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清时代的草原雄鹰们（一）北元 -- 坐看风起云涌时

于谦的困惑

　　于谦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明史》称他"英迈过人，历事三朝"。他的命运与明朝的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土木事变之后他成为救时英雄，举国拥戴；而夺门事变则使他身败名裂，命丧刑场。于谦的悲剧固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于谦至死也未能想透的，那就是自己一身正气，可同僚为何最终要倒戈相向？

　　土木之变震惊世人，不仅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而且整座京城也岌岌可危。危难当头，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排除各种干扰，率领各方力量，同仇敌忾，击退了入侵的瓦剌军。与此同时，他还同文武官、内外臣一起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领在无奈之际，被迫放归英宗。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俘而又安全回归的皇帝。英宗在南宫平静地做了六年太上皇后，终于在1457年的夺门之变中重新坐到皇帝的宝座上。

　　夺门之变是文臣武将及宦官联合"倒谦"的结果，形式是拥立一个皇帝，废除一个皇帝，但拥立的是老皇帝，废除的是新皇帝，因而事件的背后就蕴含着深意。在"倒谦集团"中，文臣、武将、宦官分别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为代表。这些人在土木之变后，曾与于谦共同守卫京城并共同拥立新君。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些人对于于谦由协作、支持逐渐转变为敌视，欲除之而后快。

　　文臣徐有贞，因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而遭到于谦等人的严正驳斥，并屡为内外朝所讥笑，久而不得升迁。他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认为徐有贞在危急关头大唱"南迁"调子，造成极坏影响，不允提升。未能遂愿的徐有贞非常懊恼，他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武将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一开始虽因与瓦剌军战遭败而被谪，但旋蒙于谦保荐而复任，并在于谦的领导下，扭转败局，立下大功，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表达对于谦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他的阿谀奉迎不但被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辞严地拒绝，还被指责为徇私。于是，石亨由恩生怨，二人关系破裂，积怨日深。

　　宦官曹吉祥既得老皇帝的宠信，又是新皇帝的新宠。在景帝当政时期，曹吉祥掌管禁军与内廷侍卫，常常擅作威福，且手下太监多有不法之事，但屡被于谦压制。于是，以曹吉祥为首的内宫太监对于谦也多怀忌恨。

　　就这样，文臣武将、内宫外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一番密谋之后，终于付诸行动。徐有贞等是行动的策划者，石亨、曹吉祥等则是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

　　徐、石、曹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既不是英宗英明，也不是英宗有恩与他们，最根本的原因是与于谦积怨已深，势难并立，为了一已之"私"，于是起而倒谦，然而，以社稷安危为已任的的于谦对于身边同僚内心世界的变化完全不明所以，依然一如既往，竭力维护王朝的利益，对于任何不良的行为和现象毫无姑息之意。对于部将僚属，于谦也同样要求严苛，故而得罪了不少文武官员。于谦当时的处境似乎正应验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

　　古人做官颇有讲究，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既契合又相悖。于是乎，在传统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在官场上便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一种是刚正不阿、不谙熟也不见容于圆滑的官场，不愿曲意奉迎他人，对于怯弱、贪腐多所鄙视；另一种则是投机钻营，左右逢源，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拉朋结党。毫无疑问，在传统社会的官场中，后者更为普遍，于谦的被孤立也就在情理之中。于谦的故事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传统思想文化、道德标准确有其内在的弊端。于谦当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只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律已律人，但最终的悲剧性结局一定在他内心留下了永久的困惑。

　　于谦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他至死都未明白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为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为人为官之道。他的所作所为在后人看来是正义而高尚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不仅难以被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于谦的悲导剧是时代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谦及其结局者不乏其例。

（作者：吴琦 推荐人：理应）

英宗不仅很难弄清谁是对手的问题，在谁是朋友，或者说谁是可仰仗的忠臣的问题上，也时时陷入迷茫。

　　英宗在位22年，被俘北居一年，南宫幽居7年，又于景泰八年（1457年）乘景帝病重，在武清侯石清、左都御史杨善以及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戴下复登皇位，真可谓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剧烈变化。在这期间他宠信过一些人，重用过一些人，惩处过一些人。他宠信的人，有的断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对他产生威胁，比如石亨和曹吉祥；他惩处的人，有的明知其对社稷有功，却不得不如此，比如于谦。总之，任用非人，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最大失败之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

　　王振。他是英宗正统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可知王振永乐时入宫，因有文化逐渐崭露头角。在英宗做太子时，王振就在身边。王振善权术，能察颜观色，深受英宗宠信，称其为“王先生”。英宗即位后，命掌司礼监。在明代，司礼监太监有“内相”之称，掌批红，权力很大，可与内阁分庭抗礼。

　　有人认为王振是明代第一个权阉，是明代宦官专权始作俑者。朱元璋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政，违者斩，并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成祖朱棣因此信任宦官，允许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有专权现象。王振之得宠，与其是东宫旧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出入起居之际，张太后像音声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

　　正统初年，外廷有“三杨”，内宫有太皇太后张氏，王振尚处处小心，不敢嚣张。张太后是位很有能力的女人，当年宣宗病逝前担心英宗年纪幼小无法理政，特在遗诏中写下“大事白皇太后行”，这在明代遗诏中是少有的。但是，张太后在正统七年（1442）去世，“三杨” 也先后去世，使得王振可以肆无忌惮地弄权，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威势倾朝廷。

　　英宗对王振信任有加，礼遇甚隆。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英宗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英宗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正统六年（1441）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宦官不能参加。英宗时刻不忘王振，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还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率兵犯边。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怂恿英宗贸然亲征。英宗自己也想仿效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因此不顾大臣们的劝谏，草率亲征。结果，英宗不但被俘北去，而且失去了皇帝的宝座。王振也在这次战役中丧生。关于王振的死因，说法略有不同。有人说是乱兵所杀，有人说是明将樊忠所杀，但英宗复辟后对王振念念不忘，说他英勇杀敌力战而死，并用太监刘恒言赐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

　　石亨。石亨，渭南（今属陕西）人，袭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后累官至都督同知，守大同。也先犯大同时，石亨大败，单骑奔还，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也先围困北京时，他立有军功。景帝很信任他，病重时让他代行祭祀大礼。石亨见景帝病情沉重，便起了异心，联合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密谋拥立英宗复辟，立不世功勋。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七日，副都御史徐有贞、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人乘景帝病重之际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石亨因拥立有功，受到英宗的重用和赏赐，由武清侯升为忠国公，食禄1500石。英宗对石亨言听计从，让其掌握京军。石亨借机大肆培植党羽，干预朝政。他的侄子石彪英勇善战，想要谋取大同守备的要职，这样就可以和石亨内外结合，遥相呼应。英宗本来对石亨的专横已经有所不满和不安，这次借口石彪私自让属下奏请谋取镇守大同事，便将石彪逮捕下狱。后来又罢去石亨的职权。次年，石亨因事被诏捕入狱，籍没家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石亨瘐死。什么是瘐死呢？瘐死是指在监狱中因疾病、饥饿、折磨等原因而非正常死亡。随后，石彪亦被诛，权臣石氏的权势倾刻间烟消云散。有人认为石氏虽然作恶多端，但罪不至死。但石氏之败，为英宗去了心头之患。

　　曹吉祥。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永平滦州（今河北滦县）人，宦官。早年依附于王振，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石亨之败，给曹吉祥以很大的打击。天顺三年（1459），英宗听从内阁大学士李贤的意见，下诏禁用“夺门”字样。因为李贤认为，“夺门”意味着英宗得到皇位的不合法性，不过是石亨等人张大其功罢了。曹吉祥看到夺门之功被否定，石亨败亡，心里恐惧，渐蓄异谋。曹吉祥和他的侄子曹钦，蓄养了大批死士，决定于天顺五年（1461）七月举事。事发前夜，马亮畏罪告变。曹钦知事已泄，匆忙起事，杀死锦衣卫指挥同知逯杲等人。逯杲，本来得到过曹吉祥推荐，后来揣摩英宗的意思，刺探石亨、曹吉祥的阴事，多有讦告，曹钦恨之入骨。曹钦屡次攻打皇城不得，便退守曹宅，最后战败，投井而死。3天后，曹吉祥被磔于市。

　　于谦。于谦（1398～1457），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曾随宣宗平汉王朱高煦叛乱。出按江西时，卓有政绩，百姓称颂。正统十一年（1446），曾遭人陷害入狱论死，因百官百姓力请得免。土木之变时，为兵部右侍郎。英宗被俘、也先直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人心惶惶，这时于谦挺身而出，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在此期间，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拥立景泰帝。明朝因无国君，人心不稳，情势动荡。当时英宗长子才3岁，无法胜任军国大事；监国的朱祁钰，是英宗的异母弟，22岁，年富力强。于谦及百官与皇太后商议，拥立朱祁钰为帝，稳定了混乱的局势。第二，力排南迁之议，保卫北京。翰林侍讲徐有贞等人想要南迁以避兵锋，于谦坚决反对，认为一旦南迁则北京、九边都将不保。在于谦的力争下，景帝下定决心保卫北京，并把守城的重任交到于谦身上。土木之变，英宗所率50万京师劲旅皆没，北京只剩下不到10万老弱病卒。于谦招勤王兵，整饬军务，列兵九门，亲自督战，破瓦剌军，成功地保卫了北京城。第三，社稷为重君为轻。也先以英宗为奇质，逼迫明廷就范，漫天要价。于谦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主战不主和，使得也先奇货可居的愿望没有实现，维护了明朝的利益。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的当天，就传命在朝班中逮捕于谦。论刑当凌迟处死，籍没家产。英宗颇为犹豫，认为“于谦实有功”，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此时，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提醒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杀于谦，你就是得位不正，没有合法性。这样英宗才下决心杀于谦。于谦被杀，可能始终是英宗心中不可解开的一个心结。于谦死了以后，蒙古又开始屡屡骚扰明朝北方边境，英宗计无所出，只是忧心不已。有一天，恭顺侯吴谨趁机在旁进言：“如果于谦还活着的话，一定不会让敌人如此猖狂。”英宗听了，默默无语，也不怪罪吴谨，想必其内心肯定会起波澜的吧！英宗复位后，陈汝言继于谦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因事获罪，抄家时缴获赃物巨万。英宗召大臣去看，很伤心地说：“于谦在景泰朝深受信用，死的时候却家贫如洗。陈汝言贪得也太多了吧！”于谦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正门锁得紧紧，打开一看，却都是景帝所赐的蟒衣和宝剑。故而英宗如此感叹。于谦诗文亦佳，《石灰吟》 被认为是他人生的写照：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英宗自小受到良好的宫廷教育，本性也不坏，只因贸然出征，沦为阶下囚，不仅自身命运徒增波折，也使大明帝国陷入危机。不过，也许正是由于被囚、被禁的经历，使得英宗对命运多了几分敬畏，对人命多了几分尊重，对世事多了几分理解。在他复位之后，做了几件颇为史家所赞赏的好事。其中一件就是前面所提恢复宣宗废后胡氏名号之举，并使之葬礼如仪。第二件就是释放建庶人。

　　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1402年，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成祖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幼童长为50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历过长期被囚的生活，英宗突然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他跟李贤说不忍心再囚禁建庶人。李贤对此大加赞赏，于是英宗不顾左右近侍的反对，派人给建庶人修建了房屋，任其自由出入，并供应生活。说起来，英宗的皇位是他曾祖从建庶人那边抢过来的，在当时曾遭到天下人的质疑或反对。英宗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释放建庶人一事受到百官和百姓们的真心赞叹，也算是给50多年前的纠纷做了一份补卷。

　　还有一件事，对英宗以后的帝王影响很大，那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时候，许多宫人陪葬。自此之后，成祖、仁宗、宣宗、代宗去世都以宫妃殉葬。英宗觉得这很残酷，临终前遗诏裕陵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

　　英宗所做的这几件事，被史家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明史》称英宗在位期间，“无甚稗政（坏政策）”。可是，英宗并不能遏制大明帝国日益走向危机的趋势。到他儿子宪 宗的时候，情况就有点恶化的兆头了。

“夺门之变”

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09月07日 10:25 新浪读书

连载:正说明朝三百年 作者：孙景峰 李金玉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土木之变”，英宗被瓦刺军俘获。明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发起了北京保卫战，瓦刺屡屡进犯不能成功，再加上看到明已立新皇帝景帝朱祁钰，挟持英宗已失去了当初的意义，便送回英宗，与明朝议和。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之役”中被俘的英宗被遣返回京，做了太上皇。英宗虽然名义上是太上皇，又是当今圣上的哥哥，却在惊恐与饥饿中度日如年。景帝害怕英宗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便把英宗送往南宫闲居，还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景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不准群臣去朝见，也不准英宗和大臣交往。景帝对英宗有很多限制，开销也不够，甚至英宗的皇后钱氏还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偷偷送到宫外去卖钱，以弥补开支。实际上英宗被软禁起来了，没有什么自由。

　　景泰三年(1452年)，景帝准备更换掉原来的太子、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又担心大臣反对，便去征求宦官王诚、舒良的意见，王诚、舒良给他出主意说，去收买大臣啊！景帝便赐给王文、陈循等银子百两，金子五十两，要他们支持易储。同时，王诚等人也私下为景帝更立太子做工作，大臣们立刻表态支持易储。为了易储，景帝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向大臣行贿的皇帝，荒唐至极。

　　朱见济当上太子的第二年竟然病故，而景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储位又虚悬，皇位继承问题成为朝中大臣们急于落实的事情。大臣章纶、钟同上表重立朱见深为太子，复位东宫，景帝竟找借口下令逮捕章纶、钟同，钟同竟然被活活打死。但立太子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景帝和群臣。对于景帝立谁为太子，大臣们又开始争论，意见无法一致。有的主张复立沂王，有的主张立襄王。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帝病倒。十六日，各位朝臣相约第二天上朝与景帝商议立太子之事。

　　谁知就在当天夜里，发生了“夺门之变”。景帝失去了皇位，景帝立储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原来，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王骥、都督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弟弟)、杨善，看到景帝病重，便策划拥英宗为帝。十六日夜，徐有贞一方面秘密调集军力，一方面派内线通知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石亨、徐有贞等以四方边警为借口，急命手下带兵入城加强防备。随即便前往南宫迎接英宗至奉天殿升帝座，石亨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曹吉祥、徐有贞、张軏等扶着英宗急行回宫。英宗于正月十七日正式复位，改年号为天顺。被软禁了八年的朱祁镇，瞬息之间，就这样又登上帝位，复辟称帝，史称“夺门之变”。

　　早朝的钟鼓声把病榻上的景帝从梦中惊醒。当他得知英宗复辟时，已经无能为力了。英宗把重病中的景帝削去帝号，仍为郕王，软禁在西苑。又过了一个多月，景帝病故，可怜只活了30 岁。景帝究竟是怎么死的，成了明代历史上的又一个疑案。景帝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

　　英宗复位以后，于谦、陈循等大臣相继被捕，“夺门之变”的第五天，于谦被罗织以“意欲谋反”罪名惨遭杀害。太监王诚、舒良也被下狱。英宗对积极策划“夺门之变”的“功臣们”论功行赏，徐有贞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石亨被封为忠国公。

不过帝王家的哪有半点温情？做不到这些，怕是最后连自已的命都的丢了。无情最是帝王家。

就因为于谦申斥了他几句？这个原因不太有说服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