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近代中国电报八卦闲谈 -- 马伯庸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电文的内容是"自密诘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书。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自密"。梁启超一翻编码表，哦，明白了，这封电报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诘倬厄峙匝裳"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别减去一个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编码表回译，就成了"袁世凯王八蛋。"

当然啦，这不是真事，只是我为了叙述方便而设计的一个历史场景，但也并非无本可据。历史上蔡锷确实和梁启超有过类似的来往。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怀疑蔡锷要对他不利，派人搜查过蔡将军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蔡锷生性机警，那几十本密码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启超家的枕头底下。

相比之下，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的头破血流，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

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黎元洪请求袁世凯杀掉革命元勋张振武的时候，发的电报就是用的这种密码。好笑的是，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密电以后，为求稳妥，决定亲自取密码本来翻译，却忘了带保险柜钥匙，最后还是梁士诒带了备用钥匙，他方才亲自逐字译出。这份电文一共近六百字，也真辛苦这位大总统了……

交换密码本还被视作一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比如袁世凯为了刺杀宋教仁，授意赵秉钧拉拢了一个大字辈青帮成员应桂馨，赵秉钧还在北京亲自接见他，除了给了5万大洋，还交给他一本国务院用的密码本，应桂馨从此死心塌地--不过成也密码，败也密码。宋教仁遇刺以后，巡捕房正是通过这本电报密码本才证实了应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应桂馨在3月2日用这个密码发给赵秉钧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后来以“应密冬电”成了刺宋案关键性的证据之一。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谈判期间，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为了联络方便，也是示以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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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近代中国电报八卦闲谈-民国通电奇观（一）

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民国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

从技术角度来说，通电是指将特定信息经由某一电报机终端发往所有能够接收到该机信号的终端机的过程。一般的电报是点对点，一台拍一台收；通电则是点对面，回路上所有接入的终端都收得到。说白了，当年的通电，就是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政治”天生的助手。

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一字记之曰长。篇幅越长越好，词藻越华丽越好，用典越雅越好，讲究悬河千里一泻汪洋的气势。比如民国六年直系四督对段祺瑞落井下石，发布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其中有一段说：“（曹）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

这哪里还是以简洁著称的电报，分明是一篇富含水分的骈文了--而这不过是民国通电里还不算太雅，也不算最长的一篇罢了。

通电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不过那会儿清廷对舆论关切不大，爱闹事的革命党还在东躲西藏，所以清末的通电并不流行。清末比较有名的通电有两个。

一个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慈禧太后打算废黜已经被幽禁在瀛台的光绪，改立端王载漪之子。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举国大哗。当时因为戊戌变法之故，光绪在国内外声望都相当高，不少人都同情他。当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经元善以候补知府的名义，纠合了章太炎、唐才常、蔡元培、黄炎培等一批文化名人，共计一千二百余人联名通电，要求慈禧收回成命。

不过这封“通电”是发给慈禧、总理衙门和诸位王公大臣，严格来说只算进谏，使用通电只是想通过公开渠道来制造压力罢了。慈禧从来不吃这套，于是经元善被抄了家，只身逃去澳门。

还有一个通电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起义军急于把起义成功的消息散去全国。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的蒋翊武拿着电报稿交给汤化龙审阅。汤看了一遍，说你们想发通电给全国很难啊，这是明码，在电报局就会被清廷截留，只能用密码。蒋诩武忙问他哪里可以弄到密码。汤华龙告诉他，总督瑞徵逃跑的时候，扔下一个八省土膏捐大臣柯逢时。他手里有一份密码本，可以用来发通电。于是蒋去柯逢时那里弄来密码本，汤随即联络汉口的俄国领事，请俄罗斯人代发电文，由是通电全国。

以武昌通电为发端，一进入民国以后，通电陡然成了最受欢迎的政治工具，你也通，我也通，甚至衍生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电战。你我各发通电，隔空而骂，大家都通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看热闹。

不过通电这个东西，可不是随便发的。

前面说过，电报这东西非常贵。可是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

就拿前面大北公司修的那条电报线来说吧。上海至香港、广州、日本长崎，每发一个字，价格是三角银元--那时一张从上海坐船到长崎，也只要六元银元而已。也就是说六十个字就顶一张船票了。

这是海线，旱线的情况则稍微有些不同。光绪年间，电报初兴，电报局比较少。象第一条民用津沪线路，从天津接到上海三千多里，中间只设了六个局而已，所以都是按照局号来收费，各局不同。比如直隶到山东一个价，浙江到福建又是一个价。那时候差不多三钱银子一个字，除了封疆大吏富贾商人以外，老百姓根本用不起。

后来电报局日渐增多，不再是一省甚至几省一局了，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大、中城市都设置了电报局，小城还设置一些代办所，发报的费用有所下降。于是中国电报局统一了收费标准，改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递加的计费办法，明确规定华文明语每字，本府城内收银元5分，省内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华文密码及洋文加倍收费。前面提到刘铭传修的那条闽台电缆，因为是海线，所以比较贵，每个字收费两角洋钱，以当时的时价可以买一斗米。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到了1911年，电报费用再度下调。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一角六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四角银元才能发一个字。

进入民国以后，清廷每隔一省递增费用的计费方式被取消，电报只分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不再另外计费，分别降低到三分、六分和一角二分。民国25年，收费改为法币；12年以后，又改为金圆券。等到49年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寻常的收费方式已经不管用，而是按基数乘以穗、桂、京、沪、汉、兰、昆、渝等8地的大米、报纸、电料等价格总倍数计算，每旬调整一次。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从1912年清廷逊位到1928年东北易帜是民国时局最为混乱的时期，不过这段时间的电报价格变动不大。咱们就拿民国16年的价格来作一个参考：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3分钱。）；通电都是四骈六丽洋洋洒洒，不长不足以显出气势，差不多都是一两千字，最长的近三千字，就算它平均一千字字好了。

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封而已。所谓通电，就是通通都要发电报，这费用可就近乎可怕了。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以伍廷芳代替。伍特意发出通电，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这份通电的范围只及各省督军；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陆荣廷、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其通电题头就是“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范围不出广东一境。一般情况下，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图个舆论宣传。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二百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三十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一万六千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三万两千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两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极为昂贵。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三千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五千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一百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十六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七个一等勋章的年俸、四个议员的选票、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子。如果一个科员想通电发表政见，得攒上两年工资不吃不喝。搁到现代，一银元大约折合现在35元，等于花70万上一次新闻联播。

可见这通电不是什么人都能发得起，电报局子门冲南，有事没钱莫进来。议会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通电也是一样。民国史里发通电的，不是割据一地的军阀，就是身居要位的大员，要么是影响广泛的名人，普通人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巴黎和会期间，列强罔顾中国利益，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要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同时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实在太贵，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最后凑出近一千块钱，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最后居然还剩下300块，买了些竹布作旗帜，在五四期间起了大作用。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不过事无绝对。民国时代有一个人，虽然是一介平民，身家又不富裕，却有动辄给全国发通电的瘾头儿。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康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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