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袁本初密码 -- 张四维

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自从出任河南尹，主管首都政务以来，袁安的仕途便一片光明。他在职十年，政绩备受各方好评。到了汉章帝建初八年，袁安就顺理成章地升任九卿之一的太仆。

所谓“九卿”，就是朝廷中地位仅次于太傅、大将军和“三公”的九位官员。“九卿”职位的设立开始于周代，后来名称多次变易，到了东汉时期固定为：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东汉九卿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旒冕，也就是一块系着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皇帝戴的旒冕有12串白玉珠，即“十有二旒”，木版前端系的白玉珠串长4寸，后端系的白玉珠串长3寸。官员们戴的旒冕则不同，只有木版前端系玉珠串，成色也不同：三公与诸侯应当戴7串青玉珠旒冕，即“七旒”；九卿应当戴5串黑玉珠旒冕，即“五旒”。戴上旒冕，穿上朝服之后，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外形立即变得极为威风潇洒，望上去犹如神仙下凡一般。

三公和九卿们毕竟不是时装模特，他们各司其职，工作相当繁重。袁安担任的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以及为近卫部队督造武器。每当御驾出行，太仆都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们身边的，则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大将军。鉴于汉朝人除非生病，否则很少坐轿，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这个被称为“乘舆大驾”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之间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国家大事，而这种对话又经常发生。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无疑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会时常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另一方面，太仆也往往成为皇帝在朝廷里的传声筒。能够出任太仆，说明袁安的驾驶技术很过硬，为人诚实可靠，不会轻易泄漏机密信息，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因而能够参予中枢决策。

需要袁安当皇帝传声筒的时机，很快就到了。元和二年春季，也就是在袁安出任太仆两年之后，随着武威太守孟云的一封加急奏折传到洛阳，朝廷上掀起了激烈的辩论。

同以往的多次辩论一样，这次辩论的焦点在于汉朝与老对手匈奴的外交关系。此时，昔日庞大的匈奴帝国已经以戈壁滩为界，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活动于河套地区及秦晋高原北部一带，臣服于东汉帝国；北匈奴则活动于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南部，与南匈奴不时发生冲突，偶尔还会侵犯东汉帝国的边疆，并对受汉朝保护的塔里木盆地诸小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经常与西域都护班超交战。

公元1世纪末，东亚地区气候变冷。作为游牧民族，匈奴人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牲畜大量死亡。南匈奴由于有汉朝政府每年提供的巨额补贴，生活基本无忧；而北匈奴自给不暇，往年役属的部落纷纷叛变，又连年遭到北方的丁零人、东方的鲜卑人、南方的南匈奴、西方的乌孙人进攻，国势衰败，无力再与东汉帝国长久抗衡。东汉帝国四境不安，也有意同北匈奴和解。元和元年，北匈奴的优留单于派使者来到武威，通过太守孟云向东汉帝国提出通商的要求。汉章帝表示同意，优留单于就让手下的几位酋长赶了万余头牛马到边境上来，要和东汉商贩作交易。一路上，东汉地方官吏对北匈奴酋长、商贩们都很客气，对方也十分满意。但走到上郡时，南单于突然派骑兵拦路袭击，将北匈奴商团的牲畜全部抢走了。随后，南北匈奴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北匈奴屡屡吃亏。北匈奴优留单于大怒，又派使者到武威向孟云抗议，说南匈奴身为汉朝藩属，多次向自己挑衅，肯定是出自汉朝的授意和纵容，要求汉朝责成南匈奴，立即交还以往强行夺走的北匈奴牲畜，否则就将倾巢南下问罪。

孟云转达北匈奴优留单于要求的奏折传到洛阳，立即遭到朝廷百官的一致反对。作为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尉郑弘、司徒桓虞、司空第五伦都认为，北匈奴一贯诡计多端，反复无常。此次若让南匈奴交还牲畜，北匈奴一定会轻视汉朝，不如拒绝。北匈奴这些年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假如真敢南下犯边，发兵击退便是。惟独袁安反对说，此次外交争端，错误实在南匈奴，北匈奴往年看到汉朝的牲畜跑出国境，也都派人送回来，说明他们本无恶意。边事以和为贵，让南匈奴交还牲畜，避免一场战争，无损于大汉国威，反而向外国证明了大汉的公正无私，所以应该答应优留单于的要求。

御用驾驶员的意见，往往就是皇帝的意见。司徒桓虞明白这个道理，于是立即表态，改变立场，支持袁安的建议。郑弘和第五伦非常愤怒，当场与桓虞、袁安争吵起来。最后，汉章帝出面调停，按照袁安的意见答复优留单于。但是，南匈奴说夺来的牲畜都已经被吃掉了，拒绝交还。汉章帝闻讯，干脆自己付帐，下诏从国库里调拨专款，让度辽将军兼领中郎将庞奋去市场上买双倍的牲畜，还给北匈奴。同时，对于南匈奴以往斩杀、俘虏北匈奴兵民的“功绩”，又不加批评，反而照样按军法赏赐。

但是，汉章帝为何甘心做这样的冤大头呢？因为他希望维持北方草原上的政治均衡局面。北方草原气候干旱少雨，汉族这样的农业民族难以在当地实施长期统治，所以不让任何一个游牧民族独霸北方草原，乃是汉族政权稳定北部边疆的上策。南匈奴曾经多次要求与汉军联合北伐，一举消灭北匈奴，统一大漠南北，但这样并不符合东汉帝国的利益。汉章帝时，北匈奴已经过度衰弱，难以与南匈奴和鲜卑抗衡。汉朝如果联合周边各民族发兵，完全可以将其摧毁，却难以控制北匈奴治下的土地和人民，只能将它拱手让给南匈奴或鲜卑。这样一来，长城以北势必又将崛起新的草原帝国，给东汉帝国制造大量的麻烦。与其这样，还不如扶持北匈奴，使它与南匈奴和鲜卑等北方民族形成相互敌视的政治均衡局面。因此，答应北匈奴的赔偿请求，而又适当地赏赐南匈奴，不失为一着妙棋。这样做花费固然不少，但和战争经费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东汉政府每年赏赐给南匈奴的岁币是一亿零九十余万钱，此次赔付给北匈奴牛马两万余头，按照近年出土东汉简椟所载物价折算，市值约3亿钱。相比之下，如果在长城沿线多常驻一万名职业步兵，每年即使不打仗，没有损兵折将，不需建造新军事设施，也要至少多花5亿钱的军费，骑兵的花销更是数倍于此。《孙子兵法》云：“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绝非夸大其词。正如拿破仑所说，世界上没有比战争更花钱的事情了，和平永远是廉价的，因此往往不被珍惜。

• 【原创】袁本初密码

※字数太多，7千字以上不能发，只好把一些不重要的段落略去，对全文影响不大。

对于汉光武帝刘秀来说，公元41年一定是个让他扬眉吐气的年份。在这一年的年初，即三统历前一年的年底，流亡到匈奴的代王卢芳回国投降，北方的边患得以解除；不久后发生了日食，但并没有带来什么天灾人祸；十月辛巳日，刘秀终于公布了他期待已久的诏书：废失宠已久的皇后郭圣通为中山太后，改立自己年青时的梦中情人阴丽华为新皇后。

刘秀与阴丽华本是一对老夫老妻，在公元23年便已结婚。但当刘秀北渡黄河讨王郎时，为了得到河北豪强的支持，在公元24年又娶了真定望族之女郭圣通为妻，反把阴丽华降为二房，长年不与同居。公元25年，郭圣通生下皇子刘强，因而在次年被册立为皇后。公元28年，阴丽华产下皇子刘庄，便对郭圣通的地位重新形成了威胁。刘秀对郭圣通本无多少感情，等到卢芳臣服，河北平定之后，他们的这段政治姻缘自然也就走到了尽头。

出于多方面考虑，在赶走郭圣通之后，刘秀便大封诸子为王。此时，他的三位妻子已经为他生下了十一位皇子，其中郭圣通生刘强等五子，阴丽华生刘庄等五子，许美人只生了刘英一子。因为刘强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刘秀没有借口废掉他的太子之位，只得让郭圣通到她的次子中山王刘辅那里去养老。其余九皇子，除刘衡已经夭折之外，八人同日受封：刘庄封东海王，刘英封楚王，刘康封济南王，刘苍封东平王，刘延封淮阳王，刘荆封山阳王，刘焉封左翊王，刘京封琅玡王。自古母以子贵，子以母贵，鉴于生母郭圣通已废，刘强颇不自安，多次要求让位给阴丽华的长子——东海王刘庄。刘秀犹豫了两年，公元43年终于下旨，诏命刘强与刘庄换位：立刘庄为皇太子，改封刘强为东海王。随着郭圣通在公元52年去世，刘强彻底丧失了政治前途。为了崇阴贬郭，刘秀命洛阳官吏捕斩郭家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

【光武帝驾崩，明帝继位：约400字，略】

作为汉光武帝的次子，汉明帝的皇位起初不甚牢固。他的长兄刘强虽然早已不是皇太子，但依然拥有庞大的政治资源，而这就是潜在的威胁。刘秀的遗体尚未下葬，宫内便爆发惊天大案：山阳王刘荆给异母兄刘强写信，说刘强有天子相，何况“上以求天下事必举，下以雪除沉没之耻，报死母之仇，”应当东合诸王，西联羌戎，两面夹击洛阳。不久后，烧当羌果然兴兵攻陇西，先战于允街，又战于允吾，汉军大败，谒者张鸿阵亡。当年秋天，汉明帝察觉内情，降刘荆为广陵王，命他和刘强都离开洛阳，返回封地，严加看管。刘强一回封地就病倒了，汉明帝闻讯后十分关心，立即派中常侍、钩盾令【管理皇宫近池、苑囿、游观的大宦官】和太医前去探视。几个月之后，刘强就撒手人寰。在汉朝历史上，这类的巧合并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此种宫廷黑幕虽然令人惊讶、悲伤和愤怒，却也的确是为了政局稳定所必需的帝国之恶。

刘强死后，汉明帝仍有八个弟弟为王，其中沛王刘辅、楚王刘英与东平王刘苍博学多才，最负盛名，而刘辅擅长的便是《京氏易》和图谶，由此也可窥见当时的学术风气。诸王都是郭圣通与阴丽华的儿子，惟独楚王刘英的母亲是许美人，因为母亲的地位低下，自己也不受光武帝宠爱。汉明帝却最喜欢这个弟弟，大约是因为此人最不可能威胁自己的皇位吧。公元64年，皇太后阴丽华驾崩，而诸藩王都已返回各自的封地，汉明帝虽然得以控制了整个中央政权，却又不免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和危机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自印度的佛教登上了中国上层贵族社会的大雅之堂。

【佛教的起源：约800字，略】

【佛教的早期发展：约1200字，略】

【佛教传入东汉帝国：约1000字，略】

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完成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翻译的时间是公元67年，而在此之前，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早已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他的佛学水平肯定非常有限。鉴于当时尚无成书的汉文佛经，这倒也不太令人吃惊。奇怪的是，他居然同时祭祀黄帝、老子与佛陀，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中国人祭祀佛陀与李耳的记载，所以楚王刘英可以被视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和道教徒。很明显，佛教的传入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而道家著作也对佛教思想的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更有甚者，早期的汉文佛经不仅借助道家文献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且还以老子与佛陀两人同时代为依据，炮制出“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奇特理论(“浮屠”是“佛陀”的另一种译法)。后来，西晋道士王浮以此理论为蓝本，写了《老子化胡经》一书，宣扬老子晚年离开中原西行，经过秦国与河西走廊，又翻越帕米尔高原到印度传教，印度人称他为佛陀，所以佛教乃是道家的支派。此书的内容虽然荒诞，却还一度被列为道家经典，可见这种说法的影响力之大。

公元65年，以往多次入侵长城防线的北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汉明帝很高兴地同意了，派越骑司马郑众前往北匈奴谈判。当时，匈奴已分裂为南北二部，北部在戈壁以北，与东汉为敌国；南部在戈壁以南，臣服于东汉。东汉政府将南匈奴部落安置在今内蒙古南部和山西北部一带，负责防御北匈奴南下侵扰。出长城之后，汉使发现南匈奴贵族须卜骨都侯等人与北匈奴有联系，打算叛离东汉政府，迁往漠北。郑众等人于是立即上书，请求朝廷征发天下兵卒，到今内蒙古南部和甘肃中部驻扎，阻止南匈奴部落北迁。但东汉帝国承大乱余弊，户口稀缺，正苦于兵源不足。形势迫在眉睫，汉明帝只得下诏，命令全国暂时停止执行死刑，将已经定案的死囚都减罪一等，赐弓弩衣粮，发配到北方前线去充军；不愿意充军的死囚既可以找亲戚代服兵役，也可以捐缣帛来赎罪。即便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者，最多不过下蚕室阉割而已。这一决定很快就被证明为正确而及时的：没过几天，在中国便观测到了日食，汉明帝下罪己诏，同时北匈奴果然也南下犯塞。

这份暂停执行死刑，捐缣帛赎罪的诏书发到楚国首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楚王刘英因为受了佛教“原罪”思想的影响，以赎罪为名，派人给楚相送去黄缣白纨三十匹，说自己“过恶累积”。楚相上奏朝廷，汉明帝回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恐有悔吝，其将缣帛发还，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伊蒲塞”和“桑门”都是梵文译音，“伊蒲塞”即并未出家的信佛居士，“桑门”即“沙门”，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和尚”。可见，在公元65年时，楚国已经聚集起了大量的和尚与并未出家的信佛居士，其中必然有不少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和尚，而居士当以汉人为主。道教和佛教这两种新兴宗教，不仅有楚王刘英等贵族的支持，也受到汉明帝的高度赞许，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不过，支持道教和佛教的传播只是汉明帝铲除异己的政治手段，而非改造社会风气的终极目的。公元67年，东汉帝国中央政府与外地藩王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这回首当其冲的是广陵王刘荆。他虽是汉明帝的同母弟弟，却向来同情东海王刘强。以往因为有皇太后阴丽华保护，汉明帝不敢治刘荆之罪。现在阴丽华已死，而广陵地方官员又举奏，刘荆与门客沈凉等人召巫师祭祀，疑似在诅咒皇帝。汉明帝得报，便诏命长水校尉樊矹与羽林监任隗调查此案。樊矹是汉明帝的表叔，为人谨慎，善察中央政策，素来不与藩王往来。他在调查之后，便与任隗上奏，请求以谋反罪判处刘荆死刑。汉明帝见证据不足，担心天下人议论，佯怒道：“各位爱卿恐怕因为刘荆是我弟弟，才想置他于死地吧！如果他是我的儿子，看你们敢？”樊矹引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等先秦故事，冠冕堂皇地回答道：“臣等正是因为刘荆是皇太后临终前特意托付给陛下的皇弟，才专门来向皇上请示。如果他是陛下的儿子，臣等连请示都不必，直接就诛杀了。”这话切合上意，汉明帝闻言一声叹息，便下诏赐广陵王刘荆自杀。

刘荆是汉光武帝诸子中，第一个不仅非正常死亡，而且公诸于世的，其罪名又与巫师祭祀有关，这便为楚王刘英等其它藩王敲响了警钟。刘英倒也机灵，听说判刘荆死刑的是樊矹，想要讨好他，又无法直接与之结交，便找到樊矹的弟弟樊鲔，请求将女儿敬乡公主嫁给樊鲔的儿子樊赏。樊矹听说后急忙跑去阻止，可是为时已晚。当年樊矹就去世了，他的死令诸藩王长出了一口气，殊不知更大的灾难正在逼近他们。

公元70年三统历十月壬辰日，中国又观测到了日食。这是汉明帝即位以来发生的第二次日食，朝廷三公都免官谢罪，请求辞职，以向上天表示歉意。汉明帝立即下诏，请三公立即复职，说发生日食的责任主要在自己昏庸无能。但是，日食这种自然现象的本质，是有黑暗的东西挡住了天穹，使阳光不能普照大地。这提醒我们，帝国内部可能存在各级官吏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送，蛇鼠一窝，欺上瞒下，朝廷的政策难以贯彻到基层，百姓的冤情不能上达中央等等官场陋习。现在应当以日食为契机，详加整肃。在这份圣旨的最后，汉明帝宣布，责成各地的“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在这句话中潜藏的深意，恐怕是当时大部分人都难以察觉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份责成各地政府部门“详刑理冤”的整风圣旨一下达，立即就有一个叫燕广的人上奏朝廷，告发楚王刘英同渔阳人王平、颜忠等伪造图谶和符瑞，其心可诛。同时，三公之一的司徒虞延也接到报告，说楚王打算谋反。虞延看了报告之后，感觉证据不足，又知道刘英是皇帝喜爱的弟弟，与朝廷的关系一向和睦，又专心修炼道教与佛教，不至于策划谋反阴谋，就将报告搁置下来，没有上奏皇帝。他哪里知道，这份报告的背后有大贵族集团指使，主要目的就在于陷害自己。

原来，虞延自青年时代起参加法律工作，为官清正廉洁，不阿附贵族集团，素来民望甚高，但也树敌不少，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东汉帝国第一大外戚集团——南阳新野的阴、邓集团。早在刘秀起兵之前，这两个家族便已与刘家结为三角婚姻关系：阴丽华皇后的母亲是邓家之女，阴丽华的哥哥阴识是破虏将军邓奉的副将，邓奉是西华侯邓晨的侄子，而邓晨又是刘秀的姐夫。东汉建国之后，阴、邓两家除了不断奉女进宫、迎娶公主之外，仍然时常相互联姻，与皇室结成了“铁三角”。公元48年，阴丽华皇后的弟弟——信阳侯阴就的门客马成犯法，时任洛阳令的虞延将其逮捕归案。阴就闻报，不胜其愤，到宫中告御状，弄得汉光武帝只得亲自省理此案。在法庭上，阴就与虞延公开争吵，随后竟在皇帝面前厮打起来。虞延身高八尺六寸，腰带十围，力能扛鼎，阴就根本不是对手，几乎被打死，最后卫士只得举戟刺虞延，逼他放开阴就。最终，光武帝判虞延判案正确，下令将马成处决，并批评了阴就。作为豪门外戚，阴就不仅被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洛阳令当庭痛打，损失了一名重要门客，还遭到皇帝的公开批评，他对虞延的仇恨可想而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22年之后，这次燕广等人告发楚王刘英谋反事件背后的导演，便是树大根深的阴氏家族，特别是汉明帝的舅舅阴就。虞延假若以此案上奏，很可能会被认定诬陷藩王，罪当反坐；假若不上奏，则正是知情不报，势必又会成为招致日食灾变的罪魁祸首，无论如何都将难逃一死了。

既然虞延不上奏楚王谋反，那么楚王当然就必须有罪。汉明帝得到燕广的奏折，立即命令司法机关展开调查。很快，调查结论便顺利出炉，报告说：楚王刘英长期以来网罗全国各地的奸诈之徒，伪造图谶和符瑞，欺骗朝廷，并越权擅自设置贵族、将军、二千石级别高官等职，大逆不道，理应判处死刑。在楚王官邸中还搜出与其交往的名人录，共计竟达数千人之多，他们都有涉案的嫌疑，需要一一逮捕调查。何况现在正值发生日食的敏感时期，可见这些奸诈之徒的恶行已经上干天怒，绝对不能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必须顺藤摸瓜，彻底清查，以便向上天有个交待。

汉明帝得报，也知道刘英并非真要谋反，便只削掉了他的楚王封号，废除封国，徙居丹阳泾县，赐给五百户属民，并允许携带原楚国的卫士、奴婢和妓乐前往封地。但其它涉案人员，特别是虞延，可就没有这么宽大的待遇了。公元71年三统历三月，汉明帝给虞延发诏，指责他隐瞒告发楚王谋反案的材料不报，还曾经推荐与楚王有来往的幽州从事公孙弘，性质恶劣，已经不仅是尸位素餐而已，理应对近年的天灾人祸负责。虞延得旨，明白自己这次难逃厄运，便立即自杀谢罪，死后全家一贫如洗。同时，汉明帝又封燕广为折奸侯，委托他来调查楚王一案。

【刘英自杀，上万人遭到牵连，数千人下狱，多位“云台二十八将”的后裔遭到打击；河东太守焦贶、千乘太守薛汉与吴郡太守尹兴、郑弘、廉范和陆续等冤狱：约2500字，略】

经过半年多的审讯，公元71年夏季，在侍御史寒朗的极力劝谏下，汉明帝开始着手了结楚王谋反案。当时都城洛阳周围天干地裂，久旱不雨，明帝一日突然驾临洛阳狱，亲自过目案卷，点名释放了上千名囚徒。据说他刚录完释放者名单，洛阳城上空便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城郊农民欢声震天。明帝听到百姓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心中不免得意，回宫以后又与马皇后等人讨论，终于下诏定性说：“大狱一起，冤者过半，” 要求各地政府在坚持“详刑理冤”原则不动摇的情况下，对政策略作调整。

洛阳狱中的蒙冤者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但在楚王谋反案的主要事发地，更多的囚徒还在苦等着平反昭雪的甘露。楚藩国原本由许多块互不联结的飞地组成，南至淮河北岸的取虑，北至黄河南岸的须昌。自从楚案一兴，楚藩国便被废除，各块飞地分别被并入邻近郡国，东汉政府又在楚藩国的首都彭城一带改设了楚郡。既然立郡，就要有太守。在如此敏感的时期，这个职务可是个烫手山芋，汉明帝让三公联合商议合适人选。结果，三公一致向皇帝推荐字“邵公”的任城令袁安，说他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 “所在吏人畏而爱之”，能断、敢断大案，最适合出任楚郡太守。而这位袁邵公，正是那位精通《孟氏易》的成武县令袁良之子，也就是袁绍、袁术兄弟的第五世祖。

楚郡太守袁安走马上任之时，正是楚王谋反案风头最劲之际，仅楚郡一地，涉案人员就多达数千名。官吏们知道皇帝龙颜大怒，人人自危，为求自保，竞相酷刑逼供，所以许多囚徒死在狱中，更多的人屈打成招。袁安深知“冤者过半”，所以一到彭城，连太守府都不去，就直接住进监狱，日夜审案，将在押嫌疑犯中没有过硬的罪行证据者，一律上报释放，总数多达四百余家，上千口人。府丞和掾史大惊失色，都向袁安下跪，叩头苦争，说这是“阿附反虏”，罪当反坐，将会弄得大家全部满门抄斩，断断不可。袁安平静地回答：“凡是在官场上混的，眼光高的都想当宰相，低的也巴望着作太守，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不能为此丧了良心。今逢圣世，却因为阿附上司的意思，让大批无辜者在狱中受折磨，陷君父于不义，太守我没法下这个狠心。如果上面不同意我的裁决，按照大汉法律，本太守一个人去顶罪，连坐者也不过是我的家属，绝不会殃及你们。”

袁安的表章传到洛阳，恰逢汉明帝开始调整“详刑理冤”政策，双方一拍即合。得到平反的四百余家人出狱后，莫不交口称赞袁安的仁德，使他很快名满天下。次年，汉明帝将袁安调任河南尹，这个官职相当于太守，主管首都洛阳及其周围的荧阳、开封、成皋、偃师等二十城，名义上是平调，实际上是升迁。袁氏家族虽然不是东汉的开国元勋，也没有立过多少显赫的功劳，却从此进入帝国中央政府，而且在官民之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成为楚王谋反事件中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当然，要论楚王谋反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肯定还是汉明帝本人。通过这次为期近一年的大狱，他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大地主和新兴的宗教势力，巩固了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借着没收涉案人员的私人财产，解了自己在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汉制用周礼，讲究事死如事生。西汉制度：天子即位一年后就应该开始着手给自己建造皇陵，美其名曰“寿陵”，建造费用要占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东汉承大乱之后，加之光武帝重赏开国元勋，财政匮乏，光武帝本人性格又节俭，在位26年之后才开始造“寿陵”。而在明帝在位的第14年，他就开始为自己修建“寿陵”，而且比光武帝的原陵规模更大。据《汉晋春秋》记载，原陵实高六丈，而汉明帝的显节陵实高八丈；现存的原陵遗址高17米，而显节陵遗址高达25米，可证史册所载不虚。查清建造显节陵的巨额费用来源也不困难：显节陵开工的年份，是明帝在位的第14年，也正是楚王刘英自杀的那一年。实际上，就连显节陵工程都用不了这么多钱，但有钱总是不愁花：在楚王刘英自杀、显节陵开工的后一年，汉明帝又大封自己的儿子们为王，同时赐天下男子每人升三级爵位，工龄超过20年的高级公务员每人赏帛100匹，工龄超过10年的每人赏帛20匹，工龄不足10年的每人赏帛10匹，官府吏每人赏5匹，书佐、小吏每人赏3匹。

至于刚刚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虽然也处于楚王谋反事件的风口浪尖之上，却反而没有受到它的很大影响。据东汉末年文献《牟子理惑论》称，汉明帝本人酷爱佛像艺术，不仅在白马寺，也在显节陵、南宫清凉台和开阳城门上雕画了佛像，可见他终生迷恋于此，也可见他兴起楚王谋反案，其实与楚王信奉佛教和道教并无真正关系。打击兄弟藩王势力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汉明帝在公元73年又发动了一场类似的大狱，而这次倒霉的是根本不信佛教的淮阳王刘延。一年之后，汉明帝便又大赏了天下公务员。如果汉明帝不是在公元75年驾崩的话，没有人知道，类似的肥皂剧还会重复上演多少回。听啊，在楚郡和淮阳郡，那首古老的西汉民谣依然在回响：“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 【原创】袁本初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