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 电子赵括
1930年下半年以来东北“共匪”有一定程度的活跃，日本有些资料对此同后来的抗联不加区别。嗯，的确是不太严谨，我去修改一下子。
这文章也解答了我一些一直以来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产生的另外一个效果，就是结束了宁粤对抗。
1931年9月20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广东方面发出通电，呼吁共赴国难。广州一度有“讨蒋即抗日，抗日即讨蒋”的继续对蒋强硬的考虑，在国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当然无法实行。22日，汪精卫孙科等通过蔡元培张继等人向南京表示了以蒋介石承担责任，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为条件的妥协方案。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方案，双方开始交涉。10月7日在对日本问题上达成一致，对外公布。一方面通过国际联盟等进行外交努力，一方面准备进行经济和军事上的抵抗。10月13日，引发宁粤分流的胡汉民监禁被解除；10月15日，广州方面任命了汪精卫孙科等五人为正式和平代表，北上上海同南京方面会谈。10月27日，双方开始会谈，但是在蒋介石去留以及张学良处分问题上发生分歧，进展不大。此时的张学良仍在期待南京能够获取外交成果，迫使日本撤军，平稳返回东北，为了避免刺激日本按兵不动。但是随着日本反对奉系回归态度明确，英美反应冷淡，国内舆论非难指责，冯阎对关内东北军的排斥等等，张学良反过来不得不有求于蒋介石。同时蒋介石在争取英美资金援助问题上有所进展，都强化了其谈判地位，宁粤互不相让。南京于11月12日到23日，广州于11月18日到12月5日，各自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而随着日本继续在东北的军事侵略，国际联盟调停的希望落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等等原因，蒋介石终于不得不再次下野。其间在9月28日，发生了抗日学生运动中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殴打事件。尽管此后国民党和蒋介石屡次发表公告要求学生理智，蒋介石也接见了学生表示并非依赖而是利用国际联盟进行调停，学生运动一直没有停顿。12月25日，北平的学生团两百名学生闯入南京的国民党部，试图接待的蔡元培陈铭枢被殴打致昏。广州趁机进行广州方面部队北上抗日，被蒋介石阻止等宣传，各地学生上京请愿运动有增无减。
然而实际上据日本方面的观察，广州在事实抗日上，比南京更为消极，实际意图不过是利用时局迫使蒋介石下台，排除张学良势力，对日本则多有妥协。日本驻广东代理领事和驻国际联盟公使重光葵等人都有类似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开始考虑以退为进的策略，11月30日以后开始谈论下野问题，并将顾祝同，熊式辉，刘健群，张治中等心腹安排在要职上，并采取步骤掌握经济实力。12月15日，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但事实上保持军事委员会实权。12月18日，国民政府发出学生运动取缔令；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幕，蒋介石派系的宋子文孔祥熙，张学良派系的顾维钧王树翰等人均从要职离任，任命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要职基本上落入广州派手中。1932年1月1日，新政府正式上任。
在国民党内讧同时，日本于12月23日开始锦州作战。受到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的冲击，一度在锦州驻扎军队的张学良为了保存实力完全回避同日军作战。广东派掌握权力后的12月25日立刻决定了彻底抗战，电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于12月29日以“28日以来抵抗日军攻击，武器弹药不足继续战斗困难”为由回电，早早进行了放弃锦州的准备。30日中央回电，再次表示体察张学良困难，命令排除万难坚决抵抗；同日张学良通告日本公使馆，希望能够为了保证东北军顺利撤出，日军延缓进驻计划。日本对此当然是不屑一顾，32年1月2日到3日，日军占领锦州。国内舆论对于张学良的非难再度激化，而张学良则极力试图将此非难转向中央，例如指责中央的命令空洞，而不进行实际的武器弹药补给等等。同时，蒋介石的心腹对于广州派并不合作，在汪精卫表示了同蒋介石妥协的意向之后，收到中央政治会议邀请的蒋介石半路停留在杭州，并不奔赴南京。不得已，汪精卫前往杭州同蒋介石会谈，1月21日蒋介石终于回到南京。1月24日，外交部长陈友仁辞职；25日，行政院长孙科辞职，28日，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蒋汪达成妥协。同一天，爆发一二八抗战。然而随着李顿调查团的到来，2月29日蒋介石下令停火，十九路军随即败退。再确认了“强化国防，长期抗日”的基本方针同时，4月12日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再度决定了优先剿共的政策。1931年10月以后，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张国焘等人先后进入各地苏区，实际上左倾冒险主义再度掌握中共实权，采取的种种“攻势”令国民党感到不安，不可否认也是原因之一。
对于蒋介石而言，此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国民党内部屡次分裂，中央权威不出华中五省，经济状况不乐观等等均非蒋介石复出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1931年自主关税实施后海关税收激增，1931年达到2亿4600万元，超过年度财政收入一半，为28年的3倍。1932年度政府预算海关收入3亿1000万元，其中2亿5000万元为对外公债担保部分，但是由于东北沦丧损失约3000万元，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上海贸易受影响1-4月间损失2000万元（财政部5月报告），财政紧迫的状况并没有缓解。而第四次围剿期间的7月下旬，伴随日军在东北华北的军事行动汪精卫张学良矛盾激化，张学良一度提出同汪精卫同时下野的激烈要求。蒋介石不得不忙于善后，一直到8月下旬才以达到表面上的妥协，再度集中精力于剿共。
虽然如此，毕竟此时蒋介石地位相对稳固，对苏区的围剿可以采取相对稳健策略。1932年3月，蒋介石就任国民军事委员会主席，确定长期抗日方针同时决定积极剿共；6月9日，在庐山召开会议，以剿共为中心探讨包括财政外交在内的重要问题，参加者有何应钦，陈诚，何健，熊式辉，钱大均等人，决定7月1日开始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预计六七两月需要经费3500万元。在此前后蒋汪之间也作了会谈，决定由汪精卫负责对日本外交事务，推进同美国友好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恢复同苏联邦交等方针。在军事上，第四次围剿最值得注意的是义勇军民团等组织进行公路建设。为了能够实现部队的迅速调动，以及完成堡垒战术，国民党积极推行公路建设。在华中华南为了实施对苏区的围剿，新建的公路里程赵括手头资料不一，大致估计为5-7万公里。考虑到1929年全国公路不过三万四千公里，这个剿共带来的意外成果非同小可。由于国民党缺乏基层党组织，这些工作不得不委托给名为义勇军（民团）的地主武装。而对于这些地主武装，国民党本身都认为难以融入体制下进行有效支配。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务决议案中就表示，“民众训练未能切实推进，党同民众隔离。今后必须实行各种民主团体同本党的实际联络。”，“下级党组织不健全......不可否认是组织工作的怠慢。”蒋介石对此也有指示，命令各县组织五百名义勇军，由国民政府派出教官提供武器，每五县形成一团，两千五百人，同共军的小部队进行作战。参战兵力约60万中，直接同红军作战的不过20万，其他均负担公路修建经济封锁等任务。为了确保军事行动的顺利，当时公路禁止农民的普通手推车行走，仅仅允许军车和某些机动车通行。
国军步步为营的封锁战术虽然时有失利，也的确给苏区带来了食盐药品缺乏等困难，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对于国军而言，其副作用亦非常明显。红军采取卓越的游击战术进行周旋，何时能够获取胜利还看不到尽头时国军军费开支激增。赵括手头的日方资料有的称耗费超过3亿元。从33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围剿时也发表过讲话宣称这种打法难以支撑三年以上，必须在三年内彻底剿灭共匪，头半年要取得军事胜利，此后要完成对苏区的政治改造看来，军费消耗实际金额虽然不明负担沉重本身并无问题。第四次围剿期间，发生日军进攻热河事件，再次激化抗日舆论，不得不事实上中止一段时间。其间瑞金的中国共产党于32年4月26日对日宣战，但是仍然坚持左倾观点，对日美英蒋汪一视同仁，不加区别。陈诚这样的嫡系将领也曾经召集手下将领联名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集中力量北上抗日，对此中共中央反应冷淡。此后即使是左倾盲动主义者的首脑王明，对这种不冷静也作了反省。对于32年33年的国共两党而言，虽然不能否认某些首脑人物存在抛弃敌对情绪共同抗日构想的可能性，距离实际上的实现，也确实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批评自己的懒惰。
另外，bs那个不抵抗的小六子。
说起来蔡元培还是最受尊敬的校长之一啊。
好象叫“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料汇编”，918以前关东军内部的一次讲话就特意提到美国资本深入东北的问题。
光知道有流氓、资本家和列强。老蔡没把命丢了，只能说某党的学运水平炉火纯青
我爷爷当时在上海复旦中学，他和他的同学，好多人未必对什么是共产党有多少认识，但国难当头，918刺激太大，他们都到南京请愿去了。
北方各大学这样的也不在少数吧，当时中共在学生里的组织，我猜想比十几年后少得多。
412这件事也蛮复杂的，咋说呢，好像是各反共派别暂时在蒋介石领导下完成了整合，可很快他们中间很多派别就闹翻了，有些派别有些人（比如陈铭枢李济深）最后还是跟了中共。
可以折射出当时精英们的思想上四分五裂的状态。苏俄的一声炮想“送来了某某主义”恐怕是一厢情愿而已。倒是柳条湖的爆炸声逐渐让大家摆脱了思想上的分歧，殊途同归了。
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发表过城市最低生活标准，一个人一个月12元。而此前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地区，工人除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以外，男工工资一般为9-10元，仅有少数熟练工人能达到12-15元，女工童工一般6-7元，3元以下亦不罕见。当时国共合作下的国民政府对工人的待遇不过是男工的工资提高到了12元左右，劳动时间缩短劳动条件改善，少有人超过15元。从薪水角度看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上升了20%（四一二以后回落回来），如果包含女工童工部分还没有达到城市最低生活标准。而这个看上去不那么大的让步已经让国民政府管理下的民族资本感到经营困难，难以维持。反过来也影响到工人的利益，有情绪低落的倾向。毕竟资本主义经济下，这属于单方面提高成本，竞争处于不利态势，也很容易理解。
另一方面对比农村情况，当时各方都有过调查，维持一户农户生计需要至少25亩耕地。由于每年收成有波动，农民时不时地会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30亩耕地以下的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高利贷。26年9月刊物上公开发表过对江苏一些县的调查结果，各县均有54%-85%的农民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高利贷，无法翻身。按照这个比例和耕地情况估计，当时全中国4亿人，3亿2千万农民，有2亿6千万以上的农民被卷入高利贷。从这个角度上看毛泽东的农村路线成功的确不是偶然。不但工人数量远小于农民，受客观限制能够提供的福利，范围相当有限。而农村不但人口众多，废除高利贷这种成本并不大的举措就可以使大量农民受惠。国共两党当时都在一定程度上听从共产国际（对中国具体情况确有点纸上谈兵之感）指示进行单纯依靠资产阶级和工人的革命运动，不但劳资双方存在矛盾，力量本身弱小，受制于客观环境能够调节的余地狭小，这个确实是难以成功。
顺便说一句，看到这个我也理解为什么蒋介石裁军困难了。不要说军阀本身不同意，当兵好歹还能吃粮，回到无论农村城市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再来个心怀不满，这个意味着什么蒋介石不会不明白。而一定程度上讲，城市里面四一二的社会基础确实是比较广泛的。
这些数字都引用1930年日本出版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对立》，作者铃江言一。其原始资料来源于当时英日国共等各方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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