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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转载】剖析民工荒-内地发展受影响(1) -- 东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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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中国社科院访谈:人口红利到2013年结束.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60817/15272831699.shtml

          ■编者按:一个拥有1.5亿富余农民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缺少劳动力?

          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前年发端于珠三角的民工荒,现在已蔓延至作为大量劳动力输出地的中部大省,并逐渐演变为更大范围的民工

        荒。

          被称为世界制造工厂的中国正面临着民工短缺的窘境,这不仅将影响企业的竞争力甚至生存,还将带动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经历痛苦的嬗

        变。同时,对地方而言,是否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也渐渐成为吸引投资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在未来10年里,民工短缺将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

        考验。

          本组报道旨在从政府、企业、专家、农民工以及产业转移等多个视角来解读民工荒现象的成因和影响。

          □本报记者黄小伟

          记者:在民工荒刚刚出现的时候,普遍认为是局部和结构性矛盾,你认为现在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蔡昉:当时我也认为是和经济形势相关的局部的、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和户籍制度有关,因为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中

        西部的农村,需求是东部沿海外向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空间的不统一,可能导致劳动力需求变化在供给上不能及时地反映。现在我认为这

        样的原因仍然存在,但民工荒从珠三角地区扩张到长三角地区,再到很多内地原本是劳动力输出的地区。无论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县城,

        都出现民工荒,而且不仅仅是技工荒,就说明普通劳动力也是不足的。

          我们看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将越来越慢,直到2013年左右达到零,我们发现这个供给是逐年减少的,尤其是16岁到25岁的年

        轻劳动力。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供求关系出现拐点。由此可以判断,劳动

        力短缺呈现出一个全局性特点,劳动力整体供给不足。

          记者:刚才你说劳动力供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变化?

          蔡昉: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对劳动力需求也越来越大;另一个就是人口结构在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

        政策的执行,从1980年以来,降低了生育率。那时候生育下来的人,现在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批人少了,以后还会少,但是进入老年的人

        口却多了起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就影响了劳动力的总供给。

          记者:你认为现在劳动力供给是绝对不足还是相对不足?

          蔡昉:从目前来看,还不能说绝对的供给不足,但是经济发展不是短期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是短期变化,不可逆,所以我们称之为

        劳动力供给的阶段化变化。从劳动力充分供给变化到短缺,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刘易斯转折点,这个点就是一个阶段变化。在转折点之前,有一

        系列的经济特征,比如说,经济增长无论吸纳多少劳动力,都可以在不增长工资的情况下获得。我们看到,在2004年前的10年内,民工的工资

        基本没有增长。但是2004年以后,民工工资一年的增长速度,比过去十年增长的速度都要快。与此同时,劳动者与雇佣者的相对谈判地位提高

          记者:那是否意味着中国今后将不可能再享受这样的“人口红利”?

          蔡昉:没错。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劳动力是一直增长的,带来两个好的条件,一是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另外,人口结构生产性比较高

        ,储蓄率也比较高,有利于我们的投资,给经济增长带来了额外的源泉,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我们用的人口指标是总抚养比。也就是说,1

        个百分点人口抚养率的下降导致0.115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但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2013年结束,2013年之后就返回去

        了,假如我们模型还成立的话,每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就会导致0.115个百分点人均GDP的下降。

          记者:这一变化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蔡昉:这个影响不一定是坏的影响。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包括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取得经济增长效果。我们在这种资源相

        对丰富的时候,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但劳动力供给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经济增长方式可能会出现很多变化,比如从劳动集约型转向资本或

        技术密集型。但是最核心的变化,应该是转向以生产率的提高带动经济发展。

          记者: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企业应该有什么样的角色定位?

          蔡昉:企业最重要的是对经济信号作出反应。企业是单纯依靠增加劳动还是依靠投资,或者转到以提高生产率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主要

        是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时候,他当然是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金供给充裕的时候,他会尽可能地获得投资;但这

        些变得相对稀缺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提高生产率。

          但是企业能否得到正确的市场信号呢?就得依靠市场是否完善。维护市场信号的正确性,维持市场的竞争性,从而给企业正确的信号,就

        是政府要做的事。在生产要素市场,价格不能扭曲,但现在我们还存在扭曲现象。比如企业获得的贷款并不是真实的成本的反映,利率也是被

        人为扭曲的;为了维持城市人的利益,城市人的工资被人为保护;有的地方为了吸引投资,把土地这种稀缺性资源定到零成本。这些都是人为

        地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政府就应该规范市场,让市场真实地反映生产要素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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