被当局暗杀的丑陋行径，不料被警方拘捕。
这段也是很明显的。用这个说康生和示威组织人的关联，论据不可靠。
1924年7月，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系主任是瞿秋白，曾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等职，并改名张溶。1925年4月入党，参与“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工作，与李立三、刘少奇、蔡和森等相识；是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由此结识周恩来等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改名赵荣，转入地下做情报工作。
其中，1927年11月—12月任闸北区委书记，1928年1月—5月任沪西区委书记，1928年5月—9月任沪东区委书记，1928年10月—1929年1月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3月—8月任江苏省委秘书长，1929年9月—1930年4月又回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1928年5月—1930年7月当选江苏省委常委；
1930年4月——7月被捕入狱，后被免去常委职务。
1930年9月—1931年1月，担任中央审查委员；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陈云接替周恩来负责特科工作，康生任二科科长；
1931年9月，与博古、张闻天、陈云等6人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主管工会、交通等工作，12月出任中组部长；
1932年3月，接替刘少奇出任中央职工部长，后又接替陈云负责特科工作。
此时的康生不仅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还任中组部长，兼职工部长，并负责特科工作，权力、地位达到其革命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1933年7月，康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王明）身份赴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从此改名康生。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在缺席情况下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935年11月当选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37年11月回到延安，12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8年1月接替周恩来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
3月任中央党校校长。
1939年2月接替邓发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兼中央情报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有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潘汉年等人，曾成功组织我党特情人员打入许多国民党党、政、军机构；
1942年5月和刘少奇一起出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为主任；
1943年4月，任反内奸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任主任；
1945年6月，在七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1947年11月到达渤海地区）等地指导土改工作，毛岸英曾跟随康生辗转多地。
1948年5月后，一直在山东工作，其中，1948年7月担任中共鲁中南区委书记，傅秋涛、张光中、张雨帆、李乐平和高克亭等任常委；
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傅秋涛、向明任副书记，康生很少管事，多在青岛休养；
30日当选山东省政府主席（1955年3月卸任），4月兼任山东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与许世友搭档，许世友1949年9月—1953年8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后因不愿做华东区书记饶漱石副手，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2年1月搬到中南海居住。
康生1925年4月入党，虽然入党时间稍晚，但仕途异常顺利，长期位居高层。如李立三主政时，他于1930年调任中组部秘书长；1931年1月王明掌握实权后，又获王明信任，9月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中央高层，当年12月升任中组部长；1934年1月在缺席情况下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11月与王明、陈云回到延安，12月与王明一起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38年初，陪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时，曾率领学员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同年3月任中央党校校长。随着王明式微，康生迅速转向并获毛泽东信任。
康生夫妇在苏联时期曾精心照顾毛岸英、毛岸青，回延安不久转而支持毛泽东；他与江青是诸城老乡，长期相互支持，江青对康生特别尊重，而康生也敢批评江青，是党内除毛泽东、林彪外，为数不多敢批评江青的人。
在上海特科工作期间，负责“锄奸”和情报等方面的工作，亲自处决顾顺章、白鑫等多名叛徒，在形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最后一批撤离上海。
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后，他眼光敏锐、见微知著，较好地配合毛主席发现并抓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在文化领域实现拨乱反正。
毛泽东曾当着周恩来和许多同志的面表扬他“是一个革命的柳下慧，美女坐怀而不乱”。
1981年3月康生夫人曹轶欧被撤职后，彭真曾找她谈话：“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康生，只是现在大家对他有气，等人们普遍地冷静下来的时候，康生会有比较准确的结论的。”彭真的话道出了问题的根本，因为大家对他有气，所以千方百计辱骂丑化他，有些负面评价未免夸大其词，这虽是人之常情，但没有实事求是，而且已产生不利影响，如许多文章将康生描绘得异常邪恶，忘掉了他是中共政坛元老，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等事实，无形中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为西化派、推墙派等反动势力提供了抹黑共产党的重要素材，使我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2022-5-5）
政治变色龙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易虹
2016年07月25日10:28 来源：学习时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内容，同时串联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年7月1日，联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在会上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康生留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到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王明这一套政治主张。
在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受到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也转而认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撤销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见风转舵拥护毛泽东。
1941年9月，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再次展示了自己政治“变色龙”的本色。年底，在西北局一次干部会议上，康生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康生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骗得了中央与毛泽东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主任由毛泽东兼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并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广大干部强烈不满，中央对康生的职务作了调整。1945年七大后，康生除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不再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
1937年，履历十分华丽的康生回到中国，回到延安，也正在这时，康生失去了初心，逐渐沦为了党内的蛀虫。
康生回国时，正值延安整风运动，上上下下都在为了延安的秩序而努力。为了表现自己，康生搞出了一个名叫“抢救失足者”的运动，明面上是应和延安整风运动，为延安做出重要贡献；实际上，为了所谓的“政绩”，康生弄出了不少冤假错案。也正是这些冤假错案，让被蒙在鼓里的其他人认为康生是个可用之人，从此以后，康生开始平步青云。
哈哈！！
年9月底到1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正确路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撤销了王明长江局书记的职务。这次会议基本上解决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共55人，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全会由张闻天致开幕词。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12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富春为大会秘书长。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 [1]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康生仍然把宝押在王明身上。他已经知道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但仍然相信王明有共产国际的靠山，王明的恩师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王明的实力超过毛泽东，二虎相争，尚不知鹿死谁手。他跟王明一起工作四年，志同道合，镇反肃托，相得益彰。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不会到延安后，1938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他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信任。但康生在毛泽东身上也下过赌注。毛泽东知道康生回国前，亲自到法国马赛港把张学良部下从上海带到那里的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的举动，不免感动。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毛泽东的孙子、解放军少将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轶欧把毛氏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康生回延安不久，就发现对形势判断失误，王明远非毛的对手，必须改换门庭，逐步与王明拉开距离。毛虽对康生照顾毛氏兄弟心怀感激，但对他仍不信任，把他视为王明的人。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和肃反专家，却只给了他一个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虚职。康生明白不做出重大贡献是得不到毛的信任的。
1938年3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任的提议，走出改换门庭的一步。康生的举动立即得到回报，被毛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冷清的职工委员会。
从3月至6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康生紧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不断批评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王明的距离越拉越大，渐渐得到毛的赏识。
但得到毛对他的完全信任还是毛与江青结婚后。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同江青结婚，认为江青历史不清楚，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保证江青历史清白，坚决支持毛江结婚。
这是凤凰草鸡网的造谣文章。
大家可以看到，时间点出现了错乱，很显然是康生先跟随了毛主席，然后才有的王明完犊子。
而王明完犊子显然是因为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王明完犊子才有的延安整风。
而网上大部分文章说的过程是延安整风王明式微才有的康生因为害怕压力而追随投机毛主席。嘿嘿。
家园 正常的推理 俺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来源，仅能从普通人的角度做正常推理，引用的也是网络资料，属于个人野史，缺乏权威性，仅供参考，也请大家指正。
从历史来看，康生被虞洽卿收买的可能性极小，虞洽卿当时可能是投
投机国共，实际上是左翼势力。
首先，俺赞成你的观点。康生被虞洽卿收买的可能性极小，正常推理应该是康生利用了虞洽卿的赏识，获得虞秘书（或徒弟）的身份更便利地开展党的工作（特科）。
由于丁惟汾担保，家父当日获释。而康生就没那么幸运了。家父出来就求丁惟汾保康生，丁从中斡旋，由上海滩大佬虞洽卿出面保释康生出狱，但这是十天以后的事了。
这个说法有其合理性：当年的康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本质上他也只是刚到上海摊的小青年，因为参加游行活动入狱。单靠他自己是够不到上海滩大佬虞洽卿这个级别的，只能因为牟家关系借机认识了虞洽卿。
从虞的角度看，这个级别的大佬出手，可能会考虑很多，调研帮助对象本身的背景、能力，都是很正常的。康生本人明面上的身份是山东大户人家出身，又有出类拔萃的文化素养，获得虞的赏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很可能康生本人就向党组织做过专门的汇报，并获得相关授权。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康生作为特科骨干活动，有了虞洽卿秘书这个身份，对其开展特科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这方面的事例在党的秘密工作史上屡见不鲜了。
1930年4月——7月被捕入狱，后被免去常委职务。
1930年9月—1931年1月，担任中央审查委员；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陈云接替周恩来负责特科工作，康生任二科科长；
这个履历也能证明，康生出狱后（对应其有了虞洽卿秘书这个身份），其特科工作成绩很突出，屡获提拔。
至于虞洽卿是否知道康生的真实面目（中共特科成员），是否知情后又故意放纵？俺没有足够的资料判断，只能根据常理推断，虞完全不知情。当时上海摊打着虞的徒子徒孙旗号行事的人太多了，他未必太在意。
家园 赵容对书画是很自负的 他不但书法写得好，画也不逊古人；夫人曹轶欧，书法也非常好，尤擅草书。《松竹梅三友图》，就是他俩合作的。
除书法外，他还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是一位地道的金石大家。还有绘画，他曾自认为书画水平和齐白石“差不上下″，自拟的笔名“鲁赤水″，就是为了与齐白石相对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有深意：鲁对齐；赤与白相对；滴水穿石，水能破石。
家园 孙炳文应该是国民党左派苏联共产国际成员 这是后来的事情。
至于康生，似乎是真共，而且有独立性，因为当年东北有王康指示信证明康生的履历和权威性。
但是，回国后很快脱离了他的基础，王明，也是有意思。
那时候他如何看到毛的优秀呢？以至于周总理都找王明了，他却拒绝脱离了王明，也是牛和硬气。
李维汉是老资格，但是似乎和周总理不太一样，很有自己的底气，但是，他虽然和蔡畅结婚了，却和蔡和森主张不同，也不像一派。
他能坚持下来也是不容易。当年所谓四个反对派谢古邓毛，李维汉帮助了邓，使得邓获得了和其他三人不同的地位，被处罚不严重，至于说老婆金维映离婚，不算严重。
严重怀疑邓的身份，他肯定不是当年的真毛派。
家园 抓个小虫 蔡畅的丈夫是李富春，也是留法的。蔡老太太更牛，一大家人都留法。
- 复 抓个小虫
家园 留法派可能是一个派系，但是也复杂，因为蔡和森也应该是毛派 出于他俩心心相惜。等等等，在当时一片苏派之外，有不同。
但是周总理似乎也不是纯粹法派的样子，和亲苏派关系很近。
也许是就是苏联的共产国际的派系分别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要说还真可能和犹太人有关。
但是我个人不太信这个，我认为这个共产主义内部的犹太人总的来说还是可信任的，但是，其实真正的犹太人是粗暴和凌厉的一个群体，有一点点德国人的气质吧。
我的意思是大清洗恰恰是共产国际中的犹太人主动推出来的，是紧急的国际形势下放弃仔细甄别的过程的操作。
列宁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根本不像资本主义公知造假的那么宽容仁慈，列宁一直宣称斯大林太犹豫，性格软弱。
其实斯大林确实很宽容，叶若夫应该是和斯大林是两个派别，契卡代表的也是中央的意志。
中央的一些软弱派虽然自己很软弱，但是，在决议杀人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粗暴。
布哈林一类的。
在这里，斯大林和贝利亚改变了这种操作风格，杀人数量急剧减少，改为关押为主。
但是，这一套肃反清洗还是必要的，我们的确可以搞团结，但是不能改变自己的基础和规则。
可以做一些妥协，但是不能和统战对象一个样，否则新中国建立为了啥，和国民党按照国民党规则一起发展吗，这不就是刘青山张子善了吗。
这是很危险的。
在这里留法派和周总理究竟还搞了什么，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