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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第七团团长杨克志的曲折人生，他为何投敌？原因迷雾重重

童年耳中得社会

2024-01-02 12:17

河南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共有三师六旅12个步兵团，另有一个属于半合法的杨成武独立团。这13个团的首任团长，688团团长陈锦秀、772团团长叶成焕抗战时牺牲，115师独立团杨成武、685团杨得志、686团李天佑、716团宋时轮、769团陈锡联授予上将，715团王尚荣、717团刘转连、718团文年生、770团张才千、771团徐深吉授予中将。但是，出了一个687团团长张绍东叛逃。

关于张绍东叛逃，参看我之前的文章：八路军115师687团，源自哪支红军部队，首任团长张绍东叛逃始末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最初新四军军部报请长江局和党中央的编制方案为四个支队八个团队，此方案获得中央批准后，经与国民党谈判获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由于第四支队长高敬亭对此编制方案不满，自行决定在第七团（1100人）外又增编了第九团（600余人）和手枪团（100余人）。这里面的过程和原因可以看此前文章：新四军每支队两个团，为何四支队有四个团？高敬亭的问题由此开始

新四军部分干部合影

新四军成立之初的八个老团队或十个团，除了牺牲和解放后去地方任职的外，团级干部中两位获授上将（叶飞和钟期光，傅秋涛虽然是一团团长，但他是副支队长兼团长，属于支队干部级），其余团级干部甚至营级干部(还有许多连级干部），在1955年9月至1965年间，都被授予了大校、少将、中将军衔。看一下当年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的情况：

参谋长林英坚（1941年11月牺牲），政治处主任胡继亭（1944年2月牺牲），1营营长艾明山（政协江苏省副主席）、教导员邓少东（1955年少将），2营营长余启龙（1955年大校），3营营长雷文学（河南省商丘专署副专员）、教导员张宜爱（1961年少将）。

688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的叛逃为很多人知道，而新四军成立之初的八个老团队中也出现了一位团长的叛变，而且是与团政委一起叛变，这个事情估计许多人知道但不甚清楚。注意一下用词，张邵东、兰国清是叛逃，并未有他们后来投敌的记录，他们也未能拉走部队（虽然张绍东想拉走部队，但是被部队的干部战士抵制了）。而新四军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的行为，我给他们的用词是叛变。他们不仅带走了两个装备精良的警卫班，还投向了国民党军。至今仍有一些人用“离队”、“潜逃”、“叛逃”等词语试图淡化杨克志和曹玉福的行为，用的理由是当时属于国共合作时期，投向的国民党军是桂系而不是中央军，这些辩白显得苍白无力。有理由怀疑，试图为杨克志、曹玉福说项的，最终目的是想为他们背后的高敬亭做些什么。

很能打仗的杨克志

杨克志，又名杨刚，安徽安徽金寨县油坊店乡元冲村元冲组人，老宅在当地被称作江家岭杨家老庄子。其父杨光和，家中排行老三，1947年8月曾任过中共麻埠区油坊店乡乡长。杨克志1916年11月26日生，年幼时读过几年私塾，这在普遍是文盲的旧中国，也属于识字的文化人。他的另一大优势是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最终被高敬亭相中担任秘书成为心腹，估计字写得好是一个加分项。

1929年商南起义（农历立夏节起义），不满13岁的杨克志跟随大伯父杨光臣、二伯父杨光炎参加革命。当年7月，红军第十五支队成立，杨光臣任支队长，杨克志任班长。红军十五支队成立仅仅十天，反动武装即发起了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杨光臣率十五支队潜入深山老林，伺机打击敌人，支队发展到150余人枪。

1930年8月9日，红军十四支队长马伯良叛变，诱骗杨光臣率十五支队奔袭杨店，遭到敌军陈调元部一个团兵力的伏击。当十五支队向两侧山头撤退时，又遭叛变的十四支队的伏击，遂被四面包围。当晚，十五支队趁夜色钻入树林突围，遭敌截击，杨光臣、杨光炎等牺牲，红军第十五支队失败。

最终，仅有第十五支队党代表雷晓斋带领的杨克志等10多人突围成功。随后，他们前往南溪参加主力红军队伍。

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张国焘率主力西进川陕，留在鄂豫皖担任掩护任务的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将分散的部队集合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1934年4月16日，徐海东任军长的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历史上第二个红二十八军），同月，高敬亭在皖西北重建红82师，杨克志担任了红82师师长高敬亭的秘书，深得高的信任。

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由于军情紧急，未能通知到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1935年2月3日，高敬亭将留下担任掩护任务的三个不同建制的连队及红军伤病员，与在皖西北坚持斗争的红82师合编，第三次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委（该军不设军长），担负起保卫鄂豫皖根据地的重任。

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杨克志英勇无畏，不怕牺牲，颇有他的两位伯父当年那种“带头轰”的英雄气概。

红28军重建后，高敬亭将红25军苦工队改编为红82师244团3营。所谓的苦工队，其实就是由受到处罚的红军干部战士组成。处罚轻一点的降职、撤职，或者像“李云龙”那样去连队炊事班背行军锅做饭，重一些的就去苦工队，更重的就被杀掉。

我军很多优秀将领都曾去过苦工队，比如60军首任军长张祖谅，就曾被“开除党籍”，送到“苦工队”受训。被毛主席称赞为游击专家、民兵专家的林维先（开国中将），1934年4月重建红82师时任师长，在10月的肃反中被高敬亭怀疑是“第三党”，本要开完公审大会后枪决，在全师指战员冒死求情、作保下，高敬亭不得不收回成命，罚他到苦工队当挑夫。后来，在霍邱县白塔畈战斗中，林维先领着苦工队80余人用扁担伏击国民党安徽保安第三团，将其击败。在红军主力部队红218团的配合下，消灭了敌前锋营的大半，苦工队缴获几百担大米，100多条枪。战斗中，林维先冲锋在前，亲手用扁担把骑马的敌军少校营长脑袋打开了花，缴获一匹战马和一支手枪。这场战斗后，高敬亭宣布摘掉苦工队的“帽子”，将他们编为红218团的第3营，任命林维先为营长。

安徽金寨县历史上曾经诞生了十几支红军主力部队，红218团为其中之一，后编入红二十八军。以后再专门说说金寨县历史上的红军部队。

1935年3月，244团3营改编为第六、七路游击师。同年4月6日，第六、七路游击师又恢复244团3营建制，并将鄂东北道区第二路游击师编入3营。第二路游击师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6月湖北省黄陂县建立的河口区农民自卫军。身为皖西北道委书记的高敬亭，凭借着人多枪多，将平级的鄂东北道委领导的部队收入麾下。

1935年10月，红28军主力与246团会合，将244团3营一部编入1营，余部编为二个连，归246团指挥。不久，以这二个连为基础，在霍山、舒城边区组建第五路游击师，部队有约200余人枪。师长梁从学（1955年中将），杨克志任政治委员。在敌军的围剿下，红二十八军遭遇很大损失，高敬亭率主力转移到鄂东北，将鄂东北独立团编入红二十八军（第三次被编入，前两次均被编入红二十五军）。

12月17日，丁少卿指挥红二十八军特务营、手枪团1分队和第五路游击师共400多人，在立煌县（今金寨县）前畈东南部中畈湾与尾追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五旅189团1营、独立五旅615团的5个连激战三个小时，毙其团长曹兴文、营长陈登朝以下120多人，伤200多人，缴重机枪1挺、步枪200多支。

12月27日，第五路游击师抵达湖北省蕲春县西部三角山地区，打开了舒（城）霍（山）潜（山）太（湖）边区的局面，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使伤病员得到安置，给养得到保障，为红二十八军重返鄂豫皖边区创造了后方基地。

1936年1月5日，红28军回师皖西北，各部在三角山会合，246团撤销番号编入244团，第五路游击师恢复244团3营番号。1月中旬，红28军撤销244团2营建制，2营3个连分别编入1营、特务营和手枪团。

3月上旬，高敬亭在太湖县柴家山召开红二十八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将红244团第三营改编为红二四五团（实为1个营的兵力），下辖2个连和 1 个手枪队。梁从学任团长，杨克志任政治委员。之后，根据会议决定，红二十八军兵分三路，分别由高敬亭、方永乐、梁从学率领，避开敌军主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3月25日，梁从学、杨克志率红245团从蕲春桐山冲出发，奔袭安徽省太湖县徐家桥（铁笼镇），歼灭湖北省保安第七团1个营。4月初，他们利用国民党军部队多、番号杂、互不统属、互不了解等弱点，用谋施计，多次化装成国民党“清剿” 部队直插平原，巧袭、奇袭、突袭敌人的据点，先后攻克潜山县黄泥港、怀宁县三桥铺、王家河、小市巷和高河埠5个集镇，直接威胁了国民党安徽省府安庆。这是红二十八军最出色的游击作战范例之一。

5月16日，红28军各部再次在麻城三河口会合。在这两个多月时间里，红245团极大地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在此期间，杨克志也曾被“肃反”，但是在被捆了一段时间后即很快放出，担任红244团1营营长。

红二十八军仅辖红82师一个师，而红82师的主力是244团，一营是244团的绝对主力。从这一番操作就能看出高敬亭对杨克志是有多信任。比照一下林维先，被肃反后经全师干部战士担保方才去了苦工队，而杨克志的所谓被肃反，结果却是高升为第一主力营的营长（此时244团仅有一营）。

1936年8月中旬，撤销245团建制，恢复244团3营编制。1937年7月下旬，244团一营在营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的带领下转入鄂豫边，在豫鄂边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取了豫南最顽固最反动的蔡家冲围子。一营离开之后，红二十八军军部秘书胡继亭、副团长林维先率领军直特务营和手枪团二分队再次来到鄂豫边帮助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红二十八军的这两次支援对鄂豫边红军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后该部红军发展为新四军第八团队。关于鄂豫边红军的发展历史可参看前一篇文：新四军老八团，营长、连长多为开国将军，首任团长政委却无军衔

一营返回鄂豫皖后方才得知，就在他们在豫鄂边转战时，杨克志原先所在的老部队，244团3营遭遇全军覆没。此后，3营被撤销建制，一部分编入1营和军部特务营，余部历经补充后改编为244团新兵营。

1938年2月，新兵营与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二营，三个连分别改编为7团2营4，5，6连。1938年12月，调入重建的九团，改编为9团第1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二师四旅11团1营，1949年1月，改编为21军61师182团第2营(红军营)。

铁锤子团称号的由来

这三个红军连的前身，其中4连主要为原244团3营余部所编，5连为1929年河南固始县杨山煤矿工人起义建立的工人纠察队，6连为红82师特务营一个连。

杨克志任团长期间新四军第七团的抗战战绩

改编为新四军时，高敬亭直接指挥的较有战斗力的部队主要是244团1营，军部特务营，军部手枪团，看一下改编后的部队编成，可见高敬亭是煞费苦心：

244团1营、244团新兵营，及大部分便衣队编为七团；红28军特务营（或称82师特务营）与鄂东北红军独立团编为九团；红28军手枪团与部分便衣队编为手枪团。三个团合计1800余人，其中，七团1100余人，九团600余人，手枪团100余人。

由于军部和中央明确指示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编为八团队，且豫南抗日独立团体量大（1500余人，比红二十八军人数还多一点），他也不敢公然抗命，而且也吞不下。

据新四军秘书处1938年4月12日的统计，全军共10329人，有枪6200余支。其实，当时为了保留十年血战保存下来的战略支点，南方红军游击队在集中改编时，在各地建立了留守处、通讯处、收容处等，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留守人员，这些是未被统计到10329人中去。截止1938年4月，新四军各部共建立了33个各种名义的留守处，少的有十余人，多的像确山竹沟镇第八团队留守处，就留下了200多人的部队。各地的留守处少部分如平江、温州等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最严重的是1939年制造的竹沟惨案（可以说是皖南事变的预演），其余大多在皖南事变后我方主动撤离。

根据统计，第四支队共有3136人，在新四军的四个支队中，兵员占36%，长短枪占38.4%，轻机枪占62.5%。其中第七团1100多人，700多条枪，兵员占第四支队的35.48%，占红二十八军改编时的总人数的61.11%，是第四支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八团连一挺机枪都没有）。

岳西和谈后，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各地游击队陆续向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集结，1938年2月整编为第四支队七团、九团、手枪团。

1938年3月8日誓师出征，第七团随第四支队由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进至立煌县（今金寨县）流波䃥（即流波镇的俗称），下旬与第八团会师，东进抗日。1938年4月中旬，第四支队进入庐江、无为、舒城、桐城、巢县地区，第七团进至庐江县金牛镇、盛家桥和巢县以南地区抗日。

1938年5月12日，由鄂东北红军独立团改编的九团侦察队和二营4连、6连在皖中巢县蒋家河口设伏，歼灭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巢县守备队20多人，汽艇上的日军被动挨打，整个战斗仅20多分钟，我方无一伤亡。此战为新四军对日作战之首战，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蒋家河口首战告捷，5月15日，当时的《新华日报》率先发布了这一消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称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开始第一次胜利的战斗”。5月16日，蒋介石致电叶挺：“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6月16日，八团二营在皖中舒城、桐城间大、小关设伏，结果日军是四五千人的大部队，待到大队日军过后，对拖在后尾少数日军发起了冲击，毙敌10人，抓了一名活的。此战为新四军第一次抓到日军俘虏。

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指挥下在镇江西南部卫岗伏击日军成功，打死了一名少佐，卫岗战斗为新四军在江南对日军的首次作战。

1938年7月，九团和手枪团撤销，九团一营编为七团特务营，二营编入七团为二营；手枪团编为支队教导队。1938年12月，原七团二营和九团二营析出，重新成立九团。

根据新四军秘书处1939年1月统计，与1938年4月12日比较，新四军四个支队总共增加兵员4523人，其中第四支队增加3805人，兵力达到6941人占增员总数的84.12%，是4个支队中兵员增加最快、最多的一支部队。到1939年6月，四支队发展到一万余人。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第四支队除了初期的四个团，“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亦归四支队指挥。在四支队向皖中挺进的稍早，挺进队率先挺进皖东。在蒋家河口伏击战打响前的两天，1938年5月10日，挺进队消灭了一股由国民党军88师从南京逃出的溃兵组成的土匪武装，打响了新四军挺进皖东的第一战；之后又在滁全公路腰铺段伏击日军，击毁军车一辆，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和布匹；5月15日，挺进队夜袭全椒县城，第二天，驻全椒县城 1000 多名日军撤退。由于腰铺伏击战的记录是五月中旬，因此不能肯定早于5月12日九团打的蒋家河口伏击战。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在1938年8月由最初的200余人枪发展到全盛时期的2000余人，此后遭遇国民党军袭击，损失很大，具体到1939年1月时有多少兵力不太清楚。但是从1939年4月老八团合并挺进队后即扩编为两个团看，1939年初时挺进队仍应有1000余人枪。

因而，1939年1月的统计数据，第四支队增加的3805人中，起码有1000余人属于挺进队。粟裕率先遣支队执行完江南战略侦察任务后，新四军各支队方才陆续开赴敌后，所以在1939年1月前，新四军其他三个支队还未来得及大力发展部队。

据不完全统计（似未统计东北抗日挺进团），从1938年3月东进皖中至1939年6月，在1年零4个月中，第四支队作战90多次，其中与千人以上的敌军进行集团作战4次，阻击80—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多人，其中日军1700多人；俘敌400多人，其中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多人；缴获长短枪1400多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2艘，给日军和伪军以沉重的打击，给抗日民众以极大的鼓舞。是新四军当时的四个支队中作战次数最多，战绩最大的一支部队。

作为第四支队战斗力最强的四支队第七团，在高敬亭、杨克志的指挥下打了不少胜仗，名气最大的就是棋盘岭战斗（高敬亭亲自指挥）缴获了足够武装支队一年的大批军用物资，既打击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武汉会战，又扩大我军影响，沦陷区的青年和一些国民党溃兵纷纷加入，第七团增加到2000余人。在杨克志的指挥下，第七团的具体战例大致如下（不完全列举）：

1938年6月12日夜，第七团一部轻装袭扰舒城县南港街驻敌一个中队。毙敌3名，烧毁帐篷5座，缴获军马7匹，自无伤亡。

7月29日，第七团一部全歼无为县石涧埠之汉奸武装，缴获长短枪74支。

9月1日，第七团第3营在桐城县范家岗伏击日军汽车。毙伤日军14人，击毁日军汽车2辆。

9月3日，特务营和第七团第3营在桐城县棋盘岭伏击日军车队。毙日军70多人，击毁汽车50多辆。

9月11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六（安）公路与掩护辎重车队的日军作战，歼其一部，缴获步枪128支，军马6匹。

9月12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舒（城）公路上的花子岗伏击由桃溪开往合肥的日军车队。毙日军80多人，击毁日军汽车45辆，缴获机枪1挺，步枪24支。

9月13日，第七团在潜山县铁匠铺伏击由安庆北开的日军车队。经白刃格斗，毙日军29人，击毁日军汽车2辆，缴获长短枪29支。

9月14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舒（城）公路上的五十埠伏击由合肥南开的日军车队。毙日军27人，击毁日军汽车10辆，缴获枪支5支。

9月15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六（安）公路上的三十里岗袭击在该地露营的日军骑兵。炸毁日军帐篷数顶，毙伤日军数百人，缴获战马3匹。

9月16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舒（城）公路上的花子岗伏击由合肥南开的日军。毙日军33人，击毁日军汽车5辆。

9月17日，第七团第3营在桐城公路上的棋盘岭再次伏击日军的装甲车队。毙日军80多人，伤日军7人，击毁日军装甲车2辆，缴获步枪38支。

9月28日，第七团第2营在巢县运漕伏击伪军。毙伪军50多人，俘伪军副司令以下160余人，缴获步枪105支、轻机枪6挺、驳壳枪41支。

10月9日，第七团第1营在舒（城）六（安）公路上的椿树岗附近袭击日军车队。毙日军46人，俘日军汽车队长1名，击伤日军汽车65辆，其中完全烧毁5辆，缴获步枪19支。

10月23日，第七团（欠第2营）、手枪团和特务营攻克无为县城，歼灭土匪武装1000多人。

11月3日，第七团、手枪团和特务营攻克庐江县城，歼灭反动保安团队10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

杨克志、曹玉福叛变

1938年12月，高敬亭令杨克志、曹玉福率第七团开赴合肥县（今肥东县）青龙厂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第七团进入淮南铁路东侧肥东县青龙厂和定远县吴圩地区（合肥附近）。

1939年2月20日早上，高敬亭外出锻炼身体，在自己的窗台上发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杨克志、曹玉福在攻打定远县周家老圩的敌伪武装时，将缴获的财物装入了自己腰包。高敬亭立即开始调查，这一查不得了，原来杨克志和曹玉福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干的。高敬亭愤怒了，当即令杨克志、曹玉福率第七团到舒城干汊河整训。

很快，高敬亭召集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开会，商讨如何处理杨、曹的问题。193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决定，由高敬亭、郑位三、吴先元、郑维孝、林维先、胡继亭及政治部主任等7人组成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为主席。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先后是萧望东和戴季英。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被错杀后，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进行了改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撤销。

新四军时期的戴季英

参加这次会议有高敬亭、戴季英、林维先、吴先元、胡继亭等人（因高敬亭排挤，郑位三和萧望东已它调）。会议决定撤销杨克志、曹玉福职务，由秦贤安、李世焱接任。但会议行将结束时，支队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戴季英说情：“小杨和小曹表现一向很好，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要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嘛。”也因此，高顺坡下驴，决定暂缓执行。

3月，高敬亭令杨克志、曹玉福率第七团再赴青龙厂地区。当时，杨、曹两人都各配有一个警卫班，编制是12人。每人都装备有一支驳壳枪和一支日本制式的小“三八式”步枪（三八式骑枪）。

1939年5月20日，杨克志、曹玉福带着自己的警卫班在合肥县（今肥西或肥东县，具体地点不详）叛逃至第五战区新桂系部队李品仙部。

杨、曹二人叛变后，初期在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当参谋，杨克志挂上校军衔，曹玉福为中校。

此时国共合作还可以，第一次反共高潮还未掀起。

但是，他们俩是从共军这边过来，自然得不到信任，不久就被桂系抛弃挂了起来。

两个人就带着家眷，在立煌县响山寺背后约2千米的板堰（今金寨县槐树湾乡板堰村）民间居住，整日无所事事，时常与一些找上门来的桂系军官喝酒、打牌。（没有出卖我军我党行为）

1942年中秋节（9月24日）前后，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以谈话为名将两人召至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特别党部被扣留，由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绥三团（即党政总队。团长刘廷禄，桂系上校）在响山寺附近处决。

借口是他们两人仍然在“继续活动”。

张义纯

据目击者说，当时他们两人是一起徒步到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的。都身穿黄呢的军校服，在途经总部篮球场时，还与熟人互打招呼。

处决时，桂系在响山寺周围山头、路口部署了三、四层部队进行戒备。杨克志被杀后，因其胸部有一明显的胎痣而被家人认领，运回江家岭，安葬在元冲猴寨岭。

杨克志叛变的原因迷雾重重

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此时，叶挺在江北，而电报的抬头明确注明发自皖南泾县。

从杨、曹二人叛变，到层层汇报到军部，之后上面下了决心。

6月4日，高敬亭被扣押，6月24日，经3天公审批判大会后被枪决。这说明，杨克志事件算是高敬亭被杀的直接导火索，影响是巨大的。

杨克志的问题是明显的，举报信的内容经查证后属实。据侦察英雄杨克荣（杨光臣之子，杨克志亲堂弟，解放战争时任金北工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回忆：

1938年3月，第七团进驻油坊店。正在路边看热闹的杨克荣一眼就看到了带着队伍的杨克志。之后，杨克志即随杨克荣回家，祭拜杨光臣和杨光炎烈士。随后，杨克志让随从给了杨克荣母亲100块银元。杨母认为，一个红军团长，哪来这么多的钱？杨母断然拒收。在杨克志再三请求下，杨母被迫收下了10块银元。

之后，杨克荣参加了新四军，给杨克志当贴身勤务员。很快，他就发现了杨克志的生活作风问题。在七团驻流波䃥期间，杨克志曾安排杨克荣化装成穷学生，徒步进六安城给一位女人送去一包五六斤重的东西（杨克荣猜是烟土），并带回这个女人给他的一封信。杨克志曾经领着他去过六安城鼓楼附近非常气派的宅子，宅子里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学生（一位商人的女儿，中学生，长得很漂亮）。杨克志让他喊嫂子，但是那女人却对杨克志说：“谁是你老婆？人家可没有嫁给你。”

不久，部队移师麻埠。杨克志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打得火热，还经常到一些豪绅家去吃花酒，甚至公然与一些女人一起，同骑一匹洋马，招摇过市，倒卖烟土。杨克荣说：“哥，你要注意点影响啊，万一让上级知道咋办？”劝的次数多了，惹得杨克志不高兴，“你一个勤务兵，也敢对我说三道四，如果不是看在你是我兄弟的份上，今天非崩了你不可。”说完，杨克志举起马鞭，对准堂弟抽起来。

挨了鞭子后，杨克荣很难过。不久的一个夜晚（应为5月底），杨克荣脱下军装，不辞而别，在山中藏了半个多月，在得知第七团撤离后才偷跑回家。这也是杨克荣第一次参加革命队伍）。

杨克荣回家以后，将杨克志的所作所为告诉了母亲。杨母说道：“克志像这样，你离开他也好。他迟早有一天要出事的。”杨克志的结局不幸被其婶母——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所言中。

三年游击战期间，由于敌军力量强大，红二十八军不得不分成多股小部队活动。杨克志深受高敬亭器重，一直带队独立活动。根据前述的情况，说明杨克志身上存在的腐败堕落问题由来已久。（这一段就是某派系习惯性的泼脏水了，嘿嘿嘿）

杨克志曾任高敬亭秘书，下去带部队后胡继亭接任秘书，而曹玉福原先是高敬亭的警卫员。这三个人深受高敬亭器重，在红二十八军的作用很大，甚至超过了林维先。高敬亭主要靠他们三个人。不过，这也说明杨克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有贡献的。

我们到十四团后，也是如此，九团开到以后，干部反高情绪更为激昂。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看出高的品质恶劣，并已在部队中完全孤立，因此，即将情况电报中央和军部，建议把高撤职，并将高逮捕起来，改组四支队，同时将周骏鸣所属之第八、第十、第十五团编为第五支队。

2010年4月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于台北“国史馆”查到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