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四十五） -- 王外马甲

当中专门提到“国民党空军的一个通讯科长带着对空联络电台跳伞下来，开通了与空军和南京的热线联络”

这说的是小蔡吧！

搜了一下，抓个图：

解说词配的是这个画面，但是看图片不像是小蔡跳伞，好像是一般的空投物资

那个伞兵是个通讯科长，而且空降对象是黄百涛兵团，小蔡同学是空降到黄维兵团，前者成功，后者失败。不过话说回来，或许正是因为前者的成功让南京方面有继续这种尝试的信心。不过反过来想华野的失误也给中野前车之鉴，小蔡同学的跳伞才会如此惊险，没有被击杀真是命大。

一激动就来显摆了

把两黄弄错太不应该了

我看的是网上的在线视频。不过我最早接触这个系列也是看的这一部，印象很深。

空降黄伯韬兵团的那个通讯科长是飞机失控被迫跳伞的，跟小蔡的任务有点不同，这家伙的成功害得我们差点没有蒲公英看。

他的跳伞帮助黄百涛兵团同南京建立了电台联系，使黄在碾庄有了空中火力支援，加大了华野攻击的难度。后来总攻黄百涛兵团的几天刚好有薄雾，削弱了空袭力度，帮了进攻方忙。如果中野没有控制小蔡同学的任务，黄维兵团在空袭掩护下突围或者坚守对缺少重武器的中野硬度会更大。

蒋参谋长都有勇气亲自到陈官庄空投给赵志华一把装有突围计划的胡琴（让我想起《冰山上的来客》里的卡拉），怎么不派飞机空投电台给装甲二团？害得蔡壮士冒那么大的风险。

杜聿明自己在回忆录中说，后期陈官庄空投了三部对空引导电台，两部落地后即损坏无法使用。他命令74军将唯一的一部能够使用的上交，被拒绝（引导物资空投，我先吃饱管不了别人）。按道理南京如果还有电台可以空投，不会坐视不管吧。好像电台本身都是临时从美国弄来的。

从上海去福州可以坐船或者坐飞机。当时，因为蔡智诚从纺织公司那里贪污了许多布匹和呢料，乘飞机带货不太方便，而陈丽君又没有见过大海、很想尝试一下远洋的滋味，所以两口子就打算乘坐“中字102”号运兵船。得知他俩的决定之后，谷正纲很快就派人送来了一份盖着“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钢印的派司，上面标明蔡智诚的身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专员”，任务是护送“国大代表”极其家眷——这就使他的旅程突然变成了一趟官差。

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各大机构已经陆续迁往台湾、广州、福建和四川，但政府中的许多官员和家眷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依然滞留在南京上海，转移他们的任务于是就落到了社会部的头上。说起来，所谓的“护送”工作其实相当简单，无非是按照预定的安排把名单上的男男女女带到指定的地点，就如同旅行团的导游一样。不过对蔡智诚而言，这“社会部专员”的身份却显得十分微妙。

在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大致有三类。一是“选任官”（分“特任”和“简任”。这里的“简”通“捡”，挑选的意思），二是“派任官”（分“特派”和“简派”。蔡智诚先前在中纺公司的那个差事就属于“特派”），这两种官吏都属于“政务官”，不仅要参与政策的决定与推行，也要与政治同进退，所以动不动就需要辞职，饭碗并不十分牢靠。相对比较稳妥的是由考试院铨叙核定的“常务官”，这“常务官”也就是所谓的“公务员”（公务员的概念是国民党于1931年提出的，意指基层文官、法官和警官），它包括由首长推荐、考试院甄别同意的“荐任官”和经公务员考试产生的“委任官”，虽然级别比较低一些，但好处是只从事行政事务，不用对党务和军务负责，比起做政客或者当军官少了许多麻烦。

社会部里五花八门的专员很多，一般都属于“特派”，但谷正纲却绕了个圈子从考试院给蔡智诚弄来一张“六级荐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的派司，这似乎是在暗示他可以借此机会改任文职，不再回到军队中去——这样的事情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蔡智诚还不至于傻到再去找谷正纲问个水落石出，于是就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护送专员”的美差。

4月10日上午，“中字102”出航前的准备会在招商局大楼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上海港口副司令刘耀汉，这家伙是个留美的海归，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军顾问团的首席翻译，经常陪着外国大鼻子到伞兵基地来视察，并且还给“留美预备班”的学员上过课，所以蔡智诚对他并不陌生。出席会议的有伞三团团长刘农畯、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港口司令部海运组长吴铎、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解放后任上海徐汇区政协委员）以及蔡智诚等十多个人。

刘耀汉在会上宣布：“中字102”滚装轮将运载伞兵第三团、伞兵司令部军械处、第22兵团通信队以及转送福建的 “国大代表”和家眷，共计四个单位三千余人和两千多吨物资，定于4月13日启程前往福州，预计航程48小时左右。行船期间由刘农畯担任军事指挥长、伞兵第三团负责纪律纠察，规定每隔八小时向招商局（港口司令部海运组）报告一次位置坐标，并划定了具体的航行线路。

有两个问题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首先是为了船员的安排。“中字102”除船长和报务员之外的其他水手都是通过工会组织招募的，而当时上海的海员工会有两个，一个是由招商局控制的“均安会”，另一个是成分比较复杂的“中华海员工会”。伞兵三团预先拟定的大副白力行（菲律宾华侨，解放后在上海水产学院工作）和轮机长武成迹（原“重庆舰”水兵）都来自于“中华海员工会”，这就遭到了招商局的反对。黄慕宗副总经理的意见是，LST级坦克登陆舰使用的是内燃机，与传统的蒸汽发动机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华海员工会”的技术比较差，高级船员应该由“均安会”的人担任才合适。伞兵三团为此与招商局争吵了好久，最后才确定了船长林祥虬（原中字102号船长）、大副顾庚源、二副施君鹏、三副龚祖德、轮机长杨林坤、水手长周叶生、舵手陆兰生……白力行和武成迹都被撤换掉了。

接着又讨论舱位安排的问题。LST登陆舰的吨位不小，但由于当初的设计是专门用来运送坦克的，所以舱位并不大。伞兵三团和伞兵军械处的装备充足，第22兵团的通信器材也装了满满的十辆卡车，而蔡智诚护送的“国大代表团”虽然只有四十多个人，但不仅需要单独的床位，而且还携带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贵重物品”，这样碰不得那样也压不得，摆在船舱里特别占地方，因此有人就提出“以军运为重”，建议精简非军事人员和非军事物资。对此，蔡智诚的态度十分坚决：自己团队中的一个人也不能减，私人物品一样也不能丢。他还反过来建议伞兵三团应该精简军粮，因为“中字102”在海上只航行48小时，随船携带三天的粮食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装载那么多的大米……

会场上顿时吵得不可开交。从道理上讲，“军运为重”的理由当然更加充分一些，但由于当时正值“大撤退”的高潮，官场上的每个人都有家属或者财产需要转移，设身处地来想，谁也不愿意把事情做得太“绝”，所以港口司令部最终还是决定削减军粮的运载量，把舱位留给了蔡智诚所率领的贪官污吏们。

（PS：伞三团未能装船的近百吨粮食后来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变卖为活动经费）

4月13日中午，金利源码头热闹非凡，两千多名伞兵在这里举行大会餐。饭桌上摆满了烧酒，官兵们你敬过来我敬过去，好多人都整醉了。

伞兵三团下辖三个营，每个营五个连（三个战斗连和特务连、机枪连），再加上团部直辖的团部连、通信连、卫生连和炮兵连，总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但这支部队自组建以后就没有上过前线，所以蔡智诚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看见眼前这乱七八糟的场面，他不禁有些担心地对伞三团政训处主任陈浩说：“上船之前还喝这么多酒，你们搞得是什么名堂？”

可陈浩的回答却是：“别扫兴，这是团长的好意”。

陈浩也是伞兵司令部直属队的老人，蔡智诚当搜索营指导员的时候他是通信营的指导员，彼此间还算是比较熟悉。按道理，政训处主任在军事行动中应该担任监督纪律的执法官，可陈浩此时的胳膊上却没有佩带督察队的袖标。原来，伞三团在“护路”期间没收了一些走私物品，这些东西存在铁路警备司令部的库房里还没有处理完毕，照规矩，“变卖非法物资”的事情通常是由军需官负责的，可刘农畯团长却把这个美差派给了政训处主任，陈浩凭空拣到一个留在上海发洋财的机会，高兴得不得了，自然也就犯不着再去节外生枝多管闲事了。

政训主任不管事，其他人就更管不着了，一帮伞兵从上午十点狂饮到下午一两点，这才摇摇晃晃地上了船。营长和连长们基本上都喝高了，还没等轮船启航就纷纷酣然入睡，安排舱位的事情只好交给督察队去完成。

“中字102”号船身长100米、宽16米、吃水4米，满载排水4000吨，装备两台柴油主机，航速11节。它的内部舱位分为三个部分，底层是暗舱（弹药舱）、中层是大舱（坦克舱）、尾部是乘员住舱，另外还有舱面的岛型建筑也可以住人。

（这是“大别山号”，也就是招商局的“中字122”，“中字102”也是这个样子）

当初作为军舰，这条船安装有十六门火炮并配备了140多名官兵，虽然改成滚装轮之后只需要二十多个水手就足够了，但它的乘员住舱却依然保持着LST—1型坦克登陆舰的原样。舱内有上百张床位，是整条船中住宿条件最好的地方，蔡智诚的“国大代表团”、22兵团通讯队和伞兵的军官家眷就住在这里。除此之外，伞三团的营级军官住在舱面建筑，而基层官兵则被安排进了“中舱”，这中舱其实就是以前的坦克舱，面积大、空间也比较高（设计能装十八辆坦克），伞兵在船舱里搭建了上下铺，两千多号人挤在一起就象是屉笼里的肉包子一样，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舱面上停满了卡车、吉普车和摩托车，大大小小的汽油桶、汽车轮胎以及各种军械配件捆在一起摞得老高，伞兵的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关枪，军械修理所的车床、钻床、马达发电机，官吏家眷的皮箱纸箱、大小包裹、长短家私，再加上海员们随船私运的棉纱、布匹和中西药品……各种各样的物件堆成了一座座小山，把原本还比较宽敞的甲板变成了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杂乱的货场。

“货场”的四周划着警戒线，除了手持武器、臂带黄袖箍的督察队员，其他人一律不许在舱面上乱走。“中字102”的左右两舷各有两个吊架，吊架上的四艘LCVP艇 (Landing Craft Vehicle Personnel)这时已经架起机枪、成为了督察队的临时岗亭。小艇上站着一位神情严肃的年轻上尉，手里拎着“汤普森”、腰间还插着两把短枪，蔡智诚忍不住提醒他“你把枪机打开了，万一轮船颠簸枪走火，打到自己怎么办？”，那位显然没怎么上过战场的执法官这才赶紧关上了手枪的保险。

（LST坦克登陆舰上的LCVP艇。从舷号上可知这两艘小艇属于“中字201”，也就是台湾海军的“中海”号）

伞兵部队的每个营和每个连都有正副两个指导员，通常情况下，执法官的工作应该是由具备战斗经验的政工人员担任的，可这次为什么会让一个毛头小伙来领导督察队呢？蔡智诚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客舱，问过姜键以后才知道，原来伞三团的政工干部有的留守上海、有的被派到福州去打前站，整条船上就没剩下几个指导员了，而蔡智诚刚才遇到的那个上尉是刘农畯的弟弟、团部连的刘锦世连长。“小伙子很机灵，虽然没有打过仗，但管管纪律应该还行”，据姜键副团长说，这次航行中只有团部连的枪械里装有实弹，维护军纪的事情也就由刘锦世全面负责。

那一天，姜键明显是喝高了，不过他还记得蔡智诚的妻子陈丽君，说起“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情依然觉得十分可乐，拍着胸脯自吹自擂：“当年要不是有我这包龙图，蔡智诚说不定就做了陈世美”，逗得大家哈哈直笑。

船舱里除了蔡家小两口，还有姜键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营长钟汉勋和二营长杨鹤立的家眷也在船上，钟、杨两位是连襟，他俩的妻子是同胞姐妹，所以实际上是一家人。

男人们闲聊了几句就无话可说了，但女性之间的沟通能力却非同寻常。轮船还没有开动，几位老婆就成了亲密无间的伙伴，唧唧呱呱地交流着彼此的喜怒哀乐，并且约着晚上一起看月亮、早晨一起看太阳。 可惜好景不长。下午三点，“中字102号”启航出发，轮船还没有离开上海，女人孩子们先就晕了船，一帮人趴在床头抱着脸盆又是呻吟又是吐，什么“海上升明月”的美丽景象都顾不上了。

那天晚上大家上床都很早，有的是因为酒醉有的是因为晕船，但蔡智诚却睡得很不安稳，也许是由于船舱太闷、马达声太响，也许是由于水兵的铺位太狭窄，他的心里总是觉得有些忐忑不安，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勉强合上眼。

14日上午八九点钟，蔡智诚还躺在床上，船舱里突然喧闹起来，先前跑上甲板看日出的官员家眷们全都被督察队赶了回来，说是为了避免遇到风浪出事故，所有闲杂人员今后一律不许出舱。

陈丽君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她一大早就溜了出去，已经瞧见了“海上的太阳”。这时候，她坐在床头比比划划，十分兴奋地向丈夫描述着黎明前的大海是什么模样、云彩是什么样、一轮红日又是如何地跃了出来……看着妻子的手势，蔡智诚感到挺好笑：“你把方向都比错了，这时候的太阳应该在船的左舷，而不是右边”。

“瞎讲，我才没有搞错呢，太阳就是在这边……”。旁边的几个老婆孩子也纷纷为陈丽君担保作证，那轮红日确实是从船的右舷升起来的——顿时，蔡智诚的胸口象是被什么东西猛然堵住了一样，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他连衣服也来不及穿，拎起披风就冲上了甲板——果然，轮船已经掉头，没有驶往南面的福建，而是转向了北方。

舱外站着一群神情紧张的士兵，从前甲板上传来一阵阵聒杂的吵闹声，有几个军官似乎想从坦克舱里往外面爬，而督察队员又使劲地把他们往下面推，双方就在舱口那里争斗起来。一位腰间插着两支手枪、胯间吊着两支信号枪、手里一杆冲锋枪、浑身上下披挂得象是“西部牛仔”一般的中尉正声嘶力竭地狂吼着：“都给我回到船舱里去！”

“回到船舱去！”，船舷上的督察队员们也跟着喊叫起来。

“发生兵变了……”，蔡智诚的心里一阵慌乱。还没等他判断清楚形势，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就把他赶回了船尾的客舱。

客舱里，姜键正在给母亲削水果，老太太晕船，头疼得厉害。

蔡智诚附在他耳边报告说：“团长，不对劲，轮船掉头向北了”

姜副团长点点头：“我知道，上峰有命令叫我们去青岛”

“去青岛？美国海军都撤回来了，还去那里做什么？再说，你们去青岛，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不知道，反正有命令叫这条船改航就是了”

姜键的样子显得很不耐烦，可蔡智诚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含混的理由。他又跑到客舱尽头的船员铺位去找报务员应书标。那时候，轮船上的报务人员都是由军统指派的，相对比较“可靠”一些。据应书标说，伞兵从昨天晚上就接管了“中字102”的驾驶舱和电台室，说是有命令要改道青岛，全船实施战备航行，并且关闭了灯光和无线电通信，正在当班的顾庚源大副和他这个报务员都被撤换掉了。

“去青岛的命令是谁下达的？核实过没有？”

“不清楚”，应书标回答道：“我正准备跟招商局联络，伞兵的通信官就把电台的真空管拔掉了……”

“现在开船的是什么人？”

“林船长在驾驶台操舵，伞兵另外派来了两个人，一个负责领航、一个管轮机舱”

蔡智诚立刻醒悟到，“伞兵派来的那两个人”肯定就是中华海员工会的白力行和武成迹。这样看来，轮船转向的起因多半与团长刘农畯有关，但究竟还有多少人介入其中却难以判断。客舱里的姜键副团长态度暧昧、而一营长钟汉勋和二营长杨鹤立又都是刘农畯的湖南老乡，想来想去就只有住在外面甲板上的团附（参谋长）李贵田和三营长李敬宾还能够指望了。

可这时候，船尾客舱与外界已经无法进行联系，舷梯上架起了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直指舱门，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壮汉双手叉腰守在那里，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就象是门神一样。

舱室里的乘客此时也已经猜到外面正发生着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陈丽君紧紧地攥住蔡智诚的衣角，丈夫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好象生怕他一时冲动惹出什么祸来。内心十分惊慌的蔡智诚此时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强做镇静，22兵团通信队的吴学挺队长跑来探问“兵变了怎么办？”，他还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说：“不要怕，船上有那么多伞兵，中字102绝对成不了重庆号”。

直到这时，蔡智诚依然对局势的“好转”心存侥幸。他觉得军舰的哗变原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伞兵部队的文化素质高、政治要求严、待遇条件好，长期以来都以“党国精锐”自居，附和叛乱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甲板上负责弹压的那几个军官明显都是刚入伍不久的新人，既缺乏威望也缺少经验，只要出现合适的机会，船上的局面就极有可能发生逆转。

临近中午的时候，舱面上突然传出一阵嘈杂的声音，听得出是有人在厮打，还听见有人在喊叫：“团长！我们要见团长……营长，营长在哪里？”，蔡智诚连忙回头向舱内望去，却见姜键、钟汉勋和杨鹤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丝毫也没有准备回应的迹象。没过多久，甲板上又传来一连串枪响，外面的一切就平静了下来。

下午三点，几个督察队员进入客舱搜缴武器，姜键这时也站起来要求大家交出各自的佩枪。蔡智诚这才终于确认大势已去，他看了看官员家眷们惊惶的面容，再看着自己妻子的无助的眼神，只好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摸出手枪、递到了昔日的长官的手里。

事已至此，轮船上原本十分紧张的气氛反而平静了下来。交出武器之后，客舱里的军官陆续被喊出去开会，下午五点左右，蔡智诚也被人带到了会议室里。

所谓会议室其实就是舰桥上的军官餐厅，餐厅门口的一边站着团部连连长刘锦世，另一边站着排长孟虎（就是那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大个，他是华野敌工部的人员）。

从船尾一路走来，蔡智诚已经可以大概判断出兵变的内情——副团长姜键以及一些营长连长两手空空、表情木然，在督察队的监视之下显得无可奈何，而在舰桥上站着的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和伞三团团附李贵田则是全副武装、喜形于色，分明是这次事件的组织者。

前甲板上，通往中舱的跳板已经被收了上来，几挺重机枪对准了舱门口，底下的两千多号人马别说是只有空枪没有弹药、就是装备齐全也很难冲得上来。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得比较清楚。LST—1型坦克登陆舰的坦克舱有两个出口，前舱门在航行期间是不可能打开的，另外还有一个向上的舱门通往甲板。这个上舱门的通道是一块活动跳板，放下来的时候可以让舱面的汽车直接开上沙滩，但如果收回去以后就隔断了中舱与甲板之间的联系——除非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连的官兵，一般人是爬不上去的）

会议室里坐着团长刘农畯，另外还有伞三团的副官姚家铖（刘农畯的表弟）、书记官黄牧农（刘农畯的妻弟）和伞兵军械处的政训员王独慎（刘农畯的同乡同学）。而主持会议的则是那个带着两支手枪、两支信号枪和一杆冲锋枪的“西部牛仔”， 蔡智诚后来才知道他叫周其昌，表面是通信连的中尉技术员，实际上是上海地下组织派来领导起义的支部书记。

餐桌上摆着一份由黄牧农起草的《起义宣言》，宣言的底下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刘团长说，在广大爱国士兵的强烈要求下，伞兵三团和伞兵军械处的军官已经联名宣布起义（二营副营长孙家驹、一营特务连长杨绳武、三营特务连长李国平等人在骚乱中被处置，没有在起义名单上），“中字102号”的船员在得知喜讯之后也表示响应，现在还要看看其他人有什么态度。

这时候的吴学挺和蔡智诚还能有什么样的态度？当然是坚决拥护起义。

不过，吴队长提出他们通信队（只有二十多个技术人员）的家眷都在台湾，为避免牵连到亲属是否可以不参加公开的签名，蔡智诚也表示自己所护送的都是些平民，他这个“专员”签的字并不能代表大家的意见，希望能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好在刘农畯等人似乎并不在乎蔡智诚和吴学挺是否签字画押（“中字102号”的船员也没有签字），他们只是再三强调各单位必须严格纪律，不能发生骚动、不得向过往船只和飞机发信号，倘若出现违规情况，带队的人要负连带责任。周其昌书记并且着重申明：“这条船上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船上还安装了几十吨高爆炸药，谁敢反抗必将自取灭亡！”

于是乎，蔡智诚只好回到客舱里向大家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并担负起了维护秩序的重责。在那些国大代表和家眷们的眼中，他这个“专员”已经摇身一变、俨然成为了起义者的代表——可天地良心，这时候的他甚至连轮船的目的地究竟在何方都弄不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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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史是他在船上才知道起义的，可从这看好像上船前他就知道了。