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经济状况简介一 -- 电子赵括

事变发生后，在9.20，他向记者发表讲话：“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余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做报复行动”（《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就是因为这位张公子的命令在先，当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将士请示办法，王以哲才说得出：“大家把枪架起来，挺着死，大家一起成仁。”

在接见另外一批记者时，张公子又说：“欲抵抗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如果中国统一之下，我敢云此事不会发生”“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华北日报》，1931年9月29日）其潜台词就是，东北的责任应该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也即南京中央政府负起。

而蒋介石什么反应呢？先看一段蒋先生的日记“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呜呼，痛哉！”（9月19日日记）

再看一段9月22日纪念周上蒋先生讲话：“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力，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如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届时必领导全国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最后来一段陈布雷的日记：“9月18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成性，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至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国内外责任更纷然杂起矣。”（《陈布雷回忆录》）

在此不对这些话做评论，大家想法见仁见智。

到了10月初，国内压力对张蒋压力大增，连蔡元培这种人物都被学生殴打了，外交部被砸。张学良这才给马占山一个含混其词的命令，委任他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作一点抵抗。而蒋先生也在10月12日宣布：“到万不得已时，公法与约法，都不能维持的时候，也决不惜任何牺牲。”11月12日，蒋先生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关于对日问题，我们政府具有非战争不能解决之坚决心。”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话当作是应付舆论的，但是大言既出，也不能不有所举措。11月23日，蒋先生致电张公子：“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

结果张公子是不加响应，当没有这么一回事。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理解为张蒋二人唱双簧，张公子无怨无悔的替蒋先生背黑锅。然后就是锦州的争夺、热河的战守……等等等等，可以找到的资料太多了，我懒得再打下去。张公子不折不扣是民族罪人。

1990年日本NHK记者在台湾多次采访了张学良，其间有一段谈到了“不抵抗政策”问题。

记者问：“日本军部却在不断地制造既成事实。当时您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这是不是因为当时日本军事力量太强地原故呀？或者，当时中央即蒋介石或国民政府对您有指示，命令您不要进行无谓的抵抗呢？这是您自己决定的吗？请您谈谈这些情况行吗？”

张学良答：“这个事情．现在有好多人替我辨别，说是当时中央怎么样。当时的中央还没有那么厉害，那是中央不是蒋先生，不是蒋总统，那是孙科负责的时候。

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不能将责任推到中央去。我自己是不像把那件事扩大。我没判断出日本会整个儿来。我判断他要跳线。（就是先）找件事对中国挑衅，然后军人好友借口说话。当时中国有好多事情，譬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加入我知道这件事不能了了，那就不同了。”

由此可见，当时的不抵抗政策，主要是因为张学良的判断失误造成的！

大家争论那么久，想说明的就是：

1、小张当时是自己选择不抵抗的，完全主观的责任，所有真实的文电，访谈录和回忆录都说明了这一点。他所作所为不象现在历史书上那么清白无暇，不抵抗的罪名不是冤枉背上的。

2、蒋也有责任，持平而论，他当时也不想抵抗，更希望张和日方都有损失。但是他的责任不能掩盖张自己更大的责任。东北是张自己的地盘！他如果想打谁能挡住他？一个软骨头而已！幻想能够和平解决，在沈阳失陷之后，如果措置得当，还能保住三省大部地盘，结果是自己一误再误。在锦州时中央已经明令抵抗，仍然借口没有中央支援不肯抵抗。当时连顾维钧这种常年在国外的超级和平主义者都发电来指出利害：“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日人）掌握……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1985年民国档案第2期《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

12月25日国民政府致电张学良：“对于日本进攻锦州应尽力所及，积极抵抗。”蒋介石当时也要求：“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但是张学良怎么回答呢？“…………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犹需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难有作为……”（还是《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这个说得还不算特别露骨，居然在12月30日还发一个给劝他抵抗的吴稚辉的公开函在大公报上“……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再重其误……”和汪兆铭的言论有什么区别？

12月28日战事开打，马上就退出锦州、榆关一线，日本人发现了张学良是如此无决心反抗，消除所有顾虑，回师黑、吉。被张学良举动寒了心的东北将士，在1个月内因援助无望，亦无心抵抗，短短一月东北就基本被占领完毕，2月25日伪满州国就成立了。如说张学良无辜，天有眼，天有眼！然后又是被他搞砸的热河长城抗战，全国千夫所指的一个吗啡鬼才灰溜溜的下野，到德意戒毒学法西斯……

TO SHANHG兄（您的名字是不是山海关的意思？）

历史上相关9.18的文电浩若烟海，任谁都不能看全。但是我相信自己已经看得不少，相关的文电集总看了几千份，为了翻案翻得确实一点，连31年在华北有相当影响的天津版《大公报》，北平《国闻周报》等报纸都搜集来看了。就好象吃鸡蛋，不必等到全吃完就知道这个鸡蛋是好是坏。

您所认为的，张学良如果在东北发起抵抗，将得不到中央全力支援。这个恐怕有个概念性错误。张学良怕的是中央势力侵入他的东北华北地盘，根本不希望中央势力北上！要知道，他的本质就是一个军阀，他怕的是战端一起，中央名正言顺的把军队开进东北！

当时中央军最有实力的机动军事力量就是处在京沪线上的警卫军，辖87、88两个精锐德械师。11月23日，蒋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如北上将驻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张学良却回答一切期待政治解决。而且当时第三次围剿为何收兵？仅仅因为红军重创了52、59两个师吗？完全是因为9.18事变爆发，为了北上应变，围剿的20万大军才由江西向武汉输送，匆匆收兵，准备由平汉线转运应变。

当然，蒋的抵抗意志也不坚决，也害怕日本人。但他至少知道好歹要打一下，打得日本人开始付代价，才好谈判，这样让得才比较少，才有个缓冲余地。连顾维钧这种所谓“洋奴式外交家”都知道这一点。哪有张公子这样的，在心里面掂量，打吧，打不过日本人，而且打起来，恐怕中央军名正言顺的开进华北东北，这下才是真的“地方糜烂，团体瓦碎”了。所以才会让大家挺着死，绝对不抵抗，以后靠办交涉把东北再抢回来，还是张家地盘。还不是变相的“宁与友邦，勿与家奴”？

鲜明对照就是紧接着的“1.28”，19路军抵抗了，让日本人付出了代价，所以上海多保全了五年半。而力量大得多的东北呢？说张学良是认为中央不支援，才决定不抵抗的。其谁欺，欺天乎？

复刘湘、韩复渠，难道军阀们是什么善类么

家园

不用他们，37年了，宋军长还不想中央军进北平呢

以下是引用，评论是原作者加的，我标红强调：

天使奥斯卡

从芦沟桥事变后统帅部历次会议记录看凇沪会战起因无责任乱弹版

这些统帅部的会议都是在何应钦官邸召开的，从7.11开始，开了20次，基本上是为了应付7.7事变后的复杂形式，大家讨论初期的战略政略和各方面准备情况的。斗胆自行胡乱分析了一下。

7.11第一次汇报：

这次汇报主要是检讨弹药粮秣储备情况和新武器分发情况的。当时储备有5亿发步机枪弹，3亿发是库存，2亿发分发到部队。库存中有6000万发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武昌有4000万发，南京1亿发。山野炮弹22万发，步兵炮、迫击炮弹50万发，战防炮弹3万发。这些弹药够二十个德械师三个月用。

粮秣储备有50万人，10万匹马一个月份，正在购办两个月份的储备。

以上储备黄河以北是一点都没有，首要任务是将以上粮弹储备一部推进至黄河以北储备。

韩复渠各师计划每师补充2000支汉造新步枪。

通信兵团1个营调至新乡，1个营调至郑州待命，随时北上。

评论：第一次汇报可以看出中央当时准备将一部德械整理师调往北方作战，所以军实先行筹备，同时安抚韩复渠，稳定山东局势，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日军在青岛、海州登陆，切断津浦路，断绝中央与北方的联系，所以优先补充韩复渠的部队，通信兵也向北推进，切实掌握好北方情况。

7.12第二次汇报：

计划派遣熊斌至保定，并向二十九军承诺，如果需要子弹和军实，中央将源源补充。

评论：害怕二十九军擅自妥协，华北进一步特殊化。

7.13第三次汇报：

增拨2师补充旅（后独立）一个团驻守上海，95师北上填防。

评论：南方开始注意守好后门，陆续开始调兵北上。

7.14第四次汇报：

熊斌在保定说二十九军并不希望中央军北上，只希望到津浦路北端填防。十一日宋已经签字认可日方条件，中央对北方可能丧失极度担忧，同时觉得平汉、津浦路空隙过大，需要调兵北上。但应注意不能全用德械师，应夹杂其它稍差部队。

北方既不可恃，长江封锁就需要切实进行，开始撤除长江之灯塔、航标。海军设立封锁线，巩固吴福阵地，江阴要塞强化，原定装海州的8.8炮，移装江阴。

评论：当天是中央对北方局面最为沮丧的一天，认为北方已被二十九军出卖，已经准备在淮河占领守备阵地（抽调部队填补平汉、津浦路空隙），原来计划在海州建立要塞，防止日军上陆切断津浦路的计划在当天被放弃，准备转而退守长江，强化沿江要塞，邀集日本军沿江而上的部队，并在当天成立各预备军序列。当时中央对北方唯一的期望就是能拖至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之安全。战略意图至为消极。（当晚秦德纯打电话至庐山代表二十九军表忠心，气氛开始转为谨慎乐观）

7.15第五次汇报：

主要讨论防空兵力分配计划：庐山的十门2公分炮调南京，3.7公分炮部署若干在太原，武汉分配3.7公分炮4门，石家庄2公分炮4门，保定2公分炮3个连，开往北方的高射炮兵统一开彰德，由第10师控制。

航空兵根据地拟设立于太原，空军主力北上。

评论：防空兵分为两个重点，南京和河北前线，空军也开始北上，可以判断在短短一天内，国军决心又发生变化，准备在华北地区集中兵力会战，以确保华北。

7.16第六次汇报：

这次汇报主要讨论了战争局部化和全面化德不同因应方法：如果是局部化，不能绝交宣战，如日军有在青岛、海州登陆的意图，我必须在上海先动手。如果全面化，则是绝交宣战局面，则最忌惮的是日军沿江而上，在长江腹地到处开炮，至为不利。

炮兵第7团委座要求必须北开。

评论：注意！从这些意见可以看出，中央在抗战初期是始终希望将战争控制在局部化的范围内，所以计划将国军主力调往北方会战，利用顽强抵抗换取一个较好的和平条件，无论如何不能轻易丧失华北，如果日军试图在青岛或海州登陆，以囊括整个华北再进行谈判时，华北丧失是中央不能接受的，所以可以考虑在上海先行动手，吸引日军对华北的注意力于江南，通过顽强抵抗后再提出和平，可能还能保证华北大部完整。同时认为全面开战对自己极度不利，长江将会成为自己的死穴。当时中央的战略可以说是相互矛盾，既认为要保全华北不能在江南开战，又认为只有在上海开战才能保全华北。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计划在上海开战是为了吸引在华北侧背登陆的日军，确保津浦路的畅通，而不是转变日军进攻轴线，让日军沿江仰攻（这恰恰是中央最害怕的事，日军海军强大，自己抵挡不了）。

第七次汇报以后的情况待续中………………

接上面：

7.17，第七次会报：

炮兵七团已奉命开赴保定归属孙连仲指挥，这个团装备的是克式野炮，属中央嫡系。

商震的32A抽调四个有力团组成一师进驻石家庄。

长江要塞炮位重新划定，总体向下游推进。

8.8炮四门仍装海州，要塞工事未完成前，先放置滁州。

长江航标灯从速撤除，由各要塞司令，各警备司令切实负责。

日方警告商用民航客机不得飞赴北平，否则击落，欧亚、中航飞机仍飞北平无误。

通信兵团需要充实，各行营电话排调回。

…………

仍继续讨论全面化与局部化问题，如果全面化后，日本海军占绝对优势，可以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大有问题。而且我国在日本侨民无法保护，我无如许船只装载侨民回国。如不表示绝交，则军需品输入在年内还有办法，否则全无办法矣。

空军汇报前年飞机应当退伍，去年飞机精华期已过，明年补充飞机尚未到达，且北方燃料、炸弹、飞机场等均无准备，须到明年一至三月，新飞机补充齐全，方为我空军有利时期，但何应钦指示，日本在北方更无机场准备。

评论：在这个第七次汇报中，只看到两个字“强硬”，继续向北方增兵，但是仍从人地相宜来考虑，但绝非只调弱旅杂牌。孙连仲军是部分德械，半中央化的整理师，商震的32A参加过长城抗战，素称晋军中能战者，炮七团亦是嫡系，而且克式野炮射程良好，可以在平原与日军炮兵抗衡。南方也将防线向下游推去。

另外在外交折冲当中，日本人威胁要击落我们民用客机，但仍命令照飞不误。空军认为准备未全，不能开战，就直斥空军畏缩。但是仍然抱定不将战争全局化的宗旨，着眼点又考虑了后勤输入的问题，认为不全面开战可为军需输入争取一年时间。但是基调已经是定了的，在北方会战。南方将敌人拒之门外。

7.18第八次汇报：

这次汇报主要是讨论部队向北方机动时的防空问题还有战时费用必须节省。

评论：从此次汇报可以看到统帅部战争气氛逐渐浓厚，炮七团和三十二军开进时遭到了日军飞机扫射轰炸，使得中央对日军克制态度所抱的幻想渐渐破灭。从对行驶列车的编组，高射MG的架设等很细微处都不厌其烦的教导，可见其实中央对战争扩大虽然有准备但是心中无底，对手下部队素质没把握。另外通报全军在未正式作战前不能发给许多特别费用，较剿匪时给予还要节省，因大战发生后，财政与经济统制，能有饭吃尚属幸事。从这些悲观话语，可见中央渐渐有了最坏准备。

7.19第九次汇报：

当天何应钦与喜多领事会见。何应钦在汇报中表示两点：一点是对喜多，表示极端和平，但是是为了掩蔽企图。二点是对自身内部，军队质量和训练，尚不够现有武器之地位。

二十日上午派员（程潜、徐永昌）赴庐山向蒋汇报这几天讨论的军略政略办法。

评论：何应钦仍然不是主战派。连日逐渐就开战事宜已渐渐形成共识，该向蒋汇报决断了。

7.20第十次汇报：

蒋于今日返宁，3.7公分炮和2公分炮进入阵地。

刘峙希望将95D调回河南，以沈克或杨渠统师代替，但被驳回。

海琛等舰连日在下关与日舰实弹对峙，请示办法。

评论：蒋已回宁，大政需要他来确定，这日汇报所以较为平淡，都在等待最高层圣心独运。

7.21第十一次汇报：

蒋转发了蒋百里的战略意见（即著名的凇沪开战并扩大之，引诱日军沿江而上），但蒋予以批驳，并调整战斗序列，中央军10D、17D、25D、83D二次北上。

熊式辉提出三点抗战主张：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移民坚物，坚壁清野；避实击虚，昼伏夜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