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家园 我突然明白了古代的追加尊号 隔了几代的祖宗了，还要给加尊号：致德致圣神威广大慈孝....
那是后辈子孙眼界格局逐渐不行了，遇到事儿了，找来历代实录一读，我卡，我老祖宗这么牛X，早就想到了的事儿，都着手施实的事儿，我才明白过来，再看祖宗的历史评价（尊号），咋这么单薄，得加...
对主席的评价也是这样吧：一个超越了时代的人，最终会得到他所有应得的评价。
通宝推：知其何休,
家园 排山倒海,富有气势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通宝推：知其何休,家园 比较一下“错误”的说法 120年的讲话：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130年的讲话：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两次讲话有三处不同：
1、120年讲话中，仅说主席在文革中犯了错误，什么错误没说；而今年的讲话则明确指出主席的错误，在于发动和领导文革；
2、对主席的评价，120年的讲话用的是邓小平个人的评价；而今年的讲话，则用的是“我们党”，也就是组织的评价；
3、对主席犯错误的原因，今年的讲话删掉了，“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这句话，而是保留，“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不再强调主席发动文革是老来糊涂，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这三点不同，就第一点来说，主席发动和领导文革是事实，今年明确指出来这是错误，可能是想强调，以后无论谁当老大，都不能让下面群众乱，影响生产。自89年以后，TG最成功的一点是，无论上面怎么斗，下面群众干活一点没耽误，这才有了国力的蒸蒸日上。文革的问题是，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都在干革命，都在互掐，说是促生产，其实是生产不仅没促，反而受到严重影响，好比一个单位，上上下下都在忙着互掐，谁还有心思干工作。
第二点，是对邓的淡化；第三点则体现出对主席的尊重。后面这两点，不禁让我想到迅哥的那句名言：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通宝推：寒冷未必在冬天,青青的蓝,方平,史料推理,家园 感觉好像不是这么理解的 第二点120的意思是说这个结论不是组织决定，而非淡化d。所以要用最高领导的话来做依据。而到了130，因为已经有了三决，相应的话写进了决议，所以说“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
类似的情形是很多的，举个例子
所以经常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反复强调的一个重大政治论断”这句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予以强调。
22年修改党章后，这句话写进了党章，之后再说这句话，都是说党章规定。
实际上120跟130最大的区别是在第一句，也就是你说的第一点。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120的意思是说建国后走过弯路，就是在晚年犯的，特别是wg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里其实并未直接否定wg，而是说老人家在这期间犯了错误）。
130的意思则是说建国后走过弯路，最严重的就是发动领导wg，（直接是把发动领导wg定为错误了，此外还有其他弯路）。
这前后变化，其实是体现了心路历程的。
谈到弯路，这里简单谈谈，还是用词比较准确的。民族自治区域的设立，应该是弯路了。五个自治区中，新疆、西藏和内蒙古面积都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三个省级单位。另外两个都是硬造出来的民族：宁夏是建国时建省后撤销，58年又重新建自治区，所谓的回族历史上没有的民族，包括白崇禧，大陆称其为回族，人家自己都说过“但我们好多是汉人并非回族，只是信仰回教，怎能称为回民呢？”；广西则是人为地定了一个壮族，孙中山五族共和都没有壮族，建国后却人为造出一个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并搞起了民族自治。
截至2022年，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即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此外设立有1173个民族乡、1个民族苏木（乡级行政区不算民族自治地方）。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面积约占全境面积的64％。
到了老人家晚年，其实已经考虑解决这个事了，1975年第二部宪法中删除了54年宪法中关于自治权的具体规定。一些民族自治地区的名称虽然仍然在用，但是相应的权益已不复存在，民族自治权名存实亡。但遗憾的是到了82宪法，全面恢复了54年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甚至还增加了新内容:如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中应有少数民族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担任。自治地的人大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代表外，居住在本区域内的其他民族也应当有代表。明确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种专业人才等。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经济建设、财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有权依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这种规定，强化了民族意识，后面什么结果大家也知道了。
通宝推：青青的蓝,exprade,偶卖糕的,凤城,家园 一点不同理解：“晚年”不再是筐 120版：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130版：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第一、非常赞同兄台理解的两点：
（1）120版“其实并未直接否定wg，而是说老人家在这期间犯了错误”。
（2）130版“直接是把发动领导wg定为错误“
尤其是上述第（2）点，很多人不舒服这一点。但这是130版的白纸黑字，没得洗。不藏着掖着，你们谁不服的，等劳资身后，你们上台之后，彻底否定130决议包括二次决议、三次决议，搞个“四次决议”，就完了，蛮简单的事。但是，只要劳资在位期间，“文革”这个事，别争了，句号。
感谢兄台把以上意思讲得明白透彻，这才是论坛该说的大实话，不是过年话。
第二、不赞同兄台对130版的解读中，强调“此外还有其他弯路”。
从语法上看，两版一字不差的沿用：“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
因此，120版同样可以解读出“此外还有其他弯路”。我并不认为130版是有意的强调这个“其他弯路”。
恰恰相反，我的理解是：130版特殊就特殊在两个重点：
1、兄台理解的130版“直接是把发动领导wg定为错误“
2、130版拿掉了120版及以前各版中的四个字“他在晚年“
为什么要拿掉这四个字？目的是拿掉这个时间限定词，因为120版包括之前的所有版本，“他在晚年”这四个字，留下了巨大的解读模糊空间（甚至不排除当初这四个字的始作俑者的有意为之）
否则，依照120版及以前各种版本的解读，就给人一种感觉：老人家在“晚年”，都是“走了弯路”：
（1）从善意的角度解读：老人家在晚年，至少是文革后的十年里，糊涂了，好心办坏事；
（2）从恶意的角度解读：毛泽东干嘛不在解放后就逝世呢？从解放后到逝世，晚年一件好事没干，尤其是“根本不懂经济不懂建设”，一直在破坏建设新中国 ----- 本河里，就有过这种发言罢。
130版拿掉这四个字，目的是为了有意识的将（A）老人家最后十年”发动和领导文革“，与（B）老人家解放后的27年，包括在文革期间（不等于文革），尤其是1971年之后的后5年中的”其他重大贡献“ ---- 分离开来，功是功，过是过。
130版拿掉了“他在晚年“这个模糊的时限之后，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给老人家在晚年作出的种种重大历史贡献正名，尤其是在文革十年时期内。这些历史贡献包括但不限于：
1、通过长年援助亚非拉国家反殖民地、民族独立、解放战争，并创造性的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从而推动了世界逐步走出二战后的美苏冷战、其余必须选边站的两极化僵局
2、通过珍宝岛之战、小球推动大球等独创性的外交手段，开创性的推动了中美缓和，从而建立起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战略关系，中国从此跻身为改变世界格局的三棋手之一
3、主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会席位尤其是常任理事国地位，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4、推动中欧、中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建交，极大的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从而得以实施“四三方案”，引进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尤其是化肥与化纤成套设备， 从而彻底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与穿衣问题
5、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建交，并派出大批领导、留学人员出国考察、学习，为之后的改开，打来了眼界，储备了人才（譬如杨洁篪、王毅等人）
6、在“两弹”成功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星”，从此中国战略安全无虞
7、1975年四届人大正式提出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尤其是报告中这两句话：“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为后来的经济建设甚至开放实验，埋下了伏笔
8、收复了西沙群岛，为将来的南沙群岛及南海战略态势，奠定了基础
9、（即兄台提及的）重新考虑建国以来的民族与自治问题
对于最后一点，1974年开端、1975年爆发的沙甸事件，即是一个注脚。
当然，这个事件，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被“平反”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叙事了。
通宝推：qiuqiu,方恨少,潜望镜,纳米小洞儿,胡一刀,雄阔天,广阔天地,心有戚戚,exprade,寒冷未必在冬天,秦波仁者,家园 你的解读并不严谨 就算晚年是个筐，这么多年下来也没装什么，无非是反右，大跃进，庐山，三年灾害，文革。在大的方面也就这些了。黑主席黑的最狠的时候，一五及之前还是伟光正的。
所以，虽然没有晚年的精确定义，但是黑太祖的一般口径，晚年大概也就是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算，二十年吧。
按照120版的说法，后一句可以看作前一句的补充说明。那么晚年的起点，不会早于1956年，因为这一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说主席的弯路，都是56年以后的。
120版从后二十年开始黑，即使这样，那也是“在其中”犯了严重错误，也意味着“在其中”还是有成绩的。
但是130版表述对于120版，弯路的起始时间根本没有修正，反而还敲死了主席的错误。按说二次决议已经定义文革为重大错误，120版的表述是把主席的责任往外择-模糊化表述我认为是减轻责任。
而且二次决议说了是集体的错误，主席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归于主席个人。但是130版可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敲死。
通宝推：ccceee,西安笨老虎,真离,- 复 你的解读并不严谨
家园 就你的话题看看这篇文章体会会很深，批周和陈：离右派“50米“ 这篇文章是个老话术，故意制造毛主席和所谓正确派的分歧，然后意图指责毛主席。
这当然是个造谣，从这里还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政治设计院问题，不仅右派政治设计院不可信，不可靠，而且这个设计院显然是政协主席的工作，这应该也是周总理的职责，毛主席才是务虚的。
无论怎么样，这文章里面清楚的说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分歧，和刘少奇也没啥关系啊？
陈云也是个重要角色，他显然不是刘少奇的合作伙伴，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刘少奇和他们真不是一起的。
虽然毛主席把责任给了邓小平，但是邓小平是真负责书记处，这也是工作职能。毛主席还是务虚，那么责任自然也就是邓小平的，毛主席当然可以检讨承担责任，但是当年大家心里痛快只是因为毛主席承担了失败的责任，而不是真认为就是毛主席的错误，从上到下，大家心知肚明。
从实际工作职能来说，毛主席并没有实际管理到这些下属，完完全全就是各个职能部门的失误，比如吹牛皮的王鹤寿等等等，当年毛主席可是一个个问的指标，他们都在吹牛。钢铁的短期高指标和毛主席没有哪怕一毛钱的关系。
遵义会议陈云支持毛主席，根本不是，没有会议记录啊，只能算后来投票支持吧。
有意思的是，同样的距离右派50米，毛主席对周总理和陈云的批评，就不如彭德怀严厉，为什么，因为描述者不要脸呗。
就是毛主席批评周总理，没用，批评彭老总，有人就踩一脚。这个人就是周。
毛泽东批周恩来和陈云：离右派“50米远”(图)
来源于：中国新闻网
2009-01-04 09:00:00
陈云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
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
社论又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社论还指出，在反对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1958年1月11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
“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
“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来历……
那篇社论，确实是根据195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
“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1956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初，在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下，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57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
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
在南宁，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此后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社论指出：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明确指出：
“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
“(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进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
“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曾抱怨国务院开会，总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经出成品，还叫人讨论什么？为此，章伯钧建议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变成“政治设计院”，便于大家在设计时提出意见。
这时，毛泽东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这就是府院之争啊，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的矛盾，当然说这段是为了强调毛主席推动了反右、大跃进，嘿嘿）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岂止是陈云，显然包括周总理啊，否则为何后来批判周总理反反冒进？），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么一番“雄心壮志”：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急于求成，他回国之后，于1958年4月15日，写下这么一段话：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怎样赶上英国呢？
毛泽东以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于是，毛泽东要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出报告。
当时，英国的钢的年产量为2200万吨。
王鹤寿经过“务虚”，起初提出1962年中国钢的年产量为1500万吨。后来，“解放”了思想，提出在1962年可以“争取钢的年产量为两千万吨”。
毛泽东见到报告，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
不过，毛泽东仍对这首“抒情诗”不满足。他给钢铁计划“加码”：到1962年，钢的年产量的“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而“第二方案”则为3000万吨！
既然定下了1962年的中国钢产量为3000万吨，那么1958年的钢产量应该是多少呢？
1958年8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陈云是这样说的：
“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引者注：指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也无奈，冶金工业部部长也只得照办。
不过，由于1957年的钢产量实际上是535万吨，“翻一番”，也就成了1070万吨。
那“1070”高指标，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写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公布这一决议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了！前8个月，累计只生产了380万吨钢，这样，在剩下的4个月中，必须完成700多万吨钢！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连毛泽东自己都笑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于是，中国卷起“大炼钢铁”狂潮——全民炼钢铁！
薄一波说：“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就这样，不顾那些土炉子炼出来的生铁尽是废铁，那些炼出来的钢尽是废钢，到了1958年年底，《人民日报》居然套红发表报道，声称完成“1070”！
其实，后来的调查表明，实际上1958年只生产了800万吨钢，其余的是不能用的废钢。
陈云在这“大跃进”年月，虽说他本来就反冒进，但是此时他又必须服从毛泽东的“大跃进”，只得去完成那些“跃进”指标……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的议程，是制定1959年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
毛泽东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两番”，即达到3000万吨！
毛泽东在武昌找人了解对于1959年钢铁指标的意见。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毛泽东退了一步，说：
“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
毛泽东自称这是“压缩空气”，即从原定的翻两番，压缩为翻一番。
其实，这翻一番也是难以完成。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万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吨至1250万吨。这些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毛泽东只得把1959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1800万吨。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
“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这明明是反对吹牛皮，哈哈，竟然被断章取义当做毛主席要吹牛皮的证据也是历史奇迹）
毛泽东又说：
“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终于也要“反冒进”了！
不过，即便如此，在陈云看来，那年产1800万吨钢的指标也是难以完成的。同样，会议决定的1959年的其他国民经济指标，也太高，难以完成。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1100万吨左右增加到1800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7500亿斤左右增加到105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6700万担左右，增加到1亿担左右。
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在195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道：“那就拉倒！”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四大指标”。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委托陈云对压缩钢铁指标进行研究。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经过他的仔细调查，“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仔仔细细算了这么几笔账，算得人们心服口服：
要生产九百万吨钢材，就要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二千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一千三百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五百五十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一百五十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陈云在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算了一笔笔细账之后，这才得出结论：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九百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陈云的结论，即“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以上的算细账、定指标的做法，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这是不要脸，虚假夸耀）
但是仍有人对陈云的报告提出意见，以为这指标太低，会泄气。
陈云又于1959年5月15日致函毛泽东：
“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
这样，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
“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况且这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
这篇文章用反冒进和反反冒进指控毛主席犯错误，用虚假的移花接木指控毛主席推动了高指标，但是这是明显的造假，毛主席一直指向的只是长期目标，而且也不高，但是文章就是强行把长期目标作为短期目标指控指责毛主席，这是很卑鄙和恶劣的文风，而当年，大量文章就是这么操作的，这是很恶心的时代，很恶心的一个群体。
用长远目标代替短期目标，搅和在一起，其实长期目标，毛主席设定的基本到位。最后也是实现了的。
这就是毛主席定位的向来准确。
反反冒进和大跃进也从来就是两个事情。况且大跃进指标是各个委员会国务院定的指标。
通宝推：ccceee,家园 所以7000人大会后刘要来个四清，把心知肚明的捋下去。 当年大家心里痛快只是因为毛主席承担了失败的责任，而不是真认为就是毛主席的错误，从上到下，大家心知肚明。
家园 四清应该也是毛主席要搞的，结果大四清小四请，刘少奇没弄 明白，他的操作受到了周总理集团的巨大影响，慢慢的被官僚体系影响，所以喜欢以上压下。
总归是要受到反弹的。毛主席的思路是根据反弹适当的调整政策。
这导致最后终于用文革来解决问题。
如何解决传统官僚的自私影响官僚的整体决策是毛主席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人的私性导致官僚总是不由自主的贪污腐败，几乎没人能够忍住。而贪腐必然影响发展效率，而绝对不是促进。即使短暂促进了发展，也会因为操作的习惯性坏的力量导致发展被反弹。
这就是今天房地产错误产生的根源。
家园 所谓晚年就是个障眼法 -- 有补充 批评或者批判文革发起的合理性，文革过程的科学性，这个任务对某些人而言，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超过了其能力和水平，容易自取其辱，把自己带沟里去，所以关于文革的一切学术性，理论性探讨，是不见于国内公开场合的。
扯晚年，就是障眼法，糊弄老百姓，晚年这个词，直白点说，就是老糊涂的同义词，因为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人老了容易犯糊涂，老年痴呆是也。
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共产党的唯物论辩证法基本原理的，有错就指出是什么错，错在哪里，为什么错，这才叫唯物主义的以理服人。扯人年纪大了，所以做的事情就是错的，有点耍无赖的意思，诡辩而已，真拿不上台面。
堂堂一大党，已经没有理论人才了？靠诡辩说服人？
所以这次把晚年这个词拿掉，进步了一点，说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意识到了这个做法不太合适，进一步意识到了容易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因为某人身上除了文革以外还真拿不出其它老糊涂的证据。即使是在口齿不清，眼睛看不见，最后经常性昏迷的间隙阶段，某人也表现出了惊人的自控力，智慧和观察力。
当然，除了不能理论上驳倒文革理论上的错误外，从实践上，越来越多的社会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文革的合理性，这也是党面临的尴尬之处，只能拿所谓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物质方面的成就来对冲，但是这个事情吧，也不能细说，宜粗不宜细，因为改开其实还是教员老先生晚年亲自奠定基础。一些人只是摘了桃子。特别是某被神吹的设计师，其最著名的相关言论也就是猫论，这个能叫设计吗？
实事求是来说，个人以为，二代核心，最大的功劳是惊险渡过了苏东剧变后的危急阶段，维持了基本的颜色不变红旗不倒。但是二代的很多做法我是不认同的，包括实际影响力和位置的不匹配，这个对高层政治交接有负面影响。私德的不讲究。还有广为流传的一刀切性政策操作手法，其中最恶劣的就是人口问题。
至于改革开放，我不觉得没有老干部们，以华为代表的新生代就不会搞，搞不好。毕竟袁隆平老先生也很感谢华对杂交水稻上的支持，以及华主持了43方案的工作。
还有一点，确定江作为三代接班人，也可以看作一个贡献。
作为一个普通一员，我还是希望对教员能有更具说服力的评价，如胡某人说的，这样民心大悦，对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小人长戚戚君子坦荡荡，这没什么需要患得患失的。以前连517工程相关的材料都可以下发至县团级，有啥可怕的？
元宝推荐：方平, 通宝推：呆头呆脑,落木千山,qiuqiu,西安笨老虎,侧翼,侎众,empire2007,广阔天地,方恨少,方平,白马河东,唐家山,纳米小洞儿,湘江北去,真离,起于青萍之末,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2)家园 【原创】要我说，文革是巴黎公社之后人类另一民主制度的创举 -- 补充帖 别看习大大现在中央巡视组搞的风生水起，八项规定雷厉风行。不过还是历史上御史那一套，没有根本上的创新。时不时还需要靠小三，前妻，老丈人反腐，讽刺的很。
文革如果没有人捣乱，武斗扩大化，其实未必不能成功，成为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那才是真正意义上民主，比现在美国的所谓民主不知高到哪里去了。这也才是真正意义上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当然，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比美国也还是先进的，这个必须要有自信，看看处女岛事件就知道了，人类的底线…
通宝推：ccceee,jboyin,真离,家园 文革是一比宝贵遗产，我们没有珍惜 -- 补充帖 教训很惨痛，当然主要是精英们，虽然他们事后得到补偿
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开创性的，但是最初没人会认为确实可行。
比如，中国古代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代的红军不拿饷，军人做政治工作。
这些都蕴含着深厚的民主意识，民主不是老百姓有权利为自己做什么，而是老百姓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集体做什么，最后大家都会受益。
民主也意味着精英，无论是公认的，还是自认的，更应该具有一种牺牲精神，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
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和完善，而不是当鸵鸟。
家园 当年总结文革成果的时候 有一条，就是：这次文革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运动。多少年想不通，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有什么不同？能成为一大成果？后来终于认识到，自上而下是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后，为了巩固政权，两千年来一直采用的方法。即：历史上御史那一套，没有根本上的创新。而之下而上确实是第一次。
另一个认识：即宜粗不宜细。当时以为要为毛主席避讳。当后来，那些拿着放大镜将毛主席全身检查了一遍，还编了很多黑料的事情，最终发现即使编一些下三滥的故事，也黒不倒毛主席后。而他们的黑料却被揭的越来越多，而且其后代也更不争气。终于明白，大家的屁股都不干净。用放大镜检查了毛主席后，将来也会检查到直径的屁股上的。故而有，宜粗不宜细！！！
通宝推：真离,家园 给了造反的机会就是自下而上，西西河正经几十个吹鼓手认为造反 权力是毛主席给的，就不算自下而上，呵呵呵。
这个和定点奉旨造反根本不是一回事的！！
虽然说造反派受到了反弹和反击，这是事实，但是，这也是给了很多普通人机会，真正的普通人。
是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支持，所以他们进入了权力机关和机构，就好比人大都是富贵高知，呵呵呵呵，这就很难造反。嘿嘿嘿。
什么给了造反的机会呢？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
是这个让人们有了造反的权力和机会，但是什么方向不是毛主席定的，当然了，造反干部是确实的。
只有冲击和造反官僚、老板，才能导致人民的权力受到尊重，就是这样。
那些说得好听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皮毛。呵呵呵。
家园 文革就是犯蠢 其实现代人缺乏对文革的细节的深入了解，但这方面的资料真的很多，认真查一下，各级党史网上有很多，有些地方的党史网上很有价值。
了解足够了，就会知道文革真的就是某些高层妄图用简单粗暴的手法去解决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最后其实归结到两个流行词上，就是要么坏要么蠢。没说一定坏也没说一定蠢，但两个真得认一个。75年在邓如此违抗毛的情况下，毛也没用当年对付刘的手段，而且文革中提拔的张王姚甚至包括华等干将到最后也被证明连合格的政客都算不上，说明毛更大的可能是后者。
任何人都是人，都可能犯错。社会运行很复杂的，都知道要顺势而不能逆势。但时势运转并不能保证一定符合某些上位者的需求，这时犯蠢很容易也很正常。宋钦宗在金兵围城时相信郭京这种人，清末慈禧相信义和团，毛搞文革都是类似的错误。好在文革前毛面临的是内部问题，而另二者是面临的是外部问题。
见前补充 4952782 家园 说的很是，如果是晚年错误，所有经历过晚年的人都需要挨板子。 之前看到“晚年错误”就觉得哪里不对。您这么解释就看明白了。其实他们也是尽力了，用了“晚年”而不是“老年”这个更加模糊的词，似乎是为了解释大多数人可以老，但是还不会晚，也不能晚，因为指定的政策还要延续。
对于WG
他们虽然不想说，但不敢不说
他们虽然说了，却是胡说
他们虽然胡说，还要反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