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近期局势思考之一】中央政府与达赖接触 -- 尼伯龙根·蜗藤

宗教界人士进入政协，应是合理的。但若以宗教界领袖身份进入具有立法职能的人大，就值得商榷了。

如果真正贯彻“政教分离”，那么在人大里，宗教人士顶多可挂个常委职？

一教之内，通常有派系之分，如若世俗政府执行“扶一方打一方的策略”，必然遗患多多，弊大于利。但是面对到具体事务，又难免回避一个“选择或采纳哪一方的意见”的难题。所以，有时候是会头痛的。

呵呵，去看看《十七条协议》第五、第六两条：

顺便说一句：达赖系统是不愿意承认十世班禅的宗教地位的，而十世班禅也投桃报李、曾经想捣鼓卫、藏分别自治（详细内容参见《解放西藏史》相关描述）。

当年十四世达赖捣鼓十世班禅，最后在土工的枪管子底下屈服，这不是在国际瞩目中发生的。事后无论达赖和土共都对当初的事情三缄其口，相当于把所有的历史问题一笔勾销。而在十一世班禅的灵童问题上，达赖是在国际高曝光度的情况下公布自己人选的。现在他就是暗地里悔青了肠子，就是为了那层面子在外面也要和土工的十一世班禅干到底。

现在十一世班禅之所以在藏族信徒中还有一点影响，是因为他俩现在虾行虾路，蟹走蟹道，避免彼此公开对抗。藏族的普通信徒是非常愚昧的，见到一个活佛都要拜，拜完了也不一定清楚拜的是谁。要是两个人中间这层纸捅破了，普通信徒就要被迫表态站队。这时候年纪轻、在藏族中根基浅、合法地位玄乎的小班能不能掰过老奸巨猾的达赖大叔的大腿，那就难说了。

一、我很认同文中关于政府形象工程的说法。我们国家政府与世界所有的政府一样知道要笼络民心，对内是有经验的，问题就出在国外。未充分注意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却一在说全世界人民怎么怎么站在自已一边，反对者只是极少数。这使得自身的宣传口几乎在外面丧失了话语权。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个十足的受害者，在别人眼里也是恶方。

二、关于当代从国内出去藏人，他们究意是怎样的心理状态我真是不清楚，也没注意到有相关的独立分析。不过314后达赖曾经把责任往这部分人头上推，并说从这些人的凶残可见中国在文化上给西藏带来的影响如何负面云云。

达赖的话使我大致确信这部分海外藏人可能真的没能成功地与藏青会融合。前几年每年都有藏人往印度偷跑，这些人应该对中共的印象很差，而经历过惊险逃亡的还可能增生恨意，因为他们有可能面对过边防武警的鸣枪警告。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们应当得到藏青会的热烈拥抱，然后将其培养成反华的政治打手才对。

当然，我们也应当从多方面看问题，地方管理者的素质也经常是造成民怨的一大原由。不少民族干部素质不高，如徐明旭提到的热地曾经强奸汉族女大学生，估计对藏族民女也没客气。部分干部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在全国各地都常见，西藏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忠心耿耿的民族干部，上级部门一般还不太会处理得太狠，这就造成实质上的不公正。

即便如此，我相信不少藏人跑出去，并不是出于激进的对立观念，而是以为出去后能获得更好更自由的生活环境。

与之相关的，国外喜欢说中国如何如何搞文化侵略。实际上，汉族是给西藏带去了不少卡拉OK店，但可点唱的歌曲却多是印度POP。甚至在拉萨待头一个很小的喝酥油茶的店里，我也注意到一藏族老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里艳俗花哨的印度歌舞，度过他漫长的午后时光。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不是要克制，而是要加强才对。

三、我认为中央政府应大力扶持发展其他教派，特别是十三世达赖以来搞僵了关系的噶举派（白教，班禅），并支持其进行与时俱进的宗教文化改良。从近一百年的实力对比看，如果跑出去的是班禅而不是达赖，那么西藏会比现在稳定得多。因此，大力扶持壮大噶举派而不是单纯提高班禅的社会地位，将有助于削减达赖集团对西藏的影响力。

扎什伦布寺在日喀则市，是噶举派的主寺；哲蚌寺是格鲁派的主寺，它同最宏伟的布达拉宫和佛学交流频繁的大昭寺一样都是是格鲁派寺院，而且都在西藏中心区拉萨。据我观察，扎什化布寺虽然占地面积很大，僧侣也不少，但其影响力确实不如哲蚌寺。这一点表面上是宗教派系的自然竞争的结果，实际上与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日喀则的藏语含义为“庄园最好的土地”，它是后藏中心区。而这一带地势平坦，有数条河流和水库，正是整个西藏的粮仓，现为西藏青稞生产基地。但由于拉萨作为“省会”城市，它在资源分配上占了优势。

后藏地区相对于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历史上以政治和商贸作用为主），是一个前农奴和平民阶层占绝大多数的“乡下”。相对前藏，它在历史上处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被统治、宗教上受（格鲁派）压迫的地位。有反对达赖、靠近中共的基础。对于这样一个地区，我D在国共时期其实是大有工作经验的。

所以，把铁路修到日喀则只是一个基本的步骤。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加大力度扶持日喀则使之在经济上发展成为类似广东的深圳或福建的厦门这样的非省会主流城市。4年前我去珠峰时途经日喀则并在那里闲逛几天，道路是修得不错，并根据资金来源以各内地城市的名称来命名。这只是一个表象，如市内效仿内地所修建的步行街还是空空荡荡，并未产生实际效益。

从长远来看，世俗化不可避免，也对整体的政治有利。那么我觉得在后藏地区，由经济发展带来的世俗化管理（让噶举派充分享受世俗化社会中的宗教自由，并扩大影响地盘）不仅本身较安全（目前的噶举派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不超出政协的范畴），而且有助于制衡境外格鲁派对西藏产生的不良作用，从而逐步增强西藏自治区的可控性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