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曾经在海参崴的中国人 -- woyan

主要内容来源于俄罗斯学者聂丽·米兹和德米特里·安洽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人在海参崴》一书。2016年该书的中文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通过1860年的《北京条约》，沙俄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和一个天然良港：海参崴，也让东三省成为了内陆。而海参崴也有了一个俄国名字：符拉迪沃斯托克，翻译成中文就是“镇守东方”的意思。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超过70%的人口聚集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于中国的土地上，这片区域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在签订《北京条约》以前，乌苏里江以东几乎没有汉人存在，因为那时清朝政府把盛京开原柳边之外的东北土地视为满洲人的龙兴之地，严禁汉人进入这个地方。据俄国方面统计，1860年这里只有2000余名非常驻的汉人，主要从事采集人参、捕鱼等职业，还有很多是逃亡的犯人。

为了开发新占领的土地，沙俄政府一方面从欧洲领土组织移民，但是由于这里相距欧洲太远，从莫斯科出发需要近一年的时间才能到达，所以，移民效果并不明显，从1861年到1881年，仅仅有1.1万欧洲移民达到远东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吸纳中国劳工，以及相当部分的朝鲜劳工。中国移民开始大量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些中国移民多数是山东人，有的通过陆路，从绥芬河进入俄罗斯领土，有的则是直接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达海参崴。

1886年，远东华人数量达到2.75万人，1897年，增加到4.1万人，1911年则为11.1万人。到一战前，远东地区华人已经达到20万人左右。这个时期华人约占俄罗斯远东人口的15%，由于俄罗斯人多数是军人和垦荒农民，反而在海参崴、伯力这样的大城市，华人占比相当高。比如，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如果加上大量的华人流动人口，华人在海参崴的比例估计已经超过半数。

早期华人在海参崴主要从事工程建设相关的行业，担任重大工程承包商。华人建设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段著名的海参崴火车站，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海参崴的其他重要地标性建筑，滨海州理事会大楼由华商刘寇默承建，电报大楼由桑新云承建，凯旋门由舒彻联承建……就连多数俄罗斯军营也是华人承包建设的。

在海参崴城市形成之后，华人在商业上也大显身手。1878年，海参崴114家企业中有57家是中国人开的；1895年华商企业数量增至126家，而俄罗斯人开设的企业只有58家，其他外国人开设的企业有16家。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海参崴规模急剧扩大，华商企业也越来越多，1912年，海参崴全市工商登记中，华商企业进一步增加到1089家。

20世纪初，海参崴最主要的商业街道和最繁华的城区，相当部分为华人所拥有。像今天海参崴最重要的商业步行街——阿列乌茨克大街、斯维特兰娜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的大量商业楼属于蔡氏、邰彩玲、李立浩等有实力的华商。

此外，中国人还控制着远东的近海运输和黑龙江内河航运，1910年前后，海参崴港口注册的600多艘商船中，多数为中国人所拥有，这些商船载重量不大，一般在50吨左右，但是中国人凭借价格低廉的优势，使得俄国企业家长期在市场竞争中，无法染指这个行业。

总的来说，在沙俄时期，华人与俄罗斯人一同合作开发了远东地区，俄罗斯人是统治者，控制着军政大权和金融、矿产等命脉行业，而华人则在一般性行业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南洋地区欧洲殖民者与华人合作的模式有很大相似性。如果没有十月革命改变历史进程，华人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往这个地方移民，并且以后成为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主要族群之一。

1917年的十月革命爆发后，远东的华人曾给与支持，因为布尔什维克宣传人人平等，废除原先的不平等条约等政策让华人觉得苏联红军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华人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正如上乌金斯克华人代表大会向苏维埃新政权的信中说的那样：“我们把俄国工人农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事业，把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看作是我们也必须保卫的。”

全俄境内至少有5万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和此后的国内革命战争。各地涌现出众多的“中国团”、“中国营”和“中国支队”。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是华人辛继武组织的游击队，人数规模达3300多人，活跃在乌苏里江流域，给白匪军沉重打击。当白军占领海参崴后，远东铁路上的华人职工参加了大罢工，严重干扰了白军的供应和军事部署。

但消灭完白匪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并没有实现华人所期待的自由和平等，因为华人在远东是“商业民族”，自然与新政权消灭私有财产的目标相冲突。1921年起，苏俄当局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当年北洋政府在海参崴的领事馆向国内报告：

自苏联政府成立，华侨之所受损失数，在华银一千余万元，华侨被害之生命，在二十余人以上，此二种不过指海参崴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无案可稽及其他各处所损失之金钱与生命，俱未之计也。

而且新政府开始实行户口登记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制度，由于绝大多数华人不是苏联国籍，新政府也就拒绝提供生活用品，导致华人的生活也日益艰辛。

到1926年，远东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多。但是留下来的华人为了在配给制度下获得生活用品，开始改为定居并入籍。

但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

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远东边疆区管理局。

由于行动引起中国国民政府的抗议，联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

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

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参崴华人被迫回国。

1937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间谍、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

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12月29日夜，远东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

1938年2月1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1938年2月下旬，苏联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

“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

“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

”内务部人员到华侨家中挨家挨户搜查，逃脱的华侨跑到领事馆门前，要求进入避难达一千多人，大家彻夜不归，“群情惶骇，不可言状”。这次被抓捕的华人达2005人。“

事后，中国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对苏联发出最严厉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则辩称华人多数是日满间谍，并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3月下旬，又开展了对华人的第三次抓捕，这次行动更为彻底，内务人民委员会直接在大街上抓人，抓捕对象也不再限于成年男子，妇女儿童也不幸免，很多侨民欲逃亡领事馆躲避，都被中途拦截带走。这次抓捕行动进一步带走3082人。

从1937年底到1938年3月，仅仅滨海州被抓捕人员就至少6000多人，而此前一年领事馆统计华人数量为11000人，半数以上的华人被逮捕。而整个远东地区被抓捕的华人达到11000多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以上。

这些被抓捕的人被如何对待呢？按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称，肃反机关对这些抓捕的华侨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间谍罪名：

“被捕之人多有被勒令站住热火锅炉旁拷问间谍口供情事，侨情疑虑恐迟早将不免……被捕华侨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讯致死者。”

中国领事馆提出探视关押人员也不被允许。4月27日至5月27日，内务管理局仓忙编织卷宗，进行审判，最终3123人被枪决。其余被送进劳改营，多数惨死于劳改中，比如，1938年一次抓捕中，以非法越境罪被判决流放的270名华人，在劳改营中有269人被饿死、冻死，仅有1人因为是厨师幸免于难。

即使是那些已经加入苏联国籍，并且政治上积极加入苏联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华侨，在镇压中也无例外。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列宁学校的180名华人师生，重点审查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多数经过草率审判就被处决。

当时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进行了多次交涉，最终于1938年5月20日，苏联当局通过《迁徙远东华侨的办法》，远东地区还剩下的8025名华侨获准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通过中亚和新疆，回到国内，但几乎所有财产都被没收。至此，曾数万人华人聚居海参崴，数十万人聚居远东的情形彻底不再，在继1860年远东与中国切断政治主权关系后，在文化上也与中国脱离关系。中国彻底丧失对苏联远东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力。

根据俄国社会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有8500多华人在“大清洗”期间遇害，如果加上病饿而死于流放劳改的华人，数量应该有数万人，占当时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这段历史一直以来却没有任何记录，直到21世纪才有两名俄罗斯的远东研究人员著书写了出来。

2017年3月2日，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闫文滨分别会见《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一书作者米兹女士和安恰先生。

“这是一本有分量的著作，具有无可争辩的文献价值，它填补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历史空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