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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林彪“一号号令”下达经过
http://www.sconline.com.cn 四川在线 2002-11-06 15:58:17
阎铭在在10月30日《党史信息报》撰文说,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都知道林彪有一个关于紧急战备的“一号号令”。因为“一号号令”,军内一大批中高级干部在“九一三”事件后成为清查对象。我的父亲阎仲川,作为当年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一号号令”的记录、整理、执行者,经历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现将此文摘编如下:
196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大庆。北京一片节日气氛,但各级军事部门却是在高度戒备的状况下度过的。为了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的欢庆活动,他们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了各种应变准备。边防部队严阵以待,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空军预先将一架直升飞机停在端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保证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能够迅速转移到城外预定指挥位置;父亲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携带电台到天安门城楼待命,随时将情报部门提供的敌方动态通报给中央领导人。
国庆节总算平安地过去了,但战备工作丝毫没有放松。国庆节刚过,父亲与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等,陪同林彪乘“子爵号”专机勘察了张家口一带的地形,检查了驻军的战备工作。
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首先发言,认为历史上沙俄就贪得无厌,是中国的主要威胁。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因此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周恩来就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
为了落实毛泽东指示和政治局的决议,10月17日晚,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分批会见了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并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处,周恩来对老同志们说,他已分别向有关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周总理要求老同志于10月20日或稍晚离开北京。此时,毛泽东已去了武昌,林彪到了苏州。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临走嘱咐周恩来,让他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
与此同时,黄永胜责成父亲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于17日随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等进驻既定指挥位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战时工作班子,进驻既定位置。10月18日晚20时左右,黄永胜的秘书通知父亲到办事组开会。父亲赶到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在座。黄永胜传达了林彪从苏州发出的战备指示,让父亲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父亲随即到作战室进行文字整理。父亲考虑,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便要值班参谋将拟编为“第一号号令”的文字稿送黄永胜审查。
“一号号令”的大体内容是: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日和20日应特别注意;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参谋人员在紧张地向各大单位传达林彪指示,父亲又考虑,第一个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协同号令。黄永胜传达的几条中,有一条是针对二炮(战略导弹部队)的指示,根据二炮的性质,不便向全军传达,便另写了一个指示,编为第二号号令。随后,又向总部机关和情报部门分别发出了第三个、第四个号令。几个号令传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
事后,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尤其是黄永胜事先没向他报告以及文件的编号提出了批评,但并没有对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本身提出置疑。
10月19日,苏联代表团抵京,双方开始举行谈判。由于双方立场差距太大,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此后许多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暂时缓和,人们对紧急战备的指示似乎淡忘了。而“一号号令”在被全军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也逐渐作了调整。1986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较客观地评价了“一号号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又过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实录》客观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作出了“一号号令”不是阴谋活动的结论。同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充分肯定了该书编著者实事求是的精神。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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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仲川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解放军总参谋部正兵团职离休干部(原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阎仲川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阎仲川同志是河北省定兴县人,1938年入伍,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见习排长、参谋、股长等职,先后参加了冀鲁豫讨伐叛逆石友三战役、1942年春季反扫荡突围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参谋、副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兼军区战史编研室副主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作战部部长,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广州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等职,1983年按正兵团职待遇离职休养。
阎仲川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解放军报 2002年07月20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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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过叶剑英、邓小平,所以,很早就可以离休了。
他的教训是:人在得意的时候,千万不要忘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