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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一） -- 陈经
家园 （三十三）当经济增长不再解决问题 （三十三）当经济增长不再解决问题
支撑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无疑是老江声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有不少缺陷，但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得有希望。习惯性的唱衰派们举出各种弊端，用宋末、明末、清末、民国等各种末世历史时代进行种种似是而非的模拟，“天灾人祸，种种不详，不止一端”，说明就要完蛋。我对这种“寓言式”的模拟倾向很不感冒。现代社会和旧时代差别太大了，已经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最奇特的发展故事之一，再去模拟，没多大意思。搞这个也显出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不了解，无法进行有效分析与直接预测。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发展不下去，而是我们要发展成什幺样子。中国人在摸索，外国人也带着疑虑想问清楚。我感觉这些年到了可以说清楚的时候了。我们很幸运，就在这两年，接连发生了一些标志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很有把握地看清楚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断言，发生在中国的转折性事件，将不再是政权更迭、上层政治斗争、战争胜利或失败这些传统政治上的事，而是一些也许显得枯燥的经济数据或经济事件。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在大众媒体中这么活跃的原因，和以前完全不同。不说更早的时候，就是90年代早期，老百姓谁知道经济学家是啥东西？
大约就是2004到2005这两年，有大量转折性的经济事件，我比较熟专门写贴分析的就有几个。以前人们分析的是，中国的“资本外逃”有多少，每年上千亿美元这种吓死人的估计资料不少见。2004年以来眼睁睁就看着外汇储备成了世界第一，改为估计非法流入中国的热钱有多少。2005年，外贸顺差爆发式地冲上了千亿美元的台阶，这个势头在2006年将继续维持。机电产品，以前是逆差大户，2004年开始从逆差转到顺差，而且顺差越来越多，2006年前四个月就有292亿美元，成为顺差主力之一。就连饱受质疑的机械装备制造业，也成了顺差，进口金属加工机床2005年仅增9.8%，2006年已经变成负增长。这一切，令人民币从以前的不断贬值转成强势货币，不断升值已成定局。
不仅是外贸，内需方面也有很多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虽然饱受攻击，实际上这两年中国低层民众的工资涨幅是全球最高的，这种攻击本身是最低工资不断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前两年闹出来的“民工荒”，是转折发生的前奏。从取消农业税，到“新农村建设”的大规模激活，都是这两年的事，三年修的农村道路比前53年还要多。社会消费的增长也是近十年来最高的时期。政府收入连年疯狂增长，各种超级项目顺利放上日程，甚至加速推进。
因为这些确实的证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多年以来，政府都信奉一个缺省的“真理”：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们公平地说，一段时间以来，这是个非常正确而有益的观点，远胜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从维持高速经济增长这个目标来说，中国政府做得非常漂亮。这不仅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今后继续高速增长也没有问题。从上层政治到下层经济组织，中国已经有很大进步，完全可以在今后二十年实现这个预期。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济学家们为了经济增长紧张了20多年后，终于发现这并不是个多困难的事情。就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而言，目前确实就是历史最好时期。
然而前面写了，民众并不因此而欢喜，反而非常愤怒，我们也从心理上分析了原因。以民众的愤怒情绪为基础，恰恰就是在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演化出了一场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攻击。从逻辑上说，这些人往往走向了误区，因为种种看不惯的事，连经济增长也要攻击否定。种种崩溃论经济危机之类的说法层出不穷，不客气的说，全是极其业余充满漏洞自相矛盾的偏激言论。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类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攻击从学术上根本就错了，其错误程度不低于民间科学家攻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但是，我们不能就止于此，不能满足于把崩溃论信徒驳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要想想更根本的原因。民众的愤怒情绪无疑也是真实的。崩溃论危机论信徒看到了一些问题，于是说，你政府不是声称经济增长是真的，成绩很大么？现在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还让人怎么信？你的经济增长肯定是假的，实际上不知破败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逻辑非常吸引人，特别是对经济不太了解的人。我这儿确信经济增长是历年最好，人家却会用各种可笑的业余手法论证中国经济将要出事的“真相”，原因就是这个。
问题出在中国政府这个增长逻辑上：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以前这确实是正确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经过二十多年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经济增长能解决的问题”陆续解决了很多，剩下的不多。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手段，遭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铁律，越来越不好使。另一方面，出来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只靠经济增长不好解决，甚至越是经济增长越糟糕。
例如，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这个大问题，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有着不容质疑的正确性。但其它的事就未必了。以前你一个月挣100，加到200很容易，高兴了一会。以后你再加100就不会有多高兴了。房价涨得高高的，还都卖出去了，经济增长确实不错，但一般老百姓买不起，不高兴。经济增长越好，经济规模越大，贪污腐败的规模就越吓人。搞到现在，出了几个大问题：农村穷、贫富不均、教育医疗负担重、房子等资产买不起、污染重、工作不安全等等。
泛泛的这么一看，如果国家搞得和发达国家一样富，这些问题都好解决。所以很容易想，还得靠发展经济。但这就陷入了“民主论”一样的误区。如果国家按民主的原则好好运行，国家就会发展得很好；如果富得人均几万美元了，就没啥大问题了。这都是假设天上掉陷饼，然后幻想怎么吃陷饼。你怎么达到这种到处是陷饼的状态，才是最关键的。开始一点民主没有或者经济很差的时候，你搞搞民主或者猛搞一下经济，确实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你可以信心百倍地说“民主就是好”，“发展是硬道理”。但往后就麻烦了，情况复杂了，搞民主的搞出一头包，搞经济的比搞民主的要好些，但埋头发展发现经济增长也不解决问题了。就那几个大问题来说，城市经济发展可以10好几个百分点，整个国家弄个双位数增长都行，可这与农村发展无关，三农问题是另外一回事。经济增长，可以是富人越来越富，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也不解决问题。经济增长了，教育医疗费涨得更高甚至就是靠这两拉动的，那么民众就会骂娘。房价涨得高了，GDP升起来更容易，可是大多数民众买不起，也没有好话。要是不管污染，不管安全生产，建厂捞GDP也可以增长很快，但这种发展有什么意思？
以上分析说明，经济增长的确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就是现实。政府的增长逻辑显然遇到了大麻烦，不得不修改了。极端愤怒的民众或者崩溃论信徒说，政府的增长是假的，要出事要危机要崩溃，这当然是错误的，也很好驳。但我们也要把增长逻辑修正，不能只靠“发展是硬道理”的朴素哲学了。这就涉及到我们上一节说的发展目标。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对此有相当深入的思考。虽然是搞了一通八股文宣，但仍然能看出其中的新意。从宣传角度上看，“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并不比从前的“三个代表”、“三讲”高明，都是老套。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宏观调控这样的一些具体操作手法，包括最近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我认为中央政府已经实质上放弃了“经济增长至上”的粗放式目标，而是企图以经济运行的“质量”为目标，用一些复杂手段着手解决上述诸多难题。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规划来说，中长期翻几番已经不重要。一方面，这是因为达到增长目标相当容易，不须为此费尽心思蛮干硬上，甚至主要的问题在于控制过热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政府确实认识到了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那些深层次的矛盾。经济学家们在媒体上的公开言论已经悄悄改变了讨论的根基，不再关注板上钉钉的经济增长或者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连篇累牍地对这些深层次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从思想高度上看，中央政府与经济学家们还是要领先一些。
相对落伍的是地方政府、愤怒青年、崩溃论信徒。地方政府仍然有强烈的增长冲动，“捞政绩捞利益”使它们继续用老套的办法干着官办经济，拉外资上项目搞房地产。对地方政府而言，有时并非不知经济增长要质量的道理，而是难于站在一个全局的高度去看问题，各自为政之下，转型不容易。愤怒青年、崩溃论信徒对经济的认识可能比地方政府还要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了，他们却忙于各种乱七八糟的论证。改革开放以前是很好的理想社会，计划经济好，改革开放是灾难，中国的发展是假的，崩溃或者危机不远了，要回到过去或者民主化。这都是因为看到一些现实问题，想不通，就失去信心了，用更加荒唐的逻辑解释一时想不通的问题。中央政府对此已经有明确的结论，成就不容质疑，问题巨大不假，办法是继续改革。
就具体的转型办法而言，十分复杂，各个领域都值得深入探讨，经济学家们内部都经常吵成一锅粥。但从过去的经历来看，不是根本的困难，中国政府对此相当有经验。老邓的办法仍然管用：先不说什幺一定对或者错，试试看，实践检验。这些操作上的事情中国政府并不弱，从整体上说有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一不会搞出危机，二能够不断进步。我认为关键是操作的目标。以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目标错了再怎幺搞都不行。改革开放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确实就发展起来了，但因为实质上没有顾到“公平”，所以就问题一堆。现在提“和谐社会”，如果这是中央政府真正的想法，那么操作上希望不小。
从中国现阶段的政治与经济格局来看，仍然是全球比较独特的政府通管型。政治经济上政府有着绝对的权威，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经济实体，都是政府通大，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占了大头。从改革或者转型的初始条件来看，这代表有较高的“势能”，政府资源投向这里那里都可以自由决定。其它国家这一点上一般比中国差很多，因为政治上政府控制不了局势，反而要为了政治权力纷争花费大量精力，经济上往往私有化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国家要从私人手里把经济实力收回来相当麻烦，搞不好就血雨腥风，加个税甚至一个劳工法案都有可能闹得全国大乱。如果搞“维持会”，那么中国政府要管的事多，比起其它国家政府那种实质上没啥责任的局面，确实要累些。但如果要改革，要转型，特别是要快速适应时代的急速演变抢时间的时候，那中国政府这种“高势能”的状态就有利了，确实有些“指哪打哪”的意思，相当了得。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就有这种“高势能”，所以成了改革开放成功的样板国。更值得高兴的是，中国政府没有被传统理想化的经济理论误导，我们的发展并没有以放弃这种“高势能”为代价，政府的实力有了极大的增长，远远高过经济增长本身的幅度，某种程度上说，“高势能”得到了加强。
就“拉美化”的某些表象来说，中国与一些国家确实有些类似，如果继续这么闷头增长下去，的确有可能越来越严重。但我们有“高势能”的强力政府，拉美化的国家没有。形象点说，我们天天骂政府会管用，虽然媒体上可能不许公开指责。而媒体上随便骂政府的国家也意味着骂了没用。
现在是看看管不管用的时候了，实践检验谁都可以做。对经济总量增长的检验我已经没有兴趣，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可以当定理一样用了。我感兴趣的是，房价涨幅控得怎幺样，底层民众收入增长如何，教育医疗改得如何，这些结构化的表现。前面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积蓄经济实力的阶段，现在到了使用这些实力的时候了。
在国际上，也是这样。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就是闷头发展，老邓说“不出头”，老江说“闷声发大财”都是如此。有什幺事都是人家搞我们，我们被动应付，没有去主动生事。这种战术确实起到了效果，发展经济的环境比较稳定，世界各地出事乱了好几回，我们还算顺利地过来了。开始没什幺人注意，中国政府忽然就混成了国际阔佬，各方面实力都有可观之处。怎幺用这个实力？也是个问题。
（待续）
家园 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了？陈经？ 家园 看世界杯，疲了 - 复 看世界杯，疲了
家园 也好也好，都休息休息。我最近也先不写了，等你出山。 - 复 看世界杯，疲了
家园 接下去可能不太好写了，分析一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怎么样？ G8挨个来一遍（特别是要分析一下美国日本，不仅是经济上是No1.和No.2，也与我国经济联系紧密，地缘政治也绕不开）。国内问题已经讲的够详细的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已有的成就和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都非常明确，就等着看是不是我们民族能不能实际突破这种宿命和解决这些问题了，再理论预测下去可能也意义不大了。 国内的问题绕不开国际形势环境，对于中国而言更是如此，无论经济依存度还是国际形势政治形势的发展演变，其实中国都没有能力去把握，也就是缺少足够的实力去影响局势的发展，所以才出现了前面与“抢时间”（也就是国际不可控因素）的说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良性霸权，中国因势利导很好的利用了这种局面。这个是我的一点浅见，陈经兄能否展开讲讲？？
家园 献花，等待更新。 家园 太强了，深入浅出。可以转载吗？ 家园 如果把西方的体系 看做是完整的一个世界 那么中国这个黑洞的力量所经之处,这个世界的时间和空间都异形
多说句废话请不要见怪: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普通“完美”黑洞。细节上，我们讨论的黑洞都不旋转也没有电荷。如果我们考虑黑洞旋转同时/或者带有电荷，事情会变的更复杂。特别的是，你有可能跳进这样的黑洞而不撞到奇点。结果是，旋转的或带有电荷的黑洞内部连接一个相应的白洞，你可以跳进黑洞而从白洞中跳出来。这样的黑洞和白洞的组合叫做虫洞。
家园 【文摘】温家宝主持召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 新华社北京６月７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７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研究改革和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问题。
会议认为，反垄断法是保护市场竞争，防止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目前，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的一些反垄断规定，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有必要制定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反垄断法，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持我国经济活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提供法律保障。草案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际有益经验，规定了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对垄断行为的调查处理等内容。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在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防治动植物病虫害、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适应加快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形势，要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要求，加大改革力度，逐步建立起以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农业科研、教育等单位和涉农企业广泛参与、分工协作、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此，要改革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明确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承担的公益性职能，合理设置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理顺管理体制。要发展社会化农业技术服务组织，积极稳妥地将可交由市场来办的一般技术推广和经营性服务分离出来，鼓励其他经济实体依法进入农业技术服务行业和领域，参与基层经营性推广服务实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要加大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支持力度，保证履行公益性职能所需资金的供给。
会议强调，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事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全局，各地区要切实加强领导，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指导，完善措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家园 【文摘】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并轨有何难？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并轨有何难？
——将内资企业所得税率降至与外资同等水平是最佳选择
作者:杨晓陆
自我入世以来，对外资的各项准入限制己基本取消，外资现不但享已有与我内资企业同样的国民待遇，而且还享有我内资企业所没有的税收优惠。沉重的税负大大限制了我内资企业的生存发展，使其无力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在与具有技术优势的外企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弱势地位。因此，近年来舆论一直呼吁内外资所得税率并轨，一般都主张以介于内、外资所得税率之间的一个统一税率并轨，但这种降内升外的企业所得税并轨方式让有关管理部门颇感为难，其顾虑主要是怕丧失对外资的吸引力，甚至担心外资会因此大量撤离。
其实内外资所得税率并轨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提高外资目前的所得税率，将内资33%的企业所得税率降至外资15%的所得税水平，不仅无损外商利益，而且能极大地促进我民族企业及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并大增我财政收益，还能因此而增加商品供给，有效吸收通货膨胀因素。是有数大利而无一小弊的最佳选择。这是因为我们杀鸡取蛋式的税收政策，使企业所得税率多年来已是虚高而无用，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且也是企业税收本身增长及整个财政收入增长的桎梏。详细分析如下：
一. 当前企业税负对国家有利吗 ？
目前企业的税负是否合理？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否达到了能取得最大经济利益的最佳税率？让我们作一下具体分析：
如增值税率＝17％，以增值税为计算基础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共10％。则不包括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的企业账面进销差价占真正全额进销差价的比例为：84.246％（计算公式：1／[（1＋0.17）×1.1]＝1／1.187＝0.84246），增值税及其附加的共10％的税费则占了整个进销差价总额的15.754％ （1－0.84246＝0.15754）。占差价总额15.754％的增值税及其10％的附加税费显然不包括任何成本费用，它实际上是企业纯利的一部分。
若企业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全额进销差价占同样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全额销售收入的33％—40％，则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占了（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全额销售收入的5％—6％，即通常所说的增值税负的程度是5％—6％，与营业税大致相同。即企业在其全额销售收入中至少要有5％—6％的盈利才够交增值税或营业税，否则就是亏损。
若企业销售收入毛利润率达到6％（上市公司几年前的水平），则扣除所得税（6％×33％＝2％）后，纯利润只有4％。而要达到销售收入6％的毛利率，则在销售收入中减去所有（不包括增值税在内的）成本后，还须有11％—12％的盈利，才能在扣除5％—6％的增值税（或营业税）后有6％的毛利润。这样，销售收入中未扣除增值税（或营业税）的11％—12％的盈利，政府通过增值税（或营业税）和所得税拿走了7％—8％，而留给企业的仅剩4％。
如企业销售收入毛利润率达10％（现工业平均水平），则扣除所得税（10％×33％＝3.3％）后，纯利润=6.7％。（而由于毛利润率较高，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全额进销差价占同样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全额销售收入的比例应计为40％，增值税负则应为6％。）则在销售收入中减去所有（不包括增值税在内的）成本后，还须有16％的盈利，才能在扣除6％的增值税后有10％的毛利润。这样，销售收入中未扣除增值税的16％的盈利，政府通过增值税和所得税拿走了9.3％，而留给企业的仅剩6.7％。
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尚未完全好转，企业利润空间仍十分有限的形势下，还有多少企业（在扣除了不包括增值税在内的所有成本费用后）还能有占销售额11％—12％或16％的利润空间，在留给增值税（或营业税）和所得税共7％—8％或9.3％后，给自己剩下4％或6.7％呢？这样的税负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限制了税收本身的增长。当企业普遍经营困难时，即使不减税，又能有多少油水可挤呢？
2002年我国企业所得税共2000多亿元，其中80％以上来自产生高额垄断利润的垄断行业，其余众多国企、外企和民企一共才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20％。这说明企业利润水平确实太低了，税率再高也挤不出多少油水。这同时也说明在税负沉重的情况下，企业总是尽量在账面上把利润做小。
2004年在我宏观经济形势已有所改善，但全国企业所得税也就3100多亿，仍然是垄断行业占大头。主要增长来自价格上涨的能源、资源类行业。
2005年全国企业所得税收入达4300多亿元，其来源除垄断行业外，能源、资源类产品，特别是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价格的持续上涨，造成相关行业所得税快速增长。仅原油行业就实现企业所得税468亿元。石化、煤炭、有色金属行业所得税增长也很显著。再有就是国有商业银行因宏观经济形势好转企业效益改善，及以前年度坏帐剥离亏损弥补完毕等因素，企业所得税呈大幅增长态势。2005年全国金融保险业企业所得税共入库545.8亿元，比上年增收350.98亿元。
从2002、2004、2005这几年全国企业所得税征收情况看，垄断行业是我国企业所得税最稳定的主要来源；而因价格上涨或其它原因导致其利润突然大增的行业，则是企业所得税的主要增长点；其余众多企业随着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改善，企业所得税也有些增长，但不明显。
自94年增值税改革后，17％的增值税率和33％的所得税率已成我内资企业难以承受的重负，大半内资企业倒闭就是证明。企业在此税收重负下，若都规规矩矩照章纳税，则绝大多数企业都将难以生存，而增值税因征管法纪严格而难以逃税，因此做高账面成本费用以逃避所得税，就成为大多数内资企业“合情理”但却不合法的必然选择。因此33％的企业所得税率已使其仅是税率虚高而税额困窘，彻底失去了其增加税收的本来意义。
但凡企业税收的设计，一般必有流转税（如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的区别。设计所得税的目的不仅在于对其盈利所得征税，而且主要还是为了征收流转税。企业为减少所得税必然要求取得其所有成本费用支出的发票。而货物及服务供应方只要开出发票就是实现了应纳流转税的销售收入，也就必然产生流转税。因此流转税才是企业税收最稳定可靠的来源。所得税率如低到只有象征意义，人们就不在乎支出是否取得发票，供应方也就可因不开发票而实现不用纳流转税的销售额。因此所得税率不可过低，过低则丧失流转税。而所得税率如过高，企业就会千方百计虚增账面成本费用逃避所得税。因此过高的所得税率只能是税率虚高而税额窘困，就象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而所得税率只要有10%，就足以构成任何企业较大的经营负担。由此可见15%的企业所得税率不仅不低，而且还有可进一步减税的空间。
大多数企业不难做到虚增账面成本逃避所得税，但一些很正规的国企、民企却不能逃税。而这些很正规的国企、民企却恰恰是我国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我民族企业之所以长期无力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有技术开发能力的正规企业税赋过重是一个重要原因。
过重的税负不仅大大阻碍了我民族骨干企业的发展壮大和技术进步，而且大大阻碍了企业税收本身的增长，由于沉重的企业税负严重限制了商品的有效供给，因此大大窒息了企业应纳税基础的扩大，应纳所得税的毛利润和应纳增值税的进销差价都与销售额受到同样程度的遏制，因此既限制了企业所得税也限制了增值税、营业税的增长。而在宏观经济方面，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既不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也大大限制了货币发行的规模。因此，过重的企业税负造成财政损失（包括税收和货币发行两个方面财政利益受到的抑制）必定会大大超过高税率名义上产生的税收。
因此，将虚高无用的企业所得税率降18个百分点，看起来降幅挺大，其实不仅无损实际税收，而且必将对企业、财政、宏观经济几方面都产生很大的经济利益。下面具体分析大减企业所得税对这几个方面的影响：
二．大减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财政和宏观经济的综合影响
从过去几年全国企业所得税征收情况推算，2006年全国企业所得税将超过5000亿元。如仍像前几年一样，其中20％为众多一般企业所缴纳，则这些一般企业所缴企业所得税为1000亿元。其余4000亿元所得税，按其按前几年的情况分析，垄断行业和不逃税的正规企业大约各占一半，各2000亿元。
减企业所得税对以上三类企业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因此应分别进行分析。
1．众多逃税的一般企业（其所得税约占全国20％，1000亿元）
由于我大多数企业都在虚增帐面成本费用逃避所得税，因此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3％降至15％后对这逃税的大部分企业并无太大影响。减税后这20％的1000亿元所得税收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其销售额、毛利润、（纳增值税的）进销差价、GDP也与其企业所得税一样，减税后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由于所得税率降了一多半，其逃税的利益和意愿也自然有同样程度的下降。如减税后加强税收执法，增加其逃税的成本和难度，这些企业所上缴的所得税很可能会大于减税前。）
2．不逃税的正规企业（其所得税约占全国40％，2000亿元）
如这些正规企业的销售收入毛利率按现一般工业水平10％计算，则这些企业减税前所得税占销售收入（33％×10％）＝3.3％，这些正规企业年销售额则为2000亿元÷3.3％＝60606.06亿元。
企业技术研发实力的增强
对无法逃税的正规国企、民企来说，所得税率降低18个百分点则使其税后纯利润净增毛利润总额的18个百分点。如原销售收入毛利润率为a，则原销售收入纯利润率＝a×（1－33％）= 0.67a 。减税后销售收入纯利润率＝a×（1－15％）= 0.85a 。即在销售收入毛利润率为a的条件下，减税使这些正规企业立即就获得了相当于其销售额（0.85a－0.67a）＝0.18a的增加利润。销售收入纯利率增幅为（0.18a÷0.67a ）＝26.87％。
如销售收入毛利率a＝10％，则企业增加的纯利润0.18a相当于其销售额的1.8％，其金额共计为：60606.06亿元×1.8％＝1090.91亿元。
对于那些销售毛利率远不止10％的技术骨干企业，则因减税而增加的纯利润也将远大于其销售额的2％以上。
由于这些因减税而增加的额外利润不用付出任何成本代价，因此可全部用于增加企业的技术研发力量。我民族骨干企业每年都因此而额外增加相当于销售额1.8％－2％以上，其总数超过1090.91亿元的技术研发自有资金，技术创新必定会出现相当的进步。
销售收入的增长
由于降低18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率使其销售收入净利润率上升了0.18a，销售收入是净利润的1／0.85a倍（即0.85a 的倒数），因此，减所得税直接增加的净利润（也即直接减少的所得税收）则对销售收入的增加有1／0.85a 倍的杠杆调节作用。如a＝10，则杠杆调节作用1／0.85a＝11.765倍。（这是因为利润率的提高会使经营者扩大经营规模。销售收入净利润率平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原平均边际机会成本为零的那个使商品交易总额达到最大的点，边际销售净利率则也提高一个百分点。经营者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会扩大经营规模，直到边际机会成本等于零时，即边际销售净利率降至原来水平，商品交易总额和实现利润总量都达到了最大。） 但不论销售毛利率a如何变化，销售收入都会因此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8个百分点而增加0.18a ×1／0.85a ＝21.176％。[注1] 以金额计算，销售收入的增加总额为60606.06亿元×21.176％＝12833.94亿元。
宏观及财政利益
而毛利润、（应纳增值税的）进销差价也会与销售总额都同步增加21.176％。因此，这些不逃税的正规企业为社会所贡献的增值税、营业税、GDP也都会同步增长21.176％。
GDP
如进销差价占销售收入的40％，GDP（增加值）占进销差价的一半，则这些正规企业因减税而增加GDP 21.176％，其增加金额为60606.06亿元×21.176％×40％×50％＝2566.7878亿元。即减税会使这些正规企业GDP增长2566.7878亿元。
家园 续2 财政利益
税收
而所得税则因其纳税基础毛利润增加了21.176％，而税率下降了（18％÷33％）＝54.55％，因而比减税前下降了44.92％（计算公式：[1－（1+0.21176）×（15％÷33％）] = 44.92％。），其下降金额：2000亿元×44.92％＝898.4亿元。
由于所得税率大降18个百分点将使增值税增长21.176％，而增值税则相当于销售额的6％（注：见前面关于企业税负的分析），（营业税占销售额5.5％，但营业税在这些正规企业中所占比例过小，忽略不计，都按增值税计算。）而不逃税的正规企业减税前的所得税占销售收入的3.3％，即增值税是减税前所得税的（6％÷3.3％）＝1.81818倍，因此，增值税增长21.176％等于所得税增长（21.176％×1.81818）＝39.56％，增值税增长金额为：2000亿元×39.56％＝791.2亿元。差5.36个百分点（44.92％－39.56％＝5.36％），共107.2亿元（898.4－791.2亿元＝107.2亿元）而未能完全弥补所得税的减少。
即减税后的企业所得税加上因减税而增加的增值税，相当于减税前企业所得税的94.64％。因减税而减少的税收（107.2亿元）仅相当于不到2个百分点的企业所得税率（33％×5.36％＝1.7688％）。
货币增发的需求
企业因减税而使财政增加的收入，绝不仅仅只是税收的增长。由于不逃税的正规企业销售收入增长了，商品供给的增加带来增发货币的需求，如货币流通速度为平均每年周转6次，则需增发相当于这些正规企业原销售收入21.176％÷6 = 3.52933％的货币，才不会产生通货紧缩因素。而减税前的企业所得税收仅占销售收入的3.3％，因此所得税率降低18个百分点所产生的增发货币的需求量就相当于那些不逃税的正规企业减税前所得税收总额的1.0695倍（3.52933％÷3.3％＝106.95％），需增发的货币量为：12833.94亿元（增长的销售额）÷6＝2000亿元×1.0695＝2139亿元。[注2]
即这些正规企业因减税而增加的商品供给创造了相当于这些企业减税前所得税总额一倍以上（1.0695％），其金额为2139亿元增发货币的财政利益。
财政利益总计
这样，不逃税的正规企业因减税所带来的财政利益（包括税收和货币发行）就相当于这些企业减税前所得税总额的二倍，即：税收94.64％+ 货币发行106.95％＝201.59％。其金额为：2000亿元×201.59％＝4031.8亿元。财政利益净增2031.8亿元。
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
如宏观经济环境处于明显的通货膨胀时期，可不增发货币，从而使减税所增加的商品供给（销售收入）有效地吸收与之相同的（12833.94亿元）通货膨胀量，其吸收的通货膨胀所能抵消的货币紧缩金额也是2139亿元；并至少减少相当于这2139亿元货币紧缩数量3倍多，共超过6400多亿元的，负的（破坏性）乘数作用[注3]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及以此相应的财政利益损失（包括紧缩2139亿元货币直接和间接减少的财政利益）。这样带来的宏观经济及财政利益会更大。
大减企业所得税对不逃税的正规企业各方面影响的总结
不逃税的正规企业因所得税率大降18个百分点仅使税收损失了相当于原所得税的5.36％，共107.2亿元。而这些企业却因此而增加了超过1090.91亿元的技术研发自有资金。GDP也因减税而增长2566.7878亿元。
因减税而增长的财政利益则是原所得税总额的一倍以上（201.59％），财政利益净增2031.8亿元。弥补减少的107.2亿元税收后，财政利益的增长仍大于原所得税总额一倍。
如通货膨胀时期不发行销售收入增长12833.94亿元需增发的2139亿元货币，其所吸收的通货膨胀则等于因减税而增长的销售额（12833.94亿元），能直接抵消货币紧缩金额也与需增发的货币一样，为2139亿元。所能减少的宏观经济损失（包括紧缩货币直接和间接损失的财政利益）则至少是所抵消的货币紧缩金额（2139亿）的3倍多（超过6400亿元）。
总之，这些不逃税的正规企业因大减所得税而增长的研发力量，为社会贡献的GDP和财政利益及宏观经济利益，各方面均有大利而无小弊。
以上只是理论上的一般推论，若这些不逃税的正规企业将其因减税而得到的增加利润用于技术研发，则其带来销售额的增长就不止是因减税而增加的纯利润（也即直接减少的所得税收）的11.765倍，即销售额不止增长21.176％，减税所带来的增发货币的财政利益也会更大；而且减税所产生的（应纳增值税的）进销差价、毛利润的增加也必将大于销售收入的增加，因此其为社会贡献的增值税、GDP、企业所得税的增长，也必定比销售收入大于21.176％的增幅更大。
3．垄断行业（其所得税约占全国40％，2000亿元）
减税的目的是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不应减少国家的税收去增加垄断行业本来就很大的垄断利益。因此，对垄断企业的减税问题须采取特殊政策，或是不减税，或是减税与降价（或正准备提价的不提价）挂钩，前者不减税则无变化，后者减税直接抑制通货膨胀，可直接抵消为对付通货膨胀而紧缩的货币金额，及紧缩这些货币金额对社会经济和财政至少大约3倍多的（破坏性的）负的乘数作用[注4]，因此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和财政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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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在理论上，企业税负降幅越大，其刺激销售收入增长的幅度也越大。毛利润、（应纳增值税的）进销差价及营业税、增值税、GDP，及对通货膨胀的吸收程度（或货币增发量）也都会与销售额同步增长。但如将目前33％的企业所得税率全减掉，则其刺激销售额增长的程度与减掉的所得税率33％相同（0.33a×1／a＝33％）。毛利润、进销差价、GDP，及对通货膨胀的吸收程度（或货币增发量）也都会与销售额同步增长33％，但全部营业税和部分增值税则会丧失。
所得税率如过低，则必然丧失税收来源最稳定可靠的流转税（营业税和部分增值税）。因此，所得税率的降低是有限的。
注2：如果减税使经济趋于活跃，流通速度加快，则须增发的货币数量似乎应减少。但流通速度的加快不仅将带来更多的商品销售收入，而且会降低成本，使利润增长的幅度将超过销售收入增长的幅度，这些都会带来增加的GDP和税收。因此，流通速度加快是一种增加产出的重大宏观经济利益。须增发的货币数量也因此而不会减少。
- 复 续2
家园 续完 注3：货币紧缩的数量对社会经济和财政的破坏作用究竟有多大，要看货币紧缩的程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如93年6月开始至2002年底持续近十年的货币紧缩政策所造成的损失至少有四、五万亿元人民币（真正银行坏帐的二倍），是当初紧缩产生的货币供应缺口（不过区区几千亿元）的至少十倍以上。至少大约3倍多的负的乘数作用是指最初的紧缩金额（等于紧缩产生的最初货币供应缺口）周转一次的破坏性作用。
注4：同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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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减企业所得税应采取的配套措施
1．对垄断行业应采取特殊政策。（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2．一些大型国企并非有钱就能用于技术研发，为防止国企管理层虚增账面费用挥霍掉企业减税得到的增加利润，需要有配套的政策措施规定其用途，及对其成本费用水平进行指标考核。
3．在减税的同时加强税收执法，在逃税利益和意愿均与减税有同程度下降时增加逃税的成本和难度，原逃税的大多数企业上缴所得税将会增加。
4．在企业因减税而获得一定的技术发展自有资金后，政府科技发展主管部门应指导并协助国企、民企其落实具体的技术项目。
5．大减企业所得税将使不逃税的正规企业所得税减少44.92％，而其增值税却因税基的扩大而能增加原所得税的39.56％，需增发的货币则相当于原所得税的106.95％。因减税虽可使财政收入增加相当于原所得税一倍（94.64％+106.95％＝201.59％）。但增值税和货币发行都是中央的财政利益，因此需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将中央因减税而得到的较大经济利益的一部分用于支持地方事业（尤其是农村教育事业），以弥补地方减少的企业所得税收。
6．如处于通货膨胀时期，减企业税负可不增发货币。（或仅增发少量货币，以弥补相当于这些企业原所得税总额5.36％，共107.2亿元的税收损失。其余由商品供给（销售收入）增加而产生的超过不逃税企业减税前所得税总额一倍，大于2000亿元的增发货币需求量，可使其去吸收通货膨胀。）
但如减企业税是在通货紧缩或无明显的通货膨胀时期，则需增加货币发行对减税予以配合。相反，此时若无增发货币配合，减税引起的商品供给增加将最终导致供大于求，价格指数下降，从而使商品供给（销售收入）停止增长。既丧失GDP和税收的继续增长，也将丧失发行（不产生通胀而只增加商品供给的）货币的财政利益。减税也就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可能出现因减税而增加的税收不能弥补减掉的税收，又无增发货币的财政利益，从而使财政收入下降的窘况。
四. 减轻企业税负应为宏观调控抑制通胀的重要政策工具
前文已具体分析了降低企业所得税率18个百分点对企业、税收、财政和宏观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从这些具体分析中可看出，大幅降低目前过高的企业税负对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均有大利而无小弊。由于减轻企业税负对促进经济发展有力的杠杠调节作用，及有效增加商品供给对通货膨胀极强的吸收功能，减轻企业税负应是宏观调控尤其是抑制通货膨胀一个最有效的主要政策手段。
而通过紧缩货币抑制总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下降的总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价指数同时并存。因为紧缩货币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会更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只要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可与（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同时存在。
凡货币（相对于商品的）紧缩，都会形成货币供应缺口，而货币供应缺口的存在必定会中断许多货币流通的链条而形成堵塞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说，货币供应缺口的正、负、大、小决定着流通速度，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货币就越多，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货币供应缺口更进一步扩大，货币供应缺口的进一步扩大又将导致流通速度更进一步下降……，整个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因此进入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而货币和商品流通速度越慢，一定时期内产量或销量则越小，这些成本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不论工业还是商业都是如此。
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由于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流通速度持续的下降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成本，致使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市场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许多厂商亏损甚至破产，商品供给于是大减。即使一些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因银根紧缩时普遍的资金短缺且（贷款）成本过高而无法扩大（甚至减少）生产。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产和流通）资金短缺，这三者的合力必定使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厉害。正是由于被挤掉的商品供给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挤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断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动价格上涨的空间。于是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甚至“胀”的速度更快。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虽然最终也能在所有企业拼命降低成本的短期行为挣扎中将物价降下来，但其代价却太惨重了，而且结局无非是普遍的萧条。
长期以来，在美国和国际权威机构的误导下，我一直仅将货币政策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政策工具，奉行宁缩勿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近十年之久。自93年6月后央行一直在为治理“通货膨胀”而数年如一日持续勒紧银根，抑制需求。其结果只能是随着银根越勒越紧，三角债和银行呆帐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给越勒越少，物价指数越勒越涨。当然还有越勒失业越多，越勒活着的企业越少。这时的“通货膨胀”早已不是通货在胀，而是通货持续的紧缩使物价指数在不停的涨。物价指数越涨，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这种越勒就越“胀”，越“胀”就越勒的错误政策人为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宏观经济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错误的货币政策（加之错误的企业税收政策）造成我94年－98年持续5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和之后4年的通货紧缩，及史无前例的大量失业人口和农村更为严重的贫困，大半企业倒闭，经济损失至少四、五万亿元（真正银行坏帐的2倍），银行坏帐高达2.8万亿以上，三角债则不知高出银行坏帐多少倍。而年通胀率却在93年6月紧缩货币后从12％加速到94年的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胀率仍在20％以上。
纵观世界历史，自19世纪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都是由紧缩银根引起，以货币紧缩治理通货膨胀也从未有过好结果（如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长达10年的“滞胀”）。理论和历史实践都证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只能用于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微调，使货币供应增速平稳而缓慢地逐渐降至略高于商品供给的增速。其原则是不能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否则将进入流通速度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不但商品供给和宏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商品成本也会普遍上升，由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形成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交织在一起，即通常所说的“滞胀”。
而在通货膨胀严重时，货币政策的微调功能已起不了太大作用。此时，货币紧缩作为一种宏观政策工具只能用于通货膨胀发展到货币质的功能因量的膨胀而受到损害，从而使紧缺商品囤积在流通领域代替货币执行起交换价值的功能的特殊条件下。货币紧缩的目的是遏制投机，把紧缺商品从流通领域的投机性囤积中解放出来，增加这些商品在实际用途方面的供给，并恢复货币的功能。但就是货币紧缩如此使用也必须要有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松”的货币投放措施相配合，即“松”生产用资金，才不致陷入流通速度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如解放初期陈云、薄一波等领导的反商品投机斗争。）
在我国历史上，汉、唐前期都曾实行过薄赋轻税政策，不仅迅速扩充了经济实力，奠定了汉、唐盛世的物质基础，而且在货币铸造（发行）规模迅速扩大，钱币重量大减的情况下也未出现通货膨胀。
对企业减税以增加商品供给既可加快经济发展，又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因而理应是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可惜我们过去一直未能利用这个最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今年以来，我银行贷款增长较快，能源和有色金属国际市场价格也迅速上涨，对这些通胀因素既要充分重视，又要吸取以往主要依赖货币紧缩进行宏观调控得不偿失的历史教训。减轻企业税负增加商品供给将对抑制全局性的通货膨胀发挥重要作用，再辅以货币政策的微调功能。而对（社会直接间接融资功能缺陷而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如房地产的过度投机，则应在货币政策及行政手段等对房地产投机实行针对性抑制的同时，一方面通过政策将房地产开发引入平战结合的城市地下设施建设（变害为利），更主要的是采取疏导手段，利用国债和股市的筹资功能，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投入必将成为最严重的瓶颈且对今后长期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巨大的水电、水利，以及教育、科研、环保等基本建设领域和紧迫的国防建设项目等等，使储蓄等于投资。既壮大经济实力又能抑制当前及长远的通胀趋势。总之，过分依赖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指导思想必须改变，除减轻企业税负增加商品供给吸收通货膨胀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瓶颈产业，动用外汇储备抓住有利时机进口紧缺战略物资，都能有效地吸收和抑制通货膨胀。
目前除企业所得税外，增值税也有很大的减税空间。但因所得税率已完全虚高无用，又因所得税在全额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小于增值税，因此减所得税不仅毫无风险，而且对销售收入（商品供给）和GDP及财政收入的杠杆调节作用更大。首先大减企业所得税也因此是最稳妥又最积极有效，十拿十稳的宏观调控手段。
（全文完）
200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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