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看水浒（8）林冲故事 - 官逼民反的好汉 （一） -- 无斋主人
披上披上小马哥那件满是弹孔的黑色风衣的是他的孪生兄弟阿健。
康老我觉得是被某些人妖魔化了。
作坏事要有个度。一般来说，随意卖友的人是上司所不齿的。而且这个污点会被人记住。
因为你卖了别人，以后你也可以卖我。这样的人可以分去做脏活累活，但是不一定会真的受到赏识重用。不但投靠的上司不喜欢，共事的平级也会防着。
可以想象，陆这样的人就算不死在山神庙，以后上升渠道也有限。
康生虽然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很多地方都是揣摩圣意。在文革开始时候，周恩来刚刚出访回国，康老马上去通报形势，可见康老绝对不糊涂。
一个做了那么坏事的人可以善终，可见其能力和水平。
康生、江张姚洪等人的历史评价与文革联系在一起，不好说。留待后世吧。
而且在我个人的看法里，他属于执行者那一类，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是他的职责所在。
康生这种人可能算是“职业整人家”。但是在TG发展历史有需要这种人。
所以康生属于可以和任何一个TG的现任领导，不管是李立三，王明，都能搞好关系。但是一旦此人倒掉，康生也可以不心慈手软地给他加一只脚。但是后来的人并不因此，看他为“小人”。
比如从保卫工作，反渗透等等，在延安时候康老不能说没有功劳，现在揪着他的扩大化来说事，不是实事求是。
类似美国CIA、FBI的头子而已。
对康生好与坏的评价，显示后来的土共做为一个统治集团的幼稚和不成熟。
他的工作性质，敌人恨他，自己人也不待见他。
他的工作属于紧张、压力大、得罪人但又不可或缺的类型。红色政权的政治保卫工作成效如此之好，康生是有功劳的。
如果换一个投机的，谁愿意做这种工作？
二十年代，都是山东人，都是积极投身共产主义小组活动，都是也算认识。外公是诸城人，康生在诸城住过。大革命失败后，康老跟了共，外公跟了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后来反蒋失败，差一点被暗杀。外公出国考察。抗战回来跟了桂系。然后解放战争时候，参加了民主党派。解放后，外公成了统战对象。山东的政协，康生是主席，外公是副主席之一。既是同乡，也共过事。
要按照“正史”说康生是迫害狂，也整过同乡的非政治人物孟超。但是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文中介绍：“小时候，孟超和康生在一起读书，他们俩还是亲戚，康生的姑母嫁给了孟超的哥哥。据说，两个人同台演出过话剧，又一起进上海大学读书，后来在中共地下党沪西区委一起工作过。康生从山东去上海，曾得到过孟超的岳父赵孝愚的资助。1928年孟超和夫人凌俊琪在上海结婚，介绍人就是康生、曹轶欧夫妇。1956年康生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后，两家仍有来往。”
而孟超写《李悲娘》，康生是知道的，不但予以鼓励，还看了原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彩排时亲临剧场，甚至一些细节也注意到了，譬如建议把李慧娘鬼魂的蓝穗子改成红色等等。
首演时康生亲自前往观看，还登台与工作人员合影，接着又写信给孟超，“祝贺演出成功”，全面肯定了该戏的编导、音乐和表演，说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
没有理由认为他不是出于真心，或存了“引蛇出洞”之心。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这出戏随即被当成不但“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且意在“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批判正是最高领导毛泽东通过夫人江青发动的。
康生的态度自此一反以往，先是派人取来自己的贺信等可能成为别人手中把柄的文字，在中共中央成立孟超专案组，并由他出任组长后，还提出了孟超是“叛徒”的说法，王培元因此指责康生“翻云覆雨”、“必欲置孟超于死地”。
我当然不想为康生辩护，但考虑前后的情况，他对孟超当初的支持无疑是真心的，后来改变了立场，还是违心以图自救？不好说，恐怕不止是人品问题，而是身陷其间的政治文化使然。
刘少奇与孟超并没有私人恩怨，但在由他于1964年初召集的中宣部和文艺界座谈会上，周扬传达毛的相关指示之后，刘即插话道：“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刘不会不清楚这番话的份量。他其时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文革的头号对象，而他发言的恨劲，一点也不比日后别人对他的批判差。我想，如果这场运动毛的目标不是刘，以刘前期的表现来看，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刘与孟超何仇？特定的政治文化使然也。
说孟超是叛徒，乃因为他曾于1932年初“在沪西组织工人罢工而被捕，判刑半年，之后转入苏州反省院，后由亲人保释出狱”，凡有这样的经历，一旦政治上不受信任，说其叛徒乃势所必然，与到底是不是叛变过几乎没有关系，（此后以薄一波为首的太原61个叛徒集团案等都是这样弄出来的）康生不这样说，别人也会这样说，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证明领袖的英明与伟大。
康生当然是个小人。
但在这么一场置孟超于死地的批判中，谁不是小人呢？至少从王培元的文章中我找不出来。随后文革风暴席卷而起，所向披糜，几乎无人能幸免，因为这种文化已经足够地成熟了。
诸城出过几家文化人，还有一家就是臧克家。康生也和臧家是老乡，而且有交情，但是臧家就没有事情。外公这样经历复杂的人，建国后看穿世事，深居浅处，也没有事情，平安活到70年代末。
有事为证：
王黼邀请皇帝到他家看灵芝，结果皇帝发现他们家的后门跟大宦官梁师成的住宅是通着的。宋徽宗并不傻，一看这个，明白了，原来王黼为什么能够猜透我的心思呢？因为他交结内侍，这个在哪朝都是最忌讳的，所以徽宗回去之后下诏，让王黼致仕，让他退休。
为依据，这些看法在一个法治化、现代化观念成熟的国家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还远不是这样的成熟国家。
所以在那个引文里康老派人拿走给孟超的贺信以防落下把柄。这个在当时也是如此。
老妈就说过，外公解放后基本不跟人合影，怕自己倒霉牵连人家，也怕别人倒霉牵连自己。某个时候陈昌浩编了一本俄汉字典，扉页上题了字送人，也给了外公一本。后来此人被迫害，外公立刻把扉页和引有编委的一页撕掉。这本字典在八十年代初还在老妈手里。还有抗战时候在桂系的照片也都烧了，没有留下。因为外公在台儿庄会战时候在桂系做政工工作，这些照片毁了很可惜，但是当时是惹祸的东西。
在文革时期，外公和一些民主人士住在北京一个大院，被总理保护起来的。估计这些党外人士人都算是隐退的不乱说乱动的。所以保护得住。文革初期，外公一个亲戚在北京做教师，被学生批斗推下台去世。外公掏钱帮助他们家。结果他们的儿子为了显示革命，带了人来冲外公的家。被总理设立的门卫阻住。当时就这么乱。现在大家后代见面，这些事都不提它了。
有时我也观察到过，有些人的秉性作为，市井或张狂得完全不像话，却毫发无伤；对比有些人，谨小慎微半辈子，一不小心露点尾巴，结果很快被贬。还有些人毫无干才，一向平庸，却混得扎实稳定；有些人辛苦干活，业绩突出，却被个次要问题彻底打压下去。
说明在一个管理组织里需要反角，需要配角，同时，也说明这样的管理组织是缺乏信任的，起码是没有正常信任感的。这样的管理组织里，能量与智慧都大部内耗了。
这样的管理状态，如果有开敞的政治舞台，那么就可以当面锣、对面鼓地叫板厮杀，此为“党政”；但是在同一个不可揭破的政治体系里面，就不得不出黑手、做台下功夫了，此为“党争”。这就是所谓民主体系与独裁体系的副产品，对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孰优孰劣呢？
你看，在咱们的政治生活里，政治语言那叫一个晦涩隐喻，一般政治智慧的人都难以理解。最玄奥的就是文革了，从表面看完全好似辩经嘛；最形象的就是陷于牛李两党而终生抑郁的李商隐，写的那些词儿，那叫个什么事儿？
ps：康生的字写得相当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