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党逼的-记军统中将文强（序） -- woyan

袁国平的职位和死亡原因取自文强回忆录，抱歉这块我没核查。可能是文强记错了。

相见时间在八一三抗战时期，当时上海还没陷落，因为两人后来曾相约去见当年的老师张治中，张治中当时正在指挥进攻，所以应是八一三前期。

袁国平应该是在突围途中过青弋江的时候自戕的。

被警卫员打死的是项英，凶手刘厚总，同时遇害 还有周子昆。

文强对袁国平所言并非全无道理。能肃反扩大化杀人太狠，确实让很多人心寒。能坚持下来的固然是英雄，为求自保者亦不必苛责。文强也确实不能算是叛变的。

新四军37年10月才有这个番号，军部12月25日才在汉口成立。袁国平是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是张云逸。

俺喜欢看。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第60页说周敦琬在1941年病逝，却又说“1940年我写诗十首吊亡妻周敦琬”，显然不可能在妻子病逝前一年就写出吊亡诗。周敦琬去世是在1940年冬，而这十首吊亡诗也不大可能是当时写的。因为周敦琬病逝时文强正在上海租界“孤岛”以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之职从事对汪伪策反的危险工作，屡遭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追杀，常不得不狡兔三窟昼伏夜行，周敦琬病逝消息是他的老友廖宗泽（时任四川禁烟公署纠察室主任）通过军统局电台向他转报的，周的后事也是廖宗泽一手操办的。文强当时不可能“细读遗书暗自豪”，当时身为军统局高级骨干，对蒋介石、戴笠有知遇之恩的文强也不可能写出“恽肖马列启明星”（恽代英、萧楚女是宣传马列主义的启明星）、“早有恩来寄语稠”之类诗句。这些诗应是文强晚年追忆周敦琬时所作。

　　第八章“身陷敌巢”一开始（第64页）就说：“1930年，我被捕了。”然后讲到经过短暂的关押，文强被带到特务委员会去谈话，当夜即在打入特委会的中共内线人员的帮助下逃出；第70页上讲到他逃回家里：“这时是1931年8月。”在这段叙述中，后边的时间是对的，前边的时间错了，即文强被捕是在1931年7月。

　　第96页说：“1936年，我在杭州警官学校当指导员，‘西安事变’后不久，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日本“二·二六”事变发生于1936年2月26日，“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二·二六”事变显然不可能发生在“‘西安事变’后不久”。

　　第142页讲文强在上海“孤岛”从事对汪伪策反工作时，说到“我派人打进了‘76号’，这个人叫金乃阳（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八十多岁了）……”这里提到的“金乃阳”，应为“金浪涯”。此事文强多年前就曾告诉过笔者，并向笔者提供了他自己写的专题回忆文稿，说金浪涯是文强在忠义救国军任政治部主任时的下属，后来在上海“孤岛”暗中向他通报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要缉捕杀害他的消息，对他有救命之恩。文强则怀疑金浪涯是潜伏在七十六号内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原来，金当时并非中共地下工作者，而只是一个无党派的爱国青年。而文强在口述中却又说成是自己派金打进七十六号去的，这显然是他的记忆错误。

三

　《文强口述自传》中提到与中共高级领导人交往的史实，也有多处失误。

　　第6～7页谈到文强1925年从上海乘海轮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在船上意外碰到毛泽东，而且还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写。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动身赴广州，路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然后到广东韶关，再转乘火车抵广州”。显然，一个走海路，一个走陆路，文强在海轮上不可能碰到毛泽东。文强自己所写《我对黄埔军校的回忆》（载《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38～64页）一文中，也只说自己在船上碰到了夏曦和廖华平（廖划平），并未提到有毛泽东。

　　第57页讲到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对文强说：“你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我当个军委书记，是个省委常委，你怎么到了四川才安排当了个旅委书记？这不对！”并向四川省委请求改让文强当军委书记，他自己当副的。虽然李鸣珂与文强都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但文强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根本不能与李鸣珂相比，李鸣珂真正“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文强在南昌起义时并不在周恩来身边，而只是周逸群的部下），在起义时李鸣珂是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安全的手枪队（即中央警卫队）队长，从起义到南下转战途中直接保卫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各科工作，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李鸣珂被任命为组织局下设的军事科科长──总管中央军事工作。1928年初，因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傅烈等牺牲，李鸣珂临危受命，被中共中央派到四川任军委书记。况且，当时的省军委也根本没有什么正、副书记之分，就连省委也只有书记而无副书记。李鸣珂怎么可能对文强说出那样一番既违反组织原则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

　　第58页讲到文强在老共产党人王维舟处得知省委遭到大破坏时说：“经过这次失败，看来李立三路线是失败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所谓“李立三路线”发生于1930年6月至9月，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领导，但仍然认定李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路线是一致的，直到年底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正式明确了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文强在“立三路线”时期正在陕西境内与土匪周旋，当年秋（“立三路线”停止执行前后）才返回四川寻找省委，对外界形势毫不知情，怎么可能知道“李立三路线是失败的”呢？

　　第71～72页上讲到罗世文与文强发生冲突时，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好的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这些话显然都是不可能有的。罗世文当时刚从上海回到四川接任省委书记，开始贯彻中共中央路线（即后来所称的“王明路线”），正因为罗世文执行“王明路线”，才从左倾立场上认定文强被捕后与特务周旋时的言行有“变节”嫌疑而硬要给予其处分。罗世文当时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绝不可能说出批判“王明路线”的话。

　　更叫人“拍案惊奇”的是，第74页上讲到文强与周敦琬1931年底离开四川后，到上海找周恩来，说找到了地方，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他们敲门后却没有声音了，而且拒不开门，只塞出一张字条，写了个莫名其妙的“苏”字……事实上，自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已经空前艰难。已往的对外通讯关系，已经全部切断，旧的联络方式已经全部废止。周恩来基本停止工作，潜伏到年底去了中央苏区。文强和周敦琬即使在1931年底去上海，也不可能找到周恩来。如果他们两个从未到上海与中央机关接头，四川干部就那么轻易地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岂不早就被顾顺章、向忠发及国民党特务找到了？何况，文强也说，他自己和周敦琬是在1931年底回到长沙乡下老家住下，经过多次写信和托人带信无法与上海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后，才于1932年去了一次上海。文强1999年3月27日致笔者信中说：“（19）32年整年乡居，我抽出时间与敦琬去沪一趟，往返为时半月（9月初旬到9月下旬归来），目的在找寻周恩来、杨尚昆，都落了空。”这个说法就可信一些。

四

　《文强口述自传》中一些与口述者历来说法相违（同时也与史实相违）的文字，有的可能是出于口述者的口误，有的则可能是出于记录者想当然的“整理”，这都是不应有的。

　　第142页讲到文强被戴笠派到上海“孤岛”从事对汪伪策反工作时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政委袁国平是我的同学，陈毅也是我的朋友，还有张云毅，他们平安不平安呀？我很关心这些人，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这个说法与文强历来说法相违。文强当时已经脱离中国共产党多年，已成为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因为他是在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打击下脱离中共队伍的，所以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后也不愿再回到中共队伍中。同时，他当时得知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消息，也绝不会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情况，而多半是指责新四军“违抗军令”之类的消息，不可能听到那些消息后就“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

　　第222页讲到蒋纬国结婚一事，并未说文强本人参加了婚礼，但在第223页却写道：“在蒋纬国的婚礼上，胡宗南交给我一个任务，不要让人破坏捣乱。我就跟西安方面联系，让他们派一些警察来保卫。”这里的“在蒋纬国的婚礼上”一句话，与文强历来说法相违，因为文强从未说过他参加了蒋纬国的婚礼。他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载《河南文史资料》第三十辑)，一文中写道：蒋纬国的婚礼“当时未大摆宴席，只准备了一桌酒席，在王曲七分校的一座小别墅中举行了婚礼。这是戴笠事后告诉我的”。文强1992年8月8日致笔者信中也说：“蒋纬国结婚，我未参加，我只写了一首诗送去……”

　　第311页讲到周恩来之弟周恩寿时，说他“可惜很早就死了”，这既与史实不符，也与文强以往的回忆不符。文强曾告诉笔者，他获得特赦并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后，曾与周恩寿在同一个政协小组学习，周恩寿身体不好，有时因病未参加学习，文强还把学习文件带去给他看。文强怎么会说周恩寿“很早就死了”呢？

　　第220页讲到：“1945年2月，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首先，中美合作训练班（或称“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班”）本身就是中美合作所的下属部门，绝不是“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文强身为训练班负责人，不可能说出这样外行的话。其次，有关中美合作所的历史真相是，中美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政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协同作战而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抗战胜利后就已撤销，中美合作所并不是监狱或集中营，也没有参与过国民党当局关押、审讯和屠杀政治犯的活动。所谓“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强也从来就反对那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他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一文中就写道：“中美合作所并不是像外间所传为中美两国特务机关的合作，而是中美两国通过外交途径建立起来的军事合作。”“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外间误传是施行一套神秘的特务训练，实际上则完全是为对日军作殊死战斗，训练在前方或敌人后方对敌人进行破坏、狙击、活捉舌头的作战人员。”文强在《戴笠其人》（载《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77～258页）一文中更明确写道：中美合作所“一九四三年夏正式成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前后，按签订的协定，抗日战争结束，即认为该所任务完成，宣告结束。”“中美合作所结束后，该所所有的美国人，不论来自海军、陆军或来自美国的特务机关或非特务机关的，都于合作所结束时，一个不留的回国了。至于以后美国顾问团来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那是另一回事。蒋介石总崩溃的前夕，下令在原中美合作所屠杀了数百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其中有杨虎城将军的一家人等。这件血案是令人发指的，是蒋介石遗臭万年的历史罪证，但不能同中美合作所拉到一起，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第67页讲到文强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逃跑时的一段：“我出去走到墙下一看，果然有一个洞，我钻出去之后，洞外还有一堵墙，起码有三丈高……”事实上，当时文强被带去谈话的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并非一般所知道的有高墙包围的监狱，而是在二十一军军部大院角落上的几间平房，位于山城重庆上半城的岩坡边上，俯临下半城，靠坡边拉着铁丝网（坡下是中央公园即今人民公园）。文强逃跑时不能往正面出口走，会被特务们看到，只能借上厕所之机往岩坡下逃。特委会内的中共内线人员把坡边的铁丝网撬了个洞（不是墙上有洞），文强从洞口钻出，面临陡然下斜的堡坎（不到三丈高），便把长衫脱下系在铁丝网木桩上吊着梭下去而逃跑成功——并非把布条系在石头上，再把石头扔过墙，再“顺着布条蹿上高墙”……这些显然都是记录者不明情况而想当然“整理”添加的（文强绝不可能那样讲）。写到文强逃出特委会后，还有一句“我拼命往重庆方向跑”，也是莫名其妙，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就在重庆，而且就在重庆老城区的中心区，文强逃出去后怎么还“往重庆跑”？他是往储奇门河街地下机关跑。

　　口述历史，在中国大陆是一项刚起步不久的事业。愿意献身于这项事业的人，正如《口述自传丛书》的《出版前言》所说，应该具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这责任感，就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必须对有关历史认真研究，严肃整理，仔细推敲，既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口述者，更要对得起历史。绝不能让今天推出的口述历史给明天的人们留下太多需要重新考证、辨伪的东西，成为另一种缺乏可信性的历史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