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华夏民族的形成 -- 黄金狮子
“华夏”一词，我们中国人经常用，还自称是“华夏民族、炎黄子孙”，也称中国为“华夏”。“华夏”这个词最早可见于《尚书》；《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才改称《尚书》，意为“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这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是由孔子编撰而成；按时代先后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原始的《尚书》共一百篇。
《尚书·周书·武成》里说“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华夏、蛮夷都服从周武王的统治）；《尚书·疏》里解释：“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左传·疏》进一步阐述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说白了，华夏民族就是住在中国的讲礼仪的“文明”人。
中国人从上古起，就因为本民族文明、开化（发展水平），而自豪地称自己为诸夏、华夏，或单称夏、华；至少到西周的时候，华夏就已经变成了我们种族的名称，也把除我们之外的其它民族叫作夷（东）、狄（北）、戎（西）、蛮（南）。华夏族认为自己居住的中原居四方之中，故把居住的地方称为中华。 华夏、中华，初指中原地区，后来包括了我国的全部领土，皆称华夏或中华，亦称中国。
华夏民族的形成，实际上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融合、交流甚至战争，才凝结成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情感、共同文化、共同经济、共同疆域的整体，也可以说华夏民族的形成史是一部与野蛮的斗争史，也是一部文明、开化和进步史。
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是在秦汉时期，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实际上主要来源于上古的华夏、东夷、南蛮三大部族集团。其中华夏部族的代表，就是炎帝和黄帝；经过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后，黄帝兼并、融合、统一了中原地区的诸多部族，形成了炎黄部族为主体，包括一部分东夷、南蛮在内的华夏部族，形成了华夏族最初的核心部分。
华夏部族发祥于今天陕西省的黄土高原上，在有史以前已经渐渐地顺着黄河两岸散布于中国的华北及中部的一些地方。东夷部族所居住的地域主要在今天的山东地方（也有学者推测他们是良渚文化的北上），西至河南东部、南部，南至江苏、安徽的中部，东面一至到东海。南蛮部族的分布区域以湖广地区和江西等地为中心。
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主要就是这华夏（炎黄）、东夷、南蛮三个部族互相斗争、相互融合的结果。经过战争，胜利者越来越强大。《史记》曾说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逐鹿之阿。”（东到海，西至甘肃，南到长江，北到草原，定都逐鹿）。炎黄时代的华夏部族是以家族、氏族、胞族和部落构成的，血缘概念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及其后裔的炎黄部族与其它部落不断融合。到有虞氏虞舜与陶唐氏帝尧的时期，这个初步的政权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开始包括三大集团的氏族了（譬如，一度有可能接替禹的地位的伯益可能就是东夷人）。这时候，在今天的山西、河南和陕西三省，华夏先民已经渐渐融合成一个有一定向心力的部族了（古华夏部族）。
在今天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发现在这一地区有七百多处龙山文化的遗址；这些华夏先民的遗址在类型上已经很接近了，只能大概分成大同小异的六个小类；到了夏禹的时候（或者稍晚一点），这些遗址数目逐渐减少到两百个左右（二里头文化），如果要分类的话只能细分成两个小类型了；这已经是有共同文化、共同疆域、共同语言的初步的民族了。在随后夏朝的几百年里，经过世世代代通婚、不断繁衍生息，古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共同体———华夏族初步形成了。
大约公元前17世纪，到了夏朝的晚期夏桀的时代，统治家族（姒氏家族）失去了人心和权威，这时候一个古老的部族商部族在商汤带领下，取代了姒氏家族在夏人中的权威，这是史书记载的第一次朝代更替；这一次朝代更替没有遭到夏人激烈的反抗。一些夏政权中的势力还选择了与商汤合作（在夏都勘寻甚至有一个商汤的间谍网），夏的太史令终古甚至在夏亡前三年就投靠了商汤。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在夏人看来，某种程度上商人也是夏人的一支，这次朝代更替不过是夏人内部的事情。
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观点，商人是东夷的一支。但是从建国后的许多考古发现中，学者们发现，商人在夏的时期的居住地一直在晋南（夏人的腹心地区）、河北中南部（邯郸一代、保定唐县）、豫北（下七桓）、豫南（郑州南关）这一带；这时的商部族不过是一个只有几百、几千人的小部族，到了商汤时代才不过几万人的规模（“六千必死”）。这些遗址的考古也表明这时的商人是在同华夏部落（夏人）杂居；在考古中所发现的先商文化同“岳石文化”（当时的东夷文化）也有明显的区别，更接近于夏文化，从这也可以推论出商人和夏人之间存在着通婚关系（文化交流）；总之，《史记》等古代史书也把商人归类于炎黄部族的一支也是很有道理的；最起码他们是一支华夏化的“东夷”。
商朝的建立，标志着商族的形成，但是夏族也并未因此而消失，仍是构成商族的最主要成份。商族推翻夏王朝后，夏族中的一部分人选择了远徙他乡，其中避居于今晋陕北部地区的夏族后裔经常聚积军事力量对商王朝西北边疆地区进行攻击。整个殷商时代，尤其是商王朝早、中期，来自西北方的战事时有发生，商王朝征调大量军队进行讨伐。与之同时，在商朝的控制区域内也还有很多臣服的夏遗民。
从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商朝开国的时候不过几万人（必死六千）；可是到开国后不久，仅在国都一地就可以聚集起55000（偃师商城）和80000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有人主张是商汤的亳都，有人认为郑州商城才是；还有人主张郑州商城或许是中丁所立胧都；人口数字来源于《夏商社会生活史》），这个无疑不是仅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就可以达到的。
“文明”程度稍逊于夏人的商人在接管了中原的夏政权之后，有文献记载“殷因于夏礼”（《论语·为政篇》）；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商朝在文化上的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夏代的文化，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与夏文化的陶文的继承关系，历法和纪年方法的继承性，宗教方面的自然崇拜、祖生崇拜和天命观以及婚姻、丧葬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同之处。
单从宫殿建筑来看，二里头遗址（夏）发现的一号、二号宫殿基址，与偃师商城（商）发现的四号、五号宫殿基址，在形制、结构、营建方法等方面都十分相似（具有继承性）；都是以正殿（堂）为主体，东、西、南三面设廊庑，南面设门，自成一体的封闭式宫殿建筑（夏风格的建筑）。
可以肯定的是，商王朝对夏人的同化（或者说商人和夏人互相同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了商代的中、后期，已经很难分辨文化遗存上商和夏那一种成份更多，这可以说明此时夏、商二族文化上已水乳融合在一起，已经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而从情理上来讲，这也是夏族文化的遗存（华夏文化）。 经过几百年统治，商部落已完全华夏化这一结论还是很靠谱的。
公元前1046年前后，周部族灭商，建立了强大的周王朝。周部族原来就是华夏族的一支（居住今河南省太康县，后来迁到关中），属于不肯屈服于商的统治而离开的那部分夏人；作为华夏族在关中的移民，血缘上文化上他们仍然是以华夏族为主体。但这时面对着留下来的夏人和商人，周人反而成了少数（小邦周，大邑商）。面对现实，周人聪明地选择了一套新的统治方式（封建）。
周朝分封的国家主体民族还是周族但也包括着商族和其它一些古老的氏族（多是三皇五帝的后裔——夏人），然后周人将臣服的商人（殷民）按族分配给这些亲近的国家。这些国家就是最初的华夏诸国，也被称为诸夏。
自西周至春秋时期，边疆各族（夷、狄、戎、蛮）陆续内迁（还有一部分本身就是“夏人”，但没有融进周的体系），一方面冲击了周人的封建体系，但是也激发了华夏民族意识强烈高涨（自豪感，优越感）。春秋时很有名气的霸主齐桓公，在春秋初期基于华夏的立场提出“尊王攘夷”（伐山戎、救邢、复卫、存鲁、攻楚、安王室），但是谁又知道，在他称霸的三十余年间，齐陆续灭掉了三十余个小国，其中很多都是齐附近的东夷小国（非华夏体系）。要知道，整个春秋时代有记载的灭亡的国家不过三百余国。
借助于齐桓公北伐山戎，幽州一代燕国开始将触角深入辽东，到了战国末期，燕国已完全占有了辽东半岛的今辽宁省一代。
山西的晋国，晋献公以昏庸而闻名（杀太子申生，迫使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但是，他在位期间，曾经灭了耿、霍、魏、虢、虞、焦、杨、韩、阳、肥、陆、浑、鼓等国。文献记载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韩非子·难二篇》）。后来的历代晋国国君也把山西一带的狄、戎小国作为吞并的对象。
楚国的祖先为祝融之后裔，到季连时开始用芈姓。季连迫于商的威慑，从河南新郑一带，顺着禹县-叶县这条通路逐步南迁到了丹江之北的淅川。季连所属部族与当地的苗瑶土著融合，形式了一个新的民族“荆楚”。到周昭王时期，荆楚开始强大。后来的楚王陆续吞灭周围的小国（至少六七十个国家）；不但灭亡了周分封的“江淮诸姬”，还将周围的苗、蛮、瑶、濮、越等小国陆续并吞，到了战国时号称占据了南半个中国。
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其先祖“在西戎，保西陲”（甘肃天水）与羌戎（与黄帝族同源）杂处。周灭商后，秦人被西迁到了陇山以西，与西戎杂处（替天子放马）。平王东迁中，秦襄公赢开因功被赐之岐以西之地（正式成为诸侯），并受命攻伐戎狄。其后，文公击败了西戎，得到了周原和周遗民。秦穆公三十七年彻底打败了西戎，“益十二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以后数百年又继续向西灭西戎、义渠等国，向南越过秦岭灭巴、蜀等国，向东南与楚国争夺汉中及黔中，逐渐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
战国时，齐、燕、韩、赵、魏、楚、秦并称战国七雄。他们各自都统一了一个大的区域；他们境内原先还有多种民族存在，但都逐渐为他们所融化。随后，随着七雄之间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民族认同的意识也越来越明确，构成统一的历史来源与统一的谱系也逐渐形成了。当时，各国都普遍认为华夏诸国为黄帝和炎帝的子孙，将原属不同部落的天神与祖神加以整合，归纳成同出黄帝一系的统一谱系。同一谱系的建立，既促进了华夏民族内部的大认同，也是华夏民族大认同的产物，它表明了华夏族民族意识的真正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华夏的先民们更看重文化意义上的“华夏”，而不拘泥于血缘。炎黄以来，直至三代的统治集团内部都包括其他非华夏的成份，也和这些非华夏成份通婚（本来在人种上就是同源同种）。春秋时期的孔子总结道：“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用夏礼则夏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亡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六王毕、四海一”；大一统的秦朝形成了，曾经存在于古中华大地上的夷、狄、戎、蛮、苗、瑶、濮、越都逐渐成了历史的名词（或是被逐离华夏族的核心地区了）；在秦的铁腕之下，以古华夏部族为核心，融合了夷、狄、戎、蛮、苗、瑶、濮、越等成份的新的华夏族形成了，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经济、共同的疆域使华夏族形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这之后，再经过的东、西两汉的四百年，华夏族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汉族。
总的说来，华夏族（汉族）的形成就是来源于炎黄部族，在尧舜时期形成的古华夏族基础上，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几代的民族统一、民族融合，在古中华大地上形成的拥有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经济、共同的疆域的民族共同体（后来还拥有了共同的语言——汉语），这才得以发展成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广大人口的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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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民族融合与华夏民族的形成
作者：田青刚 文章来源：《寻根》2005年第05期
商族先世是居住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共同体，活动中心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地区，后来又不断向东部地区移动，到达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广袤地带，与东夷族长期共处。大约公元前17世纪末，商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夏桀时，商部落首领汤开始征伐其他部落。《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趁夏桀与东夷纷争，陷于孤立之际，起兵伐桀，灭夏，建立商朝。
相传商的始祖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而为舜的“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史记》）。商部落这时还是以畜牧为主的游牧部落，过着“无定处”、“不常厥邑”的流动生活，见于记载的迁徙就有13次，特别是从契至相土，不过三世，前后五迁，相土以后，自昌若到汤共十一代，活动中心又迁徙了三次。《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因之，关于商族起源于何地，自汉代司马迁至今，一直是学术界注意的一个焦点，大约有过陕西说、东方说、冀鲁豫说、河北说、东北说、山西说、浙江说等不同观点。李民先生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考古学成果的研究认为，商族最早活动于关中东部地区，昭明时（夏初）迁至晋南、晋中地区，相土时东迁，短期到达泰山附近，最终定居、发展于豫北、冀南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南下，西指灭夏，建立商王朝，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商文化。
商代是华夏民族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
商代的民族融合，首先表现为夏商两族之间的融合。
早在先商时期，商族就与夏族有着密切关系。从考古学资料来看，夏文化也吸收了先商文化。如作为夏文化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已明显地吸收了商文化。虽然两族文化的渊源不完全相同，即商文化主要是来源于河北地区的龙山文化，夏文化主要是来源于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二者有别，但由于两族长期共处，文化上互相影响、互相吸收，逐渐融为一体，到了商代夏而立，就很难再把商文化与夏文化从考古学上分开了。商朝的建立，标志着商族的形成，但夏族并未因此而消失，仍是构成商族的主要成分。
《论语·为政篇》说：“殷因于夏礼。”商朝在文化上的许多方面继承了夏代的成果，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与夏文化的“图画文字”的继承关系，历法和纪年方法的一致，音乐格调上的相同，宗教方面的自然崇拜、祖生崇拜和天命观以及婚姻、丧葬等方面的许多相同之处，这些事实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夏商之间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从商族推翻夏王朝始，夏族中的一部分就远徙他乡，其中避居于今晋陕北部地区的夏族，不甘心失去统治地位，经常聚积军事力量对商王朝西北边疆地区进行挑衅。整个殷商时代，尤其是商王朝早、中期，来自西北方的战事时有发生，商王朝征调大量军队进行讨伐。同时，对臣服的夏遗民，商王朝加强了控制与同化。
从文献记载来看，商王朝采取了“封夏之后”的笼络措施，但这个夏后封地被封者是谁，文献没有载明；封于何地，文献记载少而含糊。《史记·夏本纪·正义》在“汤封夏之后”条下引《括地志》云：“夏亭故城在汝州郏城县东北五十四里，盖夏后所封也。”这里称“盖夏后所封也”，显然也是推测之词，实难肯定。此外，《史记·留侯世家》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甲骨文中有“杞字”，也有“杞侯”。但此“杞侯”是否就是汤所封“夏之后”则难以断定。《史记·陈杞世家》说夏禹之后“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殷商王朝所封的“夏之后”，其地位是相当微弱的，不仅封地狭小，民众甚少，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而且其封地随时有可能被剥夺，“或封或绝”，全由商王朝决定。到殷商末期，夏禹之后已难寻找。《陈杞世家》言“求禹之后，得东楼公”，此“求”字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显然禹之后的地位已同普通民众无甚区别，以致于到处寻找，才得到东楼公。
从考古情况分析，商王朝对夏族的同化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就。除少量确定为商王朝初年的夏族遗存之外，至商代中、后期，已不可能在商文化遗存上单独找到遗留下来的夏族文化遗存，这说明此时夏、商二族文化已融合在一起，已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二里岗期商文化、殷墟商文化遗存。而从情理上讲，夏民族在其王朝被推翻之后，除少数人被消灭之外，大部分夏族人成为商王朝统治下的臣民。若这些夏遗民能保持鲜明的民族特性，则我们今天就能看到一些商王朝时期的夏族文化遗存。
又如崇国的被同化。《史记·周本纪·正义》云崇国“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从此可以看出，崇国为夏鲧封地，在虞舜时期被封，商周时代仍存在。商代的崇国也应为夏族之后所封。到了殷商后期，崇国已成为商王朝镇压西部叛乱的羽翼。崇侯虎成为殷纣王的宠臣，曾“谮西伯于殷纣”。周文王讨伐商纣，则从讨伐崇侯虎开始。从考古学材料也可看出，崇国文化遗存与郑州、安阳等地的殷商文化遗存几乎没什么两样。考古学家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洪庆乡燎原村的老牛坡遗址，发现了典型的商文化遗存，时代从商代二里岗期延续到殷墟文化时期。从其地理位置可以看出，老牛坡遗址应为商代崇国遗存。
商族在同化夏族的同时，也大量吸收夏族文化因素。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属于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吸收、继承了大量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从陶器上来看，二者皆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常见绳纹、附加堆纹、旋纹、器物内壁麻点等装饰，平底器、圜底器较多。二里头文化的大口尊、圆腹罐（捏口尊）、夹砂中口罐、澄滤器（刻槽盆）、平底盆等典型器物在二里岗期商文化中被继承下来，且变化不大。从宫殿建筑技术来看，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号、二号宫殿基址，与偃师商城发现的四号、五号宫殿基址，在形制、结构、营建方法等方面都十分相似，即为以正殿（堂）为主体，东、西、南三面设廊庑，南面设门，自成一体的封闭式宫殿建筑。此外，文献记载有“殷因于夏礼”，是说殷商王朝继承了夏王朝的礼乐制度。《礼记·礼器》云：“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这又说明殷商继承了夏王朝的礼器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商王朝对夏族的同化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夏族在风俗、习惯上与商族已无明显区别，但是终殷一代，仍有一部分夏族保持一定的民族特性，至少在族属上，有一部分人认定自己属于夏王朝时期夏族的后裔，且这种族属也得到殷商普通民众的认同。从前面提到的汤“封夏后”以及周武王“求禹之后，得东楼公”的记载可以看出，周初尚能辨认出来被封到杞或缯地的夏族后裔。
二
商代的民族融合，还表现在商族和商朝与方国之间的关系上。
商朝与夏朝一样，有王畿和王畿外的诸侯国。商王畿比夏王畿的范围大多了，受商王统治和与商具有同样文化的诸侯国也向四方发展了。在北方，有商的同姓诸侯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县）；在东方，有奄（今山东曲阜）和蒲姑（今山东益都地区）与商有同源关系；在西方，有周（今陕西岐山一带）是商朝的诸侯国；在南方，与“荆蛮”为邻，势力达到长江流域，甚至有部分商人已迁居湖南、江西等地了。
商朝时有许多方国，有的处于商的四周，有的则穿插于商朝辖境，与商族和商朝有着复杂的关系。商朝前期，见于《伊尹四方献令》的方国有：“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发、文身”；“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犁、其龙、东胡”。商代中后期，在商朝王畿之地西北和西方即今山、陕北部，宁夏六盘山东西及内蒙河套地区，有鬼方、揸方、系方等方国。他们大约都是一些游牧民族的氏族和部落共同体。在商朝南方，有荆楚。东方仍是九夷分布之地，有虎方、夷方、林方等。商代方国众多，传说商汤时有三千，见于赵诚编著的《甲骨文简明字典》的商后期方国就有118个，见于《左传》记载的也有200余诸侯及附庸国。实际上，当时存在的诸侯、部落（方国）要多于记载的数字。据杨东晨考证，殷商时期，仅河南地区的方国就有子姓殷后裔28国，炎帝后裔22国，黄帝后裔12国，族源为东夷的15国，诸小国52个（杨东晨：《商代河南地区的方国》，殷都学刊，1994年第4期）。
商朝对主要由异族居住的王畿以外的地区，仍然实行爵服制度。《尚书·酒诰》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白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殷墟卜辞有侯爵，如周侯、鬼侯、犬侯、攸侯等；有男爵，如雀男；有伯爵，如伯、羊伯、卢伯、儿伯等。又，《逸周书·王会》云：“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孔晁注：“此服名因于殷，非周制也。”观《酒诰》、《王会》，与《禹贡》所载五服制不同的是商内服（亦即比服）即夏甸服，商外服为五等（侯、甸、男、卫、邦伯），夏外服为四等（侯、绥、要、荒）。《酒诰》之邦伯，应即《王会》所载“要服”、“荒服”地区的民族方国酋长。据此，尽管夏商爵服名称及诸服间的里距有若干差别，但同样有定位之尊卑的“爵”和贡赋多少的“服”，并且同样有集中表现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要服”、“荒服”。
在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上，一方面各方国承认商王的“共主”地位，并通过纳贡等形式表示对商王的臣服；另一方面，一些方国的贵族统治者又企图向商族进行掠夺，因此，商朝和方国之间在保持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经常发生战争。与商王朝经常发生战争的，在商的西北方除了土方、方之外，还有鬼方。甲骨文有“王省土方”、“征土方”、“伐土方”的记载。郭沫若先生曾根据甲骨文中关于土方、方的记载，认为土方、方与殷人所发生的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最剧烈。甲骨文有不少关于征伐方的记载，方也曾与土方联合进攻商朝的属国。鬼方是距离商王畿更远的部落。《诗经·大雅·荡》郑《笺》云：“鬼方，远方也。”《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云“北方有鬼国”，干宝《易经》注亦说鬼方为“北方国也”。《大戴礼记·帝系篇》有“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氏”。武丁命震伐鬼方，用了三年时间才取得胜利。《周易·未济》云：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既济》也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被打败后，一部分逃往他方，一部分迁入中原内地。据考古材料证明，商中期以后，山西境内的考古文化大概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分布在晋东南地区，与河南郑州、安阳等地的商文化基本相同，属于商文化的一部分；另一类型在黄河沿岸的山西省西部地区，有保德、忻县、石楼、永和、灵石、平陆等县的10多处遗址，“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和玉石装饰品……青铜器，既有商代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北方基斯泰文化的作风……可能是商王朝控制的边疆少数民族所制……可能就是商代鬼方”（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建国以来山西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商朝与北方民族之所以经常发生战争，可能与这些游牧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特征有关。他们经常需要游动以寻求新的牧场和狩猎场所。北方民族南迁过程中，与居住在当地的商人发生了矛盾，这大概就是商朝与北方民族战争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最后，商与商族同周边各族间的关系构成商代民族融合的一项重要内容。商朝西方的民族，有西戎、氐羌、昆夷等等。西戎是西方民族的总称。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有关羌的卜辞很多。《竹书纪年》记有“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降”；《诗·殷武》记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王，曰帝是常”。羌就是羌族。昆夷见于商末周古公文王之时。关于昆夷，曾有人把它归于北方民族狄的系统。但从它分布于西方、与周人的关系和文献记载都把它与狁明确区分看来，昆夷应属于西戎民族集团。在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中，商代的羌族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地区，即岐周之西。由于他们随畜迁徙，也可能有一部分向东移动，与华夏族交错居住。商朝和羌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种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他们考古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较多的共同性上，也表现在商朝与羌族的矛盾和战争关系上。据统计，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关征伐、俘获羌人为祭品的卜辞，武丁60多件，廪辛4件，康丁6件，武乙1件，乙辛1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殷朝征伐羌人的规模是很大的。武丁时伐羌用兵最多的一次达13000人，而征土方、方一次用兵最多才5000人。商人对羌用兵多于其他民族，并大量俘获羌人用于奴隶劳动和祭品，都反映了商朝与羌人的密切关系，反映了羌人力量的强大和对商朝存在的意义。羌人与商人的结合，不仅在生产关系方面，也出现了在婚姻方面的结合，例如：“于小乙三姜”，卜辞中男羌称羌，女羌称姜。这里所说的是以三个女羌作为冥妇祭祀小乙。又如“姜力（女力）”，这是殷王娶女羌为妇。殷人与羌人的血缘结合关系，虽在当时不算普遍，但说明羌殷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已经向前迈进了。卜辞中还有“羌立示四屯”、“羌立示七屯”，说明当时的商王朝中，有羌人在供职。
考古文化表明，西北甘青地区在殷商时代分布着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这些文化分布地区是商代羌族主要活动地区，这里的青铜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1963年，在青海西宁市西郊鲍家寨卡约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铜鬲，口沿外侈，深腹，袋状锥足，饰双道人字形弦纹，与郑州白家庄出土的商代铜鬲十分接近。寺洼文化中发现的铜戈、铜矛和玉戈也与商文化同类器物接近。
在商的南方和西南方，分布着许多古老的民族，南方有荆楚，西南方有庸、蜀、羌、 微、彭、濮等。这些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受商政治势力的控制。帝武丁时，为了掠夺奴隶和扩大提供贡纳的领属，曾向南方荆楚发动军事征伐。《诗经·商颂》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衰荆之旅……维女荆楚，居国南乡。”《竹书纪年》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荆”以荆山得名。这一族称具有泛指之意，指居于荆山地区及其以南的民族。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江西岸。楚山在荆山之东。商朝与西南方诸族也有矛盾和斗争。在甲骨卜辞中，有“命周侯”的记录，说明周此时是商的一个诸侯国。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时，他的联军中有庸、蜀、羌、微、 彭、濮等族人。孔安国注《尚书》云：“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 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周文王、周武王之时，也是商朝的末年。上述八国蛮夷戎狄，当然在商朝时已经存在了。考古文化表明，商文化对两湖地区、长江中下游的湖熟文化、吴文化及四川地区都有强烈的影响。从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来看，数量众多，据有人统计，仅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殷商时代青铜器即达300多件（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些青铜器从器形上看，主要有鼎、尊、簋等，其中很多器形都可在殷墟文化中找到它的相似者。商周时期，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一种印纹陶文化，该文化以陶器或青铜器表面印有各种几何形纹饰为特点。在印纹陶文化分布区，作为该文化一部分的湖熟文化和吴越文化，由于接近中原地区，与商文化的关系比较密切，深受商文化的影响，成为印纹陶文化的先进部分。四川地区受商文化影响也是十分鲜明的，不仅川北、成都平原地区存在商代遗物，而且在川西南地区也发现有典型的商文化遗物。
商的东方是夷族集团。甲骨卜辞称东方夷人为“尸方”、“儿方”、“人方”。殷商时期，东夷势力退居胶东半岛地区，商朝的控制区扩大到除胶东半岛以外的今山东全省境内，商朝的方国奄和蒲姑即位于东夷地区。商朝前期，商王发动了对东方蓝夷、邳的战争。《竹书纪年》记述：“仲丁征于蓝夷”，“河甲征蓝夷，再征班方”。尤其在帝乙、帝辛之世，商王对夷方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卜辞中有不少“征夷方”的记载。帝乙九年征夷方，服盂方而归。帝乙十年九月征夷方，直到第二年三月才获胜归来。帝乙十五年再次征夷方。帝辛（纣王）时与夷方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战争。从《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所载材料看，纣在征讨东夷的战争中俘虏了“亿兆夷人”，显然打了胜仗。正当商军滞留于夷地，商都空虚之时，周武王乘机进攻商都沫（在今河南省淇县境内）。纣仓促中将夷人奴隶武装起来替他卖命，结果“前徒倒戈”，商朝终于灭亡。春秋时人总结纣的灭亡时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
通观商代，民族融合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战争。在几百年的经济文化交流、兼并与战争中，一大批方国及其民族被合并了，亡国之人被充实到其他民族、尤其是夏商族人为主体的华夏族中去了。数不清的异族战俘被带到中原，男子作为奴隶，以补劳动力的不足，女子被作为奴婢及妻妾。以夏商族人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在不断包融蛮夷戎狄血统的同时，培育了共同的民族素质，从而使商代成为华夏民族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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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前后后很多的东夷文化和国家中（包括后来的秦国和齐国）都发现了大量的殉葬，而周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却很少见，这恐怕是一个明显的区别。
而商人是夏人多一点还是东夷多一点，光从居住地来看恐怕不好判别，东夷也有住得很西的，比如秦人
"人殉"这个事儿，就是用活人殉葬；就考古发现，最早始于殷商时期（主流文化）。商汤建国前的“先商文化”墓地的考古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商人并不存在"人殉"这个制度（刘庄先商墓地，下七桓先商墓地）。自商朝以后，东、西周、春秋战国以至秦，都不同程度存在"人殉"这个制度，这并不是“东夷文化”（或者说承继了“东夷文化”的某些人）所特有。宋代开始，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边疆民族，先后入主中原，他们也都有人殉的传统；这个制度在明朝的时候一度还死灰复燃。此外，人祭和人殉还是很不同的。
此外，齐国的开国国君姜尚（吕尚），是炎帝的苗裔（胞族），四岳伯益的后人（姜姓），曾经被大禹封在吕地（河南南阳一代），后来才以地为姓；史书只说姜尚是东海上人（曾经住在东海）。齐国开国的统治集团有周天子分封的“殷民七族”（承袭了商文化）；您说他们都是东夷（纣王伐东夷而亡国），他们恐怕会觉得很冤枉！
确定“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同时期的“东夷文化”）有很大差别，这是根据考古报告得出来的结论，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结论。认定商人是夏人多一点还是东夷多一点，跟居住地没什么太大关系，跟他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居住地和文化（考古发现）加在一块又表明他们之间存在文化的交流、更趋同一些（同“东夷文化”比）。
为什么会认定商人一定是东夷呢？仅凭"人殉"吗？有史书这么讲吗？是不是还要看一下遗址的考古发现？是不是还要比较一下“夏文化”、“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址考古之间的异同吧？
我的看法也没有说商人一定是东夷或不是；只是说：因为有这种说法（东夷，我没查到有什么根据），所以根据遗址考古他们最起码是华夏化的“东夷”，您再仔细看一下我的文章。
齐国和鲁国的差别就是一个例子。
殷商文化和岳石文化考古的差别有多大？兄台对这方面是专家，能不能劳烦给个链接或者给点参考文献列表？多谢多谢
鸟崇拜应当是东夷的属性。
但也很难相信商人和夏人有很大的文化和语言隔阂，想必当时东西方的融合已经很充分了。
首先，您太客气了！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答复如下：
先商文化、殷商文化与岳石文化有很大差距，这不个新看法，而是个老结论（在《中国通史》（范文澜）里就可以看到）。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看一下山东平度东岳石遗址（岳石文化）、二里头遗址（夏文化）、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下七垣遗址（漳河类型先商文化）、郑州二里岗遗址（商前期文化）的考古报告；这几个地方的遗址属性是基本没有什么争论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如果没那么多时间，建议找一下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由上海社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这上面也简单介绍了这几种文化。如果能找到张国硕编著的《文明起源与夏商周文明研究》，虽然这也是一家之言，但也可以看一下。如果在国内，又是教育网，建议不妨直接去搜索论文看。总之，考古学上先商文化不等于岳石文化，商人不等于东夷。
不得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