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完） -- 大黄

北京高收入家庭超生现象

2005年07月18日 北京现代商报

　　在北京的一些高档社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全职太太带着两个甚至三个孩子。没有了传统的“组织”、单位和居委会的约束，有能力承担社会抚养费和高水平教育经费的高收入阶层加入进了“超生大军”。记者了解到，按照北京市社会抚养费收取标准，在北京市城镇最多缴纳16万元、农村最多缴纳7万多元，二胎子女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

赵振超／图

　　全职太太超生有钱有精力

　　像大多数30多岁的全职太太一样，家住昌平的乔丽娜也是一位有本科学历的全职太太。“我和先生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与先生一同就职ＩＴ公司，因为先生每年25万的年薪完全能够满足全家的生活需要，四年前生了女儿后，我就开始做起了全职太太。”乔丽娜说。

　　在乔丽娜相识的全职太太中，有计划生育二胎和计划外生育二胎差不多是各占一半，乔丽娜属于第二种。“眼看着四岁的女儿已经习惯了幼儿园的生活，与先生商量打算秋季寻找新工作上班，不料年初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我对于要还是不要很犹豫。社会抚养费倒不是问题，我想如果再生一个，自己这辈子就不会再去上班了，想一想多少有些不甘心。没想到公婆非常支持，几天之内就备好了新生儿用品；先生更是喜不自禁，反复表示要加倍努力地工作，以保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自从知道自己有了小妹妹，就连一向孤僻的女儿也变得爱说话了，“她常问，什么时候小妹妹才能和我玩呀？”在北京最多交16万二胎子女可落户口

　　今年38岁的姜树森，在北京经营一家上万平方米的商城，今年6月份，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你不知道吧，多生孩子其实很简单，交一笔社会抚养费以后，多生的孩子一切都和第一个孩子一样。”

　　“我18岁就开始做生意，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不敢说发财，几百万还是有的。让老婆多生孩子不是为了要男孩，除了支付孩子的社会抚养费，我有能力保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姜树森认为，“有能力承担社会抚养费，有能力承担高水平教育经费的人群超生子女，能够保证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利于社会。承担不了教育成本的人群超生势必会增加社会负担，降低下一代受教育水平。”在记者采访的多例“超生”家庭中，姜树森的观点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公民除了缴纳社会抚养费以外，单位、社会不能对其进行额外制裁。按照北京市社会抚养费收取标准，在北京市城镇最多缴纳16万元、农村最多缴纳7万多元，二胎子女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利用外籍规避社会抚养费?途径一：嫁娶外国人?途径二：自己获得国外“绿卡”或国籍? 途径三：借外出机会境外生子，使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

　　信红梅是一位连续在国外生过三个孩子的中国母亲，因为孩子的国籍不是中国，所以与国家提倡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基本国策没有冲突，“我们的家庭完全能够承受多个子女的教育成本，因为非本国国籍不用缴纳社会抚养费。”

　　据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介绍，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和外国人结婚但仍然生活在国内的，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某些公众人物多生子女的事实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非中国国籍成为超生的有效挡箭牌。

　　社会抚养费收缴不顺利

　　记者走访中发现，在昌平、顺义、通州地界内的中高档社区内，高收入家庭超生的事情并不鲜见。昌平某街道居委会表示，因为许多业主的户口不在本辖区，社会抚养费的收缴并不是十分顺利。随后记者以超生当事人家属的名义致电某区法制办公室，办事人员透露，当事人（如果夫妇双方，一方为北京户口一方为外地户口）选择在外地缴纳社会抚养费的，缴费的额度可能会少一些，但是户口难以进京；在北京缴纳社会抚养费，成本可能高一些，可一旦缴纳了社会抚养费，上户口没问题。

　　商报记者 杜秀平 Ｊ013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表

　　专家对“超生”众说纷纭

　　高收入阶层超生现象的凸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下为记者综合的专家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

　　顾宝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控制人口总量带来人口老龄化矛盾

　　顾宝昌表示，实行计划生育30年，中国实现了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历史性转变。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个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又成为导致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而人口老龄化无疑会加大社会养老成本。

　　据了解，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ｌ世纪中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ｌ亿。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字显示，我国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庞大居世界第一；今后40年内老龄化速度快?来势猛；年平均递增3％?远高于总人口增长率1．68％；老龄率从7％上升到14％只需要25年。届时，如何在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成功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曾毅（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合理放宽二胎政策人口增量不会失控

　　曾毅认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所实行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晚（晚育）”和“稀”（适当拉大生育间隔）对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急剧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2．2‰左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晚育的前提下逐步平稳地放宽二胎政策，只要规划科学合理，就不会出现人口增量失控的局面。这样可以缓解过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降低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政治代价与管理成本，有利于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女婴死亡率偏高的危险倾向，并且可以避免只取消“二胎生育间隔”政策而不放宽二胎政策的负面影响。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抚养费

　　应按个人收入比例收取

　　张翼认为，目前生育二胎还是少数家庭的选择，少数家庭的多胎选择对于人口总量的增加不会造成影响，适时放宽二胎政策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高收入家庭的超生行为让人感觉政策不公平，直接造成实际的不和谐。他分析，造成高收入家庭超生的主要原因是生育观念滞后以及计划生育监管不力。他建议应该将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平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纯收入倍数收取的社会抚养费，改为按照个人收入比例收取。

　　他认为，目前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实际上只对国有企业职工、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能够起到约束作用；对于那些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员工基本上没有约束作用。

　　商报记者 杜秀平 Ｊ013

　　商报视线

　　生育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必须澄清的是，本篇报道无意激发读者新一轮的仇富情绪，但不可否认，在大众的视线中，财富成了二次生育的门槛。然而，其真正的意义恐怕要深远得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选择了二胎，越来越多的妻子成了全职太太，整个社会结构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顺着这个思路理下去，让人很轻易地联想到了日本的社会模型，女人结婚后专职在家相夫教子，既有效地降低了失业率，又提升了下一代的教育水平，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力量，在需求拉动经济的框架下，“二胎”的合理性显得越发突出。

　　现代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节节攀升，最大限度地膨胀了家庭消费，众多家庭在制定二次生育计划的同时，也制定了一份昂贵的消费计划，进而拉动了社会供给，使经济趋向繁荣。虽然也有人提出，在增加生育支出的同时，理性的家庭势必会压缩其他方面的支出，或许这一点适用于中低收入者，但对高收入阶层来说，额外生育不会降低其生活质量。诺奖得主美国人贝克尔曾指出，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取决于孩子的价格和实际收入，孩子的价格上升，对孩子的需求减少；实际收入上升，对孩子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有意思的是，15年前经典的“超生游击队”已经褪掉了颜色，新一轮的超生大军从农村转入了城市，从贫穷归入富裕，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学者们承认，生育本身就是一种消费，生育的目的从获取赡养的收益转变为不带任何目的性，而这部分人正出自富裕阶层，他们有相对完美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前景，资本让他们有条件进行选择。

　　社会正在进入一种复杂的自我选择阶段，而不仅仅局限于被动的取舍，早在200多年前，马尔萨斯尖利的声音让整个世界为之颤抖——“惟有战争和饥荒才能使人口与粮食达到平衡”。马寅初说“不”，1955年，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控制人口，但直到1979年才开始真正得以实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自己97岁的时候终于看到了结果。又过了20年，“人口经济学”终于在国内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通过生育制度调节宏观经济不再显得渺茫，或许再过20年，“超生”这个词也会变得陌生。

　　商报记者 李海

　　名词解释

　　社会抚养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公民应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没有法律依据的处罚将被杜绝。社会抚养费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超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据《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或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及三个以上子女的当事人，按照规定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

　　据了解，北京市社会抚养费收取标准为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5638元和7172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当事人要缴纳46914元至156380元的社会抚养费；农村居民要缴纳21516元至71720元的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说，在北京市城镇最多缴纳156389元，农村最多缴纳71720元之后，超生当事人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

　　社会抚养费

　　已经成了部分超生人口的“通行证”。

　　商报记者 杜秀平 Ｊ013

　　典型案例

　　姜先生家“二公子”开销

　　产前检查：和睦家医院进行完整产前护理，费用为1690美元。

　　分娩费用：和睦家医院自然分娩套餐的价格为6820美元，剖腹产套餐价格为10980美元。

　　奶粉费：婴儿每个月大概要喝掉10袋容量400克的奶粉。姜家二公子喝的是赛特购买的200元左右的进口奶粉。

　　婴儿车：一共购买了三辆价格在2000元以上的婴儿车。

　　婴儿床：姜家二公子睡的是专门为他订做的环保婴儿床，花了他老爸5000多元。

　　婴儿玩具：姜先生家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柜，里面都是婴儿玩具和开发智力的影像资料，贵的要上千，便宜的也要几十元。

　　幼儿园收费：姜家二公子如今就读于北京一个涉外幼儿园上中班，一年各种费用合计要3万余元。

　　商报记者 朱裴 Ｓ036

　　“贵族婴儿”——婴儿市场上的“财神爷”

　　随着产房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又一个“小财神”诞生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新增人口需求拉动ＧＤＰ增长4％。而目前我国城市0岁－3岁的婴幼儿数量在1000万以上，孕婴用品的消费客户占城市人口的3％左右。每一个新生儿不仅是父母们的“小天使”，也是商家的新经济增长点，特别是那些“贵族婴儿”，更是商人们的“财神爷”。

　　“为孩子花钱，怎么花也是值得的。”聪明的商家早就看到这一现象，各种专门赚婴幼儿钱的花招层出不穷。像一般的奶粉、尿布、婴儿车、婴儿床、育婴教材等必备的用品种类数不胜数。给婴儿起名、为婴儿留手脚印、婴儿胎毛做的纪念用品、婴儿艺术照等新招更令人眼花。另外一些专门为“贵族婴儿”定制的高档婴儿用品更是令人“咋舌”，声控的婴儿尿布，全电子的婴儿车、婴儿床，专为婴儿设计的豪华游泳池，专业婴儿家教，专业婴儿营养师，就连婴儿服都由名牌量身定做。

　　“没有最贵，只要最好。”商家早就看好了“贵族婴儿”的腰包。

　　商报记者 朱裴 Ｓ036

超生挑战中国16亿人口上限 名人多子引起关注

　　媒体曝光度较高的公众人物的多胎现象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如歌手韦唯、导演陈凯歌夫妇等育有多子的事情都广为人知，并也曾引发对此现象的讨论。

　　不少私营企业主也表现出了对生育多胎的兴趣。据记者调查，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的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不少有一定产业的私营企业主就有生育多胎的情况。在培养“事业接班人”的动机下，企业主往往坚持一定要儿子，有一个儿子还希望要两个。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浙江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高收入阶层的特权及中国农村的超生现状都暴露出一个事实：中国人口压力依然严峻。

　　高收入阶层的多胎路径

　　不久前，一份名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对策》的研究报告，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被认为是引发新生儿性别失调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在成为基本国策22年后，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有人因此而提出，人口数量控制不应再成为国家人口政策的重点。然而，调查表明，中国人口现状依然十分严峻，国家人口压力沉重，生育政策在决策和执行中如有不慎，高悬于顶的人口利剑就会掉落，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可能会功亏一篑。

　　2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宣传，的确让“控制人口”的思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人们。但是，一个仅仅执行了20年的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数千年来形成的生育观念。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承认，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

　　在执行计划生育多年后，人们的生育势能实际上增大了，使得中国存在不少潜在生育人口。他们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

　　虽然潜在生育人口大部分目前处于生产力欠发达的农村，但据调查，在城市中，高收入人群中潜在生育人口不容忽视。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的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另一个对上海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让专家学者们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育观都是二胎或多胎，而且收入越高，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阻碍因素考虑的就越少。其中，喜爱孩子、希望孩子未来有兄弟姐妹等都是白领们想要多子女的原因。

　　当然，他们并没有违反国家的生育政策，他们之中，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就明确表示，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嫁给外国人而仍然生活在国内的，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前所长李伟雄认为，介于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这样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也同时承认，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发局部事态失控。据了解，一些地区就是当地基层干部和企业主首先违反计生政策生多胎，引起超生现象开始在当地蔓延。

　　除了高收入人群外，农村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对生育的潜在要求也不小。在缺乏足够社会保障的农村地区，“养儿”依然是农民“防老”的最佳选择。最近，国家在四川、黑龙江、湖北等地推行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试点，采取的就是向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双女儿家庭进行奖励，让这样家庭的农民在年老后领取国家发放的“奖励扶助金”，便是针对这一潜在人群采取的措施。

　　连生10胎超级家庭的“统计困惑”

　　在中国农村有这样一个超生家庭的故事。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响应国务院的号召：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被看作是中国人口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之后，计划生育开始加速走向前台，并于两年后的中共十二大上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就在《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村民王容（化名）夫妇的大女儿小雨出生了，求子心切的他们没有遵照当时计生政策要求，相隔四年再生第二胎，而是于两年后就生下了二女儿小燕。“我们不是不知道政策，但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啊，要是没个小子（儿子），老了谁来养我们？受了欺负怎么办？我跟孩儿他娘商量了，不管怎么样都得要个小子。”王容在回忆20多年前作决定时这样说道。

　　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王容夫妇受到了当地计生部门的处罚，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要个“小子”的决心。从1981后的12年里，王容家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孩子出生，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第10个孩子，也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于1993年出生后才告结束。

　　和多数城市居民一样，记者刚了解到王容家的情况时，也是无法相信这个事实。这样的“超级家庭”似乎更应该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非实行了2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今天。

　　其实感到惊讶的不仅仅是像记者这样的外行人，当把王容家的情况告诉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口学专家时，他们也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表示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专家们将王容家的情况称之为“极端个例”，他们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全国大多数的家庭都是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生育孩子的，国家统计和他们调研的结果都显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未出现大规模严重超生现象。专家们谈到王容家时认为他们家“太特别了。”

　　按照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0年全国合计的计生率为94.64%，也就是说，全国仅有5％的家庭存在超生情况。但这却与人们在平常生活中的经验不相一致。记者的同事中凡有亲戚在农村中的，同村中几乎都有超生家庭，有的地区的超生家庭比例超过一半。而从普通市民接触到的一些从农村来城市的打工人员中，自己家里或亲戚家里有三个甚至更多孩子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媒体虽然直接报道超生现象并不多见，但不难从一些新闻的侧面发现问题。不少见诸于报刊电视的扶助贫困学生的新闻中，就可以发现超生家庭，这甚至在报纸和网络上引发了读者关于“是否应当帮助超生家庭”的讨论。中国青年出版社今年出版的《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一书，在新浪网上连载后影响不小，而其中描述的贫困家庭中，大多数都有3个或更多孩子。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段世荣教授介绍，他们以往对北京市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调研表明，有2/3的家中有2个或更多的兄弟姐妹。

　　由于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凭借生活经验判断的人们就会感到困惑，为什么超生似乎并不如统计数据表明的那样。人们不禁要问，透过层层的现象和数据，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超生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超生人口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

　　中国的超生人口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对了解目前中国人口的现状至关重要。

　　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着多个统计结果，但是记者没有在其中找到超生人口的有关数据。而在各地方上的计生部门网站上，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数据。

　　其实这不难理解，由于计生工作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评价中具有“一票否决”的特点，所以地方政府对于当地计生工作的效果相当敏感，记者联系了几个省区的计生部门，也同样无法得到当地近期的超生统计，即使是王容家所在的地区，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也矢口否认当地存在严重的超生情况。

　　第一手的数据无法得到，记者只有求助于从其他数据来推算结果了。

　　从原国家计生委发布的《2000年统计年度各孩次出生数》中可以了解到，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所在家庭中已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为20万人，考虑少数民族当年出生约10万人左右，再加上补报出生的36万人（多为多胎家庭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人口”不会超过50万人，不到当年出生总人口的3％。

　　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这个问题，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通俗的说，就是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它能够很好地说明妇女现在究竟生育多少孩子。从长期看，要稳定保持人口数量，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值应在2.1左右，也就是每家生育两个孩子。

　　另一个概念是政策生育率，也就是按生育政策执行后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可以概括为“城市一胎制、农村一个半，少数民族更多”。所谓“农村一个半”，就是允许农村家庭在生了一个女孩之后还可以再生第二个的政策。如果严格按照计生政策执行，由于中国人口中农民占到了大多数，城市的独生子女和少数民族的多胎相互抵消，可以得到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值——即政策生育率应在1.55至1.56左右。

　　国家统计局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算得中国当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22。这个数据在当时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因为这意味着中国2/3左右家庭为1个孩子。国家计生委后又根据卫生、教育等部门提供的数据，将总和生育率调整为1.78。今年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提到的1.8的总和生育率即来源于此。

　　1.8自然是大于1.55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实际出生人口并不符合国家的计生政策，属于“超生人口”范围。人口学专家根据总和生育率的实际值与政策值之差估计，每年大约在二三百万人的规模。按照2002年中国出生1600万人口计算，当年“超生人口”的比例在12.5%至18.5%间。如果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超生人口”，大约在3000万的规模。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不赞成这个数字，他表示，由于各地的地方性政策以前并不完善，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严格执行国家政策的。如广东省，原来一直以来执行的是“农村两孩”政策，在最近才调整为同全国一样的“一个半”，其他也有一些地方在农村执行的是“二胎制”，所以必然造成前期的总和生育率较高。但李伟雄没有表示自己对“超生人口”规模的估计。

　　这个数据得到了山西省情况的支持，据《山西商报》报道，山西省每年40万至50万左右新生儿中，80％以上为符合政策的合法生育，其余多为超生。也就是说，山西省的超生比例也接近20%。

　　由于超生现象多发生在农村，所以对于占中国70％的农村人口来说，超生人口的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这个数字应当足以让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