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初来.说一说不该说的话.文革的记忆! -- 观望者
墙有里外两面,人在屋子里对着那面墙早请
示晚回报,墙面对正门,当然就是后墙。撒尿
是在外边当然是面对后墙。
扣字眼没意思。
卖猫当然是指饥荒时期的时了。
让人家自己说吧。
楼主说了只有七年学历,别说七年学历,七十年学历还有表述不清的时候。楼主说的外墙,不就是墙里墙外的区别吗?58年到60年,别说卖猫,有的地方连人肉都卖过,有什么稀奇。倒是你一直在这里阴阳怪气的,没经历过那个年代没有发言权?我倒想问一下,河里的谁经历过从先秦到清朝任何一个年代,如果一个也没有,是不是我们都没有发言权了?莫名其妙!!
关于六零年一只猫卖八十块钱的事是不可能的,那时肉是缺,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要吃饱肚子。
这是俺的亲身经历:俺家养了鸡下的蛋(在城里)是舍不得吃的,要到豆腐坊换成豆腐渣吃,为的是数量上多一点。
那时的物价也没那么高,普通烧饼五分钱二两粮票一块,没粮票怎么办?买高价的,价多高?两毛一块。这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老爸带我上街,我肚子饿,老爸给和二毛钱买烧饼,买来了老爸说不对要回去换,为什么?小贩见我是小孩给了我一块黑面烧饼,记得好象是大麦面做的,边缘象桃酥一样是裂开的。
俺老爸工资算比较高的,也得想方设法让能吃到的食物增加些体积,那时是不可能有人愿出两个月的工资只为饱一顿口福。
关于:
这里面也有不少马脚,武斗时工厂已经停产了还上什么班?整天闹革命了。既然“不忘给另一人留点开水,”说明两人是同一群众组织的,而甲抓乙,乙翻身了再抓甲只可能是对立群众组织之间的事,当然甲乙可能在文革前是好朋友。那时是当一派得势时抓另一派的,当这派垮台另一派得势时再回头抓这一派的,同一派抓干什么?给自己拆台?至于革委会,武斗时还没有革委会,革委会是中央下令制止武斗,对立两派大联合后才成立的,革委会成立后已经停止派别之间的武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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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汉儿证实了,重庆59年底,60年初没有粮票,圆蛋糕(约一两)5块一个。(江北区黑市价)。
在武斗的重灾区,革委会成立后武斗并没有停止。比较有名的有蚌埠武斗。大部分地区的武斗多转向小型化、地下化。而且这之后的武斗多被称为“冤案”。
我的看法是9.13事件之后。武斗才趋于平息。
另外,六零年卖猫的事。80这个价格我也觉的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我认为是数字记错了。那年月城市里因为饿,“撑死”的都有。农村里就更苦一些。陆文夫在<<美食家>>一书里记载自己当时的工资是75元。那还是在1957年。60年那种饥饿,人做点出格的事情不难理解。
“那时”是指六零年?要是这样还有什么“困难时期”?都赶上现在了。
到什么还有武斗您不知道吗?提示一下:河南,温州。
六零年还有豆腐房?您也太想当然了吧?
您是不是把七零年当六零年了?但是七零年也没有议价东西,9.13以后才开始有。
老同志了,说话不要误导青年。
参见老冰的《弹雨横飞的年代》
那时蛋糕是普通人的高档食品,偶尔会吃,但吃的很少,记得当时的正常价在一毛五到两毛,一两粮票,如果按黑市是五倍的价格也就不到一元。
那时的人主要是缺充饥的食品,不是缺高档食品,所以一般人也不会为了填肚子而去买这些高档食品。
实际上“黑市”的一般食品比国家供应的贵不少,但不会贵到几十倍,因为那时绝大部分人手里钱也不多。那时的工资一般在三十到一百之间,多数工人(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参加工作的)也就在四五十元左右,而且双职工并不多。所以黑市价格卖不了很高。
在三年困难的后期,(前期已经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自由市场,这叫黑市)国家出台一个政策,拿出一小部分质量高些的商品卖高价,这是在国营商店,不收证券,主要针对一些高工资(如高级知识分子、高干、拿定息的前资本家等)的人,普通人也可以偶尔打打牙祭,我就买过,一次春游老爸给我的五毛钱没花,买了“高级糖”,印象中也就一元多一斤。当时把这类商品叫高级XX,有个段子说:高级饼,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茅房没有高级纸,急得老头(后面忘了)。在我的印象中,俺老爸从来没有买过这种高级品,他那时工资110,算相当高了。
如果圆蛋糕5块一个,你想想拿三十到五六十元工资的人谁会去买来吃?就象现在你如果拿四五千元工资,拿五百元去买个蛋糕,还要考虑怎么能把肚子填饱,你会买吗。
看到农民进城蜂拥购买高价点心,在日记中写道:“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流沙河说后来每看到这段都想打自己
那时的物价也没那么高,普通烧饼五分钱二两粮票一块,没粮票怎么办?买高价的,价多高?两毛一块。
“那时”是指六零年?要是这样还有什么“困难时期”?都赶上现在了。
两毛一块的烧饼已经很贵了,一般人吃不起。那个时候在小饭店吃一碗三两的阳春面,只要九分到一毛一分钱(要付粮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一般的“议价”阳春面(也就是不付粮票的),是一毛五到一毛七分钱。也就是一两粮票抵两分钱。
这是俺的亲身经历:俺家养了鸡下的蛋(在城里)是舍不得吃的,要到豆腐坊换成豆腐渣吃,为的是数量上多一点。
六零年还有豆腐房?您也太想当然了吧?
您是不是把七零年当六零年了?但是七零年也没有议价东西,9.13以后才开始有。
老同志了,说话不要误导青年。
六零年怎么就没有豆腐坊了?大城市都是豆制品厂,还是开工的。基本上票证以内的东西,还是有供应的。缺的是粮票以外能买到的食品。所以一般城市里面,三年困难时期挨饿的有,饿死人的基本没有。
七零年也不是没有议价的东西,议价米就有。也不过比要粮票的贵一点点。但是议价米也限量,每人每月限买几斤。所以议价米的指标也是可以卖给别人的。
楼主说:
早请示晚汇报是有过的,也就是六九年很短一段时间,这我也经历过。至于犯了这样的“罪”会不会被判死刑,我不好说。因为如果我说没有这样的事肯定会有人说:全国这么大,你能肯定一件也没有?
我当然不能肯定一件也没有,但我可以把我见到的事说一说。
我们刚插队时,内蒙正在大搞阶级斗争,当时叫“清理阶级队伍”,矛头主要对基层。那时是榺海青当内蒙革委会主任,他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其中有一份给我们看到了,上面还标着秘密两字。
文件中榺海青的讲话中有一段说:江西省清理阶级队伍清出(实际上也就是被抓起来了,不一定是坐牢,大部分是关牛棚,由群众管制,在内蒙叫群专:群众专政。)了多少多少万人,我们内蒙要向他们学习。言外之意就是抓得越多走好。
没多久就发展到大抓内人党,把内蒙搞得鸡飞狗跳,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事在网上可以查得到。
就因为这阶级斗争,搞得内蒙生产停滞,老百姓生活困难,牧区靠国家供应粮食,我们公社的粮食运不进来,差点断粮,幸好中央对内蒙及时军管,由部队紧急运进一批粮食。
因为榺海青搞得太过分,中央把他调走,内蒙军管,由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任军管会主任、内蒙革委会主任,后来又由尤太忠接任。尤太忠那时好象是二十七军?军长,刚来内蒙时是伊克昭盟军管会主任、革委会主任。
说了这么多,是介绍背景,那段时间(68年底年到69年)是内蒙最左的时候,是整人最凶的时候,也是最有可能因政治原因判死刑的时候。
我们大队上共三百六十多口人,当时被群众专政了五十多人,这些人每天白天在水利队上干活,晚上挨批斗,少数人被打,一个人没死。其中有两人因毛泽东像问题获罪:一是他坐的炕毡下有一张毛主席像被人发现,当场就被定为反革命被群专。另一个是不知为什么脑子进水的,用小刀划毛主席像,这当然也被抓起来专政。
这两个人也就被关在一般说的牛棚里,没判刑,批斗时也没人打他们,好好地活到了平反。
还有一个是知青,与我同校,到内蒙前就认识,他在的大队与我们大队紧挨着,六里路,这在牧区等于是隔壁了。
此人一贯思想落后,怪话不断,没少得到积极分子的帮助(当时语,帮助他的积极分子也是知青)。就因为如此,某日不小心搞脏了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画的照片。他怕引来麻烦,就悄悄撕碎了扔掉。谁知这样一来麻烦更大,被那位积极分子发现,一张张拾回来拼好。
他见被发现了,赶紧自首,但也迟了。刚好那时公社革委会主任与知青意见不合(知青认为搞得太过分,主任认为搞得还不够),要给知青颜色看看。马上送到旗(县)里以反革命罪判了几年刑,记得是四年。他吃的苦比在公社被群专的“反革命”大多了,在一个碱湖的泥浆里背碱,两年后被改正(留了个尾巴,当时的改正都要留个尾巴,意思是处理不是根本的错误)释放,完全平反要在好几年以后。
这后面两人的“反革命罪行”应该比楼主说的那几个重得很多,而且又在那最极端的时期,“处理”也比死刑差得太多了。由此可见,楼主说的即使有,也是极其个别的。
我说的是我亲眼所见。
六零年两毛一个烧饼?陈云上台以后才有议价,五块钱一块的蛋糕人人都知道,两毛钱就能买一个烧饼了?
别把烧饼不当点心,说两块钱还有可能。
70年代9.13以后,才有议价点心。请你告诉我,议价米在那里卖?粮站?还是自由市场?
对了,顺便说一句,“议价”不是“黑市”的意思。
后半句是对的,不是“基本没有”,一般城市里就没饿死过人,饿死的都是农民。前半句就不对了,“基本票证”是什么?你该知道那时中国有多少票证吧,文革时都不能保证,困难时期还能保证?饭都吃不上,还有豆腐?你不能把陈云上台以后的变化扯到60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