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与马甲有关题目，刚读到一篇有趣文章，厚着脸皮转载一下 -- dfindy
家园 与马甲有关题目，刚读到一篇有趣文章，厚着脸皮转载一下 在知乎上看的，作者是“伊滨路68号”。原题目： “红色掌柜”往事07：随军西行见闻录
陈云历来总是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印象，就连中央在编著《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时，还要特意挑选一张他大笑的照片，以改变往常人们对他过于严肃的印象。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陈云1935年底到莫斯科之后，曾经用“廉臣”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富有趣味的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篇文章的故事。《随军西行见闻录》写于1935年，翌年3月在法国巴黎中共主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同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全民月刊》首次发表时，注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于沪滨”，意思是1935年8月写于上海。考虑到陈云在上海停留的时间短，且当时上海紧张的白色恐怖气氛，此文很可能是写成于他抵达莫斯科之后。但也有可能，在上海逗留期间，陈云已形成了关于此文的构思和基本框架。
在《全民月刊》发表后不久，此书传回国内，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明月出版社出版时，把书名改为《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出版时，书名用《长征两面写》，除收入“廉臣”的这篇文章之外，还收入美国记者斯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文。
陈云正是考虑到此书在国统区的出版与传播，所以不仅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廉臣”，而且用“假托”的笔法来写。书中交待，这位“廉臣”是一位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医，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医生工作有四年时间，1933年跟随国军五十九师，在黄陂战斗中被红军俘虏。被俘之后，由于廉臣是军医，因此被红军留在苏区，给红军治病。
“廉臣”在文章中写道：“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赤区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赤军卫生部，赤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
在文章里，陈云描述这位“廉臣”先生以“军医”的身份，如何为“朱、毛”等人治病的经历。“廉臣”在文中写道：“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在文中，“廉臣”描述了红军中的官兵平等等一些军中细节，还特别提到了国民党军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之后赵博生、董振堂两位将军的一些作为。“廉臣”写道：“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侠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赤军领袖自朱毛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
还有一事，非但为国军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者。如赵博生、董振堂两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赤军。赵董两人均原系共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赤区，即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党中央。由此可见，赤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
在文章的最后，“廉臣”还从一介平民的角度写出了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些看法。他在文中写道：“赤军领袖如朱毛、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时均为国民党中委及国民革命军之上级军官，且也不能不说有相当功绩于北伐，徒以各方主义不同，以致分兵对抗。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
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作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陈云假托“廉臣”这么个“小百姓”的眼光，记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的经历。由于他是长征的亲身经历者，又善于抓住种种细节，所以写的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文章极具可读性。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本比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的书。1936年7月，当斯诺刚刚到达陕北开始采访的时候，陈云的这本《随军西行见闻录》已在巴黎和莫斯科公开出版了。
通宝推：菜根谭,广宽,葡萄,青青的蓝,陈王奋起,白马河东,桥上,希宝,红军迷,不远攸高,家园 火侠头多了两点，当为火伕头 火伕——厨子——炊事兵
家园 贴近生活，让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关联 这算是写文的高水平，还真不知道陈云的写作水平这么高。自我感觉了解太少了。
毛泽东、周恩来那几段文字还不算特别挠人，朱德那一段，特别是
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侠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
绝对能让读者不由自主的对『赤军』有好感。
这水平比某些ID要高多了。
不过，从策略角度，既然能正正得正，负负也能得正，或者正负得负、负正得负。
通宝推：希宝,家园 中文是很美的东西，可惜有个别时期的文字风格简直就是蹂躏 不讲文章要传达的思想，但就文字水平而言，留苏那些所谓才子们翻译的“联共（布）简史”之类的文章，我个人的意见，是我读到的所有中文里最丑陋，最枯燥的东西，简直就是对中文的作贱。
俄文据说也是很美的语言，我不懂俄文，但从一些翻译的好的俄文作品里能看出它的美，我估计“联共（布）简史”的俄文原著可读性应该不会太差，但是那些才子们的翻译，我要是军阀，我会把他们全部枪毙。（注：某个平行世界里，我如果长成军阀，我要成为吴大帅那种有点文化的军阀，而不是张宗昌那种）。翻译三要素，信，达，雅，这帮人百分之百奔着“信”去了，一点不考虑“达”和“雅”。个人猜测，在苏联高压肃反的那种历史背景下，翻译不准确真就有可能葬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但是读起来让读者打瞌睡，那就不是翻译者的问题了，那是中国读者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问题。
还是个人猜测，伟人的反对党八股，我估计很大成分上也是针对这种文风的，只是跟苏联老大哥有关，话不能说的太直白。
家园 张宗昌也不是大老粗。 现在很多张宗昌的段子都是瞎编的。
比如他做的诗，只有：
大明湖，明湖大，
大明湖里长莲花。
莲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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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做的并不差。
其余都是胡扯，有的打油诗的原型能到明朝去。
张宗昌很少作诗，不过参加过文人联句，没接住。
张宗昌上过私塾，创关东去了城市谋生，参加了个盗窃团伙。
他当过扒衣老客，就去海参威销赃，衣服都穿在身上。
中间的费用，扒一件衣服解决，到了海参威，就销赃完毕了。
张宗昌那个时期，有一种中俄混合语，中式语法，俄语单词。类似上海滩的洋泾浜。
张宗昌靠这个，收拢好几千白俄士兵，后来还带着他们打到上海去了。
一直到北伐上海，他们还在那里蹲着。
家园 张宗昌韩复榘二人的事迹通用 在民间传说里这二人基本可以当成一人。
比如审案的故事，省长大人同时提审一位共产党员和江洋大盗，江洋大盗吓得面如死灰，省长大人骂了句孬种，下令毙了。那位共产党员在堂上视死如归，给省长大人讲了一大通共产主义，省长来了一句这小子有种，反而保住了性命。
其实这事是真的，省长是韩复榘，那位共产党员是赵健民，后来也当过山东省长。。。
家园 我这里又找到了一些资料，不过还是没有云南特务案死了一万人的 数据资料，这个凤凰草鸡网文章一如既往的下蛆，呵呵呵。总要喷一下共产党。
文革中“赵健民冤案”的个案意义
2008年10月21日 09:58新华网【大 中 小】 【打印】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进程，实质上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因之，对“文革史”的研究在内在逻辑上就成为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12月再版
一部研究文革史的专家治史力作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进程实质上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而对文革史研究，从粉碎“四人帮”后就开始了。“文革史”是近年党史学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但如果较真儿点说，具有学术功力的佳作却不是很多。《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再版）一书，可以说是国内文革史研究尤其是文革冤案研究中的一部上乘之作。
对文革冤假错案的研究，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文革的冤假错案，其思想意义和学术含量并不只是像为某位同志平反昭雪那么简单，也不是为了纠缠历史旧账，而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历史教训。无论是颠倒黑白的冤案，无中生有的假案，还是捕风捉影的错案，都可以在文革中找到最极端的形态。这些冤假错案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冤案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也包括了案发时的政治环境、执行者的政治素质、程序性制度和非程序性制度的交互作用、运动中的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等等方面。所以，一个典型的案件，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政治运作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研究一个典型的文革冤案，不仅可以获取当时所以形成众多冤案的历史信息，可以从一个具体的视角认识文革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赵健民冤案，是文革期间康生一手制造的一起特大冤案，使身为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健民被非法关押达8年之久。《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一书是专家治史之作。史家著述与小说家不同，必须要凭借史料说话，其特点是以史为重，特别强调史料的全面、史实的准确。这本书的作者恪守史家本分，对“赵健民冤案”，本书不是就案说案，做翻案文章，而是放在云南文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说是一部云南文革简史，一个从多重角度解读文革的典型个案。
提供了一个研究文革冤案特征的典型个案
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历史问题。即清查“叛徒”、“特务”、“内奸”、“历史反革命”等各类埋藏的“阶级敌人”的问题。典型案件如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内蒙古的“新内人党案”等。二是政见分歧。即“反对毛主席”，企图“篡党夺权”的问题。如所谓“彭罗陆杨案”、“刘少奇案”等；三是文革冲突。即对文革运动的政治态度问题，与“无产阶级司令部”意见不合的问题。典型案件如“打倒陶铸案”、“杨、余、傅事件”等。
从道理上讲，这三类案件的问题起因和政治性质是不同的。第一类问题虽是翻历史旧账，但性质最严重，属于敌我矛盾的范围；第二类问题虽然上纲上线很高，但终究还是党内路线斗争的性质；第三类问题是由文革运动本身造成的矛盾冲突，虽然声势浩大，行为激烈，但问题性质还是属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思想认识范围。所以，真正能在政治上致人于一败涂地的还是搞历史问题。所以，把现实问题搞到历史上去，从现实的政治需要来做历史文章是历史上党内解决分歧的常用之法。可以说，所有文革的重大政治案件的案情，无一不是历史上有“污点”，政治上“反动”，文革中有“罪行”。“赵健民冤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一个案例。给赵建民罗织的“六条罪名”，全然是编造出来的。
由于刘少奇的所谓问题是作为“修正主义的路线”提出的，在各地各单位都有“代理人”，所以，赵健民个人的文革遭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共同遭遇。书中所述的“赵健民冤案”，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刘少奇和各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的云南版。历史上，赵健民在革命战争时期被捕期间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情况，中组部和中监委在1957年已作出了审查结论。文革初期，红卫兵调查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也能提供证明。再者说，康生曾担任过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对赵健民的历史情况是清楚的。但他之所以不顾事实，一口咬定赵健民是“叛徒”，完全是出于文革运动的政治需要。所以，赵健民被关押起来后，对其长期置之不理，不予提审，不让申述。或许这也说明，本人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要他当文革的牺牲品。
透过《康生与“赵健民冤案”》看多数省市领导干部的文革境遇
本书提供了一个反映、观察各省市领导干部文革境遇的视角。如果说，刘少奇的文革境遇，代表了全国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共性特点的话。那么，地方领导干部的“走资派”境遇，则反映了文革运动在各地发展的个性特征。文革之初，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都不是文革既定的打倒对象，文革之初的目的，或许只是要他们解决政治上跟谁走的问题。然而，随着文革的发展，这些地方大员多处在风口浪尖上。对上，他们既要紧跟中央的文革部署，又要出面处理地方的混乱局势，应付这场他们“很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对下，他们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成为群众造反运动直接冲击的对象，又要表态对运动的支持。这样，他们犹如是风箱之中的老鼠，在两头挤压的夹板中，左右为难。在他们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干部阶层在群众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的情况。所以，就政治运动史的研究角度而言，这些省市领导干部的文革境遇或许是最有信息量的。
在文革运动的冲击下，很多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无论路线亲疏，无论观点左右，都被认定为“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代理人”。1967年8月，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走资派”，有55名。其中，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有37人。在造反夺权运动中，这些省市一级的“走资派”，处境最为难堪。云南的赵健民冤案，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代表了这批干部的文革境遇。书中讲述了云南“炮派”和“八派”派性武斗的情况。被康生一伙污蔑是“叛徒”、“炮派黑后台”的赵健民，自然也是“罪不可赦”，饱受牢狱摧残。由此可见，人为虚构的阶级斗争一旦被普遍接受，就会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破坏力量。
“赵健民冤案”启示我们，解决党内分歧不能用乱斗的方法，只能用党内民主的方式
解决党内分歧，不能用乱斗的方法，只能用民主的方式。这是文革的劫难给全党的重大历史教训。实际上，在文革进行中，许多干部已经意识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从书中可见:1967年3月1日，赵健民曾向他的老首长康生面陈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提议中央召开类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或召开“九大”，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还要求以党代会的小民主，取代群众运动的“大民主”。赵健民这种做法本是按照党章规定，在党内程序中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赵健民没有想到，当时党内高层的一批老同志，刚刚因反对文革，被批判为“二月逆流”。赵健民的意见正与他们暗合。康生当时没有明确表态，但事后密告给毛泽东，说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年后，康生竟说赵健民提议开党代会，是要让刘少奇、彭、罗、陆、杨用合法手段，夺得中央领导机关的权。这导致了赵健民的八年牢狱之灾。文革使广大干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人被搞得家破人亡，但正是这场广大干部普遍遭到迫害的大劫难，让全党懂得了党内民主的真正价值的宝贵。
这本书推进从人性的角度研究文革
发动文革，原有进行一场全国反修防修演习的“练兵”之意。（《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但被文革动员起来的群众，却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群众自己打的不可开交。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一种虚构的阶级斗争观念，怎么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破坏力量？这是文革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赵健民冤案”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一些端倪。
在谈到文革的危害时，人们自然地要与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远、王洪文、康生等人的罪行联系起来。仅以康生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康生夫妇在文革中点名诬陷的共819人（包括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中点名诬陷的239人）。但如果笼统地把文革灾难统统归结给他们，实在也太抬举他们了。这实际是一种历史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符号化的倾向。因为文革所以能够形成这场举国皆狂的运动，无论是林彪之流，江青之流，还是康生之流，都是不够份量的。即便是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也不是事事都能随心所欲的。运动中的各派群众组织，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有过过激行为。在运动中挨整的人，也未必没有整过别人。落井下石，嫁祸他人，说假话，作假证的事情，成为当时具有社会普遍性的现象。所以，在历史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符号化，只会模糊和钝化我们的历史意识，让我们在一堆脸谱化的人物中获得心理解脱，失去了对自己历史反思的能力。
实际上，脸谱化是一种思想的幼稚化。以“赵健民冤案”为例。许多书上都说是康生单凭相面，就断定赵健民是叛徒。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康生是做过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在山东工作多年，主持过审干工作，与赵健民早就相识，对赵健民历史上被捕的历史也是知道的。所以，打倒赵健民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根据证明，打倒和拘捕赵健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见，并非康生一个人能够决定的。至于康生当场胡说“我四十年的革命是有敏感的，我凭敏感看你就是个叛徒”，完全是故作高明的讹诈，用以恐吓和震慑对方的伎俩。所以，赵健民本人也不是简单地把自己冤案归咎于康生一人，他认为:“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相互勾结的典型的帮派阴谋”。（《赵健民访谈录》，《赵健民文集》）
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曾说他对“文化大革命”有两个不赞成，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虐待俘虏。尽管对于文革的真正错误和危害来说，这是过于轻描淡写了，但他提出了一个从人性看文革的视角。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是怎样毁灭了人性。 云南这场以“赵健民冤案”为中心的大规模迫害运动，是全国文革迫害运动的一个缩影，它以比较典型的形态，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怎样毁灭了人性的。
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民主法制的国家。文革以我们民族“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再次告诉我们，没有政治的民主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时下还常常听到一些对文革的溢美之词。有的出自不谙历史的青年人，有的却出自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历史的失忆，不仅发生在下一代上，也发生在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的身上。这说明，对文革研究，远不是一个“彻底否定”的笼统结论就能够画上句号的，需要整个民族的反省。当然这种反省，不是要纠缠于历史的错误，而是要从错误中汲取历史教训，从历史中走出来，更好地向前看。或许这就是本书再版的意义。(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12月再版，昆明军区原司令员张钅至秀将军、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分别为该书作序)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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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是2006年10月1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丁龙嘉、听雨。
该书不仅在于了解冤案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结局，而且在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建设现在，把握未来。
中文名康生与赵健民冤案
作 者丁龙嘉、听雨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10月1日
页 数279 页
开 本16 开
装 帧平装
ISBN9787010028347
版 次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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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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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健民特务案”是“文革”期间康生一手制造的一起特大冤案。这起冤案，使身为云南省委负责人的赵健民被非法关押长达八年，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余人被审查，十七万五千余人被立案审查，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
作者耗时十年，深刻研究这一冤案，是因为它具有典型性。它将党的“左”倾错误、政治体制的弊端、传统文化的糟粕，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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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关于
“赵健民冤案”的文件(摘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当“宣判”到来的时候
第二章 “文革”初期的有限抵制（哈哈哈）
第三章 第一位被揪斗游街的云南省委负责人
第四章 人民大会堂，面见康生进忠言
第五章 搏斗于险风恶浪之中
第六章 京西宾馆，义正辞严驳康生
第七章 夫人杨瑞波风雪出京城
第八章 惊心动魄的“滇西挺进纵队”假案（哈哈哈）
第九章 京西半壁店，初期监禁的日子里
第十章 交通干校，漫长的六百三十四天（这是两年左右）
第十一章 被捕，秦城监狱二十日
第十二章 大迫害到来前的紧锣密鼓
第十三章 大迫害（这块不知道是啥时候）
第十四章 建立“政治边防”中的大迫害
第十五章 云南特监中的抗争（这个显然不是秦城）
第十六章 青史不容污
第十七章 家庭，在风雨中飘摇
第十八章 穿透乌云的一线阳光（这个应该是1971年913吧）
第十九章 栽赃、陷害的《审查结论》
第二十章 历尽磨难的上访（这里肯定是粉碎后）
第二十一章 乍暖又寒
第二十二章 正义的裁判
第二十三章 劫难过后
后记
这本书不知道谁有，不知道里面是否提供了数据来源。
但是，我敢断定赵健民对于整个改开云南特务案造假过程，一定很清楚。因为1975年，他已经担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造假造什么，当然是诋毁污蔑康生啊。
家园 这两位一个是祸省殃民，一个可以勉强算保境安民 没有张宗昌，我父母基本没缘见面。我太姥爷带着三个幼年的儿子，一路讨饭逃到东北，路上困顿，差一点把小儿子卖出去。
要说东北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地方，加上张氏父子治理有方，几年光景，这讨饭父子团就在乡下积攒了上百亩田地，还在城里开了杂货店。
家里人从来没讲过太姥爷在山东时做什么营生，我一直以为就是普通农民，这两天偶尔想到这个问题，他在东北发家这么快，我猜测更大可能是他逃难之前或者是小地主，或者是小商户。殷实的人家那个时候也得抛弃一切远走他乡，这张宗昌是何等的祸害啊
家园 闯关东不都是穷人啊，电视剧里也是这样演的，如果你家说讨饭 去的，八成是财不外露啊。
一路得受罪上去，不能暴露啊，暴露的，就不好办了，搞不好人都得没了。
张宗昌养了一堆土匪呢。褚玉璞等等等，不祸害山东是不可能的啊。
刘黑七？
家园 搜了一下赵健民，又是一声叹息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赵健民特务案”牵连138万余人、导致1万7千余人死亡。
通宝推：北纬42度,家园 这数据太夸张了。 就是把所有与云南文革有关的事打包都算给赵案，数据仍然令人难以置信。能给出出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