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们被ABCD包围了——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对国民的宣传和洗脑 -- woyan

上个世纪，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周围国家带来巨大伤害。但在日本媒体歪曲的宣传下，日本广大平民曾普遍认为，这些战争行动全都是不得已的被迫行为，是被压迫到绝路的不得已的奋起。

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当时都坚定地认为，日本才是受害者，全世界都在与他们为敌，不光英美鬼畜在欺压他们，就连中国也趁势在欺负他们！他们被欺负得没办法了，才迫不得已含泪而战。当时日本媒体广泛宣传在日本周边有一个所谓ABCD包围圈，即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荷兰（Dutch）勾结起来，包围善良淳朴的日本。

偷袭珍珠港按照日本报纸的说法，这不能算偷袭，因为“忍耐也有限度，一亿国民的积愤已经到了极点！”

下面是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日本记者对小学生的采访就可以知道法西斯军国主义对日本普通民众的洗脑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摘自当时日本的报纸）

记者：近来发生的最大国事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学生们异口同声：“满洲事变”。

记者：你们了解的“满洲事变”是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加藤：因为支那人对日本人太无礼了，杀了找们日本军人，所以在满洲的我国军人和支那军打了起来。

记者：支那人哪里讨厌呢？

加藤：破坏满洲铁路。

记者：为什么要破坏满洲铁路？

加藤：我想是不喜欢我们吧，更换满洲铁路这件事惹怒了他们，然后就破坏了满铁。

记者：这时候国联出来说话了，国联是个怎样的组织呢？

加藤：世界上的胆小鬼聚在一起谈判。

增田：尽管支那方面有各种理由，但我想根本的还是要提高日本军队的士气。

记者：各位外交大臣，对国联没完没了的调查怎样对待呢？

加藤：他们一开始就不是对手。

中岛：加藤说的对，国联老是偏袒中国。

增田：我要是外务大臣，早就不要这副奴隶枷锁了。

板桥：我想国民们都这样想的吧。

记者：今天的日本国民该怎样做呢？

富永：堂堂正正地用日本的正义主张，去说服国联。

从上面这个采访就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日本小学生眼中的“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是：

“挑衅的中国人，无能无胆又刁难日本偏袒中国的国联，行事正义又受到委屈的日本。”

九一八后国联曾派出李顿调查团，结论明确表示：东北是中国领土，“满洲国”不合法，国联不予承认。为此《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正义之国，日本》，里面义正严词地说：“这是要剥夺自主国日本天赋的权利，在人类史上，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不正义之举！”

所以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是中国欺负我们，英美联合国联欺负我们，全世界都欺负我们，我们日本人才是受害者，为了生存，我们只好含泪占领东三省。有人说我们在东北杀人放火？那是抗联在欺负关东军，我们不得不反击。

后来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人觉得又是中国在欺负日本。

在他们看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不断爆发抗日示威和学潮，抵制日货，这就是挑衅，就是“暴支”在欺负人。从来没有换个角度思考人家为啥要反对和抵制你？

因为在日本人看来他们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变革，而你们反抗就是不知好歹。

当时在大藏省预金部担任课长的精英官员毛里英於菟，曾在1938 年11月发表探讨中日战争的文章，题目是《作为“东亚一体”的政治力量》。他认为，“ 日支事变”（当时对中日战争的称呼）是日本等“东亚”各国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发起的“革命”。毛里所说的东亚，是指日本以及处于日本统治之下的中国台湾、朝鲜，1932 年由关东军支持建立的所谓“满洲国”，再加上处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部分领土。由上述这些区域组成的东亚，面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以及他们的附庸的中国，正在尝试进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其目的是摆脱英美的殖民统治和苏联的赤色威胁。

著名的军国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写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1906年)和《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年)等文章中提及“日本作为世界上的无产者，为反抗横跨全世界之大富豪的英国和占有地球北半球之大地主的俄国，只能诉诸战争匡正非正义之国际性划界。假若此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那么，日本就应在全世界无产者阶级欢呼雀跃声中，加冕此黄金之冠”

接下来我们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来分析下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毋庸置疑中国一直是东亚的中心，日本也认可中国这一地位，甚至认为清灭明后，日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比大陆的清政府更能代表中国传统文明。

随着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衰弱和对外控制力的下降，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逐步挑战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

当时日本分为两派，脱亚入欧派和亚洲主义派。

脱亚入欧的代表人物是现在头像印在一万日元上的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现代立国第一人。

福泽谕吉写的《文明论之概略》，提出脱亚入欧，公开把中国视为日本的“恶邻”， 把甲午战争称为“文野之战”，即文明的日本对野蛮的清国之战。

另一派亚洲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是陆羯南和德富苏峰，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联合清政府抵抗西方的侵略。不过这一思想在甲午战争后彻底被日本人民抛弃，也不得不改了想法，改称这场战争是将“文明的恩光投射到野蛮的社会”。

更有人由此上溯到唐代来清算中国对日本的历史性影响，如《国民的历史》作者西尾乾二说，自907年唐帝国崩溃之后，日本已不再接受中国决定性的影响，也未曾遭其侵略。

既然中国已经不再是东亚的中心，那么自然是应该由日本接替中国的位置。

而在日本民众的心中，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以弱胜强，连续打败了中俄两个传统帝国，证明了这些年来走维新路线的的巨大成功，日本已经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的大国和列强之一，自然要以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的身份重新构建适合自己的新的国际秩序，重新分配世界的资源。那么通过国家实力进一步扩大其可控的土地和势力范围，从而改变资源贫乏和缺少战略纵深劣势是日本做为新的东亚领袖所必须争取的国家利益。

虽然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的胜利，都有背后英美支持的影子和侥幸的成份，比如日俄战争后日本联合舰队的总参谋长加藤友三郎在海军大学讲课，当有学员提问日本对俄作战获胜的关键原因是什么时，他回答说：运气。

但并不是所有日本高层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随后的日本军部和政府高层都认为要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就是要确立东亚霸权，和英美争夺新的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当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非战不可时，社会和媒体的主要作用就是要向民众宣传日本已经成为了经济和技术已经和欧美列强是一个级别的世界一流强国，军事力量已经可以和对方平起平坐。但英美和苏联嫉妒日本的发展，和平崛起已经不再可能，鼓吹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成为日本媒体的主要使命。

实际上二战前的日本虽然在东亚地区算是第一的存在，但其发达程度并不高，甚至连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比不上，和美英苏德这种一流工业强国更是差了一大截。

从经济水平上看，不管是日本的人均工业产值还是人均GDP都远低于意大利和捷克。1938年，意大利的人均国民收入是202美元，而日本是107美元，日本仅仅是意大利的一半，和捷克的差距就更大了。

从工业上看，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更是落后于这两国，二战前日本就从意大利进口了大量武器。二战时德国就发现许多武器虽然提供图纸和技术，但日本限于技术水平却无法工业化的生产出来。而捷克更是达到了100%的工业化，工业化程度比德国都高，而日本只是在总的体量方面超过捷克，但在自动化水平、单位工业效率等方面，远低于捷克和意大利。不过日本方面在宣传的时候总是按总量比较，而当时总体教育水平不高的日本群众更是被蒙蔽了。

为了蛊惑日本人民，日本的宣传部门和主流知识分子提出了“大日本主义”这一理论来对本国民众洗脑。日本主义在宣传上又分为了三部分，即国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本传统的尊皇攘夷思想。

国权主义或国家至上主义：即要将个人置于绝对服从于国家、奉献于国家的伦理地位，主张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与牺牲精神，排斥个体的利益与权利诉求，追求极端整体主义，无视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宣称国家才是第一性的，为国奉献是每个国民的义务，高揭起“爱国”的大旗。成立于1897年的大日本协会曾总结说国权主义就是“以国家为至上的人格化存在、以国家的兴旺发达为最高理想的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宣传当今社会各国均实施丛林法则，强调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凭实力说话，有实力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观念。当时的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宣扬“无力之公理不能战胜有力之强权。欲实现公理，须有使之实现之实力。”最终逻辑结果是你不扩张就会被别人吞并。目前日本和美苏各自为世界上的极权，日本代表亚洲黄种人的东方文明、美国代表欧美白种人的西方文明再加上赤色的苏联，将分别领导各自的阵营进行世界决战；只要将中国作为根据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那么对苏对美作战将立于不败之地。

尊皇攘夷则是宣传和吹捧当前的天皇制度是“较万国卓越”且“万古不易”的国体，号召以“忠君”作为爱国的基础，用传统封建思想来维持社会秩序，并与之前的国权主义相结合，试图使民众绝对服从国家以及唯一能代表国家的具体形象--天皇，要求全体国民无条件“义勇奉公”为天皇贡献生命从而消解维新改革后带来的自由民主的思想。

排外仇外的论调，迷信武力和实力的逻辑，自负自大的本国至上论调，被迫害被算计的受害心态，这就是当时日本流行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舆论在日本民众脑中的灌输。

为激励日本人的爱国精神和发掘国民的优越性，日本各方舆论开始将西方文明批判得一塌糊涂，甚至反对现代化。咒骂“文明开化”是“以美为母，以法为父，妄自移风易俗，骄奢淫荡。”还指责用外国的先进制度代替日本现有制度“有如去松叶而添竹叶，硬插异花异实”。旨在抨击、批判欧化主义，保存国粹的运动愈演愈烈，号召一定要保存、尊重日本的国粹。为此国民都应该具有民族自尊心、消除自卑感，以强硬的外交手段对付西方列强，于是日本国内自恋与自负，自崇与自圣成为潮流，对外交往上表现为唯我独尊、要亮肌肉，说狠话， “布国威于四方”。最终二战前的日本社会上充满了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和一种虚幻的优越感。

随着一战前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开始出现了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中产阶级，这批新生的市民阶层开始出现了政治要求，自发的民权和民主运动开始涌现。

为此日本法西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开始趋向于预警化和常态化，加强对各阶层的监控，并以极端民族主义来压制和瓦解国内的民主与和平倾向。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一些在国际上树立敌人，引导仇恨的言论在国民间尤其是受了全套“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的青少年间广泛传播。他们相信日本正迅速壮大崛起，而“米英鬼畜”深深恐惧日本的强大和崛起，不惜一切代价围堵遏制日本。海军协定是美英阻止日本军队强大的阴谋，《九国公约》是偏袒中国遏制日本的陷阱，美英在亚洲拉拢中国等周边国家对日本形成战略包围圈。而国内凡是赞同融入国际体系，主张按照国际规则进行协调外交、裁军的政治家都是投靠美英的卖国贼；凡是主张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的日本人也被视为卖国贼。而日本国内的种种乱象，就是因为贪腐的政治家，贪婪的资本家和阴谋遏制日本的美英海外势力勾结破坏的结果。

例如九一八事变后，个别学者说了点不同意见，比如东京大学教授横田喜三郎写了篇文章，说就为了几米长的铁轨，占领人家整个东三省，这能说是自卫战吗？另一位教授吉野作造也说：这样占领别人的土地是不义之举，我们从小收到的教育不就是“渴死不喝盗泉之水”吗？怎么能要这样的土地呢？

结果大家群起讨伐。报纸发表批判文章《卖国教授、毒笔之主横田喜三郎》、《快快埋葬那些以大学为巢穴的国贼》。横田喜三郎教授家里收到了好多谩骂信“去死吧！国贼！，吓得他不得不跑到了中国东北去教书。而吉野作造在国外开会回来，一群热血青年堵在码头上要打死他，吓得他不敢上岸。

随着言论空间越加收紧，内阁、军部当时均有专设部门从事言论管制，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

而直辖内务省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更是恶名昭著，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以维护“国益”和“稳定”为名义，专门跟踪、调查和抓捕被认为言行“出位”的作家、学者、新闻记者，在日本全社会布下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宣传牢笼。

也正是在这种范围下，曾经作为反战和反军国主义的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鲁迅的超级粉丝和崇拜者的竹内好，都在1942年1月发表了题为《大东亚战争与我等的快意》的头版文章，文中写道：“历史被创造出来。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感动的发颤，文明守望着彩虹一般飞翔的一道光芒的划过。我们感到了涌上心头而难以名状的某种激发之情。12月8日，宣布开战大诏之日，日本国民的决意凝聚燃烧起来。心情无比的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