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即使没有文革,中国经济也不会提前进入第二世界 -- 葡萄
其实我们缺乏的就是宣传机构对这些事情的解释。或许我们是被忘记了还是不需要。
苏联的前身沙俄实力再怎么不济，他也是列强之一，就算他是病熊，但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是肥羊；日本二战后经济崛起之前也是列强，是能造飞机大炮航母和美国在太平洋上搏杀的列强，那时候的中国不要说飞机大炮，钢产量一年能产几万吨？
是，竞优，不要竞次，但无论两个国家刚建国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外部的国际条件，印度比中国国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中国说人家次有资格吗？
资本主义可不是啥“温和”竞争
资本就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东西
不然马克思干嘛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的历史，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资本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有超高的效率。
瑞典纺织厂差不多和英国一块起家的，
瑞典当时童工死亡率40%，但是瑞典仍旧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为什么？因为英国的纺织厂，工人进工厂之后在高强度工作下活不过3年。
所以，英国工厂靠了高利润率就把瑞典工厂推倒了。
欧洲工业化前，人均寿命是在缓慢增加的，工业化一开始，直接回到了公元8世纪水平。
效率，最大限度的压榨利润，资本就起家了。
资本起家了，没起家的资本都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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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制度都有它的两面性。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工业化阶段)，与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全面工业化完成后)，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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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是和中共一样秉承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革命党。蒋介石搞的那一套难道就是自由民权？在台湾开党禁、报禁还都是他儿子真正实施的吧。
在您指出土改问题对工业化的必然意义时，我承认这是我忽略的，即没有一场土地革命就没有办法搞工业化。但在我们土地改革和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之后，是否还一定需要反右、大跃进、文革这样破坏性的措施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社会基层组织的重构”？我想我和您的分歧主要在这里。
世界近代史早已证明了，合理的集权制度比自由民权制度能够更快更高效地实现工业化，这是大范围的共识，我对此从无疑义。早几年北大马哲研究组甚至提出一个这样的思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都是为了达到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即全面工业化)所走的道路，先发国家通过对外掠夺和内部自发再生产进行原始积累，后发国家则不得不依靠国家强制建设进行原始积累。其目的都是工业化和繁荣的市场经济而已。这个说法稍嫌露骨，所以后来没能写入主流思想，改为“三个代表”对先进生产力的强调。
我的原话“作为一个例证，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是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第一个走出30年代大萧条的。”不知根您在这里提日本有什么意义？难道日本是西方国家，德国反而是东方国家这才是事实？更何况就算你坚持日本是西方国家(呵呵)，国际上对昭和时代的定义是“军国主义”，虽有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之形而无其实质。有什么可比性？
1989年的时候，中国最好的歼8II战斗机在格鲁曼公司进行“和平典范”航电改装计划，同时赵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这不是“左右逢源”是什么？邓公所谓“争取一个长期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是有可能的”难道不就是基于冷战均势的一个判断？试问你东边是美国在横须贺的第七舰队航母，北面是红色巨熊的机械化雄师，如果不“左右逢源”，如何“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总不会认为邓公的论断全无逻辑吧。看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对中国当时的外交路线讲的相当清楚。而这一路线的逐渐确立，其实要从70年代初周公为太祖召集的“老帅外交座谈会”算起。那么既然有后来的“左右逢源”，何必当初“一边倒”？解放军过江之后，司徒雷登是在南京等着共产党人的。“一边倒”实际上从朝鲜战争才成为铁的事实，不知葡萄兄在谈林、刘亲苏反而是毛希望与美国交好时，有没有发现1950年的时候是林拒绝跟美国打仗，而毛钦点彭大将军入朝？
建国后三十年，是印度乱还是中国乱，还是半斤八两谁也不清净。参照下面三次印巴战争的材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933277.htm
至于问毛要为哪些错误负责，我想我的帖子里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毛为南宁会议批周反“反冒进”负责，即导师要为路线大方向负责，正是这个路线开启了后来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道路。如果您不同意，比方说认为这个路线也是刘、邓、林、甚或曾希圣、吴芝圃等人去说服全党执行的，那我无话可说，呵呵。
一口猪，只有长出獠牙来才能在两头狮子中间生存。
1971年之后。
当然，那不是一头猪在两头狮子中间生存，而是一条狼在两头老虎之间的生存。前提是我们有基本的保卫国土的能力：第一，有核保护伞。第二，有坚强团结在党领导下的数百万陆军。即我打不过你，但你来打我也要付出惨重代价，后果是你丧失冷战均势。1979年的惩越战争，正是为了向世界证明，我们在十年浩劫之后仍然具备这样的实力而进行的一次“示威之战”，有人说那是中国向北约的一张投名状，这个看法有些片面，国际政治讲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和实力，左右逢源也需要你证明自己有这样的实力，才能进去人家的圈子，玩人家的游戏。搞大国政治，讲究的是布局和制衡，一味好勇斗狠，或全球输出革命，是没有好处的。1971年后TG的决策层在周公的引领下对这个进行的反思，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如果你真的了解TG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军力，你就会明白当时不玩均势战略是要丧命的。至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际安全形势最危险的局面出现在什么时候？是在苏联解体，俄罗斯也彻底衰落之后，因为均势丧失了，你自己站到了前线。炸你大使馆，就是美国鹰派一次赤裸裸的挑衅。所以我们的军队建设在90年代之后开始大转弯，决策层已经实质上放弃了“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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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产阶级立场用封建士大夫的心态来批判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是注定少不了怨毒的。
1949年“天翻地覆恺儿慷”的中共，与1946年山沟里的中共，在美国国务院眼中的地位岂可同日而语？
下面的文章描述了司徒雷登离开南京的前前后后。除去由于“政治正确”所加的评论，只看素材，可以思考一下当时是不是只有“一边倒”这一条路可走。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9880&ci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