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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五十二章 龙生龙，老鼠的儿子打地洞

（演义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

上回我们在《借荆州？》一章中便就说到，演义中鲁肃和诸葛亮订约刘琦死后还荆州，便是这回演义中的事了。

“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言？常言道：‘物必归主。’荆襄九郡，非东吴之地，乃刘景升之基业。吾主固景升之弟也。景升虽亡，其子尚在。以叔辅侄，而取荆州，有何不可？”肃曰：“若果系公子刘琦占据，尚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须不在这里！”孔明曰：“子敬欲见公子乎？”便命左右：“请公子出来。”只见两从者从屏风后扶出刘琦。琦谓肃曰：“病躯不能施礼，子敬勿罪。”鲁肃吃了一惊，默然无语，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别有商议。”

史书中并无鲁肃和诸葛亮的借荆州一事，但是在《先主传》中说到：“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由此可见，刘琦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这便是我们本章要说的主题：

“龙生龙，老鼠的儿子打地洞”

我们所知，中国古代，甚或说世界古代史最大的特征之一便是：血缘在权力政治占据着极端重要的地位。在前文《兖州和徐州》《长子继承下的迷雾》《养子》几章中，已经数次涉及了这个问题，虽然在几章中都谈到了非血缘或者与传统继承制度不同的要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之后，便一直延续着以血缘为核心继承和分配权力的体系，皇室自不必说，社会中的各个阶层，自官僚贵族到商人平民，非不是以血缘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家族，甚或形成同姓的宗族。（一般宗族是以若干代前同一个祖先传下的子孙可视为同一宗族，据说是以四代前为基准，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往往有超越四代之前的，如古代农村常有一村同姓的情况，这些农村的人往往便是尊奉同一祖先，同一宗族，这在现代农村也可以常见到，此外便如刘备刘表等人，便是所谓的汉室宗亲，都是属于刘氏宗族的人，还有更广的以同姓便为一宗，所谓的五百年前是一家，如本回演义中的赵范与赵云便是这样拉上关系的。）其最典型者莫过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鼎盛时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官职高低不是以实力，而是以血缘为依据。

至于西方自然也不例外，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城邦时代固然有民主选举执政官的传统，但是细究其中的历史，仍不外乎是几大家族操纵。到了帝国时期和封建时代，王公贵族也将自己的家族用血缘包裹的严严实实，生怕与那些庶民们产生联系。虽说欧洲大陆并没有统一，但是这些贵族通过联姻等手段将欧洲大陆上的贵族们联系成一体，仔细算来，欧洲各王国朝代虽然频繁，但是权力的交接只是由一个贵族世家转移到另一个罢了，若是平民介入其中，便会引得整个贵族世界侧目，这种排他性丝毫不逊色于古代中国。

宗族宗法制度的内容极其广泛，写出来要一本书都不止，自然不可能就是在一章之内便能谈到的，本章就只是说说宗族宗法制度的核心，便是血缘。宗族对血缘看的极重，在《长子继承下的迷雾》一章我们便说到宗族中分大宗小宗，长子往往作为大宗，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养子》一章我们也说到若是要异姓收养为子改祖归宗，是要得到宗族内部的允许的，宗族往往不同意收养异姓为子，养子也往往以同姓同宗为先。至于刘邦那著名的白马誓，“非刘姓不得为王。”更是将血缘的重要性凸现出来。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对这句名言我并不以为然，但是若说“存在一定时间并受过一定考验的事物有其道理之处”，我则深以为然。血缘能作为长期以来的社会制度的核心，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而其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减少了继承制度的成本问题。

在财产私有，权力私有的社会体制之下，不单个人保有私人财产和权力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财产权力的继承也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以最现代的观点看来，个人的财产和权力应当属于个人，而与其有血缘关系的子嗣假如并无贡献的话，并没有权力获得父辈的财物权力。但是，这就意味着一旦一个人死去，其所有的财物权力将成为无主之物，这样的真空必然引发一场争夺，而随着财物和权力越大，争夺也会越将惨烈，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必须，或者说，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继承惯例，让有血缘的子嗣继承财产。

为何选择有血缘关系的人，最重要的便是简单，选择诸如有实力有智慧等等的选项都太多繁琐，验证成本过高，只有血缘的成本最小。而且在家庭形成之后，有血缘的家庭往往是全体而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参与社会竞争，这样一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财物的部分拥有者。（当然，这只能解释于成年子嗣）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惯例不断细化，形成比如长子继承等等措施，并赢得社会认可，形成法律或宗法制度。

在继承着财物和权力的同时，继承人也要对祖辈作出相应的回报，如祭祖，延续家族等等。（西方对祖先的崇拜尤其在基督教进入之前并不亚于东方社会。）这自不必说，但是为了维护延续家族的荣光。在漫长的过程中，贵族渐渐将血缘神圣化，将自己与其他等级的人区分开，所谓的“君权神授”，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血缘神圣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为了使自己的血缘神圣化，最早期的人是制造出各种神作为自己的祖辈，或者说将自己的祖辈塑造为神。这在东西方神话中都能找到影子，我们看那些古代帝王，莫不是神的后裔，便是这个缘故，在之后便是将自己的祖辈的英雄事迹广为宣传，皇帝国王最为简单了，开国帝王无人可比，那些大臣大将自然要好好宣传一下了，其中也不乏宣传的过头的。（也有一种是拉一些英雄作为自己的祖辈的事。）再后来也有一些比较浅薄的，自然我们也可以说现实吧，干脆也不要英雄事迹了，就比我们祖辈哪个官大吧。种种这些，都是要说明一点，我们家的血缘优良啊。

到了现代，种种这些都不行啦，连教会都不敢说太阳围绕地球转了。没事，说法总是有的，我们完全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血缘的优良性嘛，所以教育说精英论一跃而出，成为新血统论的顶梁之柱。纠缠了这么多年了，其实贵族们就是想要说一点：

“龙生龙，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嘛！

三国随章侃 第五十一章 借荆州？

（演义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

“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这因为演义的关系，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口头语了。不过，这句话和那句“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一样，大有问题。

之前已经提过，演义中所称的“刘备摔孩子”乃是子虚乌有的事，后人却常拿演义杜撰的这事来说刘备虚伪，而“借荆州”一事呢？

先说说“借荆州”的始末，孙刘联军在赤壁击败曹操后，追击到江陵，刘备南下攻取荆南四郡，而周瑜攻打江陵，这在演义五十一到五十三回也便提到了此事，但是和演义中截然不同的是，一来刘备是先攻取荆南四郡的，而且并没有夺取襄阳，虽然日后刘备以关羽为襄阳太守，但是此乃遥领，襄阳之后一直在曹方手中；二来刘备在攻取荆南四郡时没有象演义般那么复杂，如长沙的韩玄未做任何抵抗便投降了，四郡中只有武陵太守金旋据称抵抗了一阵，演义中为了黄忠魏延等人的出场，和显示关羽张飞赵云之能，刻意加入了这么多戏。而第三，也就是最关键的是，刘备断没有象演义那般得诸葛亮之计偷偷夺取了江陵。

演义中称诸葛亮趁周瑜曹仁相攻之机，偷偷夺取了江陵，从而一气周瑜，不过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要真是如演义中那般，孙刘联盟肯定就此破裂，而且诸葛亮这样的用计，也大大违背联盟之道，颇象小人之为。

这里就要说到演义中的一点弊端，演义对诸葛亮寄予厚望，为了显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有时编造剧情达到了离谱的程度。比如这一气周瑜的偷袭江陵，为了让诸葛亮在计谋上高过周瑜一头，不惜在背后算计友军，可要他真这样做了，孙刘联盟还能维持下去吗？历史上的孙刘联盟能维持一段时间，是建立在两者共同进退的基础之上，并不是如演义中所写的那样，江东出力，刘备占便宜的，就说攻打江陵一事，并不是如演义说的周瑜攻打江陵，最后被刘备偷袭占了便宜，而是刘备和周瑜合力攻打江陵，刘备还遣关羽以断北方援军，在两军合力之下，才得以控制了江陵，而江陵也是由周瑜军所控制，刘备在南岸地驻守，设公安。

孙刘联盟日后关系虽然一度紧张，但是起初联盟是建立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之上，双方都表现了一定的诚信关系，刘备和周瑜在一段时期内也是相处非常的融洽，若真是按演义中的诸葛亮那样做，只占便宜不出力的话，根本就维持不了联盟关系。演义为了显示诸葛亮的智慧，刻意做出这么多戏来，可是仔细看进去，只能感觉到一种文人的小聪明而已，断断算不上大智慧，可以说是一败笔。

最有趣的是，演义是刘备借荆州这个说法的鼓吹者，可他却把刘备从孙权那真正借来的江陵先抢到手了。

我们常说刘备借荆州，其实这并不完全，荆南四郡是刘备征伐而下，江陵刘备和周瑜一起相攻而得，刘备得到南岸之地，此时的荆州已经一分为三，而孙权日后借给刘备的只是包括江陵的南郡江北之地，而且荆州的江夏还在孙权手中，所以准确来说，刘备借的是南郡或者说江陵，而不是荆州。（有一点最有趣的，演义中有鲁肃和诸葛亮订约刘琦死后还荆州，可是呢，刘琦死前江陵就根本没借给刘备，刘备得到江陵乃是刘琦死后，刘备被推荆州牧之后的事了。）

而日后孙权几次提到要刘备还荆州，也就是指的借出江陵之功。演义中孙权一方几次提到赤壁之功，但是这其实和荆州一事关系不大，赤壁一战，即便刘备不参与，孙权也要拼死一争，所以赤壁一战两者是联盟关系，刘孙两家都出了大力，而不是谁得了谁的好处，而且赤壁胜利并不意味着荆州便就到手，演义中在谈到荆州问题上的赤壁之功并不是荆州问题的关键，荆州问题的关键便是孙权借出的江陵，这和刘备打下的荆南一样，是实打实的土地，刘备得到江陵，在这点上确实欠了江东人情。

而江东为何要送出这个人情呢？孙权不是傻瓜，鲁肃也不象演义中那般老实得被诸葛亮摆布，他们把江陵借给刘备，自然有自己的考虑。

当时的情况是，曹操还依然控制了襄阳地区，还控制了江夏部分，与孙权的江夏部分对峙，此外在两淮地带对江东保持着压力。而另一方面，刘备控制的荆南四郡还有新设立的公安和曹军并没有直接的冲突，虽然在一方面限制了刘备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刘备相对安全，而压力全在控制江陵的东吴军之上，如此一来，等于是孙权为刘备守北大门，周瑜生前还指望由江陵北上或西进，所以一直控制着江陵，但是在周瑜死后，江东内部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与其在江陵和两淮一同用兵，还不如专注一边，而且刘备在荆州素有民心，众多人口由江北投奔刘备，这样干脆将江陵交给刘备，一来可给刘备一个人情，二来也可以让刘备直接与曹操对峙，减少自己的压力，这样才有了将江陵借给刘备的做法。

事实上，假如没有荆南四郡作为后勤支持，单单以江陵一地，就想在多处与曹操对峙攻伐，这对于江东是不现实的做法。江陵虽是荆州重镇，但是经过曹军占领之后，已经大不如前，南逃而来的荆州人又大都投奔刘备而去，指望以江陵就地补充，与曹军对峙是不现实的做法；而刘备虽是盟友，但是并没有为孙权部提供后勤供应的义务，刘备占了荆南和公安，如此一来，江陵若要与曹军对峙，则必须由江东从下游提供后勤补给，而江东还有两淮战场，江夏那边也与曹操对峙，这样一来对江陵的补充则对江东的压力更大了。

孙权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则撕毁联盟，攻伐刘备，夺下荆南四郡，这样就形成孙权称帝那时的东吴疆土，（孙权日后夺得的荆州经过刘备经营多年，实力大增，完全可以以荆州一域与曹军对峙。）但是这在与曹操对峙的孙权来说，根本是不现实的，何况刘备也并非那么好打，那第二个选择，将江陵给刘备，让他对曹操对峙，减少自己的压力，则是最显示稳妥的做法了。

所以说，借江陵并不是江东孙权鲁肃等人善心发作，而是权衡利弊的结果。

不过有了这个借江陵，日后江东和刘备就有了瓜葛，假若孙权在夺取两淮方面顺利，或者刘备一直没有发展，消耗于与曹操的对峙之上，那还罢了。可结果是孙权在两淮用兵不顺，另一方面刘备不单得到江陵后壮大，还夺取了益州，相形之下，孙权未免有所不平衡，便又想到了借江陵一事，便派诸葛瑾来要求还当初借江陵的利息了。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孙权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想要整个刘备的荆州未免也过分了些，刘备虽然得到益州，但是刚得到益州，并不稳定，不可能把荆州就不要了，而且当初孙权只借了江陵，这一还就要包括荆南四郡和南郡，未免利息也太狠了些。而只要回江陵，这未免又和当年一样了，也并不太划算，从日后孙权先置官又出兵荆南三郡看，孙权最想要的是荆南，这样不和曹操冲突，又可得当地的财力，但是假若要了江陵，也不算太坏，毕竟此时的江陵在刘备关羽经营多年后，已经成为一大重地。

而从刘备这边看，他在荆州素有威望根基，荆州又是隆中对的一大环节，所以荆州是不能放弃的，即便在益州夺取之后。尤其江陵之地，是荆州北伐的基点，又是连接荆州益州的纽带，断不可失，而且此时的江陵和当年到刘备手中的江陵已经大不一样，刘备收容江北投奔而来的流民，关羽数年内多次北上用兵。（从刘备建安十五年得到江陵之日起，关羽便一直北上拓地，与乐进等曹军发生战斗，效果颇佳，所以说刘备留关羽在荆州，是有其道理的。）此时的江陵已经为一重镇，不可放弃，而荆南数郡，虽然重要性不比江陵公安等地，但是也是一方赋税来源，刘备也没到了家大业大的地步，对他来说，能不分一处便不分一处的好。

孙刘两人一个心里不平衡，要捞一笔利息，一个看着自己总算有点基业，不想快些分出去，如此一来产生的矛盾终于在孙权出兵后爆发了，建安十九年孙权出兵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与吴军对峙，未战之时，曹操出兵汉中，刘备和孙权达成协议再分荆州，我们看看他们的协议：（日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还和东吴有另一个分天下的协议，以后会说到）

“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这次的分荆州孙权应该说是满意的，不久便再攻合肥去了，至此，借江陵的问题就此解决，不过，这只是解决了债务问题而已。荆州的再次分割，刘孙联盟的裂痕，孙权对两淮的攻伐不利，孙权与关羽的私人关系，这种种的一切导致了日后的荆州乃是多事之秋。不过那就是以后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