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三十九） -- 王外马甲

如果不计算“军医院”里的伤兵和辎重队里的挑夫，杨围子的战斗兵员大约在一千五百人左右。村子的北面和东面由85师255团把守，那一带是主要的作战方向，各类防御体系比较完备，而西边则是第10师残部和14军军部的所在地，原本属于“后方”，所以阵地也就相对马虎一些，只设置了内线阵地却没有外线阵地，可谁知道中野4纵在攻占沈庄之后竟然一直把坑道挖了过来，愣是把这“后方”变成了“前方”，无奈之下，军部的一帮人只好匆忙上阵、守住寨墙和共军打来打去。

打到11日下午的两点来钟，255团那边的外线工事已经全部丢失，而西线这边的兵力也已是损失近半，但因为杨围子的面积实在太小，所以剩下的这些人马守在村落里不仅依然能够进行防御，甚至还可以寻找机会实施反击、组织突围。

当时，位于杨围子北面和西面的是解放军中野4纵、东面是9纵、东南面是11纵，只有南面一两公里远的杨文学村（又称前杨家、小杨家、杨文学家）还被第10军的部队控制着，因此这个方向也就成了14军突围的唯一途径。但这条通道却遭到了西南和东南两侧共军阵地的猛烈夹击，必须在强有力的掩护之下才有可能冲得过去。

负责组织突围的是14军的代理参谋长詹璧陶中校。

说起来，14军的参谋长原本应该是梁岱少将，但梁参谋长在前些天的浍河南岸战斗中被共军俘虏过，虽然很快就被释放了，但终究还是有点“叛变投敌”的嫌疑，没被军法处抓走就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更不可能立刻官复原职，于是，代理军长谷炳奎就把第10师的参谋长詹璧陶提拔起来、让他代理梁岱的职务。詹璧陶是谷炳奎的湖南老乡，黄埔13期生，当时才三十出头，以中校的资历跃升为军一级的参谋长实在是非常破格的，所以詹小弟的心里万分感激谷大哥的知遇之恩，他亲自带队冲杀在第一线，非要把军长大人送出险境不可。

詹参谋长的策略是用主动进攻的办法压制住西南侧阵地上的共军，并借此掩护突围人员从南面冲出去。

这个策略并不容易实施。杨围子西南方向的共军是中野4纵13旅38团（即后来的13军38师113团，现已改为武警部队），这支队伍的防守能力特别强，有个号称“钢铁营”的第一营，营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张英才（张英才后来曾担任过13军副军长和重庆市委书记——顺便八卦一句：全国十大杰出女性、解放军第一位装甲兵女团长、13军149师装甲团的张可中校就是老张家的女儿，真是虎父无犬女）。

头一天，人家第10军在坦克战车的帮助下都没能够啃动38团的阵地，现在仅凭着14军的这么一点力量去进行攻击，简直是自讨苦吃。但詹璧陶却不管这一套，他发起的只是“佯攻”，但求声势不求结果，所以每一轮冲锋都搞得大张旗鼓、煞有其事。

南边的杨文学村里驻扎着第10军的75师，还有个美式榴弹炮团。那75师（师长王靖之）原本是整编第11师的75旅，其实就是18军的老部队，所以他们的弹药比较充足、炮兵的技术也很不错，依然保持着“土木系”的气派。“佯攻”开始的时候，杨围子这边一发信号，杨文学那边就“哐哐哐”地打炮，14军立刻冒着炮火往上冲，冲到对面阵地跟前乱搞一通之后又往回跑，75师的炮兵再接着“哐哐哐”地打十几炮……而就在西边这番猛折腾的同时，突围的小分队就趁机悄悄地向南边“偷渡”了。

每一轮“偷渡”的人数都不能太多，突围的人员在事先经过了选择。第一批被抬出去的是身负重伤的第10师师长张用斌，第二批逃跑的是代军长谷炳奎等人，蔡智诚和詹璧陶一起被安排在第四批，只可惜，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正所谓事不过三，就在詹参谋长依样画葫芦地组织第三轮进攻的时候，共军突然发起了反冲锋——这也难怪，当时杨围子的国民党军在各个方向上都处于守势，惟独这个西南角却接二连三地大举出击，这就难免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下午四点过钟，中野4纵把10旅28团（今13军37师109团，汶川地震时，在映秀镇高举“红军团”大旗的就是这个团）从北面调到了西面，而9纵27旅79团（今天的空降兵15军45师133团）则从东南角向西穿插突进、一举切断了杨围子南边的通道。

经过先前的几次折腾，詹璧陶的人马已经损失惨重，而解放军的力量却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此消彼涨，胜负立判，国民党兵的“佯攻”立刻被共军的反击冲得七零八落，不但“偷渡”的小分队没能够跑出去，就连出击的阵地也丢掉了，一帮人只好退回到杨围子的中心地带，准备和对方打堑壕战。

一看见共军的反击，蔡智诚就明白自己已经没有突围的机会了。不过，彭晋贤先生却依然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他的双手拎满了大包小包、身上还披着一件又肥又大的羊皮袄，每隔几分钟就催问一遍：“蔡长官，我们可以出发了吗？应该轮到我们了吧……”

小蔡不知道应该如何向这位迂腐的教书先生解释局势的凶险，只好劝他把手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丢掉算了。但彭老师却坚决不肯答应，他反复说明，包裹里的破树皮和烂树根全都是了不起的宝贝、是他和学生们的田野调查成果，意义重大、价值非凡，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蔡智诚被这老夫子聒噪得无可奈何，只好想办法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让他和他的宝贝能够躲过即将爆发的战斗。

杨围子的南部有一块面积不大的洼地，这里丢弃着一些没有弹药的大炮和没有汽油的卡车，炮车的轮胎和车厢上的木板早就被士兵们拆去当燃料了，只留下几堆光秃秃的铁架子还在雪地里趴着。按照蔡智诚的估计，如果攻守双方在内线争夺村落，这里是唯一有可能不会发生激烈枪战的地方，因此，他在那些废铁之间给彭晋贤弄了个隐蔽部，并再三叮嘱他不要随便跑出来。

“蔡长官，你千万不要把我丢下不管啊……”，彭老头可怜兮兮地哀求道。

“不会的，到了突围的时候，我一定先来喊你”，蔡智诚一面随口敷衍着，一面朝255团走去。

走到军医院的附近，看见几个士兵正把85师代理师长吴宗远抬了过来，吴师长在沈庄战斗中负了重伤，他原本是被安排在第三批突围的，现在“偷渡”不成、只好又被送回到医院。

救护站里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纷纷跑上前去迎接师长大人。但就在这个时候，村子外面响起了一连串沉闷的“雷声”。

那“雷声”最初是从杨围子的东边传来的。刚开始的时候，蔡智诚还以为是共军在爆破什么工事，但很快，北边和西边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天空中随即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炸药包，那些被油毡包裹着的象磨盘一样的东西从四面八方跃入苍穹，带着火焰和浓烟，飞舞着、翻滚着、呼啸着，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恐怖的轨迹，然后又密密麻麻地坠落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了已经被炮火摧毁成废墟的国民党阵地……

炸药包炮！！！

几乎完全是出于本能，蔡智诚立刻纵身跃入了附近的一个弹坑。而与此同时，剧烈的爆炸就发生了。

冲击波肆虐着大地，先前被重迫击炮掘出的巨大弹坑在一连串的爆炸之下仿佛变成了赌桌上不停摇晃的小小骰盅。坑里的一切都被搅得天翻地覆。地面变形了，地表的土层被炸药的强力推动着、如同波浪一样的上下起伏，坑壁相继崩塌，大大小小的石块在地震的挤压之下居然能从泥土里弹射出来，迸得老高，砸得人头破血流……蔡智诚的眉骨裂了、牙齿掉了，但他这时却并没有感觉到疼痛，他在弹坑里不知被掀翻了多少回，但每次摔倒之后却又立刻挣扎着爬了起来——“遇到炸药包炮，一定要蹲着，千万不能卧倒”。何玉林的警告一直回响在脑海，蔡智诚拼命地提醒自己：不能卧倒，不要摔倒，不能让冲击波震坏了内脏，更不要被泥土活埋了。

耳朵已经听不见了，整个人就象是潜入了深水之中，耳膜里只剩下“呜呜——咕咕”的杂音。视线也变得模糊，四周围混沌一片，天地间充斥着一团棕红，分不清哪些是弥漫的尘土、哪些是爆炸的烈焰。呼吸十分困难，空气似乎全都被烧光了、被挤走了，努力地张开嘴，随着每一次喘气吸进体内的却尽是呛人的硝烟。那些炙热的TNT烟雾在喉管之中、在肺叶之间灼烫着，火辣辣的，就好象要在人的胸膛里再一次爆炸一样。蔡智诚觉得自己仿佛是被困在了一只棕色的瓶子里，瓶子外面是血红色的炼狱，而炼狱的风暴正一遍又一遍地敲击着瓶壁，要把他的生命从这脆弱的藏身之所里拖拽出来，抛入莫名的深渊中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震荡的大地终于平静了。

蔡智诚揉揉眼睛、抹去脸上的血迹和泥土。他的四肢俱全、五官完好，但两只手掌却肿胀得很厉害，帽子飞了、鞋子掉了，衣服敞开着，裤管只剩下了半截，原先挎在肩上的公文包也不知丢到了什么地方。他艰难地爬出弹坑，刚一迈步就觉得双腿发软，头晕恶心，浑身一个劲的发抖，于是只好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杨围子村被炸平了。寨墙完全坍塌，碉堡支离破碎，各种建筑荡然无存，阵地上的鹿呰被冲击波掀到了远远的角落里。军医院不见了，那些充当救治所的壕沟被泥土掩埋着，只在个别地方露出了伤员的脚，几个医官木然地守在“病床”的旁边，他们的任何举动都已经无济于事。战壕内满是尸体，一摞一摞地叠成一堆，有的蜷卧在土中，有的从废墟里探出了半截身子，这些人的外表都没有血迹，显然全是被冲击波震死的。地面上一片狼籍，积雪被融化了，冻土被炸得蓬松，一条冬眠中的蛇居然也被震出了地面，十分怪异地躺在残砖碎石之间。原先的弹坑被填平了，新的爆炸痕迹又重新布满了周围，有的黝黑、有的焦黄，那些被犁翻的泥土之中混杂着断裂的木片和残破的军服，甚至还夹带着没有爆炸的炸药包。

1948年12月11日下午4点40分，围攻杨围子的中野部队各自组织了30架以上的“飞雷发射筒”。如果以每筒打三轮、每个“飞雷”装药二十公斤计算（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六个主攻团在二十分钟之内至少向面积不过一万平米的杨围子内线阵地抛射了上万公斤的炸药——这也就是国民党兵所称的“没良心炮”。

显然，“没良心”的称谓是带有抱怨情绪的，但按照蔡智诚的说法，他们反感的倒不是“飞雷炮”的惊人效果，而是不满于这种武器的战场使用方式。

发明“飞雷”的当然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种“大炮”的设计思路其实是和近代武器的发展原则相违背的。因为第一，炸药包炮的射程很小、精度很差、使用寿命很短、操作的安全性也很不可靠，无法成为固定有效的打击手段；第二，这种武器的爆破方式非常原始，弹药消耗量极大，作战效能并不合理；第三，实施“飞雷”攻击的时候，大量的炸药包都堆积在发射阵地上，一旦遇到敌方的炮火逆袭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战场风险太大。因此，如果反过来看，使用“飞雷炮”就需要具备相当多的前提条件，首先，本方的军需物资必须十分充沛，可以不考虑弹药的消耗量。而且本方的兵力和时间也必须十分充足，可以把军事工事推进到距敌一百米以内，并建立起安全的发射场；其次，敌方的阵地必须被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目标固定而且集中，并且敌方必须不仅无法使用炮兵进行反击、同时也必须没有能力进行步兵逆袭……可想而知，一旦战局出现了这样的态势，战场双方的胜负其实早已经确定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却还要继续采用高密度的毁灭性打击手段，那的确是够狠心的。

这场“没良心炮”对蔡智诚的肉体伤害并不大，但却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总觉得共产党做事好象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这种阴冷的感觉一直积压在他的心头，从而也就困扰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讲到这里，想说几句废话。

今天再去讨论“没良心炮”道德价值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解放军也只是在淮海战役中，为了打击国民党最顽固的精锐兵团时才集中采用了这种比较特殊的战术手段，其目的更主要的是在于最大程度地摧毁国民党军事集团的抵抗意志。那以后，这种办法就很少使用了。

从淮海战场的“没良心炮”到上海战场的坚决不使用大炮，解放军的建设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是符合战争规律、符合政治规律、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军队或者战争行为并不会单独地存在于战场之中，它永远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只有理解了政治的需要才有可能正确地评判军事行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尊重战争法制体系的要求、是否应该把“化装偷袭”作为军队的常规手段、是否应该大力宣传“飞雷”的奇妙功效，甚至是否应该鼓励“无限战”的天才思想，都应当放在国际政治的框架内来通盘考虑。

其实，所谓的“襄公之仁”，并不是只用一句“迂腐”就可以概括的。

（发不完，补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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