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玄武门之变之太子之争、一 -- 唐一介

在进行分析前，先来看看《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4]壬戌，庆州都督杨文幹反。”条下，在“初，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这一段后的这一段记载：“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左长林，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为人所告，上召建成责之，流可达志于州。”

若将给杨文幹运送铠甲一事因李渊在附近避暑这一特殊情况排除在考虑之外，那么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是远不及在京师招募骁勇的，更无法与与李艺这样的地方势力联合壮大自己的实力的行为相比较。（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样在京师私自招募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是多么严重的的罪行）然而，李渊在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却只是对李建成“责之”和流放了他一个无关紧要的下属，这样的处罚简直可以用不痛不痒来形容。

即使没有前文的种种分析（即李渊在这场太子之争中的倒向），仅仅凭借李渊的这一态度，李建成和他的下属们就能看出李渊对他是多么的宽容乃至纵容了。这就产生了杨文幹事件的第一个疑点：尔朱焕和乔山公二人为何会的突然背叛李建成？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存在，支持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所需要的心理动机所在难就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于宇文颖将实情告诉杨文幹的事情，《旧唐书》记载的十分简略，《资治通鉴》说：“（李渊）遣司农卿宇文颖驰召文幹。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幹遂举兵反。”，《新唐书》说：“帝遣司农卿宇文颖驿召文幹，元吉阴结颖，使告文幹，文幹遽率兵反。”

《通鉴》里的“以情告之”和《新唐书》里的“告文幹”所透露的信息是一致的，那就是宇文颖违背了李渊的指示（隐瞒事情真相，找一个缘由将杨文幹召到李渊所在处），将发生的事情（包括尔朱焕和乔山公告发和李建成被囚禁）实打实的告诉了杨文幹。至于宇文颖这么做的原因，《通鉴》没有讲，《新唐书》则将其归结于李元吉的指使。

《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附宇文颖传》是这么记载宇文颖的：宇文颖者，代人。自李密所来降，为农圃监，封化政郡公。性贪昏，与元吉厚善，故豫文干谋。事败，帝（李渊）责曰：“朕以文幹叛，故遣卿，乃同逆邪？”颖无以对，斩之。

宇文颖在受命前往驰召杨文幹时的职务是司农卿，司农寺的最高长官，这虽然说不上有多大的实权，但却是相当体面的高级职位（司农卿为从三品）。宇文颖既然能混到这样的高位，李渊又放心让他前去做传召杨文幹这份危险的工作，说明他还是有些本事的，不可能不清楚自己将实情告诉杨文幹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也该知道自己的这一选择对自己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他冒着失败就会身死名辱的危险作出这样的选择，没有相当强大的动力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在被李渊责问时的“无以对”，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而只是不愿交待自己的动力是什么而已。

对此，先假设他的这一动力来自李元吉，也就是说他的确是如《新唐书》所说受李元吉的指使。

作为老三的李元吉（实际上是老四，老三李玄霸早死），也是有着夺取太子之位的野心的，但他既不具备李建成嫡长子的身份，又没有李世民的威望和能力，在李渊那里也不受到特别的宠爱，他想要达成自己的野心，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李建成和李世民斗得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渔翁得利。

李元吉曾担任副手与李世民一起出征，他对自己这个英武出众的二哥是有一些佩服乃至畏惧的，相反，对大哥李建成则不是很瞧得起，再加上李世民在太子争夺战中一度展现出的咄咄逼人的锋芒。李元吉想要达成自己的目的，就要拉李建成一把，因为李世民的轻松胜出相对于他们两败俱伤乃至于相对于李建成的轻松胜出，对他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事实上，李元吉正是这么做的，在太子之争中，他至少在表面上始终站在了李建成这一边。

回到现在，看看在李建成被囚禁，李渊怒不解，在他看来也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李元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能作出的最好选择。很显然，如果不发生什么变化，李建成在政治上的前途将就此基本终结，而不知情的杨文幹的前来，将是这终结的最后一击。李建成的就此完蛋，将造成李世民的轻松上位，同时也就断绝了李元吉的希望。因此，李元吉在此时不能任由事态发展，必须有所作为。

那么，李元吉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指使宇文颖将实情告诉杨文幹呢？杨文幹在得知实情后，起兵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起兵如果失败，自然是无法挽救李建成，甚至有把李元吉牵扯进去的危险，但这起兵一旦成功，那么李渊和在李渊身边的李世民就会都被控制住，不管是否能够借此机会将李建成一并搞掉，对李元吉来讲都是辉煌的胜利。

但是，虽然当时的形势在不知就里的李渊眼中十分危险，但作为杨文幹等人后台的李元吉却是很清楚实际的情况的：此时他们的实力，还没有一举将李世民搞掉的把握，更没有将李渊搞掉的准备，因此，杨文幹的起兵，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这一点从后来的事态发展也得到了证明。

因此，宇文颖受李元吉指使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宇文颖在事败后的表现，则更加减小了这一可能性：从李渊在位的整个武德年间的历史来看，无论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收买原本不属于自己势力的人物上几乎没有成功的范例，更不用说让一个高级别的大臣为其卖命，致死也保持忠诚了。相反，倒是李世民，既有着众多的成功收买人心的事例，更有着让张亮在实情败露后为其守口如瓶，让李渊无可奈何的光辉范例。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宇文颖的确是受李元吉指使，那他在李世民出发后，不是选择去做里应外合的准备，而是前去劝说李渊，就不仅仅是本末倒置，而是有着根本的冲突了。因为只有在认定李建成已经不可能翻身的情况下，李元吉才会作出指使宇文颖这样的孤注一掷的选择；相反，如果他还抱有通过改变李渊态度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他就不会选择指使宇文颖，因为那是在毁灭自己的这一希望。

综上，《新唐书》中宇文颖是受李元吉指使的这一记载，是站不住脚的，司马光在《通鉴》中没有采纳这一材料，是有道理的。

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等人为李建成向李渊营解的记载，新、旧《唐书》与《通鉴》所记基本一致，指出了参与营解的包括李元吉、李渊的妃嫔和封德彝（封伦），但都没有记载营解的具体内容。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依据一些相关资料，大体分析出营解的方向和内容。从李渊在“意遂变”后，不但放了李建成，还派他返回京师继续坐镇的应对，我们首先可以肯定李渊已经相信了李建成的造反是乌须子有。

那么，李元吉等人的营解，便不是向李渊解释李建成的造反是多么的迫不得已，情有可原，而是向他分析李建成的造反为什么是假的。这样的分析需要从两个方向结合着进行，一是将被李渊认定是造反的举动（如运送铠甲）化解为普通的违例（这里的普通是指将其类同于招募骁勇等作为），二是让李渊认识到李建成缺乏造反的动力（从情理事理上）。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要让李渊认同这样的结论还是比较容易的，尤其是在这样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内李元吉和嫔妃们，外大臣封伦）

然而如果仅仅是如此，李渊将李建成释放就足够了，大可以等到事态完全明了之后再作进一步的处置（要知道此时李世民刚刚出发，还没来得及与杨文幹交战呢）。要让李渊就此放心的让李建成回到京师继续坐镇，还需要更充分——事实上用更迫切也许更合适一点——的理由。这理由同样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确认自己这边不会有危险，一方面是认识到京师可能会有变。确认前者或许仅仅是了解了杨文幹的实力和相信李世民的能力就足够了，确认后者却非有确切的理由不可。

在认识到了李建成的无辜后（这里的无辜当然是指他没有反意和反叛的事实，而不是说他运送铠甲给杨文幹的事情），李渊也一样会对上面所提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即时李渊自己没有意识到，封伦等人也会推着他走到这一步的），那就是为什么尔朱焕和乔山公为何会突然叛变李建成，为什么宁州人杜凤举也会不约而同地跑来进行同样的诬告。

分析到这里，可以得出一个也许不是很有趣，但却很致命，很惊人的结论，那就是尔朱焕和乔山公等人叛变所需要的外来动力，宇文颖违背李渊指示将实情告诉杨文幹所需要的强大动力，都隐隐的指向了表面上似乎与此事全无关系（除了李渊派他前去讨伐镇压杨文幹的反叛外）的李世民。联系到李世民在与李渊讨价还价时成竹在胸的从容态度，结合李渊放虎归山的放李建成回京师镇守的事实，这一指向除了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进行证明外，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

如此一来，这几个让人头疼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尔朱焕和乔山公突然叛变李建成上告是受李世民指使；宇文颖选择将实情告诉杨文幹是受了李世民收买；李渊放“虎”归山，让返回京师继续镇守是因为他得到了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李渊对李建成李世民各打五十大板，是因为他没有证据支持前面两个问题的答案，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告诉李世民自己已经洞悉了事实；一向有理必争，争之必得的李世民，之所以没对这看上去明显不公的处理决定发出异议，是因为这已经是他在自己的计划失败并为李渊掌握的情况下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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