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三十三） -- 王外马甲

国军总是毫无章法，见招拆招，共军重视运筹帷幄，随机应变，这是马甲的立场问题，还是事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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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马甲的三十六。

金圆券是中央银行发行的，与其他银行没关系。

行政院《金圆券发行办法》第11条规定：“金圆券须经中央银行总裁及其发行局长签署，方可发行”。

据说，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发行局长梁平）最初的设想是让金圆券与法币共存，并根据通货膨胀情况随时调整两者之间的比价关系（就有点象是先前的“关金券”，只不过“关金券”是以海关税做担保，“金圆券”是以美金和黄金做担保），这样的话，即使市场上出了大问题也可以拿法币当牺牲品，不至于经济全面崩盘。

但蒋介石的想法却是要把民间的黄金和外币全都收归国有，用民间的财富支撑政府打仗。财政部于是就修改了中央银行的方案，强行规定“金圆券”是唯一合法货币，禁止私人使用金银和外币。这样一来，法币就不得不同时被废除，金圆券也因此少了一道挡风墙。

第一批发行的“金圆券”只有一元和五元两种，是在美国印刷的，质量比较好，票面人物分别是林森和孙中山（后来的就变成了蒋介石）。这批钞票其实是中央银行在抗战后期准备的“新法币”，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拿出来使用，48年才临时投入市面充当金圆券。因此其票面上并没有“金圆券”三个字。这批钞票在刚上市的时候是比较值钱的，到现在也还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所以，收集旧钞票的朋友应该知道，一元林森和五元孙中山是可以保留的，而蒋介石就完全属于废物了。呵呵，报告完毕。

蒋宋孔陈是法币四大发钞行中央，中国，交通和农业的后台老板。这么折腾，

宋孔陈能答应吗？他们可是当时除了中央银行以外最大的黄金外币拥有者。记得金圆券发行时，国民政府估计民间的全部黄金和外汇价值六亿一千万美元，以此为准备金发行。这个六亿一千万美元，不知道是不是把宋孔陈的家底也计算进去了？

难怪蒋介石释放孔令侃后大家对金圆券的信心崩溃呢，明摆着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了。

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短帖送花，友情赞助。不涨乐善、声望】

员外赔我的宵夜～～～笑喷了

请各位大大讲讲呀。虽说农民得了点实惠，又比较公平心比较齐，但是军费开支也很大呀，怎么应付过去的？

解放区的经济其实也很困难，不过基本是因为战争对于物质和人力的损耗造成的。但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解放区的经济还能支撑：

一，基本还是实物经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比较低，通胀造成的损失相对少得多。特别是城市化水平低，需要靠货币工资薪水生活的人少，农民的生活主要是靠实物生产和小规模的集市交易。

二，军费开支，主要是粮草被服和武器弹药。解放军的粮草被服是直接征收实物，不需要货币中介；武器弹药主要靠战场缴获（兵工生产除了东北以外，规模很小），也不用货币。

建国以后，接受了烂摊子以后，通货膨胀其实也很厉害，军费开支同样成为沉重包袱。不过因为大规模战争结束，通过部队复原和生产恢复，比较快地解决了问题，没出大乱子。

48年12月初，淮海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那些天里，收音机里成天讲的都是“守江必守淮”，从早到晚都在阐述“淮河流域对于长江防线的重要意义”，各大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淮北战场上“国军大捷”的消息，并且对各路豪杰的“蓬勃进取精神”大加赞扬，就好象杜聿明放弃徐州的举措不是军事上的失利，反而是战略上的什么高招似的。

中央社的这些鬼话当然欺骗不了明白人。第一训练处的校舍紧邻着岔路口机场，运输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早就暴露了前方战局的窘迫，在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传闻不绝于耳，今天说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宿县以南了，明天又说杜聿明集团被堵截在宿县以北了……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搞得人们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战局难堪，士气低落，教官们只好另寻话题来鼓舞学员的情绪。于是，当过远征军的就猛讲缅甸和越南的趣闻，干过别动军的就乱吹打游击的事迹，在各种话题中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内容有两个，其一是听龙骧上校揭露武林秘闻，其二是听蔡智诚中校传授跳伞技法。

龙骧上校是贵州松桃人，当时已经五十来岁了，他是训练处的副官长兼“高级进修班”的班主任，这老头出身于武术世家，既当过警察也搞过缉私，闯遍大江南北、会过白道黑道，对江湖上的名堂十分知晓。而蔡智诚则是在天上飘过的人物，既跳过挂钩伞也跳过手抛伞，对那种晃晃悠悠的体会十分深刻。因此这一老一少就你一段我一段的瞎吹牛，一个把自己在地面的本事说得空前绝后，一个把自己在天空的经验讲得神乎其神，逗得大家不亦乐乎。

可没想到，忽悠来忽悠去，忽悠出事情了。

48年12月9日，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决定突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装甲兵司令部的蒋纬国参谋长立刻将一部地空电台送到了岔路口，准备把这玩意空投给战车第二营。

当时，蒋纬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了两个营，其中战车一营的25辆坦克配属给第96师（战车团长赵志华，师长邓军林），结果随杜聿明被困在了永城县的陈官庄；战车二营的22辆坦克配属于118师（营长龙海涛，师长尹钟岳），结果随黄维兵团被围在了濉溪县的双堆集。这四十多辆M3A3是小蒋最后的宝贝疙瘩，战役期间，他经常坐飞机去视察战况，而战车二营现在即将充当突围行动的开路先锋，他自然就更需要加强与部下的联系。

空投电台的差事非伞兵莫属，但问题是伞兵的战斗部队当时并不在南京，他们到安徽铜陵帮助第88军“协防”去了——第88军原本是“傻儿师长”范绍增的队伍，这支部队的袍哥气息很浓，对四川籍以外的长官毫不买帐。解放战争期间，江苏人方先觉曾经当过该军的军长，指挥不灵，于是又换成了山东人高魁元，可高军长没过两天就被气病了，军长的职务只好再派给陕西人马师恭。马师恭同样也玩不转这群袍哥，但他曾经当过伞兵的司令，可以请老部下来帮忙，所以伞兵部队就奔赴铜陵，用武力威慑的办法去帮助马军长开展“整顿改革”……（49年初，伞兵移防上海，没有了保镖的老马说话顿时又不管用了，他只好辞职不干、把88军交给了四川籍的副军长杨宝毂）

伞兵总部12月9日才接到通知，但匆忙组建的行动小组需要过好几天才能从安徽返回南京（该小组由李行少校带队，他们后来于12月16日伞降陈官庄，给战车第一营送去了地空电台），而这时双堆集的第十二兵团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眼见铜陵那边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情急之下，有人就想起了陆军训练处里的从伞兵部队调来的一帮教官。

从名义上看，“陆军总司令部第一训练处”的主任是关麟征（副主任王敬久），但具体的事务其实都由参谋长方先觉一人操办。12月9日下午，方先觉将军召集办公会议，现场询问：“可知我处教官之中，谁的跳伞技术比较好？”

副官长龙骧上校立刻起身禀报：“鄙人同乡蔡智诚。该小伙身高体壮、面阔额颐、口齿伶俐、武艺精通、历经百战、业绩不凡……实有万夫不挡之勇”，众幕僚亦皆连连点头赞同。

方将军闻讯大悦，随即吩咐：“开中门！传蔡壮士进帐！”

于是乎，陆军教官蔡牛皮就临危受命，被打发跳伞去了。

1948年12月10日清晨，南京岔路口机场的塔台打开了绿色的导航灯，十二架C46运输机在跑道上鱼贯滑行，迎着凛冽的寒风飞上了天空。

这十二架飞机隶属于“陈纳德空运队”，也就是简称“CAT”的“民用航空公司”。当时，国民党空军的运输部队大都用于北平和太原方向，淮海战场的空中补给工作就只好请陈纳德来帮忙（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指的就是这件事）。“CAT”公司号称拥有中国天空技术最优秀的飞行员，但他们的设备却非常破烂，这些运输机都是由冲绳、关岛或者马尼拉的废旧部件拼凑而成的，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简直就是奇迹。

蔡智诚乘坐着的是“杜蒂”号，这大概是机长的某位女性亲友的名字。

机长是个美国佬，红头发绿眼睛，精力十分旺盛，这家伙一边嘁哩咔啦地搬弄着操纵杆、一边还咿哩哇啦地唱着歌：“我们去看大法师，了不起的大法师……”，但别人却没有他那么好的兴致。

运输机的引擎有毛病，左边的一台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尖啸，右边的一台却不停地咳嗽，好象随时都会熄火似的，机械士十分紧张地趴在舷窗前看来看去，生怕这要死不活的“杜蒂”在半道上断了气。

机舱里冷得要命，伞降小组的三个人被冻得缩成一团。本来，跳伞的时候应该穿防风夹克才对，可方先觉参谋长却非要部下穿上陆军的常礼服。方将军在抗战期间曾经有过被包围而且当俘虏的经验，根据他的理论，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伞降小组代表的是陆军总司令部，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拿出上级机关的派头来，以严整的军容给战场上的官兵们提提精神。

蔡智诚头戴钢盔、身穿毛呢制服，肩章领章腰带皮鞋擦得铮光瓦亮，另外两位跳伞员的打扮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蔡中校仅仅在胸前挂了个副伞包，而其他两个人却背着体积很大的主伞。

伞降小组的成员之中，只有蔡智诚跳过备份伞。相对而言，主伞（挂钩伞）比较容易操作、承载的负荷也比较大，但挂钩伞的问题是离机一秒钟之后就强制开伞，降落距离很长，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慢，这在被围困的战场上空就极容易被当成活靶子，因此，蔡智诚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采用操纵难度较大的副伞（手抛伞），他宁愿摔死也不乐意被人打死。

空降小组奉命携带的电台是用电子真空管制作的，外表有点象是七个灯八个灯的收音机，这种100～156兆赫的“甚高频地空通信机”是美国军队的最新装备，据说只售给中国十多台，每台价值上万美金。现在，这机器被分成了三摊，蔡智诚负责携带发信机，其他的收信机、共用器、收缩天线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交给了另外两个人，每个人的背囊上都挂着几颗手雷，有命令说如果在降落时发生意外，必须引爆炸弹破坏设备——这是美军顾问的要求。

机舱里还堆放着准备投放到战区的军粮。空投的时候，这些粮食不用系挂降落伞、直接从飞机上扔下去就行。为了不至于摔坏，大米和面粉被分装成了一个个小口袋，可这些袋子全都是湿漉漉的，再经过飞行过程中的颠簸和积压，甚至能够淌出水来。

蔡智诚听说过其中的名堂——在岔路口机场，负责管理空投物资的是“伞兵军械所”。这军械所原本就是伞兵的摺伞处，下辖百来号官兵，日常的工作一是给弹药箱子捆绑降落伞、二是把粮食装进军用空投袋。从美国进口的大米和白面是一百磅一包装的，每包九十来斤重，军械所在拆散分装的时候就往粮食里掺水，这样实际只装了八十斤不到，他们再把克扣下来的大米和白面拿到黑市上去卖，于是就发了大财。

（军械所的主任是是新调进伞兵部队的陈家懋中校，蔡智诚没有和这人打过交道，只知道他是黄埔十五期的毕业生、张绪滋司令的湖北老乡，以前还曾经做过老张的副官什么的。在当时，蔡教官当然想不到陈家懋的身份其实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贪污军粮”的做法是对敌斗争的一部分，“倒卖粮食”也是为了给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

空运队的机组人员显然也得到了克扣军粮的好处，所以他们对机舱地板上的积水熟视无睹，满脑子里只关心着战场上空的云量。听见无线电里通报“空投地区的云量为一”， 陈纳德公司的雇员们立刻手忙脚乱地穿上了防弹衣。

云量为一，意思是云层只遮盖了天空的百分之十，这样的气象条件当然可以实施空投，但地面上的机枪同样也能够瞄准天上的飞机。“杜蒂”号的美国机长一边继续唱着：“我们去看大法师……”，一边把带有钢片的防弹背心垫在屁股底下，蔡智诚向他打听空降点的风力是多少，这家伙耸耸肩膀，表示不知道。

上午九时，运输机群抵达目的地，十二架C46从双堆集的东南方向进入战场上空。

舱门打开了，蔡智诚探头向下望去，只见茫茫的大地上连一棵树也没有，尽是一团团的灰色和白色。那白色的是积雪，灰色的是被炮火翻犁过的土地，在这灰与白的色块之间还有一道道暗褐色的细线，那是战壕，是攻方和守方的几乎连在一起的坑道。

空中的气象晴好，地面的标志物十分容易判断。双堆集周边的地形一马平川，只有两座三十来米高的土堆，一个叫尖谷堆、一个叫平谷堆（这一带当时叫做“谷堆集”，双堆集是解放后取的新地名），第十二兵团的空投点就设在土堆的东北面，这片空地上原本有一条简易跑道可以供“蚊式”飞机起降，可自从陈赓纵队于12月9日攻克沈庄（沈家湖）之后，这个小机场就处于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无法继续使用了。

运输机群的飞行高度为1200（规程要求是800米，但民航飞机通常都飞得很高）、航向10点，十二架C46保持队形，以相同的速度沿着东南—西北轴线相继跟进。领航机投下第一袋物资后，其他飞机也开始把机舱里的货物往下扔。这“CAT”公司是只送粮食不送弹药的（淮海战场负责空运弹药的是空军第十大队），所以从飞机上丢下去的东西全都没有带降落伞，成百上千的物品从舱门里倾泻出来，密密麻麻、一串接着一串，就象投炸弹一样，蔡智诚他们当然不敢在这个时候实施跳伞，否则非被米袋子或者面袋子砸死不可。

扔完货物，机群开始爬高返航，只有“杜蒂”号单独向右转向、从双堆集的东北方再次进入战场——现在该轮到伞降小组行动了。

（本来有张地图，可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上传了）

这时候，地面的火力不停地射向空中，机枪子弹时不时地击中飞机的外壳，发出“呯呯嘭嘭”的声音。机组乘员都用焦躁的眼光盯着跳伞小组，那表情就好象恨不得一脚把他们都踢下去似的。

终于又能够看见双堆集的小土堆了，蔡智诚一挥手，两个部下就接连跃出了飞机。这俩人使用的全是挂钩伞。那时候的T型降落伞没有引导伞装置，拉绳一端的弹簧钩挂在机舱钢缆上、另一端连着伞包锁。伞兵离舱后由拉绳直接把主伞拽出来，人在开伞时的身体姿态是倾斜的，甚至还会被拽得翻跟头，所以经常出现伞衣打结、人变“粽子”的情况。

四秒钟之后，两位组员的降落伞都张开了，蔡组长这才亲自跳进了空中。

蔡智诚的背上没有系拉绳，跃出舱门之后，水平惯性和飞机气流的力量使得他接连翻了好几个筋斗，但这时候的蔡中校已经不是昆明军训时的那个小少尉了，他立刻张开双臂，很快就将不规则的翻滚转变成了垂直坠落。

从理论上讲，使用手抛伞时的最佳速度为每秒40—50米（也称平衡速度）。通常情况下，经验丰富的跳伞员应该能够通过调整身体姿态将自己的下坠速度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但蔡智诚这时却难以办到，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练习跳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背上正驮着一台通信机，那个挂着手雷的累赘弄得他在空中的动作十分别扭，也使得他的下坠速度越来越快，于是，在仓促之间，蔡智诚终于忍不住扯开了伞包的拉环。

手抛伞很快就打开了，开伞位置距离地面还有三四百米，时机的选择显然是太早了一些。但这样的高度已经比别人的状况理想多了，因为这时候，另外两名组员的降落伞还在八百米以上晃悠呢。

几乎就在开伞的同时，蔡智诚感觉到了强劲的风力，一股来自西南方向的气流正把他的降落伞向北面推去——从一般规律而言，冬季的华中平原通常是刮北风的，所以伞降小组在不了解地面风力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从战场的东北角离舱。因为这样既可以利用飞机航行的惯性、也借助东北风的吹送向包围圈中心移动，正好可以落在空投点的附近——可谁知道，1948年12月10日的上午，双堆集的天空刮起的居然是西南风！

这下子可就麻烦了。抬头望去，高空中的两朵伞花正斜斜地飘向北边的共军阵地方向，蔡智诚一眼就断定他俩已经没救了。

40年代的降落伞虽然已经配备了操纵装置，但效果其实是十分微弱的，伞降的轨迹主要还是取决于空中的气流。特别是象绳拉伞这样的主伞，伞面是圆的，投影面积接近七十平米，遇到气流就乱飘，遇到上升气流甚至还会往上飞，抵御风力的能力非常差。所以按照当时的规定，风力4级（和风，每秒6米）以上就不能实施伞兵空降，而12月10号这天，蔡智诚他们遇上的竟是每秒10米的5级劲风！

迄今为止，能够有效抵御每秒10米风力的只有翼型伞（这种运动伞是上世纪70年代才发明的，蔡智诚当然没有用过），而40年代的手抛伞是圆形的，它的伞面只有二十平米，受风力的影响不象主伞那么明显，而且由于伞面小，操纵索可以更容易地改变伞布的形状，所以操纵性能比大伞要好一些。

降落伞的操纵原理其实很简单——当拉下伞布一侧的时候，空气就会朝上翘的另一侧排出，降落伞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就朝着倾斜的一方飘移。所以一拉左边绳子降落伞就往左边跑、一拉右边绳子降落伞就朝右边跑（两边一起拉？你不想活啦？！）

也别说，蔡智诚当时确实就是两边绳子一起拉的。

由于风力过大，操纵方向已经失去了意义，降落伞不可避免地朝着北边飞去。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可能避免被俘的办法就是尽量加快降落的速度，在飘到共军阵地上空之前就落到地面上，于是，蔡智诚只好孤注一掷地同时拉下了两侧的操纵绳。手抛伞的伞面本来就小，再把四面朝下一拽，空气阻力面就更小了，降落伞立刻呈半坠落的方式往下掉，并且出现了摇摆和旋转现象，这在伞兵的术语里叫做“侧滑”。根据条例，侧滑的速度不能超过每秒12米，而且伞降人员必须在150米高度以上改出侧滑，但蔡智诚这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他在80米的高度仍然没有放手，下坠的速度达到了每秒30米以上。

说实话，蔡中校之所以如此玩命，并不是因为具有“党国文天祥，摔死不投降”的决心，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从飞机上蹦出来的三具降落伞中，只有蔡智诚最接近地面。人家步兵打伞兵的习惯从来就是“打低不打高”，所以地上的步枪机枪全都对准了这倒霉蛋，而蔡伞兵在空中的位置又正好处于共军阵地的前沿，等他下降到二百来米的高度时，解放军发觉想抓住这个俘虏恐怕有点玄了，当即就开了火，顿时，半空里弹雨横飞，二十平米的伞面立刻被穿了十七八个洞，要不是降落伞正在侧滑、而且又摇摆又旋转的，蔡教官也许早就被打成了筛子，所以，在这么多催命的子弹面前，他怎么敢放松下降的速度。

虽然没有被打死，但弄不好却是会摔死的。伞兵规定的安全着陆速度应当控制在每秒八米以下，但蔡智诚此时已经超过了上限的三倍，他自己十分清楚这样摔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也在拼命地寻找着救命的方法，正当降落伞距离地面只有80米左右的时候，他发觉右前方出现一片反光，好象是个水塘，于是立即就松开了左操纵索，孤注一掷地朝着右边俯冲过去……

幸好，那里还真是个水深一米多的池塘。蔡智诚一头扎进了塘底，等他再从水里面爬出来的时候，从头到脚全是腥臭的淤泥，活象一只黑色的落汤鸡，先前的那副“能够代表陆军总司令部”的漂亮军容也就彻底地失去了踪影。

池塘边上围满了国军官兵，个个的脸上都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

蔡智诚问：“这是什么地方？”

“杨围子”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第十四军”

“这里离兵团部有多远？”

“四公里，可是现在过不去”

虽然暂时去不了第十二兵团部，但毕竟只有四公里的距离了。

蔡智诚解开身上的背囊，发现里面的发信机完好无损，可当他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却看见那收信机、共用器以及收缩天线之类的东西已经飞得越来越远，渐渐飘到共军那边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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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坏党国吏治，就可以使党国大大的丧失民心。这是对革命事业极大的支持。

俺看到那里也想起了韦爵爷，“深以为然”

马甲知识太丰富了，俺又学到了不少吹牛资本

还没过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