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既然司兄称还有“省县赈灾款”作为赈灾主力，那么拿出数据来看下何妨？老兄历来号称细研文史资料，本文通篇为何又不见一处？

注：

1942--河南大饥荒

作者：宋致新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ISBN：7216043227

·出版日期：2005-7-1

·页数：218

（引自http://www1.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6_6_16_9_31_38_256.html，参考着看看吧）

《多維時報》特約記者蒲濤／人們探討河南六十年代初慘絕人寰的饑荒時，指出了共産制度與大饑荒的密切關系。但是中國學者宋致新披露河南四十年代饑荒的著作，以翔實的史料啓迪人們：不合理的制度對於造成和加重饑荒固然是重要因素，有時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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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大災是怎麽造成的

　　人們對慘劇嗟歎之餘，不禁要問：誰之罪？怎麽造成的？宋致新認爲，當我們站在時代高度，探究1942年河南大災的原因時，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華戰爭是造成這場特大災荒的根本原因。

　　“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日軍在河南境內先後發動過十多次大規模進攻。其中較大的戰役有三次：1938年2月，日軍發動豫北作戰（即平定作戰），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後退至黃河以南，豫北全境淪陷。日軍在黃河北岸與中國軍隊隔河對峙。

　　同年5月，日軍發動豫東作戰（即蘭封會戰），6月初日軍攻陷開封、中牟，向鄭州進逼。爲了阻擋日軍西犯，蔣介石令在鄭州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黃水奔騰而下奪淮入海，黃泛區以東陷於敵手。

　　1940年6月，日軍占領了豫南的信陽，控制了平靖關和武勝關。1941年1月，日軍發動了豫南會戰，沿鐵路北進，中國軍隊經過激戰收複失地，日軍退回信陽一帶。

　　這樣，到1942年河南總面積三分之一淪陷，國民政府管轄的區域三面臨敵。

　　黃河的決堤泛濫，蔣介石“以水代兵”暫時阻止了日軍西進，但給人民生命財産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89萬百姓喪生，黃水退後形成長達400多公裏的黃泛區，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沙灘河汊，不願做亡國奴的民衆大批流向國統區，加重了國統區的糧食負擔。幾十萬中國抗日軍隊在河南駐防，軍糧馬料，以及兵源補充，全靠在河南“就地取材”。從1937年抗戰爆發以來五年半裏，河南出兵出糧都是全國第一。沈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使河南民力物力財力早已枯竭。即使在風調雨順年景，農民交糧納賦之後，也談不上任何儲藏。當1942年遭災，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又絕收，特大饑荒的爆發就勢在難免。

　　宋致新還分析說：河南本來鐵路交通最爲發達，平漢鐵路縱貫南北，隴海鐵路橫跨東西。但在抗戰中兩條大動脈絕大部分癱瘓，只有洛陽以西一段隴海線還開通。而河南公路交通極落後，自古救濟饑荒，無非“移民”和“移粟”兩法（即將災民運走或將糧食運來），河南交通運輸如此困難，兩法都缺乏效率，災民就像被關在鐵屋，只能坐以待斃。

　　宋致新指責蔣介石專制腐敗，不恤民命，是造成國統區70多縣河南災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在占全省面積三分之一的淪陷區，同樣遭受了嚴重天災，災情被封鎖得更嚴，災民死亡總數，迄今無從得知。在國統區，要徹底救災也確有困難。然而，從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線無大的戰事，國統區還有許多省份豐收。國民政府如果誠心抓緊救災，是能夠把災情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但蔣介石政權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置人民的生命財産於不顧，致使災情日趨嚴重、不斷蔓延，

　　蔣介石對河南大災始終裝聾作啞，目的是既不救災，又可以推卸責任。1943年 3月底，當白修德向蔣介石陳述災情時，他還矢口否認、故作驚訝，其實，他對於河南災情的嚴重性早已知曉。1942年8、9月河南災象初呈，蔣介石已從軍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識到危機，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開“前方軍糧會議”，決定將河南征糧數額減爲250萬石，又命令立即征用所有運輸工具，把陝西儲糧迅速運往河南。但蔣介石采取這些緊急措施，是爲了解決河南駐軍的糧食問題。

　　1942年10月，對於國民政府來說，本是遏止河南災情蔓延的關鍵時刻。因爲隨著冬季的到來，災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會急遽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赈濟會推選楊一峰等代表赴重慶，籲請國民黨中央免除災區征實配額，蔣介石不但拒見他們，還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10月20日，國民黨中央政府派張繼、張厲生等到河南勘災，他們經過實地考察，承認河南災情確實嚴重。10月29日，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第三屆一次國民參政會上，爲河南災民涕泣陳情。然而，多方呼籲，並沒有引起蔣介石政府對救災的重視。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撥給河南2億元（1億赈款，1億貸款），同時強調軍糧征收不能減免。於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一面視察災情，一面督促征糧。當省府大員到各縣督征時，有的縣長談到百姓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服毒自殺情景時，不禁痛哭失聲，跪地磕頭，請求免征。縣政府到鄉間逼糧，農民交不出糧食，自衛隊的團勇便到農民家“坐催”，住農民的，吃農民的，逼著農民只好賣掉所有能賣的東西去納糧。

　　自古以來，災區人民通常是不納糧的。蔣介石政府爲什麽偏偏違背救災的道理，把“納糧”和“赈災”攪在一起呢？宋致新解釋：他“救災”是假，征糧是真。由於河南的交通運輸極爲困難，幾十萬河南駐軍的口糧，從外省調運至少也得好幾個月。軍隊不可一日無糧，軍民交困時，蔣介石采取了舍民保軍的殘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國民政府從河南共征收170萬大包小麥。

　　宋致新算帳說：國民政府撥了2億元赈災款，當時平粜糧按最保守估計已漲到每斤10元，2億元只能購得2千萬斤，分給300萬災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國民政府從河南征收的是170萬大包小麥，每大包200斤，共計3.4億斤，分給300萬災民，每人可得110多斤。

　　河南省軍政不和，政府內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責任，也是導致災情酷烈的原因。宋致新說，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爲向上邀功，瞞災不報；軍方只管要糧，以勢相逼。三十一集團軍軍長、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是蔣介石的愛將，他在台兒莊大戰中建立過戰功，駐紮河南期間，還身兼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邊區黨政軍分會主任等職，威高權重，腐敗隨之。大災中，湯恩伯大肆擴軍，在重災區拉夫抓丁，橫征暴斂，在副司令長官部所在地葉縣大興土木，驅使災民修築黃河新堤，累死餓死的民工不計其數。湯恩伯還利用職務之便，參與經商走私，大發國難財。老百姓把他列爲造成河南大災的“四害”之一。

　　宋致新還認爲，各縣縣長及公務人員的平庸無能，也是大災越演越烈的原因。當時的河南，民間還蘊藏著很大的救災力量。如果各縣政府敢負責，組織民衆，勸借勸募，以富養貧，或者組織生産自救，都可以緩解災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麥長勢很好，災民只要堅持到麥收，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春救災緊要關頭，南陽《前鋒報》大膽提出“放鬥余，貸公糧”，號召各縣縣長打開公倉，把往年余糧和麥收前吃不著的公糧拿出來貸給災民，但大多數縣長害怕放了糧收不回，甯肯眼看災民餓死，也不願冒此風險。

　　1942年河南大災以300萬民衆活活餓死而悲慘地結束。由於國民黨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除了極少數正直敢言的中外記者爲這場大災留下了片斷記錄外，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無聞。但是，大災的潛在影響巨大，惡果就一樁樁顯露出來。最直接的惡果，是 1944年春夏之交國民黨軍隊在中原會戰中慘敗。4月17日，日軍渡過黃河，歷時38天的戰鬥中，日軍以5萬左右兵力打垮了40萬國民黨軍隊，占領了豫中 30多個縣城。中國軍隊意想不到的是，撤退時豫西山地民衆到處截擊他們，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甚至槍殺官兵，造成軍隊重大損失。

　　湯恩伯對此不僅不深刻反省，反而惱羞成怒，把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歸於河南老百姓，誣蔑河南民衆都是漢奸，貼出標語，準備實行屠殺。1944年9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三屆會議上，中原會戰期間身在河南、親眼目睹了湯恩伯部隊臨陣逃跑、侵民擾民行爲的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從淪陷了的河南歷盡艱辛來到重慶，在參政會上，以鐵的事實揭露了湯恩伯的罪行。如，湯恩伯利用軍權經商走私，在逃跑前讓士兵、民夫搬運大量私財；前線激戰正酣，他卻在魯山溫泉沐浴；倉庫落入敵手時，裏面還存有面粉100萬袋，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郭仲隗的發言引起衆多參政員極大憤懑，由郭仲隗領銜，103人提交了嚴懲湯恩伯的提案。

　　中原會戰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被撤職，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在蔣介石的庇護下撤職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組。

　　宋致新在《1942：河南大饑荒》代前言結尾寫道：爲紀念被納粹德國殺害的600萬猶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殺紀念館新館。把民族的災難轉化爲民族的思想財富，才是對災難最好的紀念。“我想，中國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頭）也應建立1942年河南大災的紀念館呢？”

　　這與《餓鬼》一書作者貝克異曲同工。貝克在中文版前言和後記中兩次表達了願望：應該爲六十年代大饑荒的死難者建立一座紀念碑。

　　《餓鬼》書中有一個重要觀點：“世界上所有共産黨掌權的國家幾乎都遭受過災難性的饑荒。蘇聯有過兩次大饑荒，蒙古、柬埔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北朝鮮都有過慘重的饑荒。”這段文字實際上提出了共産制度與大饑荒的密切關系問題。貝克也說：“把所有這些罪惡和荒唐的行爲全都歸咎於吳芝圃和信陽的路憲文並不夠完全，他們之所以如此狂熱地追隨大躍進的荒唐目標，其部分原因來源於河南的過去，過去的狀況構成了培育烏托邦空想的沃土。”宋致新的著作，更以翔實的史料啓迪人們：不合理的制度對於造成和加重饑荒固然是重要因素，有時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紀念館，紀念碑，都是爲了紀念。而紀念的根本目的，是避免重演。

王外马甲：

王外马甲：

司徒卡：

上两段话中，王外马甲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滑县是王泰恭的家乡和势力所在地，司徒君你怎么当场用谎话攻击别人呢？你这样的文字，人家怎么读呢？

你喜欢细致研究，这很好，许多网友都赞许了这一点，可这这就是细致研究？指责王外马甲“刻意隐瞒的重话”，到司徒君口里，却成了颠倒是非的栽赃，不是吗？

然后再做回复, 这样其它人看起来容易. "引用"功能在你写字地方的上面, 蓝色字体, 用的时候, 先copy, paste, 然后把考贝的东西选择, 点"引用".

其它请继续.

43年8月10日，久旱的滑县终于下了一场透雨，灾情得到了缓解。亟待恢复生产的时候，却缺乏劳动力（当地有逃荒习惯），于是冀南、鲁西（当地没逃荒习惯）的八路军部队就纷纷开进豫北，直到44年1月杨得志带冀鲁豫主力开赴陕北之前，这一带总有许多八路在种地。这也给共产党建设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文化积淀深厚的滑县，要迅速唤起群众的政治热情、改变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是件十分棘手的事。总有人认为：共产党的办法就是先派个穷人诉苦、再选个地主枪毙，把群众“逼上梁山”就行了……说这话的人多半没和农民打过交道。这样做只能逼得人互相打起来，岂能“逼”成一条心？老百姓是那么好忽悠的么？

滑县群众工作，是由四地委组织部长赵紫阳和“抗联”组织部长纪登奎负责的。他俩带着几十个学生分散进到各个村，白天帮干活晚上拉家常还教小孩子识字，吃饭交粮住宿给钱说话客客气气。老百姓觉得这帮读书人虽然农活不拿手家务不熟悉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但看上去都是懂道理的好人，于是相处得不错，他们管大赵部长叫“先生”、管小纪部长叫“通讯员”，没觉得他们是当官的。

过了些日子，逃荒的人们陆续回来了，村里遇到了问题。

大灾荒中，有的灾民为了求生将土地以很低的价格典卖给了地主、将妻子儿女卖给了别人，这种土地变动和人口买卖显然不正常也不公平，可遇到这种事，本宗本族的人也扯不清楚。灾荒解除后，纠纷日益增多，族长乡绅们不肯出头（他们自己就是受益方），老百姓于是就想起那帮懂道理的读书人。

大赵部长小纪部长早已把情况摸清楚，他们把“吃亏人”召集起来商量：这事要齐心，大伙一起去讲道理才行。大家当然说：好好好，一切听你们的。

于是提出章程，大致是：在灾荒中买卖的土地，高（富）阶层的准许低（穷）阶层的赎回，同阶层的可赎回一半，赎回价格按原典卖价；因灾荒出卖自己的儿女的，买卖关系无效，准卖主领回（卖主付一点赡养费）；因灾荒丈夫出卖其妻（或被婆家或娘家卖出），其去留由妇女自择，买时所付之款粮改为借贷关系，由卖主按原数偿还；妇女以灾荒为借口擅自离开家庭另找他人结婚，准原夫起诉，以破坏婚姻治罪。

这章程里里外外都显得有水平，地主富农也没啥好说的。若是有人扯皮耍赖，大赵小纪把眼睛一瞪：我是代表政府在给你讲话！手下学生、穷人“苦主”们一拥而上，七嘴八舌一顿臭骂，什么族长大户都不在话下，事情立刻办妥。

这种买卖中“得益”的一方多少有些显得缺德，所以现在被推翻也不好发作。这可是低阶层对高阶层的一次大胜利，贫农中农终于发现乡绅们也是可以战胜的、发现身边的这帮小青年是可以依赖的，于是，传统的宗族威严也就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年青干部趁热打铁，接下来就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穷人们心想：土地是小纪部长帮忙要回来的，老婆孩子是大赵部长帮忙夺回来的，人家开场子上课，总不好意思不去捧场吧。于是男人去听女人也去，大人孩子都知道“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咱们要团结起来，抗战到底”。小媳妇们也学会唱歌了：

中国妇女们，真是封建的很，天天在家里，不让她出大门；

丈夫打又骂，婆母好狠的心，拿着儿媳妇，就当那外来人；

来了八路军，解救受苦的人，咱枪口对外，赶走那小日本……。

这么七整八整的，地主老财不高兴了：穷人们成天聚在一块，佃雇农见了他们也不象原来那么害怕，这样下去可不妙。于是就联络会道门，赶走这帮读书人。红枪会立刻按捺不住地杀将出来。早先，在农村组织“开会”是他们的专利，现在老百姓都跟着共产党学唱歌了，再没人看他们烧香跳大神，实在不爽。

红枪会冲进岳营村砸场子，纪登奎早有准备，他一边疏散群众，一边和会门头子讲道理。到最后撩下一句话：“你们不听劝阻、破坏团结，一定没有好下场”，红枪会的把手一叉：“我有神功我怕谁？”。

一个时辰之后，骑兵团赶到岳营。红枪会神兵手持各类武器应战，法师运气念符：“蹬金鞋，掌金花，戴金盔，穿金甲——金神老父快来到！”。刘大爷他们早就见过这玩意，随便打几个点射，跑在前面的神兵就倒了，后面吓得全站住。

仙法不灵？再念！“杀不进，打不进——观音老母来保命……”，八路又开几枪，直接把大法师从神坛架子上打得掉了下来，神兵们立马转身全跑光了，从此再也不敢来惹事。

纪登奎带队回到村里，全村富人穷人都刮目相看——这读书人，还是个武的呢！

这以后，老百姓不叫他们“先生”了，改称“干部”。

这段,王君谈到了倒地运动.这是一个有趣的题目.事实上倒地运动是国民政府的政策,因应豫境大灾,豪绅往往低价占地,这样灾民灾后返乡就有问题了.所以河南省政府特别制定逻地办法.但是执行上遇到困难.执行上,若是豪绅低价占地,迫使豪绅接受原价还地,这也就罢了.但是实际状况千奇百变,比如,有豪绅弃地出外逃荒,而当地小农(大陆称中农)乘机买地的,那这些中农有商业头脑的中农,他们的投资,就得在灾后泡汤,利益返还大户.这返还就有问题,大户弃的是荒地,中农还的是良田,那这法令在保护谁?

也有投机者,他们对没还乡在外流浪的灾民低价买到授权,再回乡利用倒地图利.举例,甲,乙君有田半顷,大灾田贱价卖于某丙,甲,乙,逃难到重庆,沦落街头,无钱返回老家.河南省府颁令之后,商人丁相中甲,乙的土地.为了向丙”倒地”,丁乃派人到重庆找到状况悲惨的甲,乙,以低价买其署名之数据(土地转让登记,个人申请书),言明由丁代其”倒地”,地归某丁.那么,政府的倒地究竟便宜了谁?是灾民甲,乙,还是奸商丁?

为什么河南省政府没有强制推动倒地呢?因为实际状况太复杂了.读过Hayek?政府的介入往往落后于自由市场信息之后,如倒地运动这种以强制力低价购地的政策,就会有无限复杂的问题.所以省府没有推行.共党学去了,共党的土改一向不做细致研究,而以激发陌生地区贫民对共党政权之向心力为主要目的,不管倒地便宜的是谁,只要得利者能死心踏地,叫他们干部即可.所以一个需再三审究的政策,就被仓促推出.

这是共产党治下连续悲剧的一个深刻渊源.到了大陆易手,共党气势比天高的时候,他们更不愿作细致研究.从毛泽东发令公社化,到第一个公社,不到一个月!如此大事,相应研究,考察只在数日内完成,能不酿成巨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