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士大夫的没落 -- aokrayd

读辛的永遇乐，突然意识到士大夫的没落其实不是始于明而是始于南宋。南宋的守成政策并非完全不能理解，真正的问题在于，南宋终其始终从未有一个系统连贯的北伐计划，即使在有机可乘时也是如此，这只能说明文官集团毫无进取之心。宋的一个致命问题在于对武将的过份压制。文官集团始终反武将摆在王朝政体即定政策的首位，即使在国家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军事力量的重组时。长江流域的丰茂物质足以供应文官集团的享乐。因此，较之于尊王攘夷，较之于统一国土，驱逐异族这样需要牺牲需要奉献的更为伟大的目标，士大夫更满足于南方的守成。此点即标志着士大夫作为一个政治群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沦落，标志着该集团已将自身的群体利益摆在了整个民族的利益之上。因此当时的作法虽或有合理之处，而从后世看来，则是明显的短视行为。若注决意到东晋的偏安便标志着世家的没落，则南宋的偏安同样也标志着这一在汉唐时期生机勃勃，富有进取心，富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政治集团以经没落了。

民族的创造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对自身力量的确信，来自于对自身的文化自身信念的确信。一个任由异族侵略统治而无所作为的民族，还能谈得上什么创造？这个民族以经没有了灵魂！清给于了中国广阔的领土，然而终清一代，整个士大夫集团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体制上可曾谈得上有任何创造性的贡献？一个为异族服务的集团，还有什么作为可言。

南宋的灭亡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当皇权有意识地自我限制换来的只是一个腐朽没落的文官集团时，也就毫不奇怪明中央集权和皇室权力空前的集中和扩张了。中国人说的以史为鉴并不只是说说而已。综观历朝历代，都会看到对前朝的致命缺隙的纠正。明的措施就是要彻底地将文官集团置　于皇权的控制下。明一代，皇帝与文官始终处于如此尖锐地对立中，恰与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皇权固是贪婪，而文官集团自身的腐化和在元朝的顺从则无疑难辞其咎。

从欧阳修高举忠君的旗帜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应该说士大夫自身也意识到了此问题，即迅速膨胀的士大夫集团利益如何　与皇朝整体相协调。而理学的发展并不能解决问题。从春秋来看，士实是贵族中最末一等，孔子就称自己的多才多艺实为家贫。然而正是这种贫，赋于了士大夫旺盛的活力。这不仅仅在于个人的野心和欲望，更重要的是，他们自然地形成了上条上与下的纽带。从上来讲，士作为文化的载体，对于政体的结构，国家的运行具有充分的设想。从下来讲，士了解人民的疾苦，熟悉下层的运作。所以士一群体正足以主持整个国家的政治运作。然而到书中自有千钏粟的时候，士一群体自身以经开始转变了。尽管科举制更广泛地提供了从民间选拔人才的手段。然而文官集团自身却以形成了一特殊的利益群体。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尽管总有个别官员的清廉和正直，但从整体上来说，文官集团无一例外地总是在贪婪中堕落。集团自身的利益至上而同时又把握着政治权力，无疑是一个重　要的因素。此点对现今中国的情况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理学根本就没能抓住问题的要点。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到宋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私有财产开始明晰。北宋未曾在全国范围内如前朝一般均田便是对私有土地的默认。而明太祖而是借着各种罪名将江南的大地主们杀个干净才能实现土地的重分配，这都说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已不能再适用了。当个人均以尽可能获取私有财产为目的时，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必然　要做全新的要求。所以明一代对商业体系压制如此之严，也就是要遏制这种趋势。朱要通过灭人欲来改变此现状则完全是逆潮流而动。也就是只能成为帝王的统治工具。从学术上来讲，从宗教感上来讲，理学是一大进步，然而孔子孟子从来也就无意将儒变成一种纯粹的学术体系，也无意转为纯粹的内心修养，汝为君子儒莫为小人儒就以经说得很明显了。立功立言立德，首要是立功，儒学的第一要旨便是政治中的实践。而实践的首要性，便是要实事求是。食色性也，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孟是把人的合理欲望摆在首要的位置上的。理学的兴起恰恰颠覆了原始儒学的这一重要特征。指导思想上的转向更加速了文官集团的败坏。

现代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回归。而这一体制在政治和经济文化上当下都在趋于解体。回顾宋明之际的变化，于今也不凡意义，中国当下正呼唤着一个新的领导阶层的出现。士如何起如何落而又将往何处去，中国又将往何处去？台湾本可以做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只可惜集团利益至上，又还能有什么雄心大志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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