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史杂谈（2）－－糊涂的崇祯 -- 温相

（2 原来阉党有能力的留用，无能之辈都抄家流放，财产收国库，提拔齐楚浙党，打压东林党，该轮替的轮替，那派强就拉反对派打击另一派，要做到各派平衡，方便后面的政策开展，提拔孙承宗入内阁适当时候做首辅，重用杨鹤、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等能员，任用徐光启、孙元化等一班西学人才改革工部，发展火器，改制军户匠户制度，提升官方武备质量；

（3）对宗室加强控制，限制财富规模，若心狠可以抄家福王等，大大充实前提国库和内库；

（4）派杨鹤到陕西，整理吏治，大力着手修葺农田水利设施应对灾荒天气，提前安抚受灾群众，把部分强壮者移民辽东或收为新军，在此过程中消耗反贼的基本力量；

（5）驿站绝不裁撤，改革成邮政快递物流实行政府控制自负盈亏，秘密搜高迎祥张献忠八大王这帮反贼，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政通人和，反贼没法煽动群众。（6）控制舆论，建立《大明周报》《大明旬刊》等皇帝控制的媒体。

经济上：

（1）改革财政制度，建立大明皇家中央钱庄，回收全国金银铸造大明银币（1元对应1两）和铜钱，强制全国逐步流通，在财政改变基础上提高官员的俸禄【提高到3倍】，让民间建立商业银号，允许民间发债券，建立初级的证劵债券交易中心，必须朝廷控股；

（2）修葺农田水利设施，大力发展粮食作物。西北地区多种薯类，营养不高但饿不死人的。中国人只要饿不死，绝不会造反。这是根本；

（3）降低田赋，开工商10税1，开矿税，改革盐政盐税，不法商人全部抄家充国库，进而增加财政收入【以后适当时候可以取消田赋】；

（4）限制土地兼并，让地主向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也可以适当吸纳多余北方饥民就业禁绝对后金的边贸，尤其是禁止山西商人把粮食和武器铁器输入满洲。锦衣卫严查山西商人，杀一批，家产充国库；

（5）开放海禁，建立海关制度，发展海外贸易，正式出租澳门给葡萄牙作为对外窗口，跟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建立关系，开发台湾，允许百姓去海外谋生，提高海外华人维护，适当时候可以控制南洋民地[后期的事估计还要跟荷兰等打几场仗]；

（6）改漕运为海运，这事儿不急。

军事上：

（1）派洪承畴主持辽东，坚壁清野，采取守势兼适当偷袭，绝不分兵冒进，袁崇焕这个书生就在兵部先做个侍郎，帮助毛文龙，发展北方水师部队；

（2）徐光启任工部尚书入如内阁，卢象升，孙传庭改革京营老弱淘汰，购买葡萄牙西班牙红衣大炮和新式燧发枪，然后让孙元化仿制研发火器，雇佣西班牙葡萄牙军官任教官发展新式火器部队，练出个10支5000人编制的忠于皇上的西班牙方阵式的近代化军团，前提是有财力支持

（3）招抚郑一观等海盗入水师，大力发展北洋和南洋水师，以后后期和欧洲强国争霸海外，为日不落帝国准备；

（4）帮扶蒙古林丹汗骚扰女真，朝鲜也适当帮扶，可以让毛文龙分部分兵力或者水师在朝鲜立据点。

复一颗已经碎裂的心

家园

有点不同意见。

林兄这个帖子好几天都能在首页上看见，我这点不同意见早就有，却一直没开口，今天得空和林兄商榷一下。当然没开口的原因不光是前几天没时间长篇大论，而是我这意见具有相当讽刺性：我认为这篇文字讲的其实也是林兄自己的毛病。

林兄的一系列回帖，气势不错，正如caoban河友评论，流畅得一塌糊涂。但是即使不考虑史实细节的问题，单从林兄的回复看，有一个核心问题也一直没有提到：袁崇焕的历史定位。林兄对袁崇焕的爱憎是非常明显的，但不明确指出其历史定位，我觉得不是林兄认为其定位不言自明，而是按林兄的逻辑推理下去会产生明显矛盾。袁是不是卖国贼？我认为显然不是。不需要考据细节，观其大略就可以指出一点：袁投敌的机会太多了，如果袁与后金早有款曲，大概后金早就可以长驱山海关，叩关北京城了。那么袁是不是无能误国？恐怕也不是。袁的军事才能固然不很高，但把袁一系列举措失误归结于其无能上，也是站不住脚的，真的无能反而不一定能做出这么多有利于后金的举动。

那么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林兄说了，但只说了一半：袁是一个爱吹牛的官员。而没说的那一半是症结所在——袁不仅爱吹牛，袁吹了牛之后，还要把牛吹圆了。袁信口开河五年平辽，发现捅了篓子之后，不仅不思弥补，反而对崇祯狮子大开口，希望把责任推到崇祯身上，不料崇祯居然满足了他的要求。以袁之为人，捅一个更大的篓子来掩盖之前的小篓子完全是在意料之中，袁捅的这个大篓子就是力主与后金媾和。明朝的清流们鉴于宋之积弱，有“不媾和”的道德洁癖，以袁的出身，说他没有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我是不信的。当然，袁主张的媾和与宋朝不同，并不自居下国地位，而是要求后金称臣纳贡的。但是袁的这一举动并不是出自他对战略形势的判断，而是为了圆他吹过的牛：五年平辽不一定是要把满酋们的脑壳砍下来送到北京，让后金俯首称臣也可以应付差事了。后者的难度显然小于前者，后金本来就是大明的建州卫嘛！

袁这个痛脚一旦被后金抓住，虽然不至于被后金予取予求，但后金只要在这方面稍微示以小利，袁必然趋之若鹜。说回史实，关于袁的行为，持相反意见的两派彼此攻讦不休，并都有史料作为佐证，单以满清篡改是不足以解释这种甲乙的，我认为这就是对袁历史定位不明确所致。认为袁是民族英雄，则解释不了袁的误国；认为袁是害国败类，则解释不了袁在抵御后金时而表现出的英雄气概。袁的根本问题是把为己立名放在为国立功之上，尽管他为国立功的心情也是真挚的。

这大概是文人的通病，顺带一说，林兄所谓文人问题的根源我并不赞同。我有很多学文科，乃至在文科上有相当造诣的朋友，就我作为一名学理出身的人对他们的观察，我认为文人问题的根源是不能根据客观世界修正自己的主观认识，或者说将主观世界置于客观世界之上，其问题大小，取决于其主观反映对客观世界的吻合程度。但是既然认为自己的主观认识可以取代客观世界，那么很大概率会出现极端利己这种思想，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

林兄这里回复的一些文字，我的观感正是林兄所批评的“炫于名实”，说“义理不通”或许过分，不过“言不及义”大概是有的。这点我与caoban河友观点不同，我认为林兄用修辞代替论证的地方相当不少，以林兄的逻辑水平，我并不认为林兄自己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但林兄还是这么做了，我认为有盲目坚持自己观点并强辩的嫌疑，之前在讨论中我曾经批评过林兄有贵族思想，这里可以再修正一点，我认为林兄的思维模式仍然不脱文科的大窠臼，文理的根本区别不在能否抓住本质，而在对本质的认识上，具体的说，就是唯心唯物的区别。

林兄在另一个问题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已经有河友提出批评了，就是将明亡的因素归结于主观问题上。林兄“不是王朝末年昏君，是昏君导致王朝末年”的观点任爱杰河友已经批评过“脱离历史实际”了，我赞同他的观点，历史上从未有过在基本保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遏止甚至扭转利益集团坐大的先例。pattern河友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见解很精辟，我不妨续貂一下，要挑战利益集团，不是单有才能和胆略就够了的，尽管有了这些大概就足以称为明君了。毛不仅有才有胆，还有巨大功业和威望做背书，挑战利益集团的下场是怎么样的？在民智不开的旧社会，王朝中期的君主拿什么去挑战利益集团？

近来阉党的形象趋向正面，割掉胯下之物当然对生理和心理有这样那样的影响，其中负面的大概也不少，但不见得这人从此就十恶不赦了。不过“太监”至今大概也属于最恶毒的咒骂之一，太监的名声不好，重用他们的皇帝显然不会不知道，那为什么皇帝仍然要坚持重用太监？我认为是因为太监不会形成新的门阀，汉、唐、明后期都有大太监连续掌权，其中也不乏善终者，但权力并不传给他们的亲属或心腹，而是有新的太监取代旧的位置。其根本原因就是太监名声不好，与太监的关系无法成为政治资本，皇帝用太监，实质是手中的皇权已经无可让渡。阉党的作用不一定是负面的，但出现阉党，却是政权已经不可救药的标志。希望依靠阉党维持现状或者长治久安也是不现实的事，如果掌握权力的前提是被阉割，则必然会把大多数人，尤其是优秀人才排斥在权力之外，这种劣选是无法持久的。

这道理，我也不觉得林兄不知道，然而林兄固执认为明之亡国，是因为主观失误，仿佛没有这些失误，明就不会亡国一样。作为一个逐渐走向腐朽没落的政权，我认为明是亡定了的，苟延残喘也不会太久，无非是亡于谁手的区别。林兄的坚持，我猜大概是因为最终的胜利者是异族。后金当然不至于“制度、人心、政治、经济、军事无一不胜过明朝”，但也绝不是“制度、人心、政治、经济、军事无一胜于明朝”。最基本的，后金作为一个新兴政权，其社会结构要比明朝有竞争力得多，这没有什么可以讳饰的。关于这一点，毛这样讲过：“……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满清的胜利，就是因为它“要干，要革命”，或者说能干，能革命。抵抗满清最力的人才，也是出自于革命者队伍，而不是明朝的肉食者。单看南明诸政权的丑态，就知道明朝之亡是长期积弊之下的必然，农民起义军最终败于满清，原因才是一系列短期决策失误。

通宝推：年青是福,梓童,西门飘飘,strain2,平淡是真,何求,一着,桥上,

复有点不同意见。

家园

果然看高水平的回复才有进益

高水平的回复可以暴露自己的缺点进而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是很好的事情。

而且解甲的文章语气并不激烈，读起来不会让人产生不良情绪，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非常值得我学习。我自己的毛病也是知道一些的，不太注意修辞，语气一冲，说话就很容易得罪人。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只是积习难以猝改，慢慢来吧。时间还长，一点一点来，总是能够改善的。

逻辑上也是很连贯的，这正是高水平的一种体现。多读逻辑性强的文章，可以理顺自己的思路。我平时也会收集一些逻辑性好的文章，偶尔读一读，捋顺思路。

对于一些问题，确有说清楚的必要。因此多说一说。

对于袁氏的能力，我看得不高，直接说他无能。解甲说，他如果毫无能力，不至于做出那么多对后金有利的事情。这句话没错，袁氏倘若彻底无能，不至于如此。揽权者必然有揽权的能力。然而，这只是揽权方面的能力。袁氏在做好保家卫国这件事上，是无能的。

在保家卫国方面无能，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他的主观问题，而这个主观问题，如解甲所说，第一层原因是“袁的根本问题是把为己立名放在为国立功之上”，这个原因的原因，则是第二层原因，是“文人的通病”。具体来说，就是“文人问题的根源是不能根据客观世界修正自己的主观认识，或者说将主观世界置于客观世界之上”。因为这个原因，于是：“既然认为自己的主观认识可以取代客观世界，那么很大概率会出现极端利己这种思想。”

那么说到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极端利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文人缺陷。

那么归结起来，似乎是说：袁氏并非没有保家卫国的能力，只是私心致败。

单纯只看这一点，可以说用了一个唯心主义的原因解释了袁氏的无能表现。还好，你又说明了，私心出现的原因是唯物的。所以，一个以主观意识作为原因的回答，也可以是唯物的。那么从这个角度说，说昏君可以导致王朝末年，表面上是用一个个人的、主观的因素解释重大历史问题，但是如果这个个人的、主观的因素的根本原因也是唯物的，那么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唯物的解释。

那么，昏君可以导致王朝末年，应该算不上唯心的。严格说起来，我的表述也很不严谨，说得好像王朝末年都是而且只是昏君导致的。

昏君可以导致王朝的末年。隋朝的灭亡固然有内部矛盾爆发的原因，但是内部矛盾为什么那样爆发？隋炀帝得无过乎？我们总说，危机不是这样爆发，就是那样爆发，但是，危机为什么这样爆发，为什么那样爆发？

天行有常，灾厄其常。君子自强，以故不息。所以我重视人的作用。

在有些问题上，一个看上去唯心的解释，并非就是唯心的。一个看上去唯物的解释，也未必就是唯物的，因为这也有可能是“政治正确”的，有可能是因为必须避开一些东西、所以不得不选择别的回答。

对于唯物主义来说，除了错误的回答，没有什么回答可以回避。

秦二世时代，秦朝社会危机总爆发。这些危机总是有原因的，也许，总是会爆发或者解决的。但是为什么秦始皇的时候能够控制住呢？这与个人能力是有直接关系的。

任何时代都会有成长为危机的因素，关键在于这些因素会不会成长为危机。而这，一方面与“客观世界”有关，一方面也与“人”有关。

人，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

历史人物的成长是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的，但是历史人物的影响同样也作用于客观世界。

唯物主义的两个石头相互碰撞，不能说只有一个石头受到了唯物主义的影响，另一个石头不受唯物主义的影响。

唯物主义的原则怎么会出现一个脱离于唯物主义世界的石头呢？

人，不过就是一种“石头”。这种“石头”和别的种类的“石头”有区别，但是也不过是一种“石头”。

社会危机与客观世界的那种“石头”有关系，也可以与这种“石头”有关系。王朝灭亡可以是因为经济危机而爆发，也可以是因为人事危机而爆发。因为经济和人事，都只不过是“石头”的不同运行方式。

如果将原因归结于人，就是唯心，那么人为什么不是唯物的？

所以我不觉得，昏君可以导致王朝灭亡，这个观点有什么问题。

明朝灭亡，与明朝末年的四个皇帝关联重大。而这几个皇帝出现的问题，很有不同。

明神宗的问题是对官僚机构的管控力度不够。这是一定程度的失能。明神宗的失能，造成了明末危机的背景环境。对于明神宗失能的问题，牵扯深远，说起来可能要很长一大段，所以这里不想说太多。

明光宗的问题是壮年暴卒，没有发挥作用。这是失能。这个失能很关键。明光宗决定了此后的皇帝位子。而他自己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NPC……

明熹宗的问题是幼年即位，早期并不能发挥作用。这也是失能。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他年龄太小，是个客观原因。

这两次失能，明显放大了明朝末年的危机。

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遇到危机，总会想办法去解决。解决不了，当然可能会有很多种变化，但是首先还是会想办法解决的。

明光宗和明熹宗的两次失能，放大了明神宗时代的问题和危机。明神宗时代，特别是明神宗末年收尾阶段对后世的影响，我也说过一些，基本意思就是，每件事的结尾都是下一件事的开头，所以明神宗对后世是有影响的。但是事情毕竟要自己做，自己处理好坏，没必要怪祖宗，所以对明神宗留下的问题，并不夸大看待。因为明神宗时代，明朝面临的危机还远不足以亡国。真正发展起来，还是到此后三个皇帝。此外不再重复。

明光宗和明熹宗的失能放大了危机，但是我不怎么怪罪这两个皇帝。因为并非是他们工作不努力，而是他们没有机会良好的工作。当然，不能发挥作用，也与他们自己不能想办法好好活着有关系，说多了就没头了，不多说了。

这样只剩下明思宗崇祯皇帝了。

前三个皇帝，都有失能的问题。明神宗不严重，明光宗基本没干什么事，明熹宗早期虽然不成，后来依靠自己的白手套，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当然，解甲兄认为阉党不是一个良好的政治形态。不用阉党，历史上很多君主也会用一些外戚、权臣，很多白手套的保质期也并不长，就迅速换掉了。当然，明熹宗没有机会表现出自己是会换掉白手套还是不会换，就迅速死掉了。不过如解甲兄所言，阉党有太多的缺陷，不足以集结最优秀的人才，所以能力还是有欠缺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天启年间，明熹宗都存在着显著的失能问题。

那么明思宗呢？

明思宗即位时，已经十六七岁了。他去世的时候，也已经三十三四岁了。按照古人来说，十六七岁，已经基本成年。执政十七年，三十多岁，也早就到了而立之年。

明思宗确实有先天的劣势。比如他毕竟即位时还不算大，比如官僚集团不好控制，比如社会危机更加严重。

然而他毕竟要比明熹宗大一些，执政时间也长达十七年之久。

所以，我觉得他的能力问题，本身也是加剧危机的因素之一。

昏君本来就可以直接导致社会危机总爆发，就如同庸医可以将可以治好的病治死一样。

天冷的时候，可能喝口热汤就好了，但是被庸医看到，吃错了药，会死。在这里，庸医是危机总爆发的主要原因，因此归结为庸医，不能说是唯心主义。

对于明末问题，崇祯执政十七年而危机愈演愈烈，他的责任，肯定不会很小。

对于程度问题，这个有争论。我觉得崇祯责任大一些，所以说主要是他的问题。

对于崇祯责任大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原本不是很重要，但是越来越变得重要。

因为一直以来就有一种趋势，就是片面夸大明朝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否认人事危机的严重性，进而否定中国社会的合理性。这种趋势的来源之一，就是一种表面上的唯物主义。这种来源，在表面上所说的一切都是唯物主义的，但是本质上所说的一切都不是唯物主义的。因为这种将社会危机简单归结为社会自发的机械运转，忽略了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唯物主义因素，忽略了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事因素。

片面的真相就是谎言，片面的唯物主义也是唯心主义，因为唯物主义应以真实为根本立足点，而不应该扭曲真相。

所以我强调昏君问题在社会危机中的重要性，强调主观失误在明末危机中的地位。

我记得毛主席也谈过人事问题的。比如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话有不同的说法，意义基本相近。以前我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毛主席这句话和《荀子·君道》的关注点是相同的。

人事问题本身也是唯物主义问题之一。

至于说袁氏的问题，他在保家卫国上无能。而他在揽权上有能，那么他就是害群之马。解甲兄以为他的问题在于由于私心，结果上了当，入了局，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这种情况，轻微了就是废物，严重了就是叛徒。说废物无能，不能为过。说叛徒无能，可能抹杀了他们出卖的能力。还好，我还没说他是叛徒。只不过，袁氏在这样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恐怕早晚就是个叛徒——好吧，历史不容假设，那就不说早晚，就说现实的——亲者痛仇者快，用文言一点的话说就是，袁氏所为，与叛徒所异者几希。

我说文人多眩于名实，不能留意本质。你说文人的毛病是以主观认识取代客观世界。其实这是一回事。大约我用的词过于古典了。单纯从字面上来说，名是称呼，实是实际。名实，不是指名声和事实，而是指概念和事物。在客观世界内部再区分主观和客观，那么概念是主观认识的体现，事物是客观世界的体现。因为我以前看公孙龙的《名实论》，后来又看一些古代的言论，他们大多是用名实一词，所以名实一词用得顺手，和现行的词汇体系不太一致。

至于修辞。修辞立其诚，语言的宗旨是表达内在涵义。“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名实相应，以实正名，以期准确表达概念内涵，必然要修辞。

谈不上以修辞替代逻辑，因为修辞本身就是逻辑必须的一个手段。

给人以拿修辞来代替逻辑的印象，大约是有时候也会利用“当然的道理”，搞一搞气氛。扣上大帽子压迫别人，大概不经意间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吧。以前也醉醺醺写过一些纯粹抒情的东西，可能文字还要流畅得一塌糊涂，那时候恐怕就更加是气壮胜于理直了。过分自信就是自负了。头上长角，过于莽撞，并非是好事。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我就尽量改善。不过古人也说了，察见渊鱼者不祥，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我平时关注的东西够多了，不想瞻前顾后思虑太多，让心思变得太细小，所以一星半点的小毛病不会用太多心思去修正，而是在大略上浮动一下。这样手段比较间接，改善的过程可能比较慢，以后有问题，您多批评。

当然，对于您这一次的意见，我可能还有很多没读出来，所以，如果解甲兄有空暇，还劳烦您再费点心，继续批评。

通宝推：ATP,乾道学派,何求,桥上,

复你这是在论证辽西防线毫无必要

家园

这个想当然了吧

蒙古守了那么多年，也没见明军的野战能力有什么提高啊。

指望一个衰老之人，强化自己的身体来对抗年青人，不现实。

对当时的明朝，他就是一棵生了顽疾的树，营养再多也加不了抵抗力啊。中国历史那么长，出现个中兴之主那是多难的事情呀。典型就如国民党一样，他建黄浦军校多少人才啊，他的战斗力是相对于孙大炮早期有提高，但打日本还是不行啊。

复这个想当然了吧

家园

如果明朝必败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KMT就不要做例子了……

复佩服满清修改史书的功夫，袁督师这样的人还能打扮成民族英雄

家园

针对所谓专说被的袁崇焕这个事，我是有话说的

虽然易先生不给我发言的机会，但是我还是想说一说，为什么我宁愿相信明朝史料所说的有罪的袁崇焕，而不肯相信清朝史料里含怨的袁大英雄。

只说一个问题：易先生说，明朝有修改史料的动机。

首先，这只是他的怀疑。

易先生怀疑，明朝有修改史料的动机。假定易先生这个说法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动机存在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好，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动机存在的几率为80%——因为我们并没有确凿无误的证据表明这个动机确实存在，而且动机存在于心里，所以几率只能定小一点。这是动机。

那么在这个80%的动机之后，采取相应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少呢？因为我们没有确凿无误的证据证明确实发生了这样的篡改，所以只能将这个几率保守的定位90%。

那么，在这两个假设之后，明朝修改史料的可能性就高达72%。但是请注意，并不意味着修改了72%的史料。

还有一个修改时间的问题。

崇祯三年，崇祯皇帝处决袁崇焕。崇祯十七年初，崇祯自尽。如果崇祯王朝需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修改史料，那么他们只有至多14年时间。于是结果就是72%*14年。

同时我们要看到，崇祯时代并没有专门、大规模开展针对袁崇焕资料的篡改工作，所以即便如你所说的篡改是存在的，也只能是比较业余的、零散的行为。因此，在以易先生的假设为真的情况下，关于明代篡改史料的问题，我们也只能得到“72%*14年*业余”这个结果。以业余的效率只有50%计算，那么结果就是36%*14，求得一个数字结果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结果是5.04。

所以明朝篡改史料问题，数字结果是5.04——请注意，这里我有意忽略掉了明朝皇权不能有效驾驭官僚集团的因素。因为我觉得明朝的数字不能再降了，一会儿易先生会受不了——事实是，易先生的确受不了，他直接拒绝了我的回复。。。不过我记得有一句话，书画不是为了说服敌人，而是为了让敌人不要忽悠其他无辜的人，所以我坚持说话，乃至于有点喋喋不休。

其次，易先生重视他自己的怀疑，但却忽略了历史的真实。

易先生绝口不提清朝有着连续百余年修改史料的实际罪行。

这是确凿无误的修改史料的行为！

对着这样确凿无误的罪行视、而、不、见！

却以所谓自己个人的怀疑去质疑“也许有”的事情！

这简直不是21世纪的思维，而是12世纪的思维！

按照计算明朝篡改史料机会数值的方法，我们可以算一算清朝。

清朝也有动机，而且清朝更加有行动，而且是专业的、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细致化、全面化篡改史料的行动。

因为采取了强烈的行动，我们可以认定，清朝修改史料的动机是100%。

因为采取了强烈的行动，我们可以认定清朝采取修改史料行动的几率是100%。

因为采取了强烈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清朝至少到了乾隆时代依然在大规模进行史料篡改活动，乾隆时代甚至还是一个突出的高峰。所以我们可以认定清朝采取修改史料行动的时间是1644-1799年，大约是155年。

因为采取了强烈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修改行动是专业的、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细致化、全面化动作。专业行为的效率原本也可以算成是100%，但是考虑到封建社会效率不高，以及部分官员其实并不满意清朝皇帝，所以只让这个数字比业余级别的高一些，算是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