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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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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八)

      那些年·那些事 之六

      演义小说中经常叙述“粮草断绝,军心大乱”的故事,或许,实情正是这样。八路军若是缺了粮食,事情也难办。

      42年冬天,根据地军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到了43年开春,粮食更紧张了。粮食、粮食,一时间,粮食成为了党政军各级部门最棘手的问题,区委和行暑公开强调:“粮食问题是目前一切工作的重点”,“粮食征集是抗敌斗争的关键”。彭德怀副总司令甚至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可是,征集粮食,谈何容易。大扫荡之后,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大量减少,即使是在八路军能够活动的区域,敌人也建立了密密麻麻的封锁线。到处是炮楼,到处是一丈深、一丈宽的路沟,小伙子空手翻越深沟都困难,更别提负重通过封锁线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弄百把斤粮食进来都是奇迹。在征粮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强调坚壁清野,八路军得不到的,也不能让鬼子抢了去。

      那时候,共产党、国民党和日伪政权都缺粮。日伪占领的经济区比较广,日子好过些,加上日本人也狠,发现贪污、囤积粮食的人,无论当官的当兵的或是大小商人,一律严惩,所以,基本能保证伪军士兵每个月有四十斤口粮。国民党也有军粮渠道,但他们大官贪污以后小官接着贪,层层刮,到当兵的头上就没多少了,于是就哗变。从42年到43年,华北国民党军纷纷叛变,特别是43年春,吴化文(伪第三方面军)、庞炳勋、孙殿英(伪第二十四集团军)、荣子恒(伪第十五军)军心大乱,接连投敌,主要原因都出在粮食上。

      比如伪二十七军的杜淑,原是国民党的师长,杂牌部队。国民党不按章程发军饷,而是每个月出五万块大洋,承包给他,再另外按人头划拨军粮。杜淑手下有三千人,报了七千人的编制领粮食,还要贪污。他们和八路军搞摩擦的时候,士兵饿得跑不动,等到被打败了,商行仓库里却堆着近五十万斤军粮,没来得及变卖也来不及运走。这样的部队,遇到灾荒,能不叛变么?

      八路军没人贪污(私拿五斤小米就枪毙,谁敢贪污),确实是没有粮食。骑兵团更加困难,人饿肚子还可以勉强顶着,可战马没东西吃,做什么思想工作也没用,塌背、拐腿、患软骨病,病倒了一大批。战士们成天守在马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它蔫下去。

      好容易开春了,粮食虽然没有,但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地里也长出了新草,骑兵们于是就牵马出去放牧,同时自己也挖野菜充饥。可是,这时,老百姓也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各种无毒的野菜、树叶、地果都拿来当饭吃。几天以后,军区政治部特意为此下了文件:部队单位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和野菜,要留给群众。战士们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却难过极了,“当兵打仗,到了这个地步,要和群众抢野菜吃……”。于是,当天就有人开了小差。

      最严重的的是一连的胡彦明排。他那个排补充兵多,彼此不大了解,有一天出去找食物,走了十好几里地,旷野里遍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硬是没寻到符合上级规定的采摘场地。胡彦明缺乏经验,就把人员分散了,结果,白天出去二十六个,晚上回来十三个,正好跑了一半,胡排长急得满嘴是泡,找了两天也没把人找回来。要说,骑兵开小差的确是不好找,一是因为单独行动时象通讯员,不容易引起怀疑;二是骑马跑得快,你上哪里追去。

      骑兵团正在开会教育防止开小差,上面突然又来了命令,说是杨得志司令员恢复组建冀鲁豫支队,要从骑兵团抽调七十匹马。一开始,军区来的干部也太随意了点,他们直接下连队去号马,看见合意的就系上条布带子,准备过后拉走。战士们顿时不干了,有的人拎着马刀坐在马槽里,谁拉他的战马就和谁拼命。四连更是炸了营,韩永正烈士的“猛子”也被做了记号,这下,连李树茂都不愿意了,差点没和人家打起来。团领导一边稳住大家的情绪,一边去和上级商议,最后决定马匹由团里自己选送,军区不插手。于是,骑兵团重新编成四个连和一个徒步大队,刘大爷的战马也就是这时候被调走了。(可是,过了些时候,杨司令带着部队去延安了,那批马匹也跟着去保卫党中央。骑兵团战士立刻又后悔了,后悔先前没有把最好的战马都送上去保卫毛主席。刘大爷的坐骑去了延安,他因此十分得意)。

      刘大爷回部队的头两天,二连又出了事。本来,骑兵喂马时,各匹马的缰绳拴的长短应该要一致,因为缰绳拴得长,马的活动范围大,抢吃的食料多;反之,拴得短的就吃亏了。晚上喂料的时候,有个战士偷偷把自己战马的缰绳放长,被别人发现了。这要在平常,最多也就是拌嘴吵架的事,可这段时间人们火气太大,结果竟发展到动刀杀人,出大事了。

      保卫部特派员来了,一经调查,他认为骑兵团成分复杂。的确,当时在华北,马匹是个贵重牲口,一般贫穷老百姓平时接触马匹的机会很少。因此,除了那些老红军,一般战士当兵前有乘骑基础的,都有些跑江湖的阅历,部队的战斗骨干也有不少是富裕户子弟出身,或者,起码象刘大爷这样,在外面跑过腿当过伙计,社会关系复杂。特派员觉得问题严重,立刻就调了一帮干事过来,开展政治审查、防奸除奸,一时间,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惶惶。

      刘大爷这个新排长上任,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叛逃。晚上,各班长睡觉都把铺位安在门口,房门用绳子拴着,另一头系在自己手上,连排长一天要查几次人数,出任务时更是紧张得眼都不眨一下。有个战士偷偷来找老刘,说“你让我走吧,我不带枪、不骑马,保证不去当汉奸。我回家吃几顿饱饭就回来接着打鬼子”。刘排长回答“你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可是如果你敢逃跑,我一样开枪打你……”。

      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又传来了一个很让人沮丧的消息:120师的骑兵团在大青山解散了,129师骑兵团也要下马改成步兵!这个消息是确切的,因为,上级有人认为,骑兵消耗太大了,养不起。的确,养骑兵困难,算一笔帐就知道:当时,八路军士兵的口粮已经降到每天六两杂粮,其中,留一两作为应急储备、拿出二两支援群众,实际上只剩下三两左右;而由于没有草料补充,战马的豆料降到每天三斤就不能再减了。这样一来,一匹马的消耗几乎是一个战士的十倍。解散一个骑兵团,可以多供应四五个步兵团。

      还有个消息说,骑兵解散后,大部分战马都将被宰杀。这更让部队军心大乱。 团领导没办法向下做工作,只好去找上级提意见,说明“骑兵团从红军时期保留到现在不容易;再说,把马匹都杀了也没有多少肉,解决不了大问题”。战士们也提出:“如果嫌骑兵消耗大,我们宁愿到敌占区去活动。到那里战马可以吃草,我们也能和鬼子拼一下”。七七八八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领导也犹豫了,正式文件就拖着没有通知下来。

      过了些天,冀鲁豫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突然跑到骑兵团来,笑嘻嘻地东看西看。原来,上次骑兵团派人配合四分区到河南卫辉抢粮,虽然没成功,但骑兵的作用给张国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回听说骑兵团面临解散,他就提出意见,认为:其他根据地都有山地作为战略依托,只有冀南和冀鲁豫完全是平原,在这样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保留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是必要的。张国华还保证,四分区有办法解决骑兵的供给,如果别人觉得难办,他们要!

      上级经过协商考虑,同意将129师骑兵团从冀南调到冀鲁豫军区,由四分区领导。当时,四分区的正规部队只有一个二十一团(也是趁灾荒缺粮刚要去的),现在又白拣了一个红军底子的主力团,张政委能不高兴么?

      骑兵们也很高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大家都松了口气。骑兵团长期在冀南征战,现在要到河南去了,战士们也感到新奇和兴奋。

      部队到了范县(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区党委书记黄敬和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来看望大家,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一个新任务:到沙区去帮老百姓种地。原来,因为旱灾,老百姓大部分逃荒去了,地没人种。为了不耽误春耕,军区、行署和区党委机关都要派人去参加生产救灾。黄敬书记是个很开朗的人,他告诉干部们“你们执行任务之前,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犁地可能要伤战马。我在冀中工作时是有体会的,伤了马战士们可想不通了,哭鼻子,难办啊难办”。况玉纯政委当即表示“豁上一个连的马也要完成生产任务”。当时,其他人都没接嘴,黄敬书记见状也挺明白,笑笑说“任务要完成,也要做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在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反对盲目的单纯依赖上级的错误情绪;同时,号召全体同志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宣扬先进单位,增强官兵团结,克服认为参加生产是“额外负担”的思想。另外,犁地伤害战马是不可避免的,但曾玉良团长和边乔参谋组织大家想办法,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部队出发前,发了几大车粮食。马匹和人的伙食一样,全是黑豆。黑豆这东西,虽说是杂粮,也比不了小米,甚至不如山药蛋和荞麦面。它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刘大爷当兵前,家里是开豆腐坊的,见到的豆子多了,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要吃黑豆。这玩意炒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下锅一煮,出来的是黑红色的稀汤,气味难闻,本来饿得很,闻到那味道,还是猛翻胃,简直吞不下去。

      刘大爷参加革命后,从没有当过逃兵,可确实,有两次动过开小差的念头。

      第一次是当兵不到一年的时候。当初刚参加八路军时,还谈不上有多少革命觉悟,更多的只是受到干抗日工作的荣誉的吸引,觉得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扛枪骑马,十分痛快。可时间长了,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了。有一天在村口站岗,看见个六岁的孩子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捉鱼,掉到水里了,衣服破了个口子、浑身满是泥汤,他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一下,那孩子咧着嘴大哭,被敲一下走几步,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刘大爷开始的时候看着笑,可看着看着就突然想起自己妈妈了,想家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了树上,准备开溜走,可最后,还是没有动身。

      再一次,就是这次去沙区的路上。当时,刘大爷作为收容后卫,远离大部队有十多二十里,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候,路边岔道上过来两个生意人,边走边开心地说着话,年纪大的那人带个礼帽,年轻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小褂,一看就知道是河北老乡。俩人干净整洁,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很有礼貌,这让刘大爷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在石家庄饭馆里当伙计时的情景。“如果不当兵,现在自己也在跑买卖了吧,也许成家了吧……”这么想着,就动了开小差的念头。可这次也只是痛苦地想了想,没有行动。

      为什么没有行动?是因为看见了老百姓。“群众热情地冲着我们笑,打招呼、问好,他们那么尊敬军队、相信八路军,怎么好意思去当逃兵呢”。

      虽然如此,但到沙区去的路越走越穷困荒凉,部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以往行军的目的是去打仗,对周围景致并不在意,可这次是去搞生产,战士们对地理条件就比较关心,走着走着,四边逐渐全是荒地了,连路人都看不见,大家于是越发敏感起来。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不大。

      到最后,大家都是阴沉着脸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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