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也说邓公上东哥书。。。 -- 史文恭
然则，俺迄今为止，还仅仅是引用了邓公本人的辩护。而且，他老人家自称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俺不知道，这个辩护算不算“自然会有人帮宣传权贵出身清白一生清白，所有的污点都是遗孽的诬蔑。 ”，但根据您的发言，俺比较放心地知道，您的帖子大概和俺的帖子无关。。
谢谢您的关注。
老是以为他们就是中华民族代表，不管其他人愿不愿意。干脆说直到地球毁灭得了，听起来更带劲。共军有些人也有国军情结嘛。
托派的回忆录都很好看，
郑超麟，王凡西（关于王实味的）所写，人物神情，跃然纸上。
一个地址
一个炸弹
一个秤砣
诸位还见过其他的没？
<ZT> 邓小平在红七军的两次所谓“逃兵”问题
其实邓小平在红七军时的问题，不是第二次到上海时最严重，是第一次回上海时才最为严重。
当时是在百色起义的前夕，邓小平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大概是妻子要临盆之类，便执意要回上海。当时中央交通龚饮冰向中央汇报工作前脚刚走，百色的形势也十分紧张，邓小平似乎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回上海去汇报工作，当时前委中的多数同志也认为不妥，但因工作关系苦留邓小平不住，“彼硬要去”。后来中央再来电阻止小平，可小平“在龙变前一日”已经上路。对于这一件事，红七军前委在总结起义经过和经验教训时，对中央有过一个专门的通报（见红七军前委193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邓小平对于这个通报，开始时大概也并不知道，可后来知道后，就耿耿于怀了一辈子。虽然老头子自己没有公开说过什么，但在邓女毛毛写的书中，就借老爷子之口，对参加百色起义时红七军的前委书记（百色起义时的一号领导人）狠狠的报复了一次，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偷偷地溜走了，谁都没有告诉。这件事只是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一个传言，即邓公为人，心胸并不开阔。
根据考证，邓岗和陈豪人是在全州会议后，通过红七军地下党黄一平的安排，一起离开红七军的，二人在中途分手后，陈豪人去上海找中央汇报情况，写了《七军总报告》，邓岗则回广州复命。当时作为红七军一号领导人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在邓小平1931年4月份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对陈豪人以兄弟相称，工作上也评价甚高，而且也写明了当时他是知道陈豪人和邓岗去中央汇报工作的。
邓小平在文革开始时写的我的自述和后来给毛主席的信中，承认了第二次离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手续是健全的，而且后来邓小平第一次倒霉时（1934年）中央出面调查过，由接替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的许卓作证，认为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是过了关的。
哪晓得，这也都是大政治家邓小平避重就轻，玩的一个障眼法。老老实实承认了第二次错误，人们就不会在第一次错误上纠缠。而且自50年代，当年百色起义时的前委书记，已经被张云逸和莫文骅等红七军的老干部们定性为第三党。当年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也是不会有人注意和相信的。
当初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大概也只是一个借口，照看老婆张锡媛生小孩才是真正的（毛毛的书中对此也是承认的）。因为当时龚饮冰已经给中央就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做了汇报，邓小平做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补充报告。多年后，毛毛认定，这两个报告人都是邓小平！女为父辨，也可以理解。这搁现在看来，邓小平回家照看妻子，也属于无可厚非，似乎还更有政治家难得的人情味，可是在战争年代，就不应当是小事。
可邓小平一生都是非常的运气，当时负责中央军事的人，不是别个，是邓小平留法时的铁哥们周恩来。否则，接到红七军前委通报的中央军委，是不会在百色起义二个月之后，任命根本没有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邓小平，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政治委员的。
邓小平此人，命大福也大，全国解放后，百色起义硕果仅存的他和张云逸，分别当了中央总书记和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于是便赢者通吃，有关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一切功劳，都属于邓小平和张云逸，而一切错误，都是别人的（例如邓岗）。
在红七军老干部（包括张云逸）50年代的回忆录中，对邓小平是否参加百色起义和什么时候被任命为政治委员，都语焉不详。在中将莫文骅的回忆录中，不仅杜撰了邓小平亲自参加了百色起义，而且还在起义的当天，就被任命为红七军的政治委员。现在知道，这些都不是事实。
另外,就邓的第二次脱队有一段比较详细的描述,
有一天，邓去距崇义六十多里的杰坝和特委接头，顺便探望伤病员。碰巧在上犹方向的敌军进攻崇义，我军被迫退到营前镇，战斗十分激烈。正当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邓政委能快点儿回来的时刻，邓小平确实在回来的途中。但他走到离崇义还有二十里地的一个山上，听到猛烈的枪声，心里就慌乱起来，知道大事不好，这次回去怕凶多吉少，还是“三十六着，走为上”吧。于是赶忙写了一封短信给红七军。说他知道部队在撤退，他赶不上，所以不赶了。但写完后，又觉得这个“理由”很不象话，于是又补充一点，说他要去中央汇报工作。信封好后，即让通讯员带着信去追赶那据说是“赶不上”的部队，而邓某本人却一溜烟窜到香港，再转程去上海，投靠李立三去了。
开小差，固然是不光彩的。一九四五年七大召开之前，中央曾召集原红七军的干部开过一个座谈会，会后由莫文骅同志执笔写成《红七军简史》一文，送交中央参考。文中根据同志们的看法，忠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邓斌（按；即邓小平）、邓岗、陈豪人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寥寥三十余字，却打中了邓小平的要害，使他暴跳如雷，一直耿耿于怀。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一直到二十年后，才找到出气报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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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红七军，红八军留下来的并非只有邓公，张云逸二位，上将李天佑，少将袁也烈，后来的外贸部长叶季壮等等，邓公并非硕果仅存。
其次，上文的这句话表述非常有问题：“时是在百色起义的前夕，邓小平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大概是妻子要临盆之类，便执意要回上海。”这个“大概”二字暴露了这个所谓“史料”作者的底细。---因为，首先，上海的中央不会为了邓小平妻子要生孩子而特意给他电报，这是常识，况且上海的中央会笨到等邓公的夫人“临盆”的时候给远在广西的邓公打电报吗？---这个造谣的本事实在太烂了。而且，邓公的第一个夫人张锡瑗是在邓公到上海后，向中央汇报完工作后，才去医院生孩子的。可孩子难产，虽然生下来了，但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虽是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很差。邓公在医院以日夜陪伴着妻子。不幸的是，几天以后，张锡瑗去世了。
孩子，生下来后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家里，可能因难产的关系，没有几天，邓公的长女也死了。
而关键是，如果邓公真的为了老婆临盆会跑回上海的话，但实际上邓公夫人的丧事他都没时间办，拜托的是中共特科牛人之一，李强。---所以，我们难道可以相信，邓公会为了老婆临产而跑回上海，却不会为了安葬老婆而在上海多留几天吗？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邓公第一次“逃兵”，至少就上面所引的材料，完全是不可相信的谣言。
而从这个以造谣，“大概”，“似乎”为主的史料里，俺看到的是低下的宣传伎俩，剩下的东西，就不必多说了。
至于邓公的所谓第二次“逃兵”，他本人已经给出结论了，而且值得指出的是，恒光明兄引的邓公逃兵的记述和很多其他史料不同。而且该段的文章是很有问题的，比如：“但他走到离崇义还有二十里地的一个山上，听到猛烈的枪声，心里就慌乱起来，知道大事不好，这次回去怕凶多吉少，还是“三十六着，走为上”吧。于是赶忙写了一封短信给红七军。说他知道部队在撤退，他赶不上，所以不赶了。但写完后，又觉得这个“理由”很不象话，于是又补充一点，说他要去中央汇报工作。信封好后，即让通讯员带着信去追赶那据说是“赶不上”的部队，而邓某本人却一溜烟窜到香港，再转程去上海，投靠李立三去了。”
兵荒马乱的，邓公如果真的就这样让通讯员带信，自己一个人“一溜烟”地窜到香港，恐怕并非如此容易，事实上，这样的作为危险性要大的多。---真正稳妥的做法，必须是依靠当时的地下交通网，计划好路程才出发，---而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邓公忽然灵机一动就跑路的情况的。
因此，俺较为倾向于邓公千金的记述：
“...现在，红七军终于到达江西，周围敌情并不严重，而且当地行委有可靠的交通线可达上海中央，因此父亲考虑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和李明瑞、许卓召开了前委会，会上一致同意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邓小平指定，他走了以后，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邓小平一再叮咛，红七军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站稳脚跟完成任务，在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方向靠拢。”
简单地说，邓公作为当代史的核心人物之一，毁誉者众多是肯定的。----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毁誉者用似是而非的伎俩来造谣也是很常见的，但谎言毕竟就是谎言，所以他们只好用“大概”“似乎”来搪塞，然后急忙下结论。-----网络是很匆忙的媒体，大概很多读者一看到这些爆炸性的内容就因为自己水平的限制而信以为真了。------“恒光明”兄的引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邓似乎只当过一段“中央纵队秘书长”，而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
论写史态度之严谨，史兄在河里堪称一绝，所以文章很耐看。静候下文。
其实现在有google和百度，查资料的速度是前人所不能比的。因此，俺仅仅是稍稍手指动得勤快一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